郭剑鸣，向科衡 | 新冠肺炎社区防疫体系复盘：问题梳理与改进路径 ——基于社区互动仪式链的深度访谈
郭剑鸣 1967年生，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浙江省纪委、监委首批特约研究员，浙江省一级一流重点学科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负责人、带头人，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浙江省教育厅公共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学位评议组成员、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学科组成员、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公共管理学科组成员。主要从事领导学、政府学、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研究，在《政治学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2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项、一般课题3项，相关成果获省部级社科奖3项，研究报告获得省委、省人大、省纪委主要领导批示3件。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因公”腐败及其防治的系统机制:一个分析框架》（2014年第7期 ）、《政府清廉评价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刍议 》（2017年第5期）、 《不可完全合约、内部性与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的行政监督惰性》（2019年第4期）、《新冠肺炎社区防疫体系复盘:问题梳理与改进路径——基于社区互动仪式链的深度访谈》（2020年第5期）。
摘 要：社区是疫情外防输入和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加强社区的疫情联防联控，是中国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效能的重要经验，但现有的社区联防联控体系仍有改进的空间。通过应用扎根理论和MAXQDA2018质性分析工具，并结合微观社会学互动仪式链理论，探究“仪式”嵌入的公共卫生治理空间下影响社区疫情防控的深层次因素可以发现，社区疫情防控中存在一个社区、物业、居民互动仪式链，其中人际冲突机制是影响社区疫情防控效能的关键因素。因此，从社区利益相关者三方视角构建自治体系、三位一体志愿者应急队伍、公共卫生知识宣导、应急临时空间配置和社区共同体文化平台，有利于改进社区疫情防控路径，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效能。
关键词：社区治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疫体系；互动仪式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政府监管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18ZDA111）
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治理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纵观本次新冠疫情的联防联控机制和疫情的治理成效，社区无疑成了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社区在疫情防控中不仅是以微观的网格化管理实现了疫情传输控制和人员联控，而且在疫情期间对公众的情绪稳定和社会维稳方面起到了相互扶助和吸附功能，可以说是“隔、管、控、扶、报”五功能齐全。然而，在本次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社区也暴露出缺乏防疫专业指导、公共资源支配有限、利益相关者配合不力、应急决策处理能力弱等诸多问题。因此，在新冠肺炎社区防疫取得阶段性成果之时，有必要对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的定位、优势、困境、作用路径与机制等进行复盘研究，推动问题梳理，探索改进路径，以备不时之需。
社区是一个微观的公共治理空间，它由业主、社区、物业、街道等多个利益相关者所组成，人员体量庞大、流动复杂，层次网格化管理实施成本高等原因造成社区公共卫生治理的困难。其中，治理情境最为复杂的还是流动体量大的社区居民基于不同职业影响、价值观取向对封闭管理的歧见纷争，这从新冠肺炎在中国境外扩散传播过程中，不少国家的民众、政府与疾控组织面对是否启动社区封闭管控的激烈争论中便可见一斑。因此，如何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社区治理和联防联控中做到防疾病、保民生、维稳定相得益彰，需要更好地精准施策和路径改进。
目前的社区治理研究，介绍国外理念和经验、讨论社区应急机制构建、绩效指标构建和案例分析较多，而对于社区防控疾病的中国地方经验、社区防控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在机制和现实困境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如何将社区治理的普遍理论与本土制度、文化、保障能力结合起来讨论社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路径的成果更为鲜见。本研究以中国从防疫到防疫与复工相结合的战略转型为情境，引入社区公共卫生治理的空间嵌入——互动仪式链理论，从微观视角窥视社区公共卫生治理功能、机制和瓶颈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路径。
二文献述评
以往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从网络化治理、网格化治理、共生型治理等模式展开，在关于治理政策、路径、模式、经验等研究中，社区居民的群聚因素和微观效应未得到充分关注，对社区居民的多元化需求、“陌生人社会”现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秩序与失序等问题重视不足。事实上，社区居民个体对社区集体的认同和认知对于社区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预警、施策、补救等尤为关键，因为社区居民的一切有效互动都希望发生在确定的情境之中，而微观情境就是居民的社会关联或网络，整个社区的防控效能则是由社区居民的互动情境和互动网络关系及其链条关系所决定。因此，本研究通过回顾互动仪式链理论、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的相关文献来回应三个问题：其一，社区公共卫生治理空间有效互动的嵌入要素应该是什么？其二，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策略如何优先选择？其三，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的路径如何改进？
1.社区公共卫生治理的空间嵌入：互动仪式链
互动仪式链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2009）结合社会学理论提出的，内容涵盖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渊源、构成要素、运转机制及其应用等。柯林斯吸收了涂尔干与戈夫曼的相关理论，试图将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统一起来进行综合性分析，他认为互动仪式链是通过群体聚集产生的具有意义的一系列过程互动，他以社会行动者和行动场景为基础，建构了因果关系和反馈循环的互动仪式链模型。在该模型中，柯林斯给出了互动仪式的四个构成要素和四种输出结果。四种构成要素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间、对局外人设定界限、参与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人们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产生了群体兴奋；四种输出结果分别为：群体团结、个体情感能量、群体符号和道德感。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的核心在于“参与者的情感与关注点的相互连带，及产生共享的情感状态和认知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集体行动。
这为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围绕社区治理急需的共识与集体行动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比如，胡登全（2015）将新闻报道与互动仪式从微观到宏观进行建构，以仪式性+新闻性+参与性唤起和构建集体记忆，通过互动仪式互联将匿名大众有机组合，凝聚成现代国家民族认同和社会动员的精神资源；朱颖等（2016）以政务微信与用户的互动模型提出了情感能量与情感分层：中心外围参与、社会密度、社会多样性；姚曦等（2016）结合互动仪式探讨了公共关系和社会认同的作用，得出公共关系实现认同的方式为统一符号—象征系统的路径，并提出推进个体、群体、社会认同，助推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日趋形成。基于互动仪式链的微观社会学研究，一般以模型应用或者模型实证优化为主，主要以实证方法探索互动仪式链理论的内在关联和机制，如扶贫语境的社会认同触发村民与基层政府关系改善的互动机制、社区文化群体的互动仪式链与社区情感聚结关联机制等。
但是，很多“仪式”嵌入的研究只是浅显的框架搭建，关于仪式如何嵌入社区空间，并实际带动微观情境与研究对象内在互动的研究仍然鲜见，尤其是社区居民如何通过互动仪式链实现自治？社区相关者利益如何通过互动仪式参与社区治理？如何通过互动仪式提升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的应急管理效能？诸如此类与社区疫情有重大关联性议决、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基本阙如。
2.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的改进路径
国内外关于社区应急管理研究的重点不一。国外主要以“安全社区”“防灾社区”建设为主旨，近几年提出了“减灾社区”“可持续社区”的理念。其中，基于应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研究引人关注，如强调应急计划的预演必要性、社区居民间的沟通参与度、家庭灾害应急准备和社区应急反应队伍建设等。这些研究议题不仅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而且日益成为社区应急管理的基本内容。
国内的研究侧重于社区应急管理的重要性 、模式与应急能力指标评价 、国外经验比较和案例分析 。部分学者在总结以往社区应急研究实证与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整合视角对社区应急管理模式构建提出新的研究范式。比如，李菲菲等（2014）通过治理理论的视角对我国社区应急管理建设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构建应急管理网络（各主体参与协助）、树立防灾减灾的社区应急理念，组建以居民、志愿者为主力的社区应急队伍，培育自救互救的应急文化等对策；王庆华等（2017）通过梳理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的相关依据，提出社区治理的新框架——共生型网络化治理，并针对共生型治理模式提炼对应的治理推进策略；姜晓萍等（2017）从中国行政生态环境视角提出，社会成员之间依托社会网络互动协同，以共同的公共利益为目标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是高效能的网络治理；何继新等（2017）总结了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多元主体、互动协同和公共利益的核心特征，他强调社区是社会的缩影，聚焦社区才能实现社区公共利益。
将互动仪式链理论与社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路径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不难发现，目前的研究范式在对社区应急管理内在机制的潜在影响要素的挖掘中，忽视了“个人”和“群体”的累积效应、群际效能。社区应急管理的效能是由每个流程节点来决定的，任何一个节点都会影响整体治理效能。因此，如何通过个人和群体的互动，确保每个治理节点的过程完善和精准实施才是社区应急管理的关键，也是互动仪式链理论应用于社区公共卫生治理路径改进的重要价值和启示。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网络民族志的线上调研、线上群际焦点小组访谈等方式收集资料，采取定性分析来探索互动仪式链嵌入社区公共治理空间的理论模型。为确保受访者与研究问题之间具有精准的靶向性关联，要求受访者对所调研的问题有一定理解和信息来源。同时，我们选择一度列为新冠疫情红色危险区域的杭州市余杭区三个不同的街道和社区为案例地，分别向每个社区的物业、居委会、业委会居民邀请3名人员参与本次的网络民族志调研，并且在学历和年龄上对样本进行提前筛选，最终选择27名受访者参与本次调研（受访者基本资料如表1所示）。按照职业归属将他们分为社区组、物业组和居民组，分别进行线上焦点小组访谈。为了确保理论饱和度和理论模型建构精确性的需要，本研究在三个社区中随机抽取6位受访者进行线上语音“一对一”深度访谈，共得到9万字的访谈文字记录资料，从中随机抽取了2/3的访谈记录，即4份“一对一”线上深度访谈记录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和理论模型建构，另外1/3的访谈记录，即2份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
通过对访谈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构建社区疫情应急治理路径改进的互动仪式链，并在质性分析中采用持续比较原有的理论模型，进行构念提炼和不断修正理论模型，直至达到理论饱和（意味着没有新的构念或者资料中没有新的模型要素可以构建）。通过表1可知，本次受访者的各个社区的分组人员平均，职业也基本符合目标选取标准，能够真实反映社区参与疫情防控的样本情况。
2.范畴提炼和模型建构
本研究结合网络民族志的平台社区进行访谈数据的收集并导入文档，使用MAXQDA2018进行开放式编码。为了确保数据的客观性和原始性，本研究选取的初始构念和概念都来自原始语句。由于焦点小组访谈是通过网络语音和网络在线社区进行收集的，获取的资料数量较多且庞杂，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因此，将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剔除极少出现的概念（小于2次），提炼高频次复现的概念（大于等于3次），并结合具体的问题情境剔除前后矛盾、答非所问的概念，形成初始概念及对应的若干范畴（如表2所示）。由于篇幅限制，表2仅提供3条原始语句。从中可知，受访者的话题阐述和回应始终围绕13个范畴进行。随后对表2所列范畴进行主轴编码，通过两两比较和逐步比较，并根据概念层级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归类，共计为7个主范畴（具体主范畴的对应列表表3所示）。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本环节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并以故事线的形式串起核心主轴，形成现象和脉络条件，通过梳理故事线即可构建实质的理论框架，形成本研究的典型关系结构（如表4所示）。然后，再通过核心范畴的互相关联和内在逻辑联系进行甄别，最终形成了社区疫情防控互动仪式链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相比于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模型，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基本符合互动仪式链的框架和理论假设，但又有以下新意：（1）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模型的促发因素是短暂的情感刺激，而在社区疫情防控中，促发仪式的因素是集中的、突发的情绪刺激，区别在于疫情“仪式”的驱动力是受外因影响的突发情绪；（2）柯林斯的“仪式”要素和结果的激发因素是集体兴奋，而在社区疫情防控模型中是群际情绪，只有社区存在的各种角色和各种机构统一产生了紧迫、恐慌的群际情绪，才会产生疫情“仪式”的最终结果。
同时，运用另外1/3的访谈记录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范畴已经达到饱和，访谈记录中并无新增范畴，模型中主范畴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影响因素没有出现新的构成因素。因此，该模型达到了理论饱和。
四社区疫情防控互动仪式的模型阐释和问题梳理
通过社区疫情防控互动仪式理论模型可知，整个互动仪式链模拟了疫情从开始到发展的过程中社区各个群体的整体反馈和变化。在疫情突发时社区居民产生了突发的情绪刺激，而社区、物业方面也是从零准备状态直接进入一级防疫响应，居民、物业、社区都处于相似的防控紧张情绪之中，产生了相同的行为举动，如封闭小区、做好人员进出防控、上报人员情况等，此时所产生的互动仪式既有意识也有行为。意识层面包括：公共卫生防范意识、消毒防范意识、病毒认知等；行为层面包括：集体佩戴口罩、抢购防护必需品、高频次关注新闻了解疫情进展等。到了第二阶段，社区互动仪式链开始自主形成，社区的所有相关群体实现了认知的聚集和高度关注焦点，他们会排斥外部流入的人员，形成内封闭的互动圈，进入共享安全感的情感状态，社区、居民、物业三者之间的互动反馈频率增加，并实现连带反馈强化。随着外部疫情的发展、防控措施的逐步严格以及复工返回的流动人员增加，社区达到了空前团结，物业和社区、居民实现了宣导信息的联合传播，如宣传标语、警示告示、小区出入口卡点标识等都是“仪式”中的宣导符号。该符号是疫情防控中的核心，也是疫情联防过程中的价值观体现，最终形成了社区、物业、居民的疫情防范道德标准，任何个体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或不配合防控都会受到群体的排斥和指责。因此，仪式最终结果的驱动因素来自于集体的群际情绪。
通过梳理社区、物业、居民深度访谈材料发现，在疫情联防联控中也存在着分层冲突的内在机理，即从理论上讲社区疫情防控中一定会出现漏洞、人际冲突、负面舆情等现象。运用MAXQDA2018质性分析工具将反映这些现象的深度访谈逐字稿进行逐步编码和构念地图绘制，得出了社区疫情防控内在的分层冲突机理（如图2所示）。
在现实访谈中提及相关冲突现象比较集中的有以下几种情形：（1）有些业主性格比较强势，对于上报个人情况拒不配合；（2）个别从高危地区返回的业主因害怕成社区、单位的众矢之的，没有主动上报隔离，依旧在复工时期出门上班，影响社区联防联控的效果；（3）整个联防联控过程中需要上报的内容交叉繁杂，让本来就已经人力缺乏的社区和物业无法聚焦到实地的防控，真正有效的居民控流、意识宣导等工作无法高效展开；（4）部分出租户心怀信息不对称的侥幸心理拒不配合；（5）部分业主为便利在外做生意，需要频繁出入社区，不顾疫情防控的标准和要求，擅自出行闯关卡，时常与小区安保人员发生冲突。针对上述冲突现象，依据图2展示的社区疫情防控人际冲突内在机理的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每个居民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情感能量是不一样的，大部分人能理解公共卫生应急情境，而有的人只是以个人为中心来收悉判别疫情资讯，他们生活在自我构建的空间之中，当外在力量去影响他的意愿时，就容易产生因认知不同而引发的自认为合理的冲突，或者因遵从行为会引发现实利益受损而产生的逆反性冲突，比如（2）、（4）和（5）所列的现象。另一方面，根据图2所示社区和物业在上传下达时由于重复劳动和传统规范所造成的低效能会出现信息不对称，导致人员精力消耗，而居民在遵守执行繁琐申报程序中难免出现的漏洞被指失信或者等候时间过长引致性情变化，最后也会向规范及其执行者泄愤，引发冲突。综上所述，社区疫情联防联控的人际冲突会直接造成社区疫情管控的低效率、突发并发事件和人员倦怠，从而影响整个社区疫情管控治理效能。
那么，社区、物业、居民三方在应对上述冲突时激发仪式互动的困境又在哪呢？
社区方面存在的困境是：在启动应对重大疫情一级响应之后，“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矛盾就特别凸显，关键问题还在于此时社区这根“针”并不像以往那样有把握“刺破”引发问题的“脓包”。在访谈中，疫情防控初期一线社区工作者普遍表示预警不足、准备不够和落实不力，日常缺乏公共卫生应急专业知识普及和具体应急管理操作流程演练。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存量的配置比也明显不合理，受观察的三个社区，平均每个社区有2105户6409人，而每个社区平均只有14位社工，很难在紧急、突发、复杂等多重紧急环境下完成有效的点对点仪式联动交往。一方面，重复应对上级各种督查，分身乏术。各级各类政府职能部门要求社区填写各类统计表上报，社区由于时间紧迫难免漏报或者迟报，还分散了本就捉襟见肘的有生力量，使社区难以抽出必要的精力对社区居民做宣导，导致防控措施的落实、落细出现漏洞。另一方面，社区能给予居民、物业的专业指导和帮助非常有限且不专业。由于社区工作人员少，专业人员少，能调配的资源更少，面对物业、居民的质疑主要还是上传下达和强行管控功能。
物业方面存在的困境是：人防和技术防控联动能力薄弱，物业主要以人防为主，现有的技术手段嵌入程度不高，人防和技术防控未有效形成联动机制，物业虽然已采购部分大数据技术融合监控产品，但是由于应急管理能力欠缺、设备更新速度慢、使用频率低，导致物业的大部分工作依然靠人工排查和监督登记来完成，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尽管物业与居民利用微信群进行信息互通和互动，但由于微信群人数众多，信息被覆盖概率较大，一些重要的防控通知和紧急告示并不能第一时间传达到每位居民。另外，社区与物业等多主体之间的职责和任务也不够明确，使得物业的属地责任与社区的层级职能之间存在矛盾，也制约了物业在疫情联防联控中的效能。
居民方面存在的困境是：不同社区、不同小区的疫情联控感知、个人认知及应对行为是有差异的。我们比较了两种不同居民源成分的小区，发现这种差异程度直接影响居民联动和社区防控成效。例如，A社区的SJXC小区是早年商品房和农居拆迁点的混合式小区，里面租户和业主比例相当，很多外地租户因邻里陌生比较遵守小区的管控规则，但原来的本地农户居民习惯了邻里之间的走动，公共卫生防护意识较弱，因此对疫情管控的情感聚集和行为联动都带来了阻滞力，居民之间的潜在冲突风险也增加了；而B社区的CSXJ小区则是另一种情况，该小区为教工分房形成的老小区，后来一半中青年教师置换搬出，来了不少各地的“新余杭人”，小区居民以老年教工和职业混杂的“新余杭人”组成，其结果是：一部分人对公共卫生知识接受度较高，能够积极响应社区的联防联控要求；而另一部分人则因职业或谋生需要，对疫情管控要求总是“偷工减料”地执行，小区居民间、部分居民与物业间的冲突时断时续。可见，即便同样的防控机制、标准和流程，由于小区居民的原型结构组成的差异，发生疫情联防联控仪式联动的速度和成效也会大不一样，这就要求在类似重大疫情面前社区、物业和居民间的联动管控方式要准备复杂多样性的预案。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围绕仪式嵌入的社区公共卫生治理，以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基础，从互动前提、互动仪式的组成要素和互动仪式的结果三个维度来改进社区疫情的防控路径（具体对策与路径参图3所示）。
第一，培育和强化社区事务自治体系及能力，这是互动仪式的前提。社区自治体系的搭建是围绕共同目标和行为进行日常的自治流程的完善和实施，一切以标准化自治为核心，训练社区应对各种恒常与紧急情境的基础能力。要以“自治仪式”来有序有效引导社区情感聚集、共识和集体行动的触发机制，使之具备以不变应万变的“魔方”力，在不时之需中处变不惊。
第二，完善三位一体的志愿者应急队伍与社区公共卫生知识宣导传播、应急临时空间配置组合的社区公共卫生治理仪式联动基本要素。社区的群体应急情感和行为聚合是疫情联防联控的关键，只有由社区、物业、居民三方组合的志愿者应急队伍才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海量的工作，激发并提高居民参与社区防疫工作的情感和使命感，有效协同物业公司的人力资源优势、发挥社区工作者的专业特长，并吸收居委会、社区民警、党员和网格员等力量，形成人人参与的互动仪式社区合力。
第三，在志愿者应急队伍组建的基础上，加强社区公共卫生知识宣导传播，促进社区及周边疫情资讯和实用公共卫生知识与技能分享，提高社区全民防疫的风险意识，帮助居民廓清安全活动边界，充实居民防疫知识储备。
第四，采取城市规划预留和临时征用相结合的方式，合理配置重大公共卫生和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空间。在规划不可得的情况下，把几个周边集中地域的企事业单位闲置的空间进行统计预备，以便在公共卫生应急之时改造成安置场所作为应急征用，实现安全隔离的物理空间规范化、常备化，降低居家隔离的风险。
第五，重视功能性社区共同体文化平台建设。基于现实中城镇社区邻里关系的渐行疏远趋势，为应对不确定的公共卫生或安全风险，政府需要支持加强邻里关系的各种计划，进一步夯实社区邻里情谊，打造“同呼吸、共命运”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强化关系构建和情感互动，提高社区邻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只有在邻里互动中形成共同意识，才能激发社区邻里实施并传承联防联控的“仪式”，提高社区在重大公共卫生和安全风险中联防联控的治理能力。
郭剑鸣，向科衡：《新冠肺炎社区防疫体系复盘：问题梳理与改进路径——基于社区互动仪式链的深度访谈》，《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第3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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