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耕 |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构的再思考
杨 耕 1956年生，安徽合肥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与研究》杂志社总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先后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优秀出版企业家、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韬奋出版奖。
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习与探索》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40余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的文章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构的再思考》（2020年第7期） 《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及其客观性：一个再思考》（2002年第1期）《关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再思考》（1998年第2期）《论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方法》（1994年第1期）《从历史主客体关系的视角认识历史唯物主义》（1987年第3期）；先后出版学术著作20部，代表作为《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中文、英文、德文、俄文）《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科研项目7项；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精品课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国家级奖8项。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中，杨耕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马克思的哲学，从马克思的哲学拓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从西方哲学史延伸到现代西方哲学，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的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在这个过程中，杨耕追求的理论目标，是求新与求真的统一；追求的理论形式，是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追求的理论境界，是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从而展示出一种新的理论态势。《理论前沿》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杨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
摘 要：如何从整体上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同资本批判密切相关、高度统一，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发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启示录，提供的不是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研究当代问题的科学方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结构，三者各具相对独立性，但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把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同整体割裂开来，都会使其丧失原有的性质，并会导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甚至曲解。由于马克思主义深刻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全世界的受苦人”的根本利益，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关注和解答的问题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又超越了19世纪中叶这个特定的时代，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仍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犹如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思想史的面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然而，由于社会生活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派别，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所以，如何从整体上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以至于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可能方式，就是放弃一种被称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如何从整体上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理论体系往往以理论家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它并非仅仅属理论家个人。由理论家们创造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特征，都和理论家个人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柏拉图主义、卢梭学说、黑格尔哲学、李嘉图经济学、圣西门主义、凯恩斯主义……离开了它们各自的时代都是无法理解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出现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从根本上说，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要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就要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特征。
马克思时代的特征，从政治上看，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已经得到确立和巩固，人类历史从封建主义时代转向资本主义时代；从经济上看，就是工业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市场经济在西欧得以确立，人类历史从农业文明时代转向工业文明时代，从自然经济时代转向商品经济时代；从人本身的发展上看，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人本身从“人的依赖性”时代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在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胜利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性问题，这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人的劳动、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物的异化与人的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在这种异化状态中，资本具有个性，个人却没有个性，人的个性被消解了，个人成为一种“孤立的人”，国家也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
这就是说，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时代，“历史的任务”“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应当是揭露并消除这种异化。然而，包括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西方近代社会理论无法完成这一历史的任务。“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关注的实际上仍然是抽象的人，向人们展示的仍然是抽象的真、善、美，它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实际上是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现实的生存困境。
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关注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命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不能给工人、劳动者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被压迫的人们以真实的利益和自由，人类解放就是空话甚至沦为一种欺骗。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伦理的社会主义”，仅仅出于对工人、劳动者的同情，仅仅通过“伦理的使命”而重建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对工人、劳动者这些受难者当然怀有真挚的同情，但他并不以此作为立论根据，正像妙手回春的圣医并不以对病人的同情代替诊断、开出药方一样。历史上为劳动者、穷人说话，表示哀怜的思想家并不少见，摇晃着“穷人乞食袋”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同样存在。但是，只有马克思不是用怜悯、眼泪，用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的社会主义”为劳动者、穷人说话，而是用真正的科学理论揭示了他们的真实处境和解放道路。马克思不是心怀济世的救世主，而是革命家；马克思主义不是劝世箴言，而是科学理论。“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
因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超越“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彻底革命”“人类解放”的问题，并认为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担当“解放者”这一历史角色的只有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是一个随着现代工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阶级，它不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无产阶级是一个如果“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是一个需要自己解放自己，并且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阶级。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解放者”，无产价级需要自己的理论，以达到“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从而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因此，探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目标、内涵和途径，就成为马克思首要的和主要的工作。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重在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发现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秘密所在，并力图付诸“革命的实践”，消除人的异化，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主义就是为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创立的，其目的就是力图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对物的占有关系来消除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由此，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这是一种双重关怀，是全部人类思想史上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所谓的不成熟时期还是所谓的成熟时期，马克思关注的都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强调的都是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况、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让马克思一生魂牵梦绕，从精神上和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
我同样断然拒绝科拉科夫斯基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一种宗教的作用，它的功效具有一种宗教的性质”。这是一种理论无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而宗教批判就是要“使人摆脱幻想”，使人作为具有理性、现实性的人来思想和行动，使人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这就是说，宗教是人丧失了自我意识的观念，是关于人之死的观念，是讲人生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是“出世”的幻想，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关于人的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存、如何生活得有价值和有意义，是“入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改变世界，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实际上，“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所要解决的是个人灵魂失衡问题，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是社会不公的问题，其旨在改变现存世界，建立一个消灭阶级、消除异化、公平正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绝不是“千年王国”。不仅如此，宗教只是要求人们“信”，而不追问也不回答“为什么可信”，所以，宗教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让人们“信”，而且追问“为什么可信”，回答“可信”的事实依据和科学依据是什么，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信念”。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不同于宗教的信仰，这种信念是建立在历史规律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这种科学性一旦转化为个人内心的价值目标、理想追求和行为准则，就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表明，马克思只有一个，这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创立者的马克思，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是虚构的马克思；同样，离开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虚构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不能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奉行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而不是马克思的著作和观点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当然表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但其中的某本著作、某一观点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贯穿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且不断重复出现、具有规律性概括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和学说逻辑上是严密的、完整的、一贯的，因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从历史的角度看，把马克思的某一著作、某一观点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某一阶段分离出来；从逻辑的角度看，把马克思的某一观点、某一学说甚至某一句话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分割开来，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我们也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奉行“原教旨主义”，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所有观点和学说才是马克思主义。这同样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按照这种标准，马克思主义就会终止于1883年，连恩格斯思想、列宁主义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因为恩格斯思想确实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马克思学说的范围，而列宁主义确实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突破了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并用一些新的观点代替了原有的观点。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但我们又不能把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起来，更不能像西方马克思学那样制造“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神话，像西方列宁学那样制造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的神话。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过两句形象而又深刻的话：一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二是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头脑”。哲学既然是“头脑”，那么“头脑”必须清醒；“头脑”不清，就不可能确立人类解放的真实目标，不可能理解人类解放的真正内涵。因此，马克思是联系着政治批判、历史学考察，首先从哲学上探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从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列宁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问题，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
由此产生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已经成为固化的、正统的甚至是经典的定义。可问题在于，马克思一生从来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他所创立的新哲学，从未提出或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在《神圣家族》中，相对“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提出的是“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相对“旧唯物主义”，马克思提出的是“新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马克思提出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看，“辩证唯物主义”是狄慈根首先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恩格斯首先提出的，而首先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的则是卢卡奇。
1886年，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中首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用于描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但是，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征的是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历史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作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而是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作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作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
1859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首次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概念，并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要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扼要的阐述”。1890年，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首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后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英文版导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解释，即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显然，在恩格斯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同一个概念，两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不同表述。
首先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的，既不是列宁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卢卡奇。1923年，卢卡奇在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写的书评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1929年，苏联学者芬格尔特、萨尔文特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1932年，苏联学者米丁、拉祖莫夫斯基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从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于是这一分法、这一定义便流传下来，并逐步固化。1938年，斯大林出版《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了这一分法、这一定义。由于斯大林在当时的苏联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定义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的、正统的定义。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列宁的思想为直接依据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列宁思想的发挥。按照列宁的观点，“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做辩证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哲学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推广运用”：“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维度；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加上“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独创性，强调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完备性。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未必准确，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所要表明的不仅仅是一种要把理论付诸行动的哲学态度，更重要的是指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根本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实践首先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现存世界的基本关系。可以说，实践是现存世界的基础，蕴含着现存世界的全部秘密，是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存世界的根本点就在于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把握现存世界，把物质生产活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现存世界的根据和基础。在我看来，承认自然物质的“优先性”，这只是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它并未构成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本身的特性。确认人以自身的实践活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现存世界的根据和基础，确认现存世界中的物是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这才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或者说是新唯物主义的“唯物”之所在。
这就是说，实践不仅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且是现存世界的基础，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根本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当然也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是实践唯物主义。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在“自然界对人生成”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就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具体地说，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改变自然界的原生态，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自在自然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自在之物”不断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不断地改造、创造现存世界，同时又不断地改造、创造人本身的过程。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的关系中去获得与自然的统一的关系的，对自然客体的否定正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这种否定和肯定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作为主体的人本质上是“社会的人”，人既是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的“产物和结果”，而且人只有作为历史的“产物和结果”，才能成为历史的前提；“人化自然”本质上是“历史的自然”，而“为我之物”则是“社会的物”，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
可见，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之前众多哲学大师的“滑铁卢”，致使唯物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望洋兴叹”，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遥遥相对。而马克思高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深入而全面的剖析，使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此也结合起来。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理论特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当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如前所述，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并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
从根本上说，社会就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以往的哲学家，包括旧唯物主义哲学家把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后，只能走向唯心主义历史观。而马克思的高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从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出发去理解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从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并确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则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从而消除了“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理论特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
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涉及、解释的领域之一，是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仅仅涉及解释自然界，是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涉及解释人类社会，是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部分，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同一个领域，即人与世界总体关系的研究中呈现出来的两个理论特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两个不同表述。
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三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理论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不同表述。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新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根本性，因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新唯物主义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按其本质来说，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新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因为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完备性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一生只使用过一次“实践唯物主义”而认为这一概念不成熟，我们不能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实践唯物主义”而忌讳这一概念，我们也不能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局限性而“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名”。
一言以蔽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及其关系
作为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哲学，需要一种不仅能解释世界，而且能改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马克思主义需要经济学，需要一种能够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及其所引起的阶级对抗的政治经济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哲学社会主义”，不是来自哲学的演绎或推导，而是以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为中心建构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伦理学，不是“伦理的和宗教的观点体系”，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关系”的客观分析。可以说，没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没有对资本的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以事实为依据，如实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并由此透视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即资本批判是高度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探讨始终贯穿着哲学批判。具体地说，马克思不是直接从现实出发去解答人类历史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的，而是通过对哲学的批判返归现实，从而解答这一时代课题的。可以说，马克思“成为马克思”，每前进一步都是通过哲学批判取得的：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1845年的“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以及“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1846年的“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这一系列的哲学批判使马克思得到严格的理论锻炼，对现实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哲学本身有了更透彻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首先体现为对“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批判。从历史上看，形而上学在对终极存在的探究中确立一种严格的逻辑规则，标志着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的形成。但是，形而上学中的存在又是脱离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存在。无论是近代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绝对理念”，还是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的“抽象物质”，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无关的抽象的存在、抽象的本体。从这种抽象的存在、抽象的本体出发，无法认识现实社会，无法解答现实的人所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因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而是将哲学批判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从而“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力图“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实际上，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相结合是马克思始终如一的方法。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明确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再强调政治批判，一再强调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相结合，并认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把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结合起来，也就是把形而上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抽象统治”具有同一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受“抽象统治”，而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关系”的统治和形而上学中“抽象存在”的统治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及其同一性。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形而上学中的同一性原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同一性原则不仅对应，而且同源。正是在商品交换中，同一性原则获得了它的社会形式，离开了同一性原则，这种社会形式便不能存在。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其政治功能，从而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辩护和服务的。
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那里，形而上学批判进行到一定程度便必然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在这种双重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客观认知某种规律的知识体系，而且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是高度统一的。实际上，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政治也需要哲学，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实现并体现出来的，哲学变革也因此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是同资本批判密切相关、高度统一的。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形而上学批判，还是意识形态批判，应当也必须延伸到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这是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首先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也就是资本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的增殖”。问题在于，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它体现在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仅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且是人与人的关系，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雇佣工人只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使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使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支配关系。
更重要的是，资本的生存是一个不断自我建构和自我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改变了与人相关的自然界的存在属性，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创造了“社会因素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有机体制，“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发展的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就是说，正是资本使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化了。
“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的这一精彩表述表明，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存在形式和建构原则，并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是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物。一言以蔽之，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
正是在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双重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存在及其秘密，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化方式而存在的秘密，发现了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本身自我异化的秘密。一句话，发现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当代的世界市场体系、国际政治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真理性及其深刻性、超越性，并表明我们仍然处在资本支配一切的时代。在当代，无论是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研究，还是对个人生存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和国际交往方式的研究，都必须明白，资本是当代社会的基本建制，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为理论基础。否则，任何理论“创新”都将成为无根的浮萍。
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高度统一，这是马克思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科学社会主义正是以哲学批判为前提、以资本批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在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使命的学说。正如恩格斯所说，“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以历史规律为其客观依据和理论前提的。波普尔看到了这一事实，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依据历史规律对未来所作的预言。问题在于，波普尔却把这一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即认为不存在历史规律，因而只要“清除”历史规律，就能摧毁科学社会主义。波普尔实际上是力图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可是，波普尔是在否定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这就是，历史的确有其内在规律，不管你如何诅咒,也无法“清除”历史规律。
从历史上看,每一代封建君主都被反复教导如何进行统治，甚至编写《资治通鉴》之类的书供他们阅读，以希图封建王朝万世一系。可是，历史上照样发生农民起义,照样发生改朝换代,照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1566年的尼德兰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1775年的美国革命战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个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体现的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规律。威廉、克伦威尔、华盛顿、罗伯斯庇尔以及“骑在马背上的绝对精神”拿破仑……这一个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人物的出现，体现的正是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规律。而且，不同的时势造就不同的英雄，或者说，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英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这表明，在认识历史时，我们应当区分三个概念，即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复，历史事件因此都是“一”；历史现象则是“多”，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中国的戊戌变法是“一”，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是“一”，可改革或改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是“多”；在这多种多样的历史现象背后，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能重复起作用的历史规律。
凡是规律，都具有“重复性和常规性”。历史规律同样如此。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关系归结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水平”，从而发现了历史规律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并能“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社会的物质变革。重复性、常规性和精确性是科学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历史规律的重复性、常规性，并能以精确性指明社会的物质变革，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学说是一门科学，一门成熟的科学。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剩余价值规律由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在于,资本的增殖或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转化,而资本离开生产过程重新进入流通过程时立刻就受到两种限制：一种是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受到现有消费量的限制，即一边是为数很少的人不断积累财富,一边是为数众多的人不断陷入相对贫困,这就必然造成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另一种是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新的价值受到货币量的限制，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必然导致使用价值的生产受到交换价值的限制，受到货币量的限制。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限制就是资本对生产力无限发展趋势的限制。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表明，资本主义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那么，社会主义在什么时候能够全面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气象学，能够准确预报历史的“天气”。我们应当注意预报与预见的关系。所谓预报，是对某一事物在较短的时间内、确定的空间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只涉及发展趋势的判断。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社会科学只能预见，不能预报。社会的主体是人。人的活动的能动性、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和历史条件的可变性，使得具体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不可能被预报。但是，在人的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预见发展趋势,预见某一社会现象的最终结局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这种预见正是以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为前提的。
正是依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并科学地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
第一，在经济上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无产阶级应“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证实了马克思这一观点的真理性、深刻性及其巨大的超越性。
第二，在生产关系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就在于,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即“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就公有制与个人的关系来说，每个社会成员只有同其他社会成员联合成一个整体,才能获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地位。占有主体的这种整体性、社会性决定了公共所有的财产权不能在个人之间任意分割、自由交易。任何试图把公共所有的财产权量化到个人身上的做法都必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构成侵犯。
同时，生产资料公有制又不能成为脱离个人的抽象物。共产主义就是要“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 “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第三，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实现平等。按劳分配的实质就在于，以劳动作为占有产品、获得收入的“同一原则”“同一尺度”。正如马克思所说，“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按劳分配是以默认不同的劳动者具有不同天赋、不同能力为前提的，尽管“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尽管在特定的意义上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按劳分配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由于按劳分配按照“同一原则”“同一尺度”，即劳动来计量，所以，它在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权利”。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全部社会公平的重建只能以现实的经济结构以及按劳分配为基础，我们只能坚持和深化这一基本原则，而不能放弃这一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使社会范围内的按劳分配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形式,以迂回曲折的形式间接地加以完成。因此，寻找一种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体现按劳分配本质的劳动计量方式,使按劳分配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四，在政治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在“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应当也必须是更真实、更深刻、更广泛的民主。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民主实质上“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同时，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革命时期”和“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我们应当明白，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立足的。
第五，在人本身的发展上,“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到《共产党宣言》提出“个人的自由发展”,从《资本论》重申“自由个性”到《哥达纲领批判》重申“个人的全面发展”， 再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社会的发展》强调人将“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贯穿科学社会主义中的一条永恒的金带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请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找一段话来表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为此,恩格斯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出这样一段话,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认为除了这一段话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这表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
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揭示研究对象的规律性。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它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前提，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为内容，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之所在。
马克思一方面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另一方面又拒绝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进行论证、提供“预定看法”。1881年，马克思在致纽文胡斯的信中明确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告诫后辈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未来社会一切问题的答案。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企图用马克思关于另一个历史时期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现实问题，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企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有关当代问题的现代答案，是把马克思主义由科学变成启示录。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教条、不是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研究当代问题的科学方法。我们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的事。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及其整体性
以上所述涉及、内含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明确提出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构成问题的是列宁。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明确地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结合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理论来源，对“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作了扼要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列宁是把“三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的。
列宁的这一划分是正确的，其立足点是既成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可能，即马克思主义应当包括什么、可能包括什么。马克思是理论家，而不是“散文家”；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体系，而不是“散文的意义”上的观点或学说的汇集；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的言论涉及某种理论或某一学科，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类似的理论或某一学科，或去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某某学。马克思是科学家，而不是神学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而不是神学大全；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解答历史难题提供至关重要的见解，而不是提供全能的解释，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建构成包罗万象、全能解释的思想体系。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包罗万象、全能解释自诩的思想体系，就像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
在我看来，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是由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理论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哲学，因为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人类解放的“头脑”和“高卢雄鸡”，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才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因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而“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
无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在今天的学科建制中属于不同的学科。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不仅相互依存，更重要的，是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同整体割裂开来，都会使其丧失原有的性质，并会导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甚至曲解。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淡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和别的哲学“合得拢”，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证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淡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力图用现代西方哲学的其他流派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一种“纯粹哲学”或文化批判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确认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但它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了各自独立、互不“干扰”的三个学科。这样一来，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被“肢解”了。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真实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是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过来又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他一经得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就用于指导他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而唯物主义辩证法既是他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又是他的经济学的“叙述方法”。在恩格斯看来，“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同时，“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这是因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详尽的分析，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而且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而且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不仅分析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而且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并由此科学地证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正如列宁所说，“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又内含着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这就是说，《资本论》的问世不仅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科学检验的理论，而且使唯物主义辩证法也成为科学检验的理论了。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因而具有哲学的内涵和意义，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哲学）概念的产生”。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边界，而到了哲学的“首府”——存在论或本体论。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正如列宁所说，《资本论》就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又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如前所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所以，马克思认为，新唯物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理论使命，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出来；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这一更大的概念背景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资本批判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的政治批判的背景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哲学批判、资本批判和政治批判的相互渗透、高度统一，这是马克思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互渗透、高度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存在方式。福柯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在现时，写历史而不使用一系列和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的思想，并把自己放在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内，那是不可能的。”福柯的这一评价公正而深刻。
当然，我注意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非一致，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论。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和学说产生分歧和争论，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如此持久的研究、产生如此重大的分歧和争论却是罕见的。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的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以辨认一样。米尔斯由此认为，“正如大多数复杂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并没有得到人们统一的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做出什么样的说明，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
米尔斯所描述的问题是真实的，但他对问题的回答却是错误的，即不存在一个客观意义上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只是不同的人所理解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有人据此把马克思与哈姆雷特进行类比，认为犹如一千个观众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马克思，不存在一个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似是而非、“不靠谱”的类比和说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艺术形象，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艺术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科学理论揭示的是客观规律，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而不是依赖认识主体的解读。实际上，即使是艺术形象，也不能过度解读。我们能把“哈姆雷特”解读为中国南唐亡国之君、一代词帝李煜吗？显然不能！我们能把“威尼斯商人”解读为中国近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吗？显然不能！我们能把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解读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吗？显然不能！合理的解读总是有限度的。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分歧，是由认识者生活的历史环境和“理解的前结构”决定的。人们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并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进行认识活动的。问题就在于，历史环境的不可复制性、历史进程的不可逆转性、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使认识者不可能完全“回到”被认识者生活的特定的历史情境，不可能完全“设身处地”地从被认识者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文本，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和再现被认识者思想的“本来面目”。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理解的前结构”支配着理解的维度、深度和广度，即使是最没“定见”的认识者也不可能“毫无偏见”。人的认识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它不可能超出认识者的实践基础和历史环境，必然受到认识者的“理解的前结构”的制约。
但是，我们又能站在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的考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分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梳理，使作为认识者的我们的视界和作为被认识者的马克思的视界融合起来，从而不断走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思想的深处，把握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从而把握和说明“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弗兰尼茨基所说，“究竟是存在一种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呢，还是马克思的思想也遭到了任何伟大思想相同的命运：各个时代都结合本身的问题和形势看到这一思想的不同方面，更有甚者，个别人不仅用它来说明时代的现状，而且用它来说明自身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至少应当回答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并尽可能地作出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首先应该说明，在一定的时期中，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是真正符合当代历史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种“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深刻的”“真正符合当代历史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
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而言，“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海尔布隆纳的观点进一步证实了列宁观点的合理性。海尔布隆纳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定存在可识别的同一性，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受马克思著作启发而形成的、我们用混合词‘马克思主义’描绘的思想具有可识别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源于一组共有的前提，无论这些文献的作者所持的观点多么严格或多么有悖于传统或这些观点之间多么不一致，我们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都能发现它们。换句话说，我认为存在一组界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这样，包含了这些前提要素的任何分析都可以被合理地划归为‘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还认为这种“共有的前提”以及“同一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辩证法，二是历史唯物主义，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般看法，四是社会主义的信念。
在我看来，海尔布隆纳不仅提供了一个衡量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客观的标准，而且实际上表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内在结构提供了一个“整体社会的视界”，“让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约性的批评方式各就其位，确认它们局部的正当性，从而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已经150多年，因而已经过时。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以某种学说创立时间的近和远来判断它是否是真理、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意义。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阿基米德定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已经很久远，尽管已经很“老”，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一定理。如果违背阿基米德定理，那么造出的船无论材料多么先进、形式多么豪华、多么“人性化”，都不可能航行，如航行必沉无疑。
实际上，一种学说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它创立的时间，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以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在于它是否发现、把握了研究对象的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深刻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全世界的受苦人”的根本利益，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关注和解答的问题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又超越了19世纪中叶这个特定的时代，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仍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我们这个时代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所以，每当世界发生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主义，“求助于”马克思。“我们求助于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毫无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每个想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永远在他前面。”
杨 耕：《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构的再思考》，《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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