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驰 | 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写照——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创作成因考
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抗击血吸虫病、抗击“非典”肺炎等数次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始终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同时间较量、同病魔斗争，无数次挽救国家和人民于危难之际，最终夺取全国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回顾六十多年前战天斗地的血防历史，依然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与瘟神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磅礴力量感到激情澎湃、斗志昂扬。我们坚信，在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城，必将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马 驰 1955年生，上海人，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丹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兼任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特别是20世纪后期至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理论、文化理论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研究”等多项课题。出版《叛逆的谋杀者——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述要》《卢卡奇美学思想论纲》《“新马克思主义”文论》《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等多部学术专著。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论大众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及其历史局限》（2004年第3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2008年第2期）、《再论马克思的实践观——兼评实践美学论者的一些观点》（2009年第3期）、《神经美学:美学研究的新路径》（2019年第7期）、《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写照——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创作成因考》（2021年第4期）等。
摘 要：1953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市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沈钧儒于9月16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建议卫生机关加以重视，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这封信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于9月27日给沈钧儒回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将此信及附件转交习仲勋负责处理。这封信也许是新中国最早的一份直接递交国家领导人的“社情民意”，也促成了一段多党合作的佳话，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血吸虫活动在南方12个相关省市展开。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第一面红旗”为题对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做了全面报道。毛泽东看到这篇报道后欣然命笔赋诗《七律二首·送瘟神》，并写下一篇诗后小记，提出“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这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沈钧儒；血吸虫病；疫情防控；《七律二首·送瘟神》
1953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正在太湖疗养，他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市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像瘟神一样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灰白色线状小虫，当虫卵入水孵化会形成毛蚴，向水清处游，遇到钉螺便钻入其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无数的尾蚴，再从水里钻到人畜体内寄生。只要皮肤接触到疫水，十几秒钟就能引发血吸虫病。儿童被传染血吸虫病后，发育会受到影响，甚至成为侏儒；妇女被感染后，大多不能生育；青壮年被感染后，会丧失劳动力甚至死亡。血吸虫病的肆虐横行，使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甚至出现了不少“寡妇村”、无人村。
看到这些情形，沈钧儒于9月1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一情况：
毛主席：
春夏间在无锡太湖滨养病，见农村中血吸虫病传染甚广，危害人民生长、生育、生产、生活以至生命。此病传染主要由于粪便及水中钉螺。据不完全统计，苏南一带患此病者近二百万人，有全家因此死亡者。太湖面积三万六千顷，其中渔民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余人，半渔半农者二万一千二百余人。渔民终年在水中劳动尤易沾染虫病。闻此病不仅传染太湖区域，全国十二省，二百十三县市均有此病。我生长浙西，辛亥革命，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曾赴各地视察，目观农民罹此病致死，不知防治。此次重游太湖，当地已设血吸虫病防治所，不知其他各地政府均注意及之否。但就太湖区所见，农村环境卫生，仍未臻美善。居民在湖中洗浴游泳，习以为常，因此病毒传播仍甚广。为此特嘱孙女沈瑜写报告以了解实际情况。兹将孙女来信及报告一并附呈，藉供参考。个人意见应请卫生机关加以重视，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是否有当，请予核示。顺致
敬礼。
沈钧儒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
这封信和附带的材料很快一起放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完信和附件后，于9月27日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
沈院长:
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关于血防工作的材料上给杨尚昆批示：
尚昆同志：请将贺诚防治血吸虫病的报告印发中央各同志。
习仲勋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血吸虫病是世界上对人类危害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在中国流传历史久远。仅以江西省为例，“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30年间，江西省死于血吸虫病近36万人，灭绝22658户，毁灭村庄1362个……”早在1949年6月，渡江战役结束后，随着解放战争向南推进，血吸虫病亦在部分部队中大量发生，对当时部队的训练作战造成一定影响。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各部队于太仓、南翔、嘉定、嘉兴、松江、海盐等地，进入战备训练，开展水上练兵。自7月份起，每日下水游泳并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接触河水。9月起，大批指战员感染急性血吸虫病。患病人数高达38273人，其中第二十军、第二十七军血吸虫病感染率分别高达49%和31.9%。部队战士感染血吸虫病事件同样发生在长江中游地区。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经洞庭湖南下，有6名战士因发烧入湖南湘雅医院，诊断为血吸虫病，随后在军队中检查328人，确定感染者154人。
部队和地方大规模出现血吸虫病感染事件，以及长江流域报告的血吸虫病疫情引起了军队和政府的重视，把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部队首先行动起来，1949年12月20日，华东军区卫生部在上海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各部队亦相继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动员宁、沪、杭等各地医学院校、医院，派出各类卫生技术人员2100多人，组成防治血吸虫病医疗队，分赴各部队开展查治。在开展查治的同时，将血吸虫病疫情上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
1950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强对血吸虫病预防知识的培训，以便将来开展宣传工作，推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发动寄生虫学家、农药化学家、农作物学家及市县乡村行政人员集体讨论，共商大力扑灭良策；深入农村开展血吸虫病的调查和宣传工作，开展贮粪杀卵期的具体试验，研究粪便管理的办法。该指示对当时指导各血吸虫病流行区的防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年4月24日至29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对各种疾病的研究。在传染病方面，首先研究危害最大的鼠疫、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性病、结核病等。
1950年8月7日至19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会上，血吸虫病的危害性也被强调。首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是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血吸虫病、疟疾、麻疯、性病等，也大大危害了人民的健康。
沈钧儒给毛泽东的信，再次引起毛泽东对血吸虫病的高度重视。习仲勋接到毛泽东指示后，协调相关部门，为防治血吸虫病做了大量具体工作。自此以后，毛泽东将血吸虫病防治作为一件大事，始终放在心上。1955年仲夏，毛泽东到杭州开会，派出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杭州郊区血吸虫病的情况。毛泽东开始思考如何根除血吸虫病，对此，他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商讨对策。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研究农业问题。其间专门听取了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的汇报，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及相关省委书记商讨对策。当卫生部领导在汇报中谈到当时防治血吸虫病的主要困难——患病人数多、流行地区广；没有理想的治疗药物；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泽东提出了四点指示：一是要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性，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二是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三是要发动群众，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四是防治血吸虫病不能光靠卫生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1月22日至25日，全国第一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有血吸虫病的省、地、县也成立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领导这项工作。九人小组第一次会议要迅速在上海召开，各省立即行动。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要依靠党的领导，各有关党委要亲自抓，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并尽快编出通俗小册子，把消灭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方法向群众进行宣传。会议确定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进行防治，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方针，提出了“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大体规划。具体内容为，1956年内各地都必须调查病区，摸清情况，做好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质准备，选择重点地方试点，取得防治经验。在1957年，全面管理好粪便，基本消灭钉螺，管理好水源，制止血吸虫病的发展，并治好35%的病人。到1959年底，要彻底消灭钉螺，全面管理好水源，治疗好80%左右的病人。1961年和1962年要把病人治完、治好，完全消灭病害。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此前通过的《农业十七条》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中，都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6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和毛泽东的号召，成了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总动员令。1000多名专家学者随即带着队伍奔赴全国几百个重疫区，在给患者治病的同时开展更为细致的实地调研，摸索消灭血吸虫的有效途径。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由各个省市的负责人直接挂帅以保证其权威性，由大量专家学者调研以保证其科学性，再加之来自中央不断的督促，可以说，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力度和重视程度，都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
1956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信提出，用火焚烧的办法对消灭钉螺更为有效。毛泽东见信后立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叮嘱“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3月20日至28日，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4月20日，毛泽东把徐运北给中央关于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的报告批转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并给该报告加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标题，批示分发给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各省省委书记。
1957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关于第三次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的报告》和《1957年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要点》。批示指出：“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完成防治任务的基本保证。”为了加强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具体组织，卫生部正式设立血吸虫病防治局，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明确要求建立各级防治委员会。
毛泽东提出的自上而下建立专门领导小组和防治机构的举措，开创了中国防治传染性疾病的独特领导模式，形成了血吸虫病防治的领导机构体系，对统筹领导防治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毛泽东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广大干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血吸虫的宿主是钉螺，通过人畜的粪便繁殖传播。只要消灭钉螺，血吸虫便无处存身；只要科学处理粪便，也就切断了血吸虫繁衍传播的途径。而对于人畜来讲，只要不接触疫水和钉螺，也就无从感染血吸虫病。但就当时中国广大农村落后面貌而言，要真正做好绝非易事。钉螺是种繁衍能力极强的生物，一对钉螺在一年的时间内便可繁衍成25万只，加上钉螺个子小、喜阴凉，总是躲在阴暗潮湿的草滩或沟渠边，想要彻底消灭非常困难。以当时中国农村的条件，想按照防疫的要求科学管理人畜的粪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让广大农民杜绝和疫水疫地的接触更是无从谈起。尽管起步艰难，但工作还是在一步步稳健地进行。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便是对钉螺的围剿。曾有专家建议买一种特效进口药，但江西省领导计算了一下，灭一亩地的钉螺大约要花500元，江西全省有300多万亩农地，这将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当时政府根本无法负担。而且光用药，也不见得灭得了。结果整个江西省都没有买药，江西防治组每人一把油纸伞、一双布鞋，到各地摸情况，试验土办法。
江西省余江县是全国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仅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间，患病死亡就达2.9万余人，毁灭村庄42 个，2万多亩良田变成荒野，成为“头年人种田，二年人肥田”的“棺材田”。毛泽东“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诗句正是当年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由此，余江县也成了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县、试点县。
1955年，第一次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提出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战略方针后，余江县委认真总结前几年防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防治血吸虫病的有利条件，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全县两年消灭血吸虫病规划，下发了全县开展血防工作以来，县委第一份“关于血防计划方案”的文件：《中共余江县委关于防治消灭血吸虫病害计划方案》［县委(55)字第69号，1955年12月7日］。1956年1月19日，县委在邓埠镇召开全县消灭血吸虫病的誓师大会，至此，余江消灭血吸虫病工作正式展开。
消灭血吸虫，余江贡献了独特的经验。1950年江西省水利部门在狮子岩边修建白塔渠，解决旁边两个省办农场的灌溉问题。工程中，开新沟的土把久已淤积的旧沟填平了。后来在全县大规模查螺时，发现新沟完全没有钉螺，而旧沟里的钉螺也全被埋死了，变成了白色的螺壳。这个经验获得成功后很快在全县推广。195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率调查组到余江县进行防治效果调查，为时10天，写出了《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开挖新沟填旧沟”的灭螺经验被正式认可。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在这3年的冬春季节里，余江人共发动了3.6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填平了300多条有钉螺繁殖的旧沟渠和500多个旧水塘，填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如此宏大的劳动场面，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大家都日夜奋战，坚持工作，不去考虑保护自己。在中国血防纪念馆有一个历史还原场景展区，诉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人们知道穿橡胶套鞋下田是预防血吸虫虫蚴的有效方法，但当时国家物资匮乏，县委好不容易才从上海买到四双橡胶套鞋。为了这四双橡胶套鞋，县委还专门开了一个会，会上决定，县委成员都不穿这四双鞋，把这四双橡胶套鞋让给下田检查钉螺的医生穿。明知道身处在随时可能感染血吸虫病的疫区，却没有一个干部顾得上做自我保护，这就是基层干部的风范。基层干部身先士卒，吃住在工地，工程每推进一米都要仔细排查，如果在旧沟旧塘里发现了不合规范的操作，或是在新沟新塘里发现了一个钉螺，整个工程就都要推倒重来。当时在工地，感染血吸虫病是家常便饭，参加灭螺的人基本都得过血吸虫病，但每个人对患病都很坦然，查出来就立即治疗，治好了就马上回到工地灭螺。当时在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报》发表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的文章《我们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6月1日《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在《江西日报》刊发，宣告余江在全国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
消灭钉螺，虽然是围剿血吸虫时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却还远远不是全部。普及疾病知识，治疗既有病人，防止疫病重来……一项项更为琐碎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值得一提的是，“实施消灭血吸虫规划时，正值1955年冬，农业合作化发展正值高潮之际，土地私有制被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为‘开新填旧’等大规模灭螺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1958年5月12日至22日，江西省血吸虫病五人小组组织医学专家和血防技术人员到余江县进行全面复查鉴定，证实余江县已经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1958年6月5日，卫生部给中共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发去贺电：
接五月二十五日来电，欣悉你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使全县人民永远摆脱了血吸虫病的危害，特向你县全体人民热烈祝贺。你县在与血吸虫病作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各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树立了榜样，希望你们总结发扬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进一步发动群众做好除“四害”讲卫生，并在消灭其他危害人民的疾病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1958年6月30《人民日报》第三版以“第一面红旗”为题对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做了全面报道。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篇报道后欣然命笔提诗二首：
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当年毛泽东在写就《送瘟神》后，还题下了这样一篇诗后小记: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12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力……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以外，现在1000万人患疫，1万万人受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日之华佗们在前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同日，毛泽东还致信胡乔木，信中写道：“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如果从毛泽东发表《七律二首·送瘟神》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当我们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中国民主同盟建立80周年的历史重要节点，至少有如下历史经验值得我们今人认真汲取。
第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就十分关心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0年4月，卫生部发布《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采取了一些防治措施，但事实表明这项工作绝非卫生部门孤军作战就能完成的。1955年11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随后，直属中央的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成立。1957年7月又在上海成立卫生部血吸虫病防治局，与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加强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此后，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县以上党的组织以及大部分乡以上党的组织，都建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大部分地区乡以上的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建立了防治委员会，一举扭转了防治血吸虫病缺乏统一领导的局面。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统筹调动全国力量，充分整合了卫生、农业、水利、化工、商业、教育、民政等部门，以及军队和共青团、妇联等方面的组织资源。在地域上，整合了华东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等流行区的组织资源。此外，党中央强调要克服“条件较好地区部分同志的自满思想和条件较差地区部分同志的畏难情绪”，对一些重灾区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当时参加灭螺工作的不仅有流行地区的群众，而且还有大量非流行地区的农民、学生和解放军官兵。国务院特别强调，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给予他们大力的帮助和支持”。全国各地纷纷发扬同舟共济精神，伸出援助之手，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灾区人民极大支援。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并非易事，毛泽东充分考虑到它的严重危害和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在讨论研究后，将工作时限明确为七年。为完成这一目标，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对这项工作作出总体部署。随后，党中央发出《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要求各有关省市都要制定本地区防治血吸虫病的计划，并将执行情况每半年向中央作一次专题报告。党的领导始终是血防工作的核心力量。时任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带领干部群众，仅仅用两年时间消灭血吸虫病，其事迹感人至深。他不是为了邀功请赏，而是为了让老百姓尽快脱离病痛折磨。李俊九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为民情怀，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事迹的当代启迪意义深刻。正是在李俊九式党员干部带领下，通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攻关，经过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余江才迎来了“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灿烂今天。
第二是民主人士、科学及医卫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作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并不是医务工作者，但是当他在太湖畔疗养时，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血吸虫病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极大危害，并“请卫生机关加以重视，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沈钧儒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也许是新中国最早的越级直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社情民意”，文字不多，却体现了民主人士奔走国是的初心。正是他的“管闲事”和越级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人民领袖虽日理万机，却在沈钧儒发出信后第11天就给予十分明确的答复:“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体现了执政党以人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时任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为此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党中央认真听取科学家和专业人员的意见，支持和推动科学研究工作。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加强血吸虫病防治的科研工作。该科研组织整合了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医学院、血吸虫病防治所和有关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明确了科学开展防治工作以及血防干部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在该机构之下，各省、市、区都成立了对口的血防科研组织。《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不仅要积极地帮助和支持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还应当随着防治工作的开展，经常性地向科学家提出防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业部门也组织兽医专家，积极开展防治牲畜血吸虫病和科学研究工作，并动员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所属畜牧兽医部门，同卫生部门共同消灭危害人体和牲畜健康的血吸虫病。血防工作还实现了中西医的结合，各级党组织整合中医研究院、卫生实验院、中央和各地的卫生研究院等医学科研组织，发挥血吸虫病防治和科研攻坚的合力作用。1956年4月，徐运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具体建议，并附上中医、中药治疗血吸虫病的验方一份。毛泽东同志指示把这份报告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各省委书记。各地中医通过献方等措施，发掘了一大批能够有效防治血吸虫病的中草药和药方。
第三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长期以来，人民同血吸虫病的斗争是自发的、分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社会改革任务尚未完成，也难以广泛动员广大群众来进行全面的防治，尽管疫区的卫生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未能从根本上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趋势。党中央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紧紧依靠群众，众志成城打响了防治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毛泽东同志明确要求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加强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国务院在《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强调，“必须经常地、反复地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相关部门通过编辑出版通俗小册子，把消灭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方法向群众进行宣传。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报刊、广播以及农村的墙报、广播喇叭等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凝聚共识。防治血吸虫病是千百万群众对病害的一场斗争，打赢这场仗，既是为了群众，也要依靠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发动下，各地群众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钉螺运动，这是最终送走瘟神的根本力量。
第四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经验。我们知道，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毛泽东在《送瘟神》诗后小记中所说的“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的经验，正是“鞍钢宪法”的雏形。
马 驰：《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写照——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创作成因考》，《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4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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