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不能重走日韩老路
最近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一是上周新华社官方微博发了一条消息，配了一个视频，主要内容是展示某想成立38年来的功绩；但随后不久就主动删除了。
二是1月6日，央视9套播出了长达20分钟的倪光南院士《不老的人生》专题片，肯定了倪光南院士在上世纪80年代，放弃海外10万加元的年薪，倾家荡产购置设备回到中国开展计算机领域研究的往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不过今天的重点不是某想，这仅仅是个引子，不多展开。
今天想要说的是，日本通产省的奇迹与近些年日本科技屡屡攀错科技树的事，重点是我们如何从中吸取教训。
日本作为亚洲四小龙，同样是后发国家，又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在上世纪采取了积极的产业政策，大力扶持本国产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一手缔造了日本神话的日本通产省更是居功至伟，它的作用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外汇局和原来质检系统，核心就是出台产业政策。
上世纪的日本中央还是很强的，强大的行政力量大大增强了后发优势，这个优势就在于有明确的追赶目标和发展方向，知道哪个方向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又该如何把一件确定的事拆分成N个部分同步推进，强大的行政力量大大加快了推进速度。
在很短的时间，日本就在电子、汽车等关键领域追上了美国，并以成本和汇率优势拿下了大片的美国市场，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GDP达到美国的60%以上，这个记录直到2020年才被中国打破。
但是后发者同样有巨大劣势，过去为了追赶、复制而构建的研究和产业政策体系，习惯了低成本、高效率，同时对于失败越加难以容忍，也不太需要太多的创新。
因此一旦追上了，需要自己开路了，问题就开始大幅显现了。过去追赶者的经验，反而阻碍了形成更加适应开拓的创新机制。
如通产省创造的奇迹，大大加强了通产省的影响力，很多事就没法质疑，未来怎么走就高度依赖省里核心决断，而这个决断不一定能永远保持专业、科学的角度，一旦误判就会付出巨大代价。
这种误判也包括签订广场协议、采取极为激烈的刺破泡沫的政策等等。一定要知道日本人绝对不傻，并不是说日本非正常国家就得毫无挣扎的听美国人的，事实上当时日本人盘算得很精，是觉得自己能克服甚至得利才接受的。在刚签定的那几年，日本经济确实获得了更快增长，只不过事实证明想得太美，事态超出了日本政府掌控。
不仅仅是通产省，这种追赶者模式产生的众多大公司也必然习惯了追赶者模式，在对未来的开拓中难免会犯类似的决断错误问题，抑或会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熟知的不少日本公司都攀爬出了很诡异的“科技树”，最终付出了巨大代价。
比如全力押注氢能而不是电能，比如继续深挖cd而不是mp3，比如不断研究高清模拟电视而不是数字电视，又比如玩各种只有自己认的通讯标准等等。
大公司除了上述不适应开拓的僵硬模式、路径依赖外，还必然会导致垄断，不能忍受有威胁的中小公司冒头，一旦发现要么强行收购、要么干脆打死。时间长了，日本也就没什么有活力的新公司诞生了，除了那些号称传承几百年、一千年的老店。但是这种老店，为了捏个饭团都得先烤10年海苔，简直难以想象。
所谓的“工匠精神”，不过是阶层极端固化的表现罢了，不过是元明户籍世袭制度的现代版罢了，有什么可吹的呢？
小镇30多年前听到的那些日本公司，到现在还是那些公司，只不过有的已经衰落了；中国现在很多著名的公司，别说30年前，有的20年前、10年前、5年前都还没诞生。
这就是国土和市场大小的区别，同样的问题在更加狭小的韩国更为严重，以至于韩国产生了6大财团，6大财团之下中间层几乎没了，所以才出现6大财团之一招10个正式销售员，竟然几万人报考；现在的韩国还出现了就业准备期，大学毕业后花几年时间就是为了考进大公司。
日韩之覆辙，我们必须充分吸取，虽然中国国家更大、有更多的战略余地和发展空间，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走错了路，再想调头要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更何况，中国不是日韩这种相对小国，中国将是世界一极，要直面美国的压力。
怎么打破？
核心就是科技领域，要从追赶者的模式变成包容失败、自主创新的开拓者模式，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因此，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点了七个专项工作，其中第四个就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要“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具体包括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推进科研院所改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产学研结合、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形成扎实科研作风等等。
这里面很多是第一次放在这么高的高度上提，重复一下：科技体制改革、基础研究十年规划、科研院所改革、科技创新生态、扎实科研作风。
一些针对的问题就不一一点了，毕竟学界不好去碰，太得罪人，大家可以自己搜索了解下。
另一方面就是要打击一些不健康的垄断。
再强调下，垄断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如果垄断了不去谋取不当利益，而是给人民增添福祉，拿出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研发尖端科技，提高中国国力，那又何尝不可呢？
比如中国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那是全世界第一的电力企业，更投入巨大力量为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的人民服务，这样的有什么可说的？
国企如此，民企也一样。
反垄断，反的就是那些依靠国家红利做大、不思进取，不肯干苦活难活搞研发，就想着玩资本游戏、躺着赚钱，甚至还中外有别，这样的过去确实有很多，但是时代变了。
这里就要拿某想举个例子了。
坦率的讲，小镇认为，某想在20年前决定走“贸工技”路线没有问题，那个时候中国还远不具备自行研发先进芯片的能力，相比研究芯片的巨大投入，那个时候的某想太弱小了，就算全部身家都砸进去也没啥大用。
而那个时候中国很缺少属于中国的电脑生产企业，毕竟数字时代政府也需要电脑啊，总不能用外国品牌吧？不管某想背后有多少外国资本，投资和控制权是两码事，相比而言还是某想更靠谱，所以中国各级政府以及体制内将大量的订单给了某想，也让某想得以快速成长。
这是很现实的，就像倪光南院士离开某想后，也在国家支持下开展芯片研究，实际成果并不理想，这是一个时代基础的问题。
倪光南院士
所以在很长时间，中国人民也没人说某想“贸工技”不对，还把某想视为民族骄傲。比如小镇上大学的时候，联想收购IBM，这可是中国企业第一次收购世界巨头，成为一时美谈。
当年某想走“贸工技”，也正符合中国复制追赶、快速提升的时代大势，也确实在复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并没有错。
但转折就在最近几年，尤其是2018年后，美国人在芯片上卡中国，芯片成为焦点，慢慢的就把某想凸显出来了。但那时候还没啥，真正的质变是后来互联网资本的无序扩张，同时某想依旧太过招摇、对时代变化太迟钝，导致社会舆论逆反，然后才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这就是典型的路径依赖，一个组织太大了，以至于想改变很难很难，仅仅领导者的思想和习惯就很难改，因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不坚信自己，一定很难成功。但是时代变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更难以适应时代变化、甚至还会抗拒变化。
再加上共同富裕、中美博弈激化、数据安全和赴美上市等等一系列问题，就导致了现在的这种非常不利于某想的局面。当然问题还是有解的，比如某想可以宣布投入巨资成立某某芯片基金，专门用于芯片研发，那不是皆大欢喜嘛，还能获得更多的荣誉。
毕竟钱是赚不完的，到了这个程度还是脸面更重要些，当然这就看某想怎么决定了。
以小窥大，一个企业都如此，国家呢？
中国未来必然要靠新动能解决高质量发展问题，新动能有很多表现，但归根到底要向科技要生产力。
那首先就是要几个重大调整：
一是重塑经济循环，要以“科技+产业+金融”新体系，替代过去以“房地产+金融+投机”的旧体系。
二是建立更加自由创新的土壤，破除科研行政化、山头化，崇尚科学而不是权威。
直白的讲，就是要想办法让科学家尽可能免于内部斗争、潜心研究，让年轻人更容易冒头，科学家要在创新上比行政力量更加具有主导权，给更多试错空间。
中国现在不再是过去的一穷二白了，社会上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奢侈浪费现象，为什么还对科学上的失败如此苛刻？
一个FAST天眼花费了南仁东这位宝贵的院士23年，他顶着肺癌坚持工作，2016年9月天眼主体基本建设完成，仅仅一年后南仁东逝世，享年72岁。
南仁东院士
而这样一个工程投资也不过12亿元，一个薇娅的罚款就够了，但是对国家未来的贡献孰轻孰重呢？
在科学上，浪费本身就是成功的基础，没有失败哪有进步，科学家可以不要大众的赞美，但需要更加包容的环境。
而行政力量，要为科学保驾护航，就像当年搞两弹一星一样，聂荣臻元帅都说：技术上的问题，一定要听钱学森的，连我都要听他的。
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面对关系国家命运的东风二发射失败，决策层也坚决禁止去追究科学家责任，聂帅亲自指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但不许追查任何个人责任！”，这才有了后来大国砥柱的东风系列和钱学森弹道。
三是要保护中小公司，坚决遏制大平台恶性垄断和打压。
根据美国统计，多数创新来自小公司，因为小公司数量多、结构简单灵活、创新意识强，内耗少，特别有利于技术创新。
而大公司负责的管理部门和决策机制，就决定了大公司更倾向于微创新，当然还可以拿钱砸人，强行收购。
但这样是不行的，没有足够的中小企业，就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创新，中国未来需要强大有技术实力的跨国企业，但同样需要更加多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这些小巨人虽然体量不大，但同样可以在某一个细微领域成为跨国龙头。
这就好像航母舰队不仅仅只有航母，还要有潜艇、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等等。
比较现实的是：国家力量瞄准关键卡点不惜代价的攻坚克难，大平台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支持中小平台去探索更多的方向。
而一个有利于中小平台、创新的市场环境，必须遏制那些巨头无限扩张、打压后来者的欲望，绝不能重蹈日韩几大巨头垄断市场的老路。
同样的还要支持科学家通过自身的学识获得应得的报酬，这就是国家一再强调的产学研融合，科学家不能一直跟贫穷划等号，科学家也可以是有钱人也应该是有钱人，这总比某些偷税漏税的流量们有钱好的多。
道理已经很明白了，政策方向也定了，那么如何在中国如此强大的行政环境下，能否打造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自由空间、走出一条不同于日韩老路的新路，就看未来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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