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我是“中国人”
在中国影响力逐渐扩大的今天，许多研究中国、走进中国、讲述中国的法国作家也逐渐被发掘、被倾听。
这群法式“中国通”常常包含对中国的探索热情，用自己的方式向法国展示着中国的社会风貌。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在他们的帮助下似乎不再难以触及，因为一扇扇跨国文化之窗已经悄然打开。
今天小编来带你了解一个曾经走访中国、用法语记录中国的著名“中国通”——菲利普·索莱尔斯，看看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那个年代向法国大众展示了一个怎样的“当代中国”。
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20世纪法国先锋文学的见证人。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 博学多才, 勇于各种文学创新, 言行颇为骇世惊俗。
1957年, 年仅22岁的索莱尔斯以短篇小说《挑战》获费内龙奖。翌年，他的处女作小说《一种奇特的孤独》获评论界高度评价, 尤其受到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路易·阿拉贡的激赏。
1961年, 小说《园》获梅迪西文学奖。凭借其不凡的文字影响力，索莱尔斯作品的中文译作曾获2015年度傅雷翻译出版奖提名。如今八十多岁高龄的他仍然活跃在文坛上，回看他的文学生涯，还要从他“逆风”支持前卫文学创办文学杂志说起。
《Tel Quel》文学杂志创始人
1960年, 索莱尔斯在界限出版社创办《原样》（Tel Quel）杂志及丛书 (又译《如此》或《泰凯尔》)， 一个锋芒毕露的前卫文学团体由此形成，这对法国以及西方文学艺术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原样》 杂志及丛书以文本政治研究为方针，60至70年代主要发表当时被认为是违反常规的，持不同政见的, 不为人知的, 有争议的甚至引起公愤的作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精神分析家及文学理论家的文章及作品: 萨德、罗特亚蒙、 兰波、 乔伊斯、 阿尔多、巴达耶、拉冈、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等。
图为《Tel Quel》杂志创始团队
1983年, 索莱尔斯离开界限出版社, 加盟伽利玛出版社，《原样》更名为《无限》(L'Infini）， 始终在法国文坛中占据重要地位。
1967年， 索莱尔斯与保加利亚裔法国作家及精神分析家朱利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结为伉俪。
图为索莱尔斯与妻子克里斯蒂娃
“我是中国人”
索莱尔斯曾经学习过两年中文并且在写作中使用汉字，从60年代至今，他对中国思想文化及艺术的关注在其所有作品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可以说索莱尔斯以中国汉字的形式作为“叛逆”的起点，又以中国的道家思想作为其写作的归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有中国特色”的先锋派作家。
点击收听索莱尔斯有关中国道家思想的理解
索莱尔斯生于波尔多一个富裕的资产积极家庭，书房的落地窗朝向一片小竹林，儿时的索莱尔斯喜欢面对着竹林幻想自己在中国，而小学时期一位老神甫所做的有关中国的演讲也让他对中国充满向往。
可以说， 索莱尔斯作品的中国印记十分明显，其小说中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借用更是俯拾即是。1958年《奇异的孤独》尚有着传统小说和自传性故事的影子，自1961年的《公园》开始，索莱尔斯将“中国”写入了他的作品中，宣称自己是“中国人”，并在作品中进行否定文学传统的尝试，积极投身于先锋派文学创作。
图为在接受采访时身着印有“北京”字样T恤的索莱尔斯
秉持着特立独行的创作风格，索莱尔斯在突破藩篱、打破界限的路上越走越远。《戏剧》、《数字》、《法》似乎成为了索莱尔斯的“叛逆三部曲”，《戏剧 》的结构以《易经》的六十四卦设计，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错叙述，也对应了“阴”与“阳”的对立。《数字》和《法》中则直接将中国的汉字甚至是拼音突兀地置于文本之中，割裂了文学作品与现实的联系，将“文本写作”的实验方法引入了文学创作之中。
虽然使文本的可读性大大降低，但是这种对文学的解构却呼应了先锋派的“互文性”理论，为先锋派的理论提供了研究与操作的空间。
为了更好地运用中文、探索中国文学艺术，索莱尔斯曾经学习过两年中文并且持续尝试在写作中使用汉字，还曾亲自翻译过毛泽东诗词，发表在《原样》杂志上：
图为索尔莱斯翻译的毛泽东诗歌《卜算子》
索莱尔斯在翻译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没有按照法语诗歌惯用的文体来组织语言，而是尽量接近字对字的翻译，将诗中的意象罗列出来。
除了对中国诗歌的翻译与研究之外，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索尔普斯认为中国没有想古希腊那样讲科学引向几何学发展，而是在医学上纵深探索，他认为中国的“占卜术”是有关时辰和人体的双重科学，比如说针灸中的“经络”。
[...] La science chinoise n’est pas allée, comme en Grèce, vers la géométrie, mais vers la médecine. La divination est une science du temps et du corps (exemple: les ‘méridiens’ de l’acupuncture)...
对于这份“中国热忱”，索莱尔斯坦承，中国文化于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如同呼吸一样必不可少，渗透在他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
虽然这位作家的中国研究不一定符合实际，但其愿意突破中西方之间固有的陈旧观念、用心亲自探索的精神必然起到会拉近两种文化的距离的作用。
图为索莱尔斯关于中国“道”的文学作品封面
带着这份“解密中国”的热情，索尔莱斯在70年代终于找到契机，来中国亲身实地地一探究竟。
中国之旅
1974年《原样》 杂志代表团（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一行五人）作为建国后西方知识分子首访团访问中国，同时他们也是曾经少数造访中国的西方文学团体之一。
图为刊登五人中国之行见闻的107期《无限》杂志
图为索莱尔斯在上海时的拍照留念
当时同行的五位学者中，克里斯蒂娃在中国最具影响力，也受邀到同济大学举行了讲座，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
图为迎接克里斯蒂娃而准备的标题牌
图为克里斯蒂娃在同济大学发表女性主义主题的学术讲座
图为中国报纸对克里斯蒂娃教授讲学的报道
作为五人行中的中坚人物，索莱尔斯亦为这次中国行写了一篇名为《疾苦中国 》(Supplice chinoise) 的文章，除了基于个人政治立场而发表的一些有关中国与苏联的双边关系的评论，他还援引罗兰·巴特的话表示中国是“性沙漠”——
“中国对于巴特来说是一个’性沙漠’。中国令人陷入不安的沉思：他们如何看待性？他们仿佛几乎没有机会找到性伴侣：这个在我身边的男生是谁？他每天都在忙活些什么？他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的？他在想着什么？他的性生活是什么状况……”
图为<Supplice Chinoise>中对中国“性社会”的评论
怀揣着一腔“中国热情”，索莱尔斯也因此结下了许多中国友谊，经常与中国友人书信往来。
图为索尔莱斯收到的来自中国的2020年鼠年问候
这样一位对中国文化研究收获颇丰的学者、作家在中国的知名度与其研究成果似乎不很匹配，由于政见较为西化、文学研究不够贴近中国文化实情等原因，索莱尔斯作品的中文译作并不很丰富。
译介困境
事实上，索莱尔斯并不向往成为正确而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通”，而是想成为如利玛窦一样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在索莱尔斯的世界里，没有纯粹的法国文化，也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他只期望两种古老的文化能够融合。
也是基于此，他才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有一位他的“灵魂对应者”。
这正是《回忆录》里真正想写的那个“索莱尔斯”，一个不单纯属于任何国家的“异乡人”。正如他那位著名的妻子克里斯蒂娃所说，“作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异类，一个最令人愤慨的外国人。”这句话放在索莱尔斯身上恰恰合适。
图为《Éloge de l'infini》的中文译作《无限颂》的封面与书影
索莱尔斯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自己在中国的译介，索莱尔斯却用到了“悲伤”这个词：“我在中国的译介如此之少，真是让人悲伤的事情。”
索莱尔斯当时一直关注2013年再版的《女人们》中文版，他很关心这本书是否能够触动中国的“女人们”，并且希望中国的女性读者能够将自己“作为她们摆脱束缚的宝贵同盟”。
中国出版界自2013年起对索莱尔斯的译介可以使作家“悲伤”的心情得到些许缓解：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品味之战》、《无限颂》等作品的中译本，中国已经开始关注作为“思想者”的索莱尔斯。
《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入围2015年的傅雷翻译出版奖，可以说更多的中国人正在以更包容的态度接受并解读这位极具“中国情怀”的法国作家。
说到称得上是“中国通”的法国作家，哪几位必须“拥有姓名”呢？快来留言区分享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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