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编者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开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生态思想为主线，开展了三个层面的理论研究：第一个层面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代谢”概念为核心，重建马克思的自然本体论；第二个层面是以马克思的自然本体论的“自然—社会”框架或生态辩证法改造环境社会学，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生态科学的社会学；第三个层面是把马克思的物质代谢理论运用于研究生态帝国主义现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通过这三个层面的理论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打通了马克思哲学与当下实践的关系，进而对当代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最重要的问题，即气候恶化和粮食危机，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以此论证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这一批判性的反思，既论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意义，又展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世界性的特征。

　　由2007年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也挑战了已有的生态理论和生态观念。面对这一挑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转而重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力图通过自身的理论更新，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而对当代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要吸取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就不能不了解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鉴于此，本文着重于论述并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建构和反思当下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方面的新成就，展示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构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资源?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没有生态学思想?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学派。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论及了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没有论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矛盾，因此，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找不到说明和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的思想资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只能到当代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绿色运动中去找寻思想资源。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重心放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两个方面，而不去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基础的哲学，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更是持否定态度。另一派是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最基本、最深刻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代谢关系断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提出来了，因此，开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本体论应当成为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首要任务。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置于第一的地位，力图通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开辟新的视野，从而建构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观念。历史地看，这两派观点的对立并不是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日起就有的，而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中发展起来的，确切地说，是在21世纪初形成的。在此之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有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学派，这也就意味着，在21世纪之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只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还根本没有哲学；自21世纪开始，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迅速崛起，并与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而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在这两派中，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因其重视哲学的研究而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上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代表了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前景。[1]因此，我们在这一部分着重论述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上的新成果。

　　从总体上看，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如何重新认识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及其中的生态学思想展开的，不过，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这一研究的重心落在对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观点的开发上，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思想的开发上。

　　这一转向与西方经济学家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着直接的关联，确切地说，是对西方经济学家，也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的一种回应。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不断地受到冲击。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现代经济运动的主体形式是金融资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论及了生产劳动部门的资本运动，而没有论及金融资本的运动，因此，面对现代经济运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而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学派也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意义持否定态度。比如，生态学社会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巴里在考察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生态问题时，就明确地反对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他强调，生态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的第二矛盾，应是当今资本主义的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矛盾，正是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能够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现象，就必须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三个方面的修正：其一，结合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修正马克思的生产力以及如何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桎梏的观点；其二，把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矛盾的观点置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研究；其三，充分吸取生态学女权主义的思想，把性别和资本主义生态逻辑的思想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2]

　　针对这一观点，福斯特和布莱克·克拉克指出了奥康纳一派观点的缺陷。他们认为，奥康纳一派将生态矛盾归结到经济矛盾之下，把破坏生态条件的经济危机，而不是生活条件本身的危机，即自然本身的危机，看做是生态危机的根本问题。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嫁接到绿色理论中去，忽视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洞见和方法的研究。[3]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对那些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包含着生态学思想的观点做了理论上的回应。他们强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是包含着生态学思想的，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两点上：其一，马克思在他的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强调自然系统具有代谢功能，并把自然的代谢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考察人类与自然的交互过程；其二，马克思把劳动看做是代谢交换的一个部分，强调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依靠自然并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前进的。据此，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代谢”这一概念，用于指称物质和能量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交换”，从而对社会做了生态学意义上的规定。进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规定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代谢，指出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对有限生态环境的退化和污染，并破坏了自然系统再生产的自然循环和过程，可见，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代谢与自然代谢之间的分离，造成了自然循环的断裂。福斯特等人认为，在这里，马克思是力图把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定的生态环境以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特定的社会交往纳入到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之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持续性。这就是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代谢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谢秩序与生态帝国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要遵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建立一种新的代谢秩序来阻止资本主义的破坏趋势。[3]

　　福斯特等人提出上述两个观点，是建立在他们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之上的。这一研究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个层面是开掘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理论，变革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框架。在福斯特等人看来，以往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框架中展开的。在这一框架中，人们只能看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有关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方面的内容，却看不到其中有关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内容，于是，人们就轻易地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生态问题毫不相干。然而，如果我们超出这一狭隘的理论框架，代之以生态学的框架，那么，我们立即就会看到，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劳动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之上的。比如，马克思在论述价值时，强调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而使用价值讲的就是人对自然物的关系。这表明，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价值论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度量的，而马克思在其中提出的劳动异化概念本身就是指的人与自然之间代谢的断裂，即自然的异化。从这个角度看，以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关系为核心的自然本体论是劳动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为了论证这一观点，福斯特等人考察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的历史形成。他们认为，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发展了伊壁鸠鲁有关感性自然的思想，提出“现实不外是时间和过程”，而时间是“偶性的偶性”，这就揭示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关系”[4]234～235，并把这种内在关系作为他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或他的哲学的思维框架。这一思维框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明确地表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论述这一辩证关系时，马克思强调“既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人与自身、与他们自身生产的异化也同时是人与自然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4]228，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自然异化这一生态学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依赖于满足他们的肉体需要的自然，因此，生产必然是为人的生存”[4]22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代谢交换，没有这种代谢交换，人类就不可能存在，历史也不能够发展”[4]228。这些论述表明，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实践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马克思正是通过这个概念，一方面强调自然是独立于人的，是人的生产的环境，另一方面又强调自然与人之间的联系，强调两者之间的复杂的物质联系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从而提出了“自然—社会”的结构，亦即“生态辩证法”[4]276。这样一来，“自然—社会”或“生态辩证法”就成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框架。综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一基本框架的基本内容存在于五个相关领域之中：“(1)力图对一般生产和生产的特殊历史形态开展唯物主义的批判；(2)论述超越于资本关系之上的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需要理论；(3)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以及通过原始积累消除这些经济形态、通过生产改变人对自然的占有方式等等分析；(4)提出资本的阻碍和限度；(5)作为资本绝对限度的环境”[4]277。至于这五个领域的内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做了充分的表达。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资本论》中系统地阐发出来的，但是，它的自然本体论的基础则贯穿于马克思从早年到晚年的理论创造之中，并且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运动中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承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包含着生态学的内容，而且还有一个生态学的研究框架。福斯特等人的这一研究，无疑赋予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代内容，揭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把马克思的“自然—社会”框架或生态辩证法当做一种方法，运用于改造环境社会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生态科学的社会学。福斯特等人分析了当代环境科学中的内在矛盾，指出了当代环境科学不能成为生态科学的社会学的方法论缺陷。他们认为，环境科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答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即自然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人的活动甚至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和人的思想进程所构造?环境科学在解答这个问题时，出现了现实主义(realism)和构造主义(constructionism)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现实主义主张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是独立于人的活动和观念的，由此出发，他们强调“自然对人的活动的限度”[4]289，强调人们只有首先认识和遵从自然的规律和限度，才能使自然发生变化，从而满足人的需要。与之相反，构造主义主张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认识自然的知识是有限度的，由此出发，他们强调人认识自然的限度，强调人的活动和认识构造的限度，并由此质疑那些被他们称之为“本质主义”或“实证主义”的自然观。这两种观点创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前者创造的是现实主义的环境社会学，这种理论关心环境危机的本体论基础，强调环境危机是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原因；后者创造的是构造主义的环境社会学，这种理论更为关注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即反省我们建构起来的自然科学，认为环境危机最根本的是由构造的随意性造成的，因此，需要开放不同的解释。福斯特等人强调，这两种理论对环境危机的解释都不足以使环境社会学成为一门生态科学，因为要使环境社会学成为一门生态科学，就必须解答三个问题：第一，要说明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在这里，人们不仅要研究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还要证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社会的冲突必然扩展到自然/生态领域；第二，要说明人类历史的冲突是如何进入当代生态学领域的，它们在什么意义上影响了当代生态科学中的生态危机观念的形成?第三，生态科学的社会学的形式是什么?它是怎样补充环境社会学对于生态危机的解释的?当代生态科学的社会学要对这三个问题做出解释，就必须依照批判的现实主义观点将本体论的现实主义和历史的构造主义综合起来，也就是说，要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一体，建构一种有关理解人类世界历史构造限度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即能够将伽利略的科学原则和维科的历史原则协调起来的理论。这种理论就存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随意选择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他们既得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下进行创造。人们通常把这个原则称之为“实践哲学”的本质。[4]289～291历史地看，马克思的这个原则是在克服科学的社会学的缺陷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达尔文的学说，一方面，他们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宣告了“目的论的死亡”，另一方面又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如马尔萨斯等人，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生存斗争”的原则简单地运用于解释人类历史规律，于是，他们提出了“两次提升”的思想，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辩证发展，既反对了自然主义，又反对了神学目的论。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两次提升”的思想能够使我们克服环境社会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构造主义的片面性，理应成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科学的哲学原则。[4]308～312

　　第三个层面是以马克思的物质代谢理论审视生态帝国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因此，自20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点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来说，也不例外。福斯特等人认为，21世纪帝国主义的扩张使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美国侵占伊拉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控制石油。今天，有关气候问题、自然资源开发等问题，在国际交往、对话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都表明，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控制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发达国家不仅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来掠夺和侵占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而且还通过气候、石油等生态问题的讨论取得话语霸权，形成对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控制。这一切都构成了生态帝国主义的内容。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不仅有着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内容，而且还有着生态的内容；联系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不难看出，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最深层的内容，生态危机也是帝国主义最深刻的危机。由此出发，福斯特等人给生态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生态帝国主义就是“对控制自然资源的需求，以及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制造出不对称的资源开发和不平等的交换”[4]347。他们认为，生态帝国主义的这一本质恰好证明：人类只有在生态系统平衡的条件下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这一原理早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就已经揭示出来了，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包含着物质代谢的原理。这一原理证明，“人与地球之间存在着一种必要的‘代谢交换’，而劳动就是‘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媒介，调节和控制自身与自然之间的代谢。’任何一种代谢关系都控制着物质交换的调节过程。自然系统，比如养分的循环，就有自己的代谢系统，这个代谢系统并不依赖人类社会，也不与人类社会发生关系，而仅仅是为了维持自身的更新或繁衍。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代谢的概念抓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的物质和能量的相互变化。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代谢秩序，这种秩序影响着社会—自然的关系，调节着当下的社会再生产和对生态系统的需求。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换，就是把一种新的社会代谢秩序贯穿于社会和自然相互交换之中”[4]348。他们运用这一原理分析生态帝国主义现象，强调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标志着资本主义代谢系统的断裂，它证明，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通过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代谢秩序才能真正解决。这样，他们不仅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找到了批判生态帝国主义的理论根据，而且也开掘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内容，从而论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意义。

　　综观上述三个层面的研究，第一个层面是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的自然本体论的开掘，第二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是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意义的揭示，两者分别为人们思考当代生态问题及其出路和开展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指导。福斯特等人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的研究打通了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当下实践的关系，极大地拓展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研究不再停留于对新社会运动和政治体制等政治问题的思考，而是深入到对当代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具体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政策的批判。

　　二、对当下环境危机的新思考

　　环境危机是如何造成的?人类如何走出环境危机?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思考现实中谈得最多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近年来，这个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对全球气候恶化这一课题上，于是，以全球气候恶化为主题的全球环境危机就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是单一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当下环境危机提出的政策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指出解决当下生态危机的道路和未来前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充分意识到，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仅来自于席卷全球的金融动荡，也来自于全球气候的急剧变化和资源的日益匮乏。后者既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关乎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维克多·瓦利斯指出，当前统治阶级对生态危机的关注主要出于三个直接原因：“a)原材料价格和能源成本的持续上涨；b)灾难性气候事件所造成的重大损失；c)大众恐慌、人民不满以及可能最终引发的社会动乱”[5]。正是基于对自身统治利益的考量，资产阶级对自己的统治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提出了所谓的“能源革命”、“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资本主义”等口号。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对自己统治政策的适当调整，主要指的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所进行的生态改革，这一改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寻求更好的科学技术，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并降低原材料的消耗；2)核能；3)实行大规模的工程计划；4)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计划。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剖析了这些改革措施的内在本质，揭示了这些措施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对这些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首先，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碳交易、碳补偿、碳固化等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所谓碳交易、碳补偿、碳固化政策的内容是：由政府创造碳交易和所谓“抵消”的人为市场，政府规定碳排放量的上限，超过上限的企业可向未达上限的企业购买排放量的差额，抵消本身超限的额度。资本主义国家提出这一政策，是力图通过稳定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来解决因全球气候变 46 38401 46 17878 0 0 7472 0 0:00:05 0:00:02 0:00:03 7470而造成的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这一政策提出了公开的质疑。福斯特、克里斯汀·弗兰克等学者明确指出：“碳交易起不到什么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提出是地球碳循环系统商品化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将自然商品化的一种尝试。与此同时，它也不过是一个虚假的记账方案，那些造成污染的大公司依旧逍遥法外”[6]；“碳交易真正起作用的地方，是提高了投机者与公司的利润，因而得到了这些人的支持”，可见，在碳交易的协议下，碳交易这种形式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7]

　　其次，批评世界委员会提出的将生态效率和替代物作为去耦经济增长的提议，指出这一提议只能给生态环境带来消极影响。彼得·内斯和卡尔·乔治·霍耶强调，世界委员会的这一提议是虚妄不实的。他们回顾了有关经济增长与增长的极限的环境辩论，对非物质化策略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是不相容的，因为从长远来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除太阳能)，社会总产品的生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荷不可能为零。此外，他们还依据斯特恩的理论，对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了抨击。在他们看来，随着人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总污染的排放量也随之上升，当前富裕国家排放量水平的降低是由于它们将污染产业外包给贫穷国家，从全球范围来看，排放量却是有增无减。[8]

　　再次，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绿色资本主义”概念提出了质疑。维克多·瓦利斯认为，“绿色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试图将两个对立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绿色”意味着将生态健康放在首要位置，这就要求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则意味着促进增长和积累，将劳动力和自然环境仅仅视作投入物，这与绿色维度明显是冲突的。但是，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并无任何奇怪之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自身的扩张，必须寻求持续的经济增长率与自身的可持续条件的平衡，“绿色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目标，不过是试图将两个不相兼容的因素糅合在一起的一种尝试。[5]

　　最后，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把生态危机归于某个技术性问题，从而痴迷于以技术的手段来解决生态问题。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以为通过技术性的处理就能走出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一种技术拜物教，它与市场拜物教密切相关。无论是想通过市场机制，还是想依赖技术手段来解决生态危机，都是一种拒绝革命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用来维护那些会因经济制度的变化而遭受重大损失的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是不可能奏效的，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固有的毁灭性质。

　　在这里，福斯特表达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普遍性的看法：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内找到，因此，资产阶级国家想在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寻求技术路径来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只是一种幻想。从环境和生态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持续性。这种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对资本积累无止境的追求，必将导致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利润；2)资本主义的农业和粮食体系不过是对环境的污染，绝不是让人们普遍地获得足够的、具有质和量的食物；3)资本主义猖獗地破坏环境；4)资本主义不断创造和加深国内贫富的分化以及国与国之间贫富的分化；5)资本主义利用技术的障眼法来掩盖其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9]因而，要克服当前严峻的生态危机，维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和生产体系。

　　三、对当下社会危机的新思考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研究环境危机，而且还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危机。正是这样，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和革命、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等问题也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思考社会危机，或者说，把社会危机当做生态危机的问题加以研究。这一研究常常能够为人们观察当代社会危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粮食危机的思考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在2009年第3期以专集的形式刊发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讨论粮食危机问题的最重要论文。在这里，我们以这些论文为主，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2008年6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全球食品价格同过去三年相比上涨了83％。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也指出，世界粮食价格在短短的九个月内上涨了45％。这不仅标志着廉价粮食时代的落幕，同时也标志着粮食短缺问题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因为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超出了许多人的承受能力，尤其是对欠发达国家而言，粮食进口成本的迅速攀升，致使2007～2008两年间大约30个国家发生了抗议粮食价格上涨的民众暴动，其中包括墨西哥、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埃及、海地和印度尼西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了粮食危机的严重性，强调这场粮食危机既是环境危机，也是社会危机。诚如埃里克·霍尔特·西门尼兹所说的：“从最近在罗马、北海道和马德里峰会时所出现的冲突和抗议来看，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抵制工业农产品的复合体系，同时，以农业生态、土地改革、粮食正义和粮食主权为目标的政治性集会运动日益高涨，所有的这一切都预示着未来的粮食体系问题已经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焦点”。[10]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2007～2008年以来因世界粮食价格上涨而引发的社会危机进行了历史的、政治的和经济学的分析，揭示了这场社会危机发生的深层根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为，2007～2008年以来粮食价格的疯涨有着长期的结构性根源。瓦尔登·贝罗和马拉·巴菲尔认为，导致全球粮食产量下降进而无法满足人类增长的需要的关键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退化，这种退化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和支持不力’所造成的”。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这种调整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实施的，它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涉及9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以墨西哥、菲律宾和非洲大陆的农业危机为实例，“过去几年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的实质是生产危机”，这种危机使得农业资本主义产业化的合法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随着全球经济的崩溃，支撑农业生产产业化和销售一体化的进程将会发生逆转。[11]菲利普·麦克迈克尔也关注粮食危机的结构性根源，但他更侧重于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进程对全球粮食体系的影响。他认为，全球化的供给体系、社会饮食结构和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变化，为粮食价格的上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埋下了隐患。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制度，促进了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和粮食市场的一体化。这一制度之前是通过压低粮价致使小生产者破产，而现在是通过全球性的垄断引发粮价通胀。同时，世界粮食体系所发生的根本性的结构转变，使得主要粮食作物用地的用途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增加了南方国家在粮食上的依附性，而且恶化了“全球抢地运动”。无论如何，这次粮食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粮食制度固有的脆弱性，即大规模的粮食商品化使粮食成为投机目标，而金融市场和大型综合农业企业则使得粮食价格的通胀成为可能。麦克迈克尔指出：“以市场自由化为基础的粮食制度，是形成这样一种全球化体系的直接原因。在这种全球化体系中，粮食价格上涨受到鼓励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这种全球化体系的根源则在于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及其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12]乌萨特·帕特内克认为，“在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区分引发粮食问题的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显得尤为重要”。他分析了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指出了粮食问题上存在着的三种矛盾：一种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收入(和粮食)分配的不平等加剧；第二种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用途的矛盾，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是用于国内消费，还是基于其他利益考虑而用于出口?第三种是农业对能源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而造成了农业与能源之间的矛盾。以此为基点，帕特内克驳斥了关于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一般性假设，即人类粮食与动物饲料之间的竞争、发展中国家富人粮食需求的不断增长等。他认为，导致粮食价格飞涨的主要原因是，“在新自由主义贸易的范式下，土地的用途发生了变化，从粮食生产转向了出口农作物”。这也就是说，贸易的自由化使得全球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来生产发达国家人口所需的相关产品，这种专业化的出口模式置多数人的粮食安全于不顾。[13]总而言之，当前全球的粮食体系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动和控制之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农业食品体系不仅为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得农业生产的目的越来越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需求，并在一定时期内忽视了由于粮食产量增长速度过慢和人均粮食产量降低所引发的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

　　针对当前形势的严峻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当前粮食体系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第一，农业的工业化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从前一个方面来看，农业工业化进程的开展使农场工人遭受了极为残酷的剥削，同时也对小农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迫使大量人口离开土地而走进城市的贫民窟，为了生存而艰难地斗争着。从后一个方面看，工业化的农业对资源的依存度较高，从而导致了再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资源浪费，此外，农药与化肥的大量使用破坏了土地的质量，造成了单位面积的农作物产量不断下降。

　　第二，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农业自由化贸易，不仅没有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比较优势”而获利，反而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更悲惨的境地之中。索菲亚·墨菲指出，在农业贸易协定内部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诸如言辞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执行过程存在的问题、对于贸易扭曲的沉默等等。这种农业贸易的自由化所带来的结果是结束了对低效农业的补贴，拆除了关税壁垒和各地政府所建立的粮食储备，为资本的流通提供了便利。[14]

　　第三，新自由主义共识主张通过“自由市场”来调节和满足全世界人民的供养，以期能够大幅减少政府在人民供养计划上的开支。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想法是极其荒谬的，没有任何事实为其提供佐证。与期望相反，在追求垄断利润动机的驱使下，全球粮食生产和销售体系不仅带来了更大规模的饥荒，而且加深了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的不稳定性。

　　第四，在全球范围内，由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通过绿色革命来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方法既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生物多样性以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巨大损失，也造成许多贫困农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埃里克·霍尔特·西门尼兹指出：“全球粮食危机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在农业发展上的紧缩政策，给陷入低谷的绿色革命带来了新的生命，这一政策正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起作用，然而，与以往的绿色革命一样，新绿色革命实质上是在为资本主义的农业扩张调动资源。”[10]

　　第五，试图通过生化科技改良农业作物的方法是存在问题的。近十几年来，许多公司大肆宣扬农作物和种子的遗传基因工程学是改善农业的关键，针对这种说法，布莱恩·托卡弗和雷德·马格多夫指出，到目前为止，这种转基因农作物与等量的非转基因农作物相比，所增加的产量并不可靠。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目前关于转基因作物对于健康和环境影响的全面分析尚有欠缺，但是，科学家揭示的新信息显示了这项技术本身会破坏细胞的新陈代谢和基因。[15]

　　第六，试图通过农业燃料作物来解决能量问题的做法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莱斯·利瓦伊道和海伦娜·保罗指出，当前为各发达国家所宣扬和推广的农业燃料作物不仅不是可持续的、有益的能量来源，相反，它还是恶性的和不可持续的。他们认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内，还是在其之外，推广农业燃料作物的计划都是通过对财富的剥夺来扩大资本的积累，土地的功能被视为一种资本投入，作为一种通过投资来获得最大回报的生产要素。这一过程经常由暴力所强制推行，攫取社会在土地和劳动上的权益，并加重了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竞争。在具体的操作中，诸如单一品种的栽培、农药的高空喷洒、密集的灌溉和对市场的依赖等等，对环境和生产者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6]

　　基于上述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和可支撑的农业粮食体系的构想：

　　(1)主张“粮食主权”，即各国人民享有粮食生产和决定自己生产的粮食和农业体系的权力。[10][17]

　　(2)要求进行土地再分配的改革，即将集中的余地分成小的、合作的、个体的生产单位，以提升农村福利。[17]

　　(3)提出替代性的农业模式，即“小农场的生产规模”。[18～19]

　　克里斯蒂娜·史基亚佛尼还全面介绍了委内瑞拉在建立新的粮食和农业体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为各国进行粮食体系的改革提供经验。[20]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考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批判性。具体地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思都是围绕着批判资本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是马克思的革命的、批判的哲学传统的继承。其二，世界性。具体地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思始终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框架中展开的，体现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从这两个特点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重构，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建构的自然本体论，不是像以往的机械决定论和实证主义回复，而是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非决定论传统向前走，是马克思的批判哲学传统在当代的发展。正是这一特点，彰显了重建马克思主义自然本体论的当代意义和未来前景。

参考文献：

　　[1]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与出路》，《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1期。

　　[2]约翰·巴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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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K G.The emperor's green clothes:Growth,decoupling,and capitalism.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09(3):3～6.

　　[9]Magdoff F,Foster J B.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2010(10):7～17.

　　[10]Holt-Giménez E.From food crisis to food sovereignty:The challenge of social movements.Monthly Review,2009(3):14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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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Murphy S.Free trade in agriculture:A bad idea whose time is done.Monthly Review,2009(3):79～86.

　　[15]Tokar B,Magdoff F.An overview of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crisis.Monthly Review,2009(3):5～6.

　　[16]Levidow L,Paul H.Global agro fuel crops as contested sustainability,Part I:Sustaining what development?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10(2).

　　[17]Rosset P.Fixing our global good system:Food sovereignty and redistributive land reform.Monthly Review,2009(3):115～116.

　　[18]Altieri M A.Agroecology,small farms,and food sovereignty.Monthly Review,2009(3).

　　[19]Pretty J.Ca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feed nine billion people? Monthly Review,2009(6):47～48.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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