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的足迹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博物馆珍藏着一本1920 年8月出版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这是一本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革命文物。它生动地说明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纠正了以前上海藏本报道中的不确之处；打破了“孤本”、“孤证”说法；进一步弄清了出版情况；纠正了学术界的不少猜测。

      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推动历史进程的宣言书，被称为“共产主义的歌之歌”（斯大林语）。它的诞生，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70年后，这支歌传到中国，随即开始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江泽民总书记曾回顾说：“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一百几十年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

       许久以来，人们多认为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1920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主席生前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多次谈到1920年春第二次旅居北京期间，曾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党宣言。陈望道本人也曾回忆说该书是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但至今没有发现这样的版本。

       周恩来总理生前一直关注着《共产党宣言》第一版本的寻找。他曾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1975年召开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时，身患癌症的周总理抱病出席会议并作 《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期间，他见到上海复旦大学老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望道时，还关切地问《共产党宣言》最早版本找到没有？该书最早翻译者陈望道遗憾地摇了摇头说“没有”。不久，德高望重的周总理于1976年1月逝世。当事人陈望道也于1977年10月去世，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译本之谜，就这样遗留后世。

       早在1975年，广饶博物馆派人到刘集村（大革命时期曾被称为广饶的“莫斯科”）征集到一本老党员们曾学习过的《共产党宣言》。但是，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没有对这件文物作科学鉴定，也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1986年，东营市政协在编纂《文史资料》时，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当时的文史委员、石油学院社科系副教授余世诚于1986年1月」3日提出《关于保护珍贵革命文物“共产党宣言”的建议》。政协党组依次向市委、省委以《信息》形式作了汇报。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的李昌安于同年2月21日批示：“建议很好，望组织落实。”

      1986年5月，在东营市政协党组和王军副主席的直接指挥和协调下，组成了由石油学院余世诚、中共中央编译局胡永钦、东营市政协贾林志、广饶县博物馆颜华四人联合调查小组，对这本书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

     《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是平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自上而下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马克思像下端印有“马格斯”三字。全书用5号铅字竖排，共56页；封底自右向左依次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

      从标题为《共党产宣言》而不是《共产党宣言》和封底上印有“出版”的角度分析，考察组成员一致认为，此版本很可能就是中文译本的最早版本。

      考察组查阅了大量资料，多次进广饶（刘集）去济南，南上（海）北（京）下，基本弄清了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来龙去脉。

      早在1920午，“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联络下，正积极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年春，陈望道根据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提供的日文本《共产党宣言》与陈独秀取自北大图书馆的英文本相互对照，开始了艰苦的翻译工作。那是在闻名全国的杭州“一师风潮”流血事件之后，陈望道受反动当局迫害而不得不离开杭州，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躲在一间柴屋里秘密进行翻译工作。在昏暗的油灯下，译者呕心沥血，反复推敲，“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沈玄庐在《民国日报》答读者语），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五月，他带着译稿到了上海，把译稿交付给刚刚建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非常重视出版和宣传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又新印刷所”。于八月间，“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译的 《共产党宣言》（据郑佩刚的回忆）。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其封面印有马克思的半身像，这也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幅马克思像。所印1000册，很快就赠售一空。当时在上海呈现了一个争相传阅《宣言》、争相目睹马克思风采的热潮。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那曾经指导中国革命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的版木实物，在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征得和发现。于是，学术界和社会对这本书的出版和传播情况，就有了复杂纷纭的不同说法。

       据考察组了解，现存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件浅兰包封面的1920年9月的“再版”本；中共中央编译局保存的也是 9月的“再版”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则是1924年6月的“第三版本”；北京图书馆存有一本没有封面的《共产党宣言》，据说经当时还在世的陈望道辨认，是1920年8月出版的，只可惜没有封面，是一残本；上海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各存有一本1920年8月的“出版”本。至此，已发现的1920年8月“出版”本，至少已有4本。

       从广饶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收藏本的封面标题都为《共党产宣言》而不是《共产党宣言》这一情况说明，封面标题之误并不是“发生在个别印本之上”，该误显然是因排版和校对疏忽所致，并非是什么“译法不同”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因为，翻开封面第一页竖排的标题则清清楚楚地印着《共产党宣言》。考察组分析，正是由于发生和发现了8月“出版”本的明显错误，又加之该书很快赠售一空，故在9月份进行了“再版”。

      考察组曾把中共中央编译局保存的9月“再版”本与广饶8月“出版”本作了仔细对照，发现9月“再版”本除了纠正了8月“出版”本标题错误和将封面印色改为浅蓝色外，其他一切完全相同。

从已发现的各种版本分析，1920年8月版本就是我国中文译本的最早版本。从8月版本封底印着“出版”、9月版本印着“再版”、1924年6月版本印着“第三版”来看，就足以说明。

     《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我国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版本，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传播和经历。它不是一本束之高阁或在某个角落静静地躺了几十年的书，而是曾经发挥过实实在在的作用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五四”运动后，1920年10月，济南“齐鲁书社”成立，广为推销进步书刊。这时陈望道译的中文《共产党宣言》已发行过两版，在济南已有流传。1921年夏，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从上海归来时，也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宣传品。接着，在王尽美、邓恩铭的领导下，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学习的主要文献就是《共产党宣言》。广饶博物馆收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最初就是在济南共产主义者中间流传的。

       在该书首页的右下角，盖有一方铭文为 “葆臣”的朱印。经调查，这位“葆臣”就是济南早期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张葆臣。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3年《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表明，张葆臣系江苏无锡人，1922年人团，后到济南工作，从事青年运动。许多老同志回忆，张葆臣当时在俄国人开办的道生银行济南分行当职员。该行总部设在上海，因此常有机会来往于济南、上海之间。他在党内是负责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党刊的发行工作。按理说，他得到一本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较其他人容易。在首页上印上自己的印章，以示心爱和珍重。

       可是，身为道生银行职工的张葆臣，在党内负责重要工作，更没有被派往广饶和附近地区工作，那么他保存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怎么会传到离济南几百里之外的广饶农村呢?

       地处鲁北平原、渤海之滨的广饶县，历史悠久、文明灿烂。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一批热血知识青年在新文化新思想的激发下，纷纷走出封建势力相对浓厚的农村，到城市中去求学，寻战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中间一些人在外地接触了共产党人，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成为共产主义者，有的还成了职业革命家。例如延集村的延伯真，毕业于济南一师，1923年经王尽美、邓恩铭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任山东地委执委。成为广饶县第一个共产党员。西李村的李耘生，1923年在益都省立十中学习，1924年2月，经王尽美、王翔千等人介绍人党。1932年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任中共南京特委书记。刘集村的刘子久 （刘俊才），1923年在益都省立十中读书时受到国文老师、中共济南支部成员王翔千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后曾任山东地委执委、河南省委书记，解放后任国家劳动部副部长、顾问等职。

       1925年初春（一说为1924年深冬）刘子久回乡期间发展刘良才入党，随即成立了刘集党支部。1926年春节，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的刘子久、延伯真、刘雨辉（延伯真夫人）又回到了故乡刘集村，给刘集村支部带来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这其中就有刘雨辉带回的那本盖有“葆臣”印痕的《共产党宣言》。

       刘雨辉是一个勇敢的女性。她十几岁时，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走出刘集村考入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后又到苏州女子产业学校读书，1925年毕业后回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当时，正值震撼全国的“五卅”惨案之后，全国处于革命高潮时期。在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潮中，刘雨辉结识了济南女师的王辩（山东第一个女党员黄秀珍）、王兰英等许多女共产党人。同年，刘雨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们这些女同志，在革命热潮中表现非常突出，经常和男同志一起开会、学习、活动。这样，张葆臣那本盖有自己印章的《共产党宣言》就辗转到了新入党不久的刘雨辉手中。她从这本革命文献中汲取营养，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增强斗争勇气，懂得了许许多多的革命道理。1926年春节，同刘子久、延伯真一起回家省亲肘，就把这本心爱的书送给刘集党支部。从此，这本《共产党宣言》便在广饶刘集这个偏僻的农村扎根、开花、结果，经历了不平凡的50个春秋。

       1926午的春节，对于广饶城东南的刘集这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小农村来说，是有史以来最红火、最有意义的节日。在头年，刘集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已有党员多人。精明强干、深受农民信赖的刘良才担任了支部书记，农民有了自己的主心骨。现在，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刘子久（时任中共山东地委执行委员）、延伯真（时任中共山东地委执行委员）和刘雨辉都回到了故乡，并且带回了许多令人振奋的革命信息以及《共产党宣言》和革命宣传品等丰富的精神食粮，还有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在南方蓬勃发展消息等，这些都使刘集的农民极为兴奋。

       农历正月初三，在刘良才家的场院里搭起了松门，插上了画有镰刀斧头的旗子，院子中央用两扇门板搭起了会台。农民协会要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全村的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地都来参加大会。刘子久、延伯真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刘雨辉教唱了“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宣言》所揭示的真理之歌，响彻云霄！

节后，在济南工作的几位同志走了。但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带来的《共产党宣言》等宝贵的革命文献留了下来。在大革命的热潮中，刘集一带的革命斗争之火在《共产党宣言》指引下，越烧越旺。

       刘集支部的党员们，晚上经常聚集在刘良才家的北屋里，在煤油灯下学习这本《共产党宣言》，讨论国家大事。入冬或农闲时节，党支部举办农民夜校，这本书又成了刘良才和其他党员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和传授文化知识的好教材。

农民出身的刘良才，只读过两三年的私熟，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勤学好问，眼界开阔，加之他对农村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有很深的体会，所以能够很快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本原理。他从《宣言》中所阐明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道理中，认识到只有进行革命，才能摆脱贫困，才有出路。他深人浅出地向穷哥们说：“咱们穷人家，走得慢了穷撵上，走得快了赶了穷，不快不慢往前走，扑通掉进穷人坑，永无出头之日。现在的世道不改个样子，穷人家就难以改变命运，就会永远受苦受穷。”“穷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第一版最后语，后改译为‘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奔向共产主义！”他还说，“共产党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将来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要实现共产主义大同！”

       刘良才在给农民兄弟讲述这些道理时，还时不时地举起这本《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对大伙儿说：“这位大胡子（当时老党员们对马克思的呢称）就是马克思，我讲的那些理儿都是他在这本书里讲的。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照着这些理儿去做。”大伙听得津津有味，且深深地被感动了。纷纷说：“大胡子讲的理儿，是咱穷人的理儿，说到我们心上了。”“我们照大胡了说的去做，准没错！”

       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从小小的刘集村燃遍了全广饶县。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1929年1月，刘良才担任县委书记。此时全县已建立起8个党支部，党员达70余人。党领导的贫民会会员发展到500多人，在它的周围团结着五六千农民兄弟。此外，还成立了青年团、少年队、工会等组织。县委机关就设在刘集村。党领导了“觅汉增资”、“吃坡”、“砸木行”、“反征派”等一系列斗争。发动党团员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山东省委发给广饶党组织的一部油印机，大量印刷了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叛变革命和地主豪绅剥削农民的罪行，号召人民群众觉醒起来。同时，厂饶县委为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武装组织，部署基层党组织迅速成立“拳房”，号召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参加拳房习枪练武。并迅速对全县党团组织进行了整顿和争取“红枪会”会员的多项工作，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过去，已经有许多资料说明《宣言》在大城市、在知识分子中、在领袖人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情况。这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在刘集这样的小农村中传播革命种子并生根开花，发挥实实在在的巨大作用的情况则不多见。这本身就生动地说明了“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与奉系军阀相勾结，逐步控制了山东，广饶的革命形势日趋恶化。

       1930年11月，敌人开始在广饶搜捕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刘良才和刘集党支部不得不销毁党的机密文件和学习材料。当想处理这本《共产党宣言》时，刘良才却舍不得了。这本只有56页的书，他不知翻阅了多少遍，页页都有了他的手痕，以致该书的左下角发黑了，磨破了，怎么也不忍把它烧掉。时隔几个月后，形势更加恶化，刘良才已成为敌人重点搜捕对象。1931年2月，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山东省委调刘良才离开险境，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刘良才把这《共产党宣言》郑重地交给刘集党支部委员刘考文，嘱他好好保存。

       刘良才虽然留下了这本使其由普通农民逐渐成长为职业革命者的宝书，但《宣言》所阐明的革命真理，却始终指引着他的征程。他到潍县时，前几任县委书记大都牺牲了，这里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刘良才坚信《宣言》所说的“腐朽阶级的灭亡和革命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真理。他鼓足勇气，以超人的胆略，恢复和重建了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他深人到坊子煤矿工人中，了解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他发现，这个煤矿的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压榨下，生活比农民更惨苦。一个工人每天下井干14个小时的活，才能得到两角钱的工资。就这样，矿方还拖欠了工人13个月的工资，刘良才和煤矿的党组织研究决定进行罢工斗争。经过多方充分准备，在1931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坊子煤矿1000多工人一起停止了劳动，罢工开始了。愤怒的工人们呼喊看：“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活路”、“补发拖欠工资”，包围了经理办公室。该经理见势不妙，夺路逃走，搬来了反动武装手枪连，妄图进行镇压。但是，刘良才早已派人做了士兵的工作，他们拒绝向工人开枪。矿方无奈，只好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补发了拖欠的工资。坚持了两天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工人们在斗争实战中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共产党宣言》语）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刘良才越来越深刻地体悟到“现在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宣吉》语）。他领导潍县人民积极筹备枪支，武装了300多人的队伍，并向敌军多方积极开展策反工作，准备武装暴动。可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和反动势力的镇压，暴动计划夭折。1933年7月，刘良才也不幸落人魔爪。残暴的敌人对这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使尽了酷刑和利诱。刘良才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严守着党的机密。敌人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竟以“土匪”的罪名将刘良才杀害。

       刘考文接过刘良才手中的书，深感责任重大。他知道这是党的书，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保管好。他把这本书时而藏在粮囤底下，时而将其封进灶头的通风道，时而又转移到屋顶的脊瓦下面，始终没有暴露。

       1932年8月，广饶邻县博兴县暴动失败。广饶县的党组织进一步遭到破坏，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捕、杀害。刘考文估计到自己也有可能被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了忠厚老实、不太被敌人注意的党员刘世厚保存。不久，刘考文果然被捕人狱，全家被抄，而这本“大胡子”的书却安然脱险了。

       刘良才在潍县就义的消息传到广饶刘集村，刘世厚十分悲痛。他默默地取出这本宝书，思绪万千，沉思良久，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刘世厚坚信，虽然有许多同志被捕了、牺牲了，但宝书所描绘的美好社会，终究会实现。这本书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慢慢地把这本书用油纸严严实实地包好，再装进一个竹筒里，把它作为对烈士的怀念，对过去火热斗争岁月的追思，对本来胜利的希望，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把《宣言》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斗争的力量源泉，精心地收藏起来。

       从30年代起，国民党反动派就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禁书”，《共产党宣言》即为“禁书”之首。反动派对保存和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者，加以“危害民国”之罪名，或判刑监禁，或残害杀戮。但是，疯狂的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刘世厚住的破旧小屋里，却珍藏着一本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刘世厚在目己睡的土炕角挖了一个暗洞，把装有《宣言》的竹筒藏在里边，有时他又把“竹筒”藏进墙上的雀眼里。这本宝贵的文献，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一带，为我八路军所控制。日伪军视它为眼中钉、肉中刺，极力要拔除它，这里的斗争异常激烈。日伪军曾三次对其进行“扫荡”，刘集村全村房屋几乎全被烧光，但这本《共产党宣言》却一次次度过浩劫，较危为安。

      最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1941年1月18日。这天夜间，广城之敌纠集临淄、益都日、伪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全村立时成为血河火海。在敌人的暴行下，我军民83人被杀害，500多间房子被烧毁，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刘集惨案”。在这场惨案中，刘世厚本已逃出村外，后来他看到全村一片火海，十分担心藏在屋山墙雀眼中的《宣言》被烧毁，就冒险潜回家中，冒着烈火爬上屋山墙，抢救出了这本宝书。

       解放战争时期，刘集一带虽然已成为解放区，但形势仍然很不安定，经常遭受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侵扰。在此情况下，刘世厚也不得不经常变换着藏匿的地点。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人家才放心地把《共产党宣言》从藏匿的地方拿了出来。

      刘世厚端祥着自己保存多年的“宝书”，心潮起伏。他发现，宝书散架了，立时眯起昏花的双眼，穿针引线，重新装订起来。他还在首页的左上角盖上了一方自己的印章，与最初阅读和收藏此书的“葆臣”朱印相映。然后，用一块蓝布包袱，把书包好，放进小漆匣，再装入一个大木箱子中。在随后的日子里，老人家常常拿出“宝书”，仔细地欣赏一番，这成了刘世厚的嗜好和享受。有时他还把可爱的小孙子叫过来，一起欣赏这本书。他经常嘱咐小孙子，这可是咱家的一件“宝贝”，只许看，不许动，我不在时更不许动。

      1975年，广饶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到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许多老同志把当年战争岁月用过的梭镖、镰刀等献了出来。县里还把烈士刘良才家那3间北屋及室内的旧家具，作为刘集党支部活动的遗址和革命文物保护起来，建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老党员刘世厚也主动把当年曾在这所房子里学习并由他严密保存了40多年的这本《共产赏宣言》献给了国家。一时引起全村男女老幼的极大兴奋。许多老人当年都学过这本书，部看到过“大胡子”的像。但没有想到它竟然还存在着，且保存得那样完美。许多年轻人都听老人们讲过“学大胡子书、干革命”的故事，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本书。这真是刘集村的大喜事，也是刘集村的光荣和骄傲。喜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县。

       但是，刘世厚本人并没有觉得多么兴奋。相反，他似乎若有所失，惴惴不安。他并不是不愿把宝书献给国家，而是担心交出去的“宝书”不能得到像他那样精心的保护；他也并不是舍不得这件“宝贝”，而是这本书已成了他的精神寄托，离开它，心里似乎出现了一块空白。但是，刘老毕竟还是想通了，把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献了出来，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老献书之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刘老的担心和不安，有些确实是言中了。这本《宣言》多次被调出展览。由于经常在强光照射下展出，装线也被拆去了，纸张更加焦脆，封面的颜色也褪了。更遗憾的是，刘老保存和捐献此书连一纸证书和微薄的纪念品也没有得到。

       1986年2月，山东省省长李昌安就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保护、研究作了批示后，5月8日，东营市委宣传部和市政府文化局在广饶召开授奖大会，向刘世厚的家属（孙子）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广饶县博物馆对该革命文物的保护，也采取了更加有效的措施。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最早版本，当属广饶藏本这一版本。

来源：《中国档案报》2001年6月8日《档案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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