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生平遗著流传史
2010年8月-9月，国际著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编辑促进会主席、MEGA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的主要编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主编、中央编译局德籍专家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her）教授在中央编译局举办题为“马克思恩格斯遗著：历史、出版和接受”的系列讲座，集中讲授马恩逝世以来马恩遗著的流传情况和马恩著作的出版情况以及在编纂马恩著作的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第一讲：“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马恩遗著流传史的传记材料”。
马克思和恩格斯传记的几个新视角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出生于特里尔，一座经历了古罗马、法兰西和德意志历史的走过了两千年的古城。1801年特里尔的市民获得了法国国籍，法国民法典的民主的、拿破仑式的民主裁判权开始生效。在所谓的解放战争过程中，特里尔于1814年被普鲁士军队占领。信仰天主教的市民对新教持反对立场。当时这座城市有一万居民，现在超过了十万。
马克思出生于一个拉比家庭，也就是一个信仰犹太教的家庭。特里尔的统治者的更迭对他的童年有直接影响。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成为一名司法顾问，而在普鲁士统治下他要想保住这个职位就只能从信仰犹太教转变为信仰新教。他于1816年皈依了新教。卡尔·马克思和家里的其他孩子在1824年皈依了新教。然而马克思很早就与宗教脱离了关系，他称宗教为“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
每年也有几万人到摩泽尔河畔这座著名的德国城市特里尔朝圣，其中约1万人来自中国，许多人还在马克思诞生的房屋（不要将它和黑门附近马克思家的住宅混淆）前拍照留念。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故居（在莫斯科的马克思博物馆于1991年关闭之后，它是全世界唯一专门纪念马克思的博物馆）2005年以新设计的展览重新开馆。在这里须做一简要回顾。192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购得这座建筑，本应于1933年开始举办展览。但纳粹占领了这座房子，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它才向公众举办了第一次展览。1968年和1983年分别举行了新的马克思生平和著作展览。在最近一次展览落成典礼上，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弗兰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这是他第一次在这座房子逗留）说，他是联邦共和国长大的，因此对他来说“马克思不是导师”。他还说：“在卡尔·马克思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如今存在着哥德斯堡纲领和142年的政治实践。这个政党和这位过去的工人运动的思想领袖之间的关系一直很棘手，也很鼓舞人心，但不具有决定性影响。”
许多德国城市都有以马克思命名的街道，这里或那里也能时不时看到纪念像，比如著名的开姆尼茨马克思头像和德国首都市中心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几年前电视观众在回答谁是最伟大的德国人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当选第三名。
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的生活历程被人们研究得很透彻。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位领导人弗兰茨·梅林在“一战”刚结束时就出版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传记。从那以后出版了大量描述其生平和事迹的材料。几十年来，马克思的敌人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们咒骂他的学说，一再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在合适的地方我还会谈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他对未来无剥削社会的预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出版始于1975年，至今计划中的114卷已出版一半，这极大地促进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在讲座中我将逐步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在其流传史中是如何被对待和接受的。尽管即使到了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肯定不能出齐所有卷次（要完成这个版本也许要靠第三代人了），然而在已出版的各卷中有不计其数的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文章、摘录笔记本、笔记本和信件的新研究成果。同时这个版本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它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过或引用过（有时甚至是间接引用）的作者摆脱了“被遗忘”状态，使他们的著作和传记再次引起注意。而这个版本也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本身获得了新的重点，这些重点本文献中有时接受起来非常迟缓。因此我们柏林MEGA协会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到2018年马克思诞辰纪念日时重新编制马克思的生平年表。
最近在国际上很出名的一部马克思传记的作者是英国记者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德文版出版于2001年）。该书对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上述成果的无知显得很“英国”。这尤其涉及马克思反映在摘录笔记中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为主要著作《资本论》，也为报刊文章、论文和纲领文件理出了思想线索。问题还涉及纯粹的私人细节。
我有幸于2005年和一名俄罗斯同事及两名日本同事共同出版了一本名为《马克思的家庭私事》的书。这本书不仅完整出版了马克思女儿劳拉的相册中的照片，而且第一次完整地将女儿燕妮相册中的“自白”问答公布于众，这使我们对马克思家同他的两个大女儿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法兰克福评论》上有一篇评论表扬了这本书，说它“是一件善事，读起来很有趣，提供了很多信息，甚至对研究马克思的专家也是一个宝库”；而《新苏黎士报》上一位女评论家则将这本书放到政治背景中评论：“迄今为止的马克思研究都批评说，几乎没有关于《资本论》作者的个人信息。事实上并非如此。只不过一个完全按照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穿着燕尾服的大胡子男人怎么看不也像一个无产阶级的英雄。因此很明显，这两本具有独特个人美学的相册对后来的研究者来说就像来自长毛绒布和塞夫勒瓷器时代的古董，他们不适合当作马克思主义个人崇拜的招牌”。从出版者的角度出发，我们既不想用这本书来描述马克思的“理想形象”，纵容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也不想将马克思贬低为“资产者”。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历史环境和各种私人事务中展示马克思的家庭。我们在书中首次向公众展示了马克思女儿的许多朋友。还有，我们小心地核对了所有照片及摄影师，并有一些惊人的发现。
在开篇时我已经提到了英国哲学家格雷林和他在《法兰克福星期日汇报》上的报道。他在文中还提到了一张大家熟悉的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的照片，照片中燕妮站在马克思右边，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这张照片显示了和海格特纪念碑上相同的马克思：浓密的胡子，后退的发际和深邃的目光。这张照片肯定出自马克思住在伦敦樱草丘的时期，因为它将马克思表现为一个被人们纪念的人。”这位作者甚至懒得去查对一下尽人皆知的东西，即这张照片上是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她戴着波兰十字纪念章。这张照片是由格尔曼·费伦巴赫于1869年拍摄于哈佛斯托克小山，它并不是新发现的，但有两个版本，其中一张马克思目光朝向照相机后面，另一张他直接注视照相机。
但注意照片！首先必须对流传下来的马克思家庭的照片抱着怀疑精神进行整理。总是有一些据说描绘马克思夫人和女儿燕妮的照片被人们翻印。这些照片却拍摄于她们从未去过的汉诺威。这两个人其实是格特鲁德·库格曼和她的女儿弗兰齐斯卡。照片原件自1963年起保存于莫斯科，但却没有人注意到拍照者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居住在汉诺威。1990年这个错误几乎不为人注意地纠正了。当我们扫描劳拉相册中所有的照片时，才发现一张被认为是海伦·德穆特的照片上面根本不是她，而是后来和罗舍（Rosher）结婚的恩格斯的内侄女玛丽·艾伦·白恩士。马克思的女管家从未到过这张照片的拍摄地海德堡，尤其是根本没有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家的任何照片。
除了照片的事情，还有一系列马克思生平的其他重要细节自1990年以来得到了仔细研究，或者确切地说，发现了新的细节。应提到的是马克思的家庭关系的细节研究，马克思波恩学习时代的细节研究，或者涉及他1858—1860/1861年同柏林的联系的细节研究。特别是后一种研究显示出MEGA书信部分的巨大意义，而通过出版通信双方的往来信件，也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我们总是会发现一些有关马克思的材料，尽管这里也会涉及恩格斯。比如马尔库斯·比尔吉最近报道了新发现的涉及恩格斯和他的苏黎世的亲戚博伊斯特的书信和材料。不久前（2008年），柏林一家旧书店以52万欧元的价格拍卖了马克思1864年10月16日给索菲娅·冯·哈茨费尔特的一封信（迄今人们只见到过这封信四分之一的内容，见MEGA第Ⅲ部分第13卷第16页）。马克思在信中赞扬了死于一次决斗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建人斐迪南·拉萨尔。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
现在我们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在谈到事实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遗嘱方面的内容。马克思1883年3月14日去世，他没有对他的文献遗作作出明确规定。他的自然继承人是在巴黎附近生活的劳拉·拉法格和伦敦的爱琳娜·马克思。在恩格斯的询问下，爱琳娜（也称杜西）在马克思去世不久告诉他，她的父亲“对她说，要她和我处理他的全部文稿，并关心出版那些应该出版的东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42页）。几个月后恩格斯在给劳拉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恩格斯和女管家海伦·德穆特一起翻阅了马克思的遗著。他迫切需要找到《资本论》（第一卷在1883年要准备出版第三版）的后续手稿。这是因为，正如他向拉甫罗夫写道的，马克思“总是瞒着我们不讲他的工作情况”（见同上第3页）。因此当他在朋友的遗著中找到这部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时非常高兴。他松了一口气，宣布说：“今天尼姆［海伦·德穆特］在摩尔的手稿里找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资本论》第二卷，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共有500多页对开纸”。（参见恩格斯1883年3月25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MEW 35，465；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463页）他和拉甫罗夫说的是“1000多页对开纸”。由此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可以从这一大捆手稿中搜集材料编辑剩余的两卷《资本论》；它们分别出版于1885年和1894年。
全部手写材料都被搬到了恩格斯的住处。书信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自然他保留了自己写给马克思的书信，除了那些马克思又将其寄给朋友和战友的信。他自己请求马克思的几个熟识的朋友和通信人将马克思写的信寄回来。而所有的家庭书信在浏览后他都移交给了马克思的两个女儿。一些特殊的私人信件在当时和后来被分检出来销毁掉了。因此书信往来只是有选择地流传了下来。
当马克思逝世的时候，恩格斯没有能力接收他这位朋友的全部藏书。在征得杜西同意后，他处理了图书馆藏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104—105页）。据此，一部分书籍寄给了保尔·拉法格，俄语书籍给了拉甫罗夫（后来归属于俄国社会革命党图书馆，到1939年又和MR郭茨及EE拉扎列夫的藏书一起卖给了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复本书籍寄往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许多所谓的通俗书籍移交给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很自然恩格斯留下了所有那些对计划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必不可少的书籍。
恩格斯自然对自己的去逝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他1895年8月5日去世时，留下了如下的遗嘱规定：1893年7月29日的一份遗嘱，1894年11月14日给他的遗嘱执行人的一份指示，还有1895年7月26日的一份遗嘱的补充规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483—489页）。这里我们只对涉及文献遗著的规定感兴趣。规定很明确：所有文献手稿和所有马克思写的或寄给马克思的家庭通信都应该移交给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所有书籍都交给了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家里所有其他手稿和书信（上述提到的除外）应该移交给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在给遗嘱执行人的指示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他的家族成员的来信以及马克思女儿们的来信均归还给写信人。在对遗嘱的补充中恩格斯取消了关于马克思的家庭通信的规定，将其扩展到马克思所写或所收到的书信，除了恩格斯收到的信，规定这些书信应该归还给各自的写信人。
总的情况如下：
1.笔记本和日历本
马克思大约有250本笔记本摘录本和日历本流传下来，出版它们需要MEGA第四部分引卷的篇幅，每卷约40个印张。其中的笔记本、日历本在几十年里一直属于龙格的后人所有，后来一部分逐渐移交给了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后来是马列主义研究院，如今保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GASPI）。当然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也拥有个别这种笔记本。
2.手稿和摘录笔记本
所有的文献手稿都交给了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她于1898年自杀后这些手稿又交给了住在德拉韦依的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其中有直接是《资本论》的准备著作的几大捆手稿，还有不是直接为出版而写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笔记》或《数学手稿》），以及大约20个摘录笔记本。
手稿和摘录笔记本的大部分（约三分之二）如今保存于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例外情况是《资本论》手稿和一些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GASPI）收藏的摘录笔记本（约占三分之一）。
3.书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往来现在包括约4200封他们所写的信和约10000封他们收到的信。到目前为止MEGA书信部分已经进展到1865年（第1—11卷，第13卷；还有20多卷需要编辑）。
4.书籍
马克思是一个狂热的读书人，他自己说“啃书”是他最喜欢的活动。他是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常客。他不仅读德文书籍，同样也阅读法文和英文书籍，后来也读过俄文书籍。他的私人藏书至少收集了2100种3200册书籍（MEGA第Ⅳ部分第32卷第23页），其中1450册流传了下来。这些书籍现在有693册在柏林，617册在莫斯科，81册在阿姆斯特丹，世界上其他地方有59册。马克思如饥似渴地搜寻每一本自己可以找到的书；他在许多书上面都写下了边注。
截至1945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留书籍和著作的流传史
正如已经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部分遗留下来的藏书在1895年直接被寄往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党部。10月底寄给两位党主席的27个箱子抵达柏林。然而党的办公场所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地方还不够大。因此执委会很高兴看到他们总计约4000册藏书能被一家公共图书馆单独保存。直到1901年第一个全部藏书目录才被编制出来，它包括大约8000种书籍（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被编入其中）。
但那些手写遗著情况如何？上面已经提到，它们根据恩格斯的遗嘱规定寄给了劳拉·拉法格，但不是全部。爱德华·伯恩施坦是三个遗嘱执行人之一，他当时住在伦敦。他非常仔细地通读了遗著，肯定也为自己后来的出版工作保留了这部或那部手稿。除此之外，奥古斯特·倍倍尔、弗兰茨·梅林和卡尔·考茨基也都能接触到文献遗著。这也是最初考虑出版马恩著作集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
俄国人达维德·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流传史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会在第三讲开始时较为详细地介绍他的生平。梁赞诺夫从1907年到1917年在西欧生活，和社会民主党人有各种接触。他在1910年有机会在巴黎拉法格夫妇处“通读了所有材料，编制了一份清单”。他不仅将马克思给丹尼尔逊的信收集起来，而且还将马克思给他的夫人和女儿的一些信集中了起来，这些信“为马克思的传记特别是1881年和1882年这段时间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内容”。这些是梁赞诺夫向卡尔·考茨基介绍的情况。1911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委托，梁赞诺夫赴巴黎的德拉韦依取回马克思恩格斯遗著并带回柏林。这样一来虽然计划出版著作集的条件有了改善，但要在“一战”之前实现这个计划仍然面临其他问题。下一讲将介绍有关情况。
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马恩遗著的主要部分就保存于柏林的党档案馆。当然马克思女儿和她的丈夫沙尔·龙格的大儿子让·龙格占有一部分私人遗著（拉法格的孩子在他们夫妻在世时就夭折了）。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初期形势发生了变化：1911年的各项出版计划搁浅了，而且变化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再可能考虑出版马恩著作集。此外工人运动发生了分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外成立了共产党。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一战”结束，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的苏维埃政府。1921年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委托梁赞诺夫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搜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材料。梁赞诺夫和列宁在瑞士流亡时期就已经认识。
实际上到1922年梁赞诺夫才开始担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领导职务。俄国政府赋予他合法地位，提供资金支持，以便创造出所有前提条件，实现出版一部大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计划。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搜集马恩遗著的复制件或原件，招募胜任工作的人员。梁赞诺夫打算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联手创造这些前提。当维也纳的教授卡尔·格律恩贝格被任命为社会研究所的所长时，梁赞诺夫发现他有了一位内行的商谈对象，他在世纪初1905年革命前第一次流亡时跟随格律恩贝格学习过。
莫斯科研究院和法兰克福研究所之间、法兰克福研究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之间签订了有关协议，这使得复制全部马恩遗著成为可能。于是从1924年到1928年，对现有材料的整理和复制工作得以系统展开。俄国流亡者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作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柏林通信员开展工作。
此外梁赞诺夫还建立了一个国际通信员网络。在科隆、特里尔、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都有专业人员在收集国际工人运动的文件和材料。他们成功地在各个档案馆和图书馆中购得或复制大量这类材料。另外他们还参加各种书籍和手稿的拍卖会，以收购其他材料。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发生急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有些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的收藏者被迫出售他们的藏品以换得金卢布。格律恩贝格就是其中的一位。这样一来，梁赞诺夫就能够为在莫斯科建立一座独特的大型图书馆奠定基础。
梁赞诺夫自己也再度和住在巴黎的让·龙格进行接触，从他那里获得了若干私人材料。让以个人理由拒绝了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他以狐疑的态度关注着俄国的政治进程。
弗兰茨·席勒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档案馆的负责人，他在有关该院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研究院在国外的通信员的调查研究和复制工作，这篇文章同时也是梁赞诺夫60岁生日之际对梁赞诺夫工作的一种肯定。文章写道：“如今档案馆拥有15000份原始手稿和175000份照像复制件，它们被分为五个部分：1.马克思和恩格斯；2.关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历史；3.有关日耳曼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4.有关罗马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5.有关斯拉夫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部分集中了二人的全部遗著（复制件），有55000张照片。”
我们回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这个马恩遗著的宝藏。目录编制和照相复制的工作带来的结果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私人收藏的材料也被收入档案馆。此外尼古拉耶夫斯基还负责的事情是，将原马恩藏书中的书籍，特别是带有边注的，再从普通馆藏中挑选出来（找到了1130种）。当然不能不注意到，档案馆负责人有时对自己的馆藏是相当慷慨的。流传下来的查阅者登记册记录了哪些国际友人探访了档案馆，其中还有几个日本教授。他们当中还有人得到了有马克思题词和边注的书籍。因此毫不奇怪，一些日本大学如今也拥有这样的珍品。
此外还要提到，莫斯科研究院的复制工作中断以后（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分析原因），还有其他人为出版若干手稿而使用档案馆。编目工作也在继续。据说波兰籍历史学家马雷克·克里格（Marek Kriger）在从事这种工作过程中获得了马克思的一些手稿笔记本作为“报酬”。
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德国掌权后，这就需要保护手稿免于落入他们之手。人们果断地将马恩遗著装进两个箱子，暂时存放到一位社会民主党负责人那里，后来他的儿子伺机将箱子偷运过边境，运往丹麦。到那以后在丹麦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下箱子被存进银行保险库。在柏林，纳粹分子1933年6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禁之后）查封了该党的图书馆，将其转移到柏林的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馆和其他图书馆。自然后来也查明了，马恩遗著不见了，于是纳粹分子开始对马恩遗著专门进行追查。
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许多党员被关押在德国的集中营中，或者流亡国外。设在布拉格的流亡执委会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统治下掌握着党的命运。在这种困境之下，执委会决定出售马恩遗著。为此巴黎的一个专门工作小组和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进行了谈判。1935年谈判启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方面参与谈判的除了院长弗·维·阿多拉茨基，还有党的领导人尼·伊·布哈林。在此次行程中，代表团还借机在哥本哈根对遗著进行了鉴定，发现缺少经济学手稿的笔记本。谈判最终在1936年破裂，原因不仅是德国社民党开价过高、斯大林没有批准这个数额，而且还因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鉴于莫斯科的政治决定（公审）而不再相信自己是在和恰当的伙伴在谈判。比如1938年对布哈林的公审这样描述他直接受斯大林委托的巴黎之行：似乎他和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一起编织了一个反对斯dalin的国际阴谋网络。
不过1936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一个行动还是大有收获，几十年来人们对此一直讳莫如深。早在1935年，上面提到的马雷克·克里格就从维也纳通过苏联使馆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取得联系。他承认自己拥有马克思的手稿，愿意将其卖给莫斯科的研究院。作为“证明”，他附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管理人员出具的1933年12月的“事后证明”。他以18万美元（他开价2万美元）的价格将一小一大两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7，1861—1863）以及几部篇幅较小的手稿转让给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该研究院的负责人对此肯定是非常满意，因为他们现在拥有了两部著名手稿的原件。当然他们有全部遗著的复本。
在和马恩列研究院的谈判中止以后，德国社民党执委会把目光转向了1935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有意向其出售德国社民党档案馆的马恩遗著和其他材料（不过售价远低于向马恩列研究院提出的价格）。1938年5月，在有一家荷兰银行参与的情况下，出售合同得以签订，此后不久档案馆的藏品被运抵阿姆斯特丹。工作人员对收到的材料和书籍进行了编目和分类。
但到1940年夏天，遗著再次面临危险。德国占领荷兰以后，纳cui一支专门的行动队搜查了研究所大楼。不过他们没有找到马恩遗著。遗著已经再次及时地被运往英国，受牛津一位历史学家保护。接着“二战”开始了。
1945年以后马恩遗著的保护和利用
在经历德国纳cui专政时期拯救马恩遗著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和将它卖给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研究所以后，战后时期位于两个不同政治阵营中的研究机构对马恩遗著的保存、保护和利用产生了影响：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和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后来改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然后又改称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1945年之后该研究所重新获得阿姆斯特丹老城区的办公场所，转移他处的包括马恩遗著在内的收藏资料被运回。1946年春天，收藏多达16万册书籍的图书馆的大部分图书和其他东西在温德海姆（明登以北）附近威悉河（一条小河，在不来梅港附近注入北海）上的两只驳船上被人们发现。收集和重新编目进行了十余年。研究所作为私人机构无法获得大笔资金支持，工作人员也很少。直到1979年，研究所才隶属于荷兰皇家科学院。
西欧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大部分是作为个人，可以使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藏书。他们为出版各种材料，特别是为出版欧洲工人运动代表人物的书信进行准备工作。东欧学者直到MEGA第二版开始准备工作时才可能利用这些藏书。最开始全部是莫斯科的工作人员在阿姆斯特丹开展工作，两家研究机构达成协议交换马恩遗著的复制件。直到莫斯科和柏林的作为出版者的研究院同社会史研究所为支持出版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订立协议（1970年），以及荷兰在外交上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72—1973年），民主德国的学者才获得了使用权。这一点对于能够就原件基础进行文本比较和证人描述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柏林的马恩室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得以前往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如今是一家受人尊敬的学术机构，是全世界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天堂。这家研究所出版了或大或小各种版本的著作集、书籍，还出版一本杂志。如今的研究所位于阿姆斯特丹港东部一个昔日的仓库里，它的工作条件非常好。目录索引目前已经数字化，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检索。
“二战”后莫斯科研究院也很难重新开始工作。战争期间被转移到乌法的藏书从1944年中起又被运回莫斯科。在这里也是过了一段时间，甚至是过了几年以后，才可以考虑开展连续的编辑工作。
1945—1946年，马恩列研究院利用苏联占领东欧（包括东德）的机会，没收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藏书。研究院委派了一名代表前往柏林，让他和苏联军管会的文化官员专门搜寻同德国工人运动史有关的藏书。于是原德国社会民主党图书馆有超过1000本书（其中243册盖有“特里尔卡尔·马克思故居”印章），还有一些文献资料比如拉萨尔的遗物，都被运往莫斯科。此外他们还在英国占领区内找到了恩格斯家的一名后代，并从他那里获得了一捆恩格斯的文献资料。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新成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开始在柏林专门搜寻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有出自德国社民党图书馆的另外600种图书被找到，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些书籍分别在1953年和1961年作为礼物被运往莫斯科的党档案馆。后来柏林的研究院图书馆增添了另外300册图书，其中122种出自恩格斯收藏的军事图书。
此外20世纪40年代末期，莫斯科的研究院又与在法国的龙格家取得了联系。我已经谈到过的让·龙格逝世于1938年。他的弟弟埃德加·龙格步其后尘，在1948年就已经移交了家庭遗著中的其他材料，龙格家的下一代又交出了其他文献材料：1960年马塞尔·沙尔（Marcel Charles）和1963年弗雷德里克·龙格（Frederic Longuet）分别在访问莫斯科时也移交了文献材料。莫斯科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到巴黎拜访龙格一家，并浏览了尚存的材料。迄今还有22本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保存在西蒙·龙格的手里。所有其他材料，书信（包括马克思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通信）、笔记本和日历本都在这期间交给了莫斯科方面。
所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都保存在如今的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史档案馆的1号全宗中。它包括超过8000个架号。自然马恩著作编辑工作的原始文献资料占基础地位。不过国外学者使用这些馆藏并不总是很容易。甚至柏林的“兄弟研究院”也得不到编目的副本，结果来自柏林的同志们只能费力地编写了手工目录。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也只能“一点一点地”使用那些必要的文献资料的副本。直到开始编辑MEGA，使用馆藏材料才“比较自由了”，也就是说，不仅是柏林中心的同志们拿到了原件，而且民主德国大学中的合作者也能看到他们编辑MEGA各卷必要的原件。现在由于日本方面的一个建议，全部马克思恩格斯藏品都进行了数字化处理，莫斯科的同事们还制作了一个书信数据库。
这样我就结束了第一讲，下一次我将仔细考察编辑原则的演变。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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