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问题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解读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到底属于哲学还是实证科学，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俞吾金准确地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而他们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并非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但是，他对自己观点的分析和论证尚有一定的缺陷。俞吾金的批评者们大多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之间的层次区别，由此简单地认定“真正的实证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并又自相矛盾地想说明“真正的实证科学”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实证科学”。其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简单地把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真正的实证科学”，而是将之称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是一种直接取代“独立的哲学”的哲学理论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它以“真正的实证科学”为基础，同时又为“真正的实证科学”提供有助于排除其研究困难的、可以通过经验来验证的现实前提。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实证科学;学科归属

　　近几年来，国内哲学界围绕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实证科学展开了激烈争论。俞吾金在《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实证科学，而是“伟大的哲学理论”。在《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段忠桥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答俞吾金教授》一文中则提出：尽管他个人倾向于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曾把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真正的实证科学”，而并不认为它是“哲学”。在《学术月刊》同一期上，还发表了张廷国、梅景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意义上的“实证科学”——由俞吾金教授与段忠桥教授之争所想到的》一文，试图调和上述争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实证科学”。该文指出：从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旨趣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并未在哲学和实证科学之间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哲学的“逻辑前提”和实证科学的“事实前提”的互动中关注着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及其历史性命运；从区别于传统哲学的特质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恰好是以人的感性实践为基础，论证并引领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在《哲学动态》2011年第6期，王晓升发表了《哲学或实证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热讨论之后的冷思考》一文。该文首先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而指出：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哲学”和“实证科学”对立起来时，实际上是把从意识出发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和从感性的现实出发的唯物主义哲学对立起来。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实证科学”是一种哲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并不包含实证的要素。

　　后三篇文章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真正的实证科学”，但同时又试图说明这种实证科学具有哲学意义，因而要么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段忠桥)，要么被说成是“以人的感性实践为基础，论证并引领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张廷国、梅景辉)，要么被说成“是一种哲学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王晓升)。可见，俞吾金教授的批评者们其实并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而只是反对他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同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们一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曾把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称为“真正的实证科学”，但这是一种不同于现代实证科学的具有哲学性质的实证科学。由于俞吾金及其批评者们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因此，他们之间争论的关键只在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否确曾把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真正的实证科学”？

　　正是在上述争论的背景下，鉴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问题的重要性，本文试图对上述学者的观点作出自己的评析，并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更细致的文本解读，阐明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之间的真实关系。

　　一、俞吾金观点的文本依据与其论证的缺陷

　　我认为，俞吾金在《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一文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是成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找到明确的文本依据。

　　让我们一起看看为所有研究者一再引用的这段话：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

　　俞吾金的批评者们依据这段话的头一句，而得出马克思恩格斯确曾把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结论。例如，段忠桥认为这段话的头一句中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与最后一句所说的“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历史唯物主义。他还指出：“真正的实证科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方法，“这些抽象”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基本内容。[2]但俞吾金教授敏锐而准确地看出：“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并非指同一个东西，而是分别指称两个不同的东西。具体而言，“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这一真正的实证科学”是指“历史学”，他的理由是：“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实证科学’概念是以单数形式出现的，又涉及历史资料整理方面的内容”；而“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则正好指马克思创立的伟大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3]这实际上把“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视为两个层次的东西了：前者属于实证科学，后者属于哲学。

　　我之所以断定俞吾金的上述观点是可取的，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在这段引文中，“真正的实证科学”是与思辨而并非与思辨哲学(它就是引文中的所谓“独立的哲学”即被统称为“意识形态”的当时德国的各种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应的，而与思辨哲学或独立哲学相对应的，则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并未让“真正的实证科学”而仅仅让“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来取代德国意识形态即独立的思辨哲学，即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取代思辨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尽管他们在论述中并未明确地把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称为“哲学”，但我们始终不能忽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处于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层次。当他们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取代唯心主义历史观时，他们实际上便是用一种唯物主义哲学来取代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了。

　　诚然，作为唯物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取代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即唯心主义历史观离不开“真正的实证科学”对于“思辨”的取代，而且的确要以后一种取代为基础，这两种取代是相伴而生的。依据引文，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肯定了正是对“对现实的描述”即“真正的实证科学”才使得“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这表明思辨是独立的思辨哲学的基础(“生存环境”)，而真正的实证科学则构成与独立的思辨哲学相对应的作为哲学理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生存环境”)。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到了第三种取代，即“关于意识的空话”(这是对“思辨”的解释)被“真正的知识”(这是对“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解释)所取代。这三种取代是一体地发生的，但毕竟有一种依次递进的关系：随着“真正的实证科学”取代了“思辨”，“真正的知识”便取代了“关于意识的空话”(这两次取代还只是发生在同一个层次上)；接着，随着“真正的实证科学”取代了“思辨”，以及“真正的知识”取代了“关于意识的空话”，独立的、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便失去了基础(“生存环境”)，并被以“真正的实证科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所取代。这是一次更高层次的取代，是一种哲学被另一种哲学取代。

　　由于俞吾金及其批评者们都不太关注“真正的知识”对“关于意识的空话”这一取代，所以我在本文中也只重点考察另外两次取代。这两次取代，我认为尽管是相伴而生的，但毕竟处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俞吾金看到了这两次取代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新东西：一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学)，二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并正确地指出前者属于实证科学，后者属于哲学，是伟大的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文章中从理论思维与经验直观的区分入手，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伟大的哲学理论建立在抽象的理论思维基础上，而不只是建立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

　　但是，俞吾金对自己观点所做的论证却存在一些缺陷。

　　(一)主要立论依据令人质疑

　　俞吾金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海德格尔曾认为哲学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它有别于研究存在者的实证科学，而是要为实证科学的研究澄清思想前提，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存在尤其是以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因此它是伟大的哲学理论。但是，批评者们会认为，说哲学研究“存在”，实证科学研究“存在者”，这只是海德格尔的观点，而并不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或其他人的观点，因此，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而得出研究社会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结论，其逻辑前提本身是可疑的。段忠桥就认为：“俞吾金教授把海德格尔的看法视为论证的大前提，即唯一正确和人人遵从的看法显然就是不成立的。”[4]而倘若我们赞同海德格尔的说法，并依此为标准来衡量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却又会发现：它固然包含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论，但也包含了有关存在者的理论，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并未像海德格尔那样严格地区分存在和存在者，他们通常把人们的社会存在归结为人的现实生活及其过程，但又强调社会现实生活离不开物质条件，而物质条件(包括自然条件、人口要素和生产方式等)恰好属于存在者。例如，当他们开始谈论历史的现实前提时，便认为这些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5]这表明他们并不仅仅从人的活动方面来理解人的社会存在，而是把人的肉体以及各种物质生活条件都当作人的社会存在的构成环节。总之，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论述来论证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理论，不仅会遭到反对海德格尔的人的反对，也会受到赞同海德格尔的人的质疑。

　　(二)间接论证说服力不够强

　　俞吾金引用了马克思1837年11月10日致父亲的信，以及马克思发表于1842年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观点，来表明马克思确实一直都注重哲学，并由此得出结论：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是伟大的哲学理论。但这其实是一种推论式的论证，其论证力偏弱。段忠桥对此就表示质疑：“试问：‘马克思从青年时期起就十分重视哲学的作用’，能证明他在成熟时期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理论吗？马克思1842年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不是在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能证明他和恩格斯在1845年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理论吗？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能证明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理论吗？”

　　(三)文本阐释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俞吾金意识到了仅有上述论证还不够，还必须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来展开论证。针对本文前面曾引用过的那段重要话，他强调指出：“思辨”、“真正的实证科学”、“意识的这些空话”、“独立的哲学”等术语前都是定冠词而非不定冠词，因此，他认为在翻译时要将定冠词醒目地体现出来。尤其是“独立的哲学”前面一定要加上“这种”二字，以避免使人觉得马克思在这里一般性地反对所有哲学。“这种独立的哲学”这一译法，可以更清楚地提示马克思在此仅仅针对德国当时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而并非试图终结所有哲学。他试图重新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翻译上面那段话，主张把“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一句，也翻译为“但是这些抽象与这种哲学(die Philosophie)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图式(Schmema)”[6]。俞吾金对译文所做的推敲工作具有一定的意义，有助于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并不一般地否定哲学，而只是在否定特定的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不过，批评者很可能认为，即使不在“独立的哲学”、“哲学”等字眼前加上“这种”、“这一”等定冠词，读者也能够读懂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并不是在一般地否定或反对哲学，而只是针对德国当时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或意识形态而言的，所以，他们不仅会低估俞吾金修改译文的意义，甚至会批评：“俞吾金教授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文的改译要么是画蛇添足，要么是错误的。”[7]

　　俞吾金把对这段话的阐释的重点放在添加定冠词上，虽然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可能偏离了真正的重点，因为最要紧的，是解读出这段话的层次性。如前所述，俞吾金敏锐而准确地看出了“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处于两个层次，前者属于实证科学，后者属于哲学，但由于他把重点放在添加定冠词上，从而忽略了这两个东西所分别取代的对象同样处于两个层次：由“真正的实证科学”所取代的“思辨”处在较低的第一层次，而由“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所取代的“独立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第二层次。诚然，高低不同的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是相伴而生的，但却绝非同一个层次上的同一个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俞吾金与自己的批评者们一样弄错了，因为他明确指出：依据加了定冠词的新译文，“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思辨’、‘这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这些废话’等，指称的都是同一个对象，即德国思辨哲学。这种哲学热衷于思辨，以为自己可以脱离现实生活，拥有完全独立的发展历史。马克思认为，正是在这种哲学终止的时候，出现了以下两种新的东西：一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这一真正的实证科学’(die wirkliche, positive Wissenschaft)。……二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综合’。”[8]可见，俞吾金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要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与构成其“生存环境”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层次区别，但却忽略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所取代的“独立的哲学”(“德国思辨哲学”)同“真正的实证科学”所取代的“思辨”(这种“思辨”构成了“独立的哲学”或“德国思辨哲学”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层次区别。他和段忠桥一样认为“思辨”与“独立的哲学”(“思辨哲学”)是同一个层次上的同一个东西。俞吾金之所以不能使段忠桥相信“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是尽管相伴而生却始终处于两个层次的东西，前者属于实证科学，后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属于哲学，其原因正在于：他未能清楚地阐明“思辨”与“独立的哲学”或“思辨哲学”之间的层次区别。他们两人都简单地把“思辨”完全等同于“独立的哲学”或“思辨哲学”了。由于两人的这一看法相同，因此，段忠桥自然会这样思考：既然“真正的实证科学”取代的“思辨”就是“独立的哲学”或“思辨哲学”，那么，作为同“独立的哲学”或“思辨哲学”相对应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称号吗？他进而也就会认为，“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前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后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基本内容。

　　(四)进一步的申论显得多余

　　俞吾金在其文章的最后部分还试图表明：如果肯定历史唯物主义是伟大的哲学理论，且包含辩证的方法，则会凸显其批判性，因为辩证法从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如果断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证科学，则只能肯定其描述性而遮蔽其批判性。我并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含有辩证的方法，也不否认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更不否认《德意志意识形态》有一种力图变革旧世界的革命的、实践的精神，但是，从有关“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的层次区分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肯定的两者之间的异质性，应该是“描述性”与“抽象性”的区别。因为他们明确指认了“真正的实证科学”是对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一种描述(Darstellung)，而历史唯物主义则由对这些描述的一些抽象(Abstraktionen)组成。显然，真正的实证科学作为描述科学在展开对历史的描述，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更高层次的哲学理论则是对这些描述的进一步抽象和概括；构成历史唯物主义之“生存环境”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在进行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描述，而历史唯物主义则直接奠基于对这些科学描述的哲学抽象。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即便历史唯物主义真的具有充分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但最好还是尽量凸显其抽象性与实证科学的描述性(实证性)的区别，而不必节外生枝地去论述批判性与描述性的区别，因为这种论述反而会冲淡“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之间即实证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层次区别。

　　二、对俞吾金的批评者们的批评

　　俞吾金的批评者们其实同俞吾金有诸多深刻的一致性。首先，他们都没有在“思辨”和“独立的哲学”或“思辨哲学”之间作出高低不同的层次区别，而是简单地将之视为同一个层次上的同一个东西；其次，他们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理论。俞吾金是直接明确地说，而批评者们则通过阐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不是一般的实证科学，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特殊的实证科学，来表明它最终也是哲学。于是，批评者们与俞吾金之间唯一区别只在于：他们认为“真正的实证科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用来称呼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术语，就像“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另外一个称谓一样，而俞吾金则至少想表明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前者指历史学，后者指历史唯物主义。

　　我认为，批评者们存在文本解读不够精细、逻辑上不够自洽两个方面的问题。

　　所谓文本解读不够精细，是说他们总是在未对“思辨”与“独立的哲学”(“思辨哲学”)、“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作出层次区分的情况下，简单地把“真正的实证科学”就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或代名词，因而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思辨”构成“独立的哲学”或“思辨哲学”的“生存环境”，“真正的实证科学”构成“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的“生存环境”，因而未能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与“独立的哲学”(“思辨哲学”)相对应的“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才是马克思恩格斯用来称呼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真正用语。俞吾金的批评者们必须正视这样的问题：我们诚然不能否认“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密切相关，就像我们不能否认“独立的哲学”(“思辨哲学”)离不开“思辨”一样，但是，难道因为两个层次的东西密切相关，我们就真的可以将之简单地完全等同起来吗？

　　所谓逻辑上不够自洽，是说他们一方面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另一方面却总是强调这个“真正的实证科学”其实并非通常的实证科学，而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或哲学性的实证科学，结果导致了他们跟俞吾金的争论，最终变成了没有实质意义的字面之争。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仅仅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它并不真正属于实证科学而是属于哲学，那么，他们与俞吾金的争论还有何实质意义呢？当我们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归属，即追问它到底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哲学时，必须从一开始就把两者在层次上严格区分开来。如果批评者们一会儿把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真正的实证科学”，一会儿又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解释成哲学，那么，实证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层次区别就被随意地抹平了。

　　段忠桥是俞吾金观点的最坚决、最彻底的批评者，让我们重点审视一下他的基本观点。他反对俞吾金把海德格尔的说法当作判断历史唯物主义学科归属的标准，质疑俞吾金依据马克思早先重视哲学的事实论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把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哲学的做法，声称俞吾金对中央编译局译文的改译要么是画蛇添足，要么是错误的，这些对于俞吾金的批评，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段忠桥的主要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在“思辨”或“思辨哲学”(他把两者当作同一个层次上的同一个东西，也可以叫做“独立的哲学”或“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终止的地方，出现的并非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即历史唯物主义。俞吾金所说的第一个层次上的东西“真正的实证科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方法，而俞吾金所说的第二个层次上的东西“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或简称“这些抽象”)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基本内容。显然，他并没有把“真正的实证科学”与“这些抽象”视为分别属于实证科学和哲学的两个层次上的东西，而是当作同一个层次上的东西的两个方面，即方法的方面和理论内容的方面。

　　段忠桥认为，人们可以从“在思辨终止的地方……”这段话前面的两段话中看出“真正的实证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方法，可见，他运用了语境分析的方法。让我们也来看看这两段话：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9]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0]

　　诚然，这两段译文都出现了“考察方法”字样。但是，段忠桥把这里所说的“考察方法”就等同于下文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是难以成立的。考察方法的德文是Betrachtungsweise。[11]严格而言，这个词应该翻译为“考察方式”(“考察方法”的原文应为Betrachungsmethode)。不过这个问题是次要的，可不多谈。重要的是，“考察方式”不等于“考察”。“真正的实证科学”是对于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如实的考察，它固然贯彻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方式，但毕竟并不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方式本身。显然，段忠桥忽略了“考察方式”与“考察”或“描述”的区别，把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的考察历史的方式(这属于哲学)与他们按照这种考察方式对历史(主要是人类史)所做的具体考察(这属于实证科学)当作一回事了。

　　在上面第一段引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把两种考察人类历史的方式加以对照：一种是德国哲学考察历史的方式，另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考察历史的方式。前者从想象的东西即从意识出发，并且把意识视作有生命的个人，后者从现实的人出发，把意识仅仅视为现实的人的意识。这两种对立的考察历史的方式分别对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前者认为意识决定生活(存在)，后者认为生活(存在)决定意识。可见，他们所支持的唯物主义的考察历史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或原理，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的考察历史的方式始终从现实的人出发，或者说，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为前提。而当人们按照这种唯物主义的考察历史的方式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展开对人类现实生活过程即真正的人类史的考察时，才有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把“真正的实证科学”说成是对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描述(Darstellung)，而且说成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Betrachtung)。不论是描述还是考察，都属于实证科学层次，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考察方式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历史学层面上的一种贯彻和运用，而作为哲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则体现为对上述实证考察的现实前提的系列抽象，通过这些抽象得出的最一般的结论(现实前提)又最终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

　　段忠桥把“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视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基本内容。粗看之下，这一点并无大问题，但是，他的一些提法依然值得商榷。他说：“……这种‘概括’，即‘这些抽象’指的是生产力、交往关系、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它们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12]在这段话中，他似乎把这种“概括”和“这些抽象”等同起来了，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概括”，是对“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因而它并不直接等同于“这些抽象”，而是“这些抽象”的概括或总结。我们倒是可以把“这些抽象”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放在同一层次来理解，因为“最一般的结果”恰好是“这些抽象”的结果。但这些抽象出来的结果还要概括或总结在一起，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可以直接取代“独立的哲学”的新哲学——概括出来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生活)决定社会意识”。把这些抽象或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归结为生产力、交往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关系等理论内容，虽然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后文来看可能是成立的，但从我们所引用的文本段落而言，却应该同有助于“真正的实证科学”研究的若干“前提”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着手考察和整理历史资料和实际阐释历史资料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的排除受种种前提制约，而这些前提在实证科学研究的范围内不可能给出，而只能通过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即通过一种普遍性的思维抽象才能产生。可见，“这些抽象”所得出的结果，应该就是有助于排除考察、整理和阐释历史资料所遇到的困难的种种前提。关于这些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话之前的论述中，已经多次提到了，他们一再强调了自己的考察方式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的，而这些现实的前提又被归结为现实的人，以及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活动及其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说：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3]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认这些前提可以通过纯粹经验的方法或通过经验来确认，但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那样，它们并不可以“通过单纯的经验直观被发现出来或提供出来”。“这些前提根本不可能自动地被提供出来的，只有诉诸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发现这些前提，而研究活动不但要诉诸经验直观，更重要的是要诉诸理论思维。”[14]这些可以通过经验来直接确认但必须通过哲学理论思维才能被抽象出来的种种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阐释中得到了更具体的规定：

　　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5]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有不同的版本，在(民主德国)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I](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Band 3[I], Dietz Verlag Berlin, 1969.)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所说的有助于排除实证历史学研究之困难的种种前提有更直接的提示。他们在指出实证的历史研究不可能提供这些前提之后说：“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用历史的实例来加以说明。”[16]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所指出的“几个抽象”到底是什么呢？按照这个德文版本，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所做的抽象共五个，恰好都涉及前面所说的历史的种种现实前提。这五个前提分别是：

　　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为了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7]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8]

　　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19]

　　这样的，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0]

　　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21]

　　这里所讲到的五个方面，前四个方面是历史的基础方面，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只有第五个方面才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由前四个方面所决定的。通过这些抽象，或通过这些抽象所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果，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现在的中译本中，这些论述前面穿插进了好多段有关费尔巴哈的论述，这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前面的论述与这些论述强行分割开来了，使得读者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他们所举的几个抽象到底是指什么。

　　我之所以要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大量原文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这些抽象”和“这些抽象的概括”，表明他们所说的“这些抽象”其实涉及他们一再强调的诸多“现实前提”，而这些现实前提概括在一起，正好得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不仅是为了同段忠桥展开讨论，而且是为了同张廷国、梅景辉展开商榷。他们认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有两个前提：一个是“逻辑前提”，一个是“事实前提”。“社会存在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它只是表明唯物史观对于唯心史观的总体性颠倒，但仅有这个逻辑前提是不够的，唯物史观的真正根基则是‘事实前提’，即现实存在的个人和具体的生产活动。”[22]但是，我认为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逻辑和事实双重前提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现实前提是唯物主义的唯一的前提，而社会存在作为决定社会意识的所谓“逻辑前提”，只不过是对这些现实前提的高度概括罢了。这些现实前提一方面要通过经验和实证的历史研究来加以确认，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哲学层次上的抽象而得到揭示。也就是说，实证的历史研究和对这些研究的抽象概括都涉及同样的现实前提。

　　张廷国、梅景辉准确地看到了马克思在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已经投入了对实证科学的更多的关注。但是，当他们援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是同一门科学的论述，来说明马克思所说的实证科学同时就是哲学时，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理解上的失误。因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是同一门科学，是就两门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人和自然)归根到底是统一的。但研究自然的科学不等于实证科学，研究人的科学也不等于哲学。所以，马克思强调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他肯定关于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实证科学(俞吾金所谓的“历史学”)与对于实证科学的抽象(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个层次上的同一个东西。总之，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区别，是研究层次上的区别，而并非研究对象的区别，显然，张廷国、梅景辉把两者混淆了。

　　三、“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关系

　　国内学界之所以有许多学者相信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叫做“真正的实证科学”，并由此而忽略其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的层次区别，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相信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用作为实证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同作为哲学的德国意识形态或思辨哲学相对立。于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对立，就被悄悄地置换为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对立了。但是，这些学者却又自相矛盾地强调这种同思辨哲学相对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依然是哲学，而非西方实证科学家所研究的实证科学。于是，他们最终又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解释为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的对立。在他们进行这样一种解释的时候，他们一直忽略了本文第一部分一开始就强调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即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层次区别。现在，让我更具体地阐释两者的相互关系。

　　我认为，两者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真正的实证科学”为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真正的实证科学”提供有助于排除其研究困难的一般前提，而这些前提又恰好通过“真正的实证科学”而得到确认。让我们完整地援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文字：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23]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之后，首先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毫无价值，这就表明了它们对于现实的历史的依赖性，以及对于专门描述或考察现实历史的实证的历史科学的依赖性。这就进一步支持了前面的论点：关于人类历史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抽象的“生存环境”。接着，他们指出这些抽象“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这不过是在提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有助于解决实证的历史科学研究所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因为整理历史资料无疑属于实证的历史科学的研究范畴，是描述现实的历史所需要的。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地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抽象与“独立的哲学”的区别：它不像“独立的哲学”那样能提供一种药方或公式，按照该药方或公式，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被任意地剪裁，而这正是唯心主义的历史思辨所做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实际上也指明了“思辨”与“独立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独立的哲学”为思辨提供一个似乎是万能的药方或公式，而思辨则不顾历史的实际顺序而对历史阶段进行任意的剪裁。但是，一旦人们着手考察现实的历史资料(包括现在的和过去的历史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描述，即对历史展开真正的实证性的考察和描述，那么，就会遇到真正的困难。要排除这些困难，就势必依赖于一些前提，而这些前提在实证的历史科学的范围内是根本不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我认为，所谓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出这些前提，正好对应于前文所说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所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就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所产生出来的这些前提。这些前提有助于排除实证的历史研究所遇到的实际困难。

　　显然，这些最一般的前提是通过思维抽象而得到的，不过，这些有助于排除实证的历史研究之困难的前提，又一再被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为“现实的前提”。在这段话之前，他们已多次指出：这些现实的前提不外乎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它们“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4]，换言之，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25]。正是由于这些现实的前提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或通过经验而得到确认的，它们才迥异于“独立的这些”为唯心主义的历史思辨所提供的可用于任意剪裁历史的药方或公式。

　　总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所做的唯心主义的“思辨”与“独立的哲学”相互支持：一方面，“独立的哲学”为这种思辨提供万能的药方或公式，使得任意剪裁历史的历史思辨有了这些前提；另一方面，正因为“思辨”的盛行，“独立的哲学”才有可能提出万能的药方或公式，“思辨”构成了“独立的哲学”的“生存环境”或基础。同样，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为实证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助于排除其研究困难的现实前提；另一方面，正是实证的历史研究即对人类现实生活过程的如实考察或描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抽象的“生存环境”或基础，这些实证的历史研究还为这些哲学的抽象前提给出了经验性的验证。我们看到，“思辨”与“独立的哲学”、“真正的实证科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总是密切相关，相伴而生和相互支撑的。但是，“思辨”与“真正的实证科学”毕竟属于一个层次，而“独立的哲学”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则属于另一个更高的哲学层次。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唯心主义的历史思辨也是科学的，而仅仅意味着它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它代表着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在以唯心主义的方式、以“独立的哲学”所提供的药方或公式为指导对历史展开任意的想象或虚构。

　　我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的考察历史的方式、作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概括”，是一种以“真正的实证科学”为“生存环境”同时又反过来为后者提供有助于排除其研究困难的现实前提的哲学理论，它虽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密切相关，但两者毕竟分属于实证科学与哲学，具有相对的区别。因此，尽管我们要充分肯定“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建立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却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53页。

　　[2]段忠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答俞吾金教授》，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3]俞吾金：《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4]段忠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答俞吾金教授》，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46页。

　　[6]俞吾金：《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7]段忠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答俞吾金教授》，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8]俞吾金：《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中央编译局把eine Zusammenfassung译为“一种概括”，俞吾金译为“一种综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52—15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53页。

　　[11]Deutsche Ideologie. I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Band 3. I. Dietz Verlag. Berlin. 1969. Seite: 26-27.

　　[12]段忠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答俞吾金教授》，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66页。

　　[14]俞吾金：《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7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5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5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5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5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6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60页。

　　[22]张廷国、梅景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意义上的“实证科学”——由俞吾金教授与段忠桥教授之争所想到的》，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53页。黑体字部分为引者所强调。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4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53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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