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

Marcel van der Linden,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A Survey of Critical Theories and Debates since 1917,Leiden: Brill, 2007.

        内容摘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带来了三大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脱节；研究方式的实证化、技术化和学院化；追踪研究与基本理论研究的脱节。解决上述三大问题的关键在于：确立把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归宿；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版块分别研究；实现追踪研究和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有机互动。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边界不断被拓展，并最终促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二级学科的确立，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这一转换既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意味着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日益重视。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转换过程也导致了一些我们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

　　一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于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谓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致是指产生和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逐渐拓展到70年代的分析学、生态学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通常理解。产生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归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则应该是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各种思想流派的总称。为何发生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如何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争议促使人们用一种地域性的概念，即国外马克思主义概念替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争议的根源在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性”，这种“非正统性”表现为它反对自恩格斯、列宁以来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质，并将其解释为“实践唯物主义”。相关争议的实质实际上就是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如何看待、处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不同理论谱系之间的关系。受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我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一线单传”的思想发展史，在这一理论谱系之外的理论流派或者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或者被看做是“修正主义”。这些争议造成的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很难深入下去，而只能停留在对资料评介的主观评判上，严肃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分析难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出现了一种策略性的做法，就是主张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以地域为标识的较为中性的概念。取代既具有地域特征，又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其旨意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暂时悬置起来。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不必纠缠于比较敏感而又难以一时达成共识的问题，而直接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因而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无法反映这种变化。对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踪迹》（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am，原译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对这种变化作了系统考察。该书把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所讨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及其特点在时间上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继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具体问题研究的同时，研究的地域重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心从西欧国家转向了英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运动实践之间的联系趋向薄弱，出现了革命战略的贫困，甚至出现了虽然并不完全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但却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持怀疑论的倾向；理论逻辑上和西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女权运动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社会运动出现了相互渗透与叠合。安德森所描述的这些变化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以探求马克思哲学真谛，探索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另一方面出现了出于各种其他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作客观研究的“马克思学”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马克思学”；出现了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力图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框架内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想流派，他们虽与马克思的思想或多或少具有关联性，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出现了借助于后现代理论，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立场，既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又要求解构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等等。上述复杂局面意味着用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已经不能再反映20世纪70年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貌，于是不得不采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地域性的概念来反映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思想和流派的状况。

　　第三，随着我国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二级学科，从学科建设的要求出发，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术界通行的做法。

　　二

　　可以看出，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的转换，但这一转换过程却隐含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处于长期分离状态，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地位也因此无法准确定位。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指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称，不涉及他们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换句话说，可以绕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即不去追问其理论性质和理论地位问题，而追问理论性质和理论地位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出现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思潮、新流派的追踪研究。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应该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视野，不应该把国外马克思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之外。[1]

　　第一种观点应该说是值得商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两个概念的确有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应有的价值立场对一种理论思潮和流派展开纯客观的描述和研究。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任何一种理论思潮和流派的研究不管在具体问题上研究得如何深入，但最终还是要给它一定的理论评判和价值定位，企图绕过这个问题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实际上只能表示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们，并且目前难以得到合理的解答。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和流派必然会秉承某种价值立场和价值目的，而不可能仅仅停留于纯客观的具体理论描述上。在当代中国，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主题，单纯停留于资料评介既不能实现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也无法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走向深入。

　　第二种观点笔者从总体上赞同。我国学术界在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程中虽然发生过几次较大的争论，并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但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应该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的产物，它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一源多流”的关系。因此，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予以研究并不会产生很大的争议。但是，如果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展开研究，却必然会产生较大的争议。这是因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即便是其理论存在诸多缺陷，但他们都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探索的目的始终是围绕如何探寻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以及适应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而展开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情况却较为复杂，既存在着大量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理论流派和思潮，也存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无直接联系，甚至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目的的理论流派和思潮，后者当然不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理论框架中。能否将一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予以研究，并不单纯取决于其理论本身的正确与否，而关键在于其理论立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关联度。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出现了一种两难的悖论现象：如果不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予以研究，就必然导致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部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排斥在马克思主义者之外，不能合理地评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和所拥有的理论地位；但是如果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予以研究，目前又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这也是为什么部分论者不同意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编写中的根本原因。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选择的随意性和研究方法的实证化、技术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导致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把握和具体研究、追踪研究同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之间的脱节。

　　应该说，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曾经对我国学术界冲破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道路和哲学革命的变革实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哲学功能和哲学使命等问题的考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当前缺乏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目的的准确定位，对新流派和新思潮的追踪研究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新名词、新概念、新思潮不断涌现，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追踪研究，追踪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或者被忽略，或者被夸大，而一些在西方思想史上尚待定位的思想家却被我们作为理论大师匆匆引进。在“思想淡出，学术突现”的学术氛围下，对新的理论流派和思潮的追踪研究往往呈现出实证化和技术化的倾向，即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尽管对一种思想流派或一个人物研究得较为具体和细致，但往往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仅仅满足于把一种新思潮和新人物介绍进来，却无法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和对一个思潮流派或代表人物的具体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无法实现追踪研究同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之间的有机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了新概念和新名词游戏的场所，呈现出看似热闹却并无实质进展的局面。

　　第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明确的目的意识和问题意识，导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游离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外，或者凌驾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上，最终沦为拘泥于学术圈内的自说自话。

　　在当代中国，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瞄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而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和学术价值。事实上，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自觉意识远未形成，而且由于长期受形而上学两极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自成一个相对孤立的学术圈。长期以来，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两种思维模式支配的。在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早期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是被置于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中予以拷问的，对他们的理论的研究和评判基本上是贴上“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上只是起着向学术界提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资料的功能。而在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模式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只有“实践唯物主义”才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和真本质，国外马克思主义又被置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加以考量；于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一种思想偏见，似乎只有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才真正读懂了马克思，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走形变样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是非学术化的政治话语。另一方面，在力图纠偏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政治实用化的做法的同时，虽然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学术性，却又不能正确处理“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关系，从而导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现实观照和现实维度。

　　三

　　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想真正走向深入，并实现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就必须重视和解决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从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这一目的展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确处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2]

　　学术界之所以不能正确处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关键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缺乏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研究中历史意识相对匮乏。长期以来，支配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是马、恩、列、斯、毛等“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不可能正确处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只能造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否定和疏离，更不能促成它们之间的有机互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应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会形成不同形态的多流派的发展格局。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差异的根源应该到它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不能以某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标准来评判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而应该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出发，考察时代向理论家提出了什么问题以及理论家是否正确地回答了时代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应该强化历史意识，始终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历史条件、社会运动和文化传统三个维度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二者的有机互动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

　　第二，如何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宏观视野中展开研究，笔者主张将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分为四大版块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显然并不仅仅只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根据国家学位办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规定的研究对象看，还应该包括国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这一领域曾长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根据我国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学术力量和学术传统，笔者主张这一领域可暂不涉及。为何分为以上四大版块？主要是基于它们鲜明的理论特点和易于操作两个方面的考虑。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在理论上具有共同特点，即其理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都是力图探索马克思哲学的真谛，都反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都力图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模式。显然，把它们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予以研究更易于为学术界所接受。笔者认为，这两块应该是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首先，这些理论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具有较深和较为直接的理论联系，主张这些理论的思想家都自称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正如衣俊卿教授指出：“如果从50年代初南斯拉夫一批年轻的人道主义哲学家（后来的实践派成员）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算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迄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在此期间，这些思想家一直为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所驱使，无论作为东欧社会内部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家，还是作为屡遭指责的反教条主义批判家，或远离故园流浪他乡的持不同政见者，都始终不渝地、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论信念。”[3](P9－10)同时，这些思想家与理论家又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都力图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其理论建构直接针对社会主义实践在西方和东欧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探索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其次，他们都重视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他们所研究的都是关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如马克思哲学的实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马克思哲学的功能，以及实践、辩证法、意识形态、人道主义等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这些问题恰恰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最后，他们都注重对现实问题展开哲学研究。具体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后果的反思，如异化问题、人的问题、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生态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注重对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后果的反思，其产生和发展与“非斯大林化运动”密切相关，他们全面反思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力图反思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如何建立适合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他们的这些理论探讨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马克思学的情况则较为复杂。这其中有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学”，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生平的研究，故意夸大马克思在不同阶段思想的差异，制造“两个马克思”，或通过对马克思的生平研究而故意诋毁马克思的人格，以此达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的目的。对于这种“马克思学”我们当然不应将它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框架内加以研究，但是对于它所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挑战，我们应该在理论上有勇气回应，客观地研究并给予科学的回答。此外，还有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学”，从事这种“马克思学”研究的往往是西方比较严肃的学者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抱有同情倾向的学者，他们主要侧重于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考证以及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和理论特质的研究，他们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往往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由于他们主要侧重于对马克思哲学的纯理论研究，目前似乎还不宜把这方面研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

　　后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也比较复杂。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目前是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追踪研究的热点，但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在国内学术界尚未能取得共识。总的看来，其基本立足点还是既继承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同时又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相结合，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构，甚至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笔者主张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秉持一种相对独立的理论视角，侧重于从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两重关系中揭示其理论的性质和理论得失。在目前这方面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的情况下，也不宜将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予以研究。

　　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上述四个版块的研究的好处：一方面使我们在目前的条件下大致能够区分什么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而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象中，避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之间的脱节，有利于我们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总体面貌。另一方面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人物众多，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看，我们应该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侧重，重点研究那些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有重要借鉴价值的思想流派和人物。

　　第三，正确处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追踪研究和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动态和最新流派展开追踪研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目前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在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有待深入的情况下，就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追踪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看来依然是以资料评介为主，基本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其二是追踪研究热点转换过快，新概念、新名词和新思潮不断涌现，但对于相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却缺乏系统的整理，因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还是停留于资料介绍和资料评介的水平上。其三是追踪研究往往以个案研究为主，或者着力于人物研究，或者着力于流派和思潮研究，而这种研究又往往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势和面貌，暴露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走向拘泥于学术圈内的自说自话。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要求我们应当在重视追踪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笔者所谓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对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应该重新审视，并进行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原因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虽然已为学术界所熟知，但是过去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下展开的，这种研究方式略显简单化和僵化，对于它们所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明显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全面的把握。在目前学术研究方式更加多样化、对马克思哲学理解更加全面的情况下，应该重新审视它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理论问题，如马克思哲学观问题、实践观、辩证法理论、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人道主义问题、资本主义观和社会主义观、科技观、生态观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展开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其二是追踪研究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应该联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注重揭示理论家的思想渊源、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所面对和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等，避免我们的研究仅仅只是具体理论观点、新名词、新概念的堆积，避免使人们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时总感到理论观点杂多，总是一头雾水，或者只见一点，不及其余；而是要从总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运思过程和理论诉求，从而更好地利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参考文献：

        [1]李佃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离与会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一种考量[J].学术研究，2009,(10).

　　[2]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J].南京大学学报，2009,(5).

　　[3]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来源：《学术研究》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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