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人口”提法的背后居心竟然是.........
近年来，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中国一些超大城市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大力推进人口疏解工作。相对应的现象是，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增速开始放缓。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看，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一些媒体报道时采用了“专家：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的表述手法，引起舆论反感。其实，在我们的法律和政策术语中，并没有所谓的“低端人口”一词，顶多有“低端产业”一词，“低端人口”是“低端产业就业人群”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然概念转换。但这个概念显然是带着明显的人格歧视、不应该存在的。甚至，连“低端产业”一词也不应该存在，只有社会分工和产业附加值不同，没有产业高低端。君不见，菲佣如今已成高端代名词，而昔日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即时翻译职业，可能很快将被即时实现10种语言翻译功能的机器所取代。
如今，北上广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一定政策，把高学历的人才留下来，而将人力资本较低的人口疏解出去。但是，它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城市所需要的服务业成本大幅增加，社会的经济积聚效应则降低，导致国内超大城市单位面积的产值仍然很低。
事实上，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出现增速放缓或者出现负增长的现象，是否是人口调控政策带来的直接影响？专家们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翼表示，政府政策驱动并不是主要原因，这主要和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有关。“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人口下降了345万，此后3年都在下降，导致中国劳动年龄段人口总体趋于下降态势。这给流动人口增加的净值和比率带来了一定冲击，表现为中国流动人口增长量有所放缓。这和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变化存在耦合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则认为，“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
城市清理低端产业，最直接的效果是提高服务业成本、降低城市效率，而相关人口并不一定会被清除出去，而更大可能是以另一种更隐蔽的就业形式“潜伏”了下来。因为，拆除一个小商品市场是容易的，但要解决相关人口的就业问题，却是艰难的。大量低技术人口背井离乡甚至宁愿住地下井也要到城市来，根本原因是大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上升机会。把人赶出去，那些就业和上升机会并不会自动在别处产生。
我曾经一再强调一个观点：一个城市拥有贫民窟，不是一个城市的耻辱，而恰恰是这个城市的荣耀！这是这个城市包容性与开放性的集中体现！有些地方甚至以法院判决的形式，维护外来人口的“低端就业权利”。比如2010年10月20日，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裁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
一个开放的、具有活力、机会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低收入人口向中高收入人口转化的社会。人人就业和迁徙机会平等，才能有效防止阶层固化。
一个封闭的城市，通常也是损人不利己的城市。有人问我：你觉得北京的雾霾多少年能治好？我说如果按我的方法，五年基本上可以。我的办法是敞开北京大门欢迎河北人进京。但现在的办法是关上北京的大门甚至要把北京的人（不限于北京户籍人口）往河北赶，这就不可能实现就业人口从重工业向服务业转移，也就无法根治雾霾。而且还会像“维稳经济”一样，要有足够的不稳定才能申请到更多的维稳经费，于是乎，一边拿治污费和补偿费，一边偷偷排污。
一座有活力的城市，通常会显得乱。不信看看香港九龙城寨的历史，看看深圳大量的城中村，也不妨去读一读旅美学者薛涌的《城市贵在乱》。
有人说，超级大城市与其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不如学习古代的官员告老还乡制度。但告老还乡是农业时代的遗迹，既行不通，也涉嫌侵犯人权。
其实，今天的中国城市人满为患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单向度流动。虽然自1949年以来，城市都是壁垒森严地对待外来人口，但是同样的，乡村也在壁垒更森严地对待外来人口。不管怎么说，1998年以后，乡村人口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全国各城市买房定居，但是城市人口可以自由自在地到乡村盖房或买房定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法律和政策上明令禁止。因为现行的管理制度规定，乡村的房屋和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只能在本村村民之间交易。它导致的结果就是：城市的人下不了乡，乡下的人想要进城，却缺乏资本。
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城乡流动自由，城市乡村必须进行人口互相大换血，才能疏解城市压力，同时也乡村带来活力。
去年我和同事们曾经带着一群学生专程考察安徽碧山，对那里大量精美但正在日渐坍塌的徽派古建筑叹息不已。年轻人基本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少数孩子，大量古建筑年久失修，随时面临坍塌湮没的命运。因为当地村民维修不起，居住舒适度也差。我们参观了碧山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左靖买的半栋古宅，花了30万元买下，后期装修就花了150万，变成了现在的碧山书院（不是碧山书局）。
左靖买这个房子，是在各有关部门一路开各种绿灯的情况下的特例，按照现有法律和政策规定，城市居民到乡村购房，是不受法律和政策保护的，甚至可以说是违法违规的。北京宋庄画家村面临各种问题，皆与此相关。正因此，城市的资本和文明无法回流乡村，导致大量乡村衰败得更快。而城市居民也因此无法回流乡村，导致城市过于拥挤。
今天的城市和乡村，到了必须互相大换血的时代，单向性流动的时代必须终结了。我们应该允许居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土地和房屋自由交易。城市欢迎那些还没有财富但野心勃勃的人进来，忍辱负重地前行；乡村则应该允许那些倦鸟归林，卖掉一间大城市的破房子，就可以拥有乡村一座大房子。一些创造力衰退但是眷恋乡居生活的人，最适合到乡下过一种与山水田园为伍的生活，同时也替乡村保留城市中等以上的文明和居住水准。而那些出身贫寒但野心勃勃，希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人，则可以通过进入城市尽情地追逐梦想。
别说是乡村房屋的交易可以、也应该自由向城市居民开放，就是乡村的土地也可以向城市居民开放，对于非基本农田保护的土地，甚至应该允许他们改变用途；对于基本农田保护土地，只要在使用过程中不改变用途即可。
这样还有可能创造出新型、高端品质、定向供应的更加面向小众的高端农业，比现在大量农村土地抛荒，好不知多少倍。
此之砒霜彼之美味，只有自由流动和自由交易，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最有效保护与利用；也只有人口的自由流动，能够让城市乡村的文明与生态保持到最合理的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