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体性——约翰·密尔的“精神危机”及其克服
作者：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近现代思想史和社会史，著有《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权力”走向“权利”——西欧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密尔<论自由>精读》《语境·概念·修辞——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实践》《观念的视界》等。
摘要：在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 · 密尔思想形成的历程中，他20岁时所发生的“精神危机”是一个具有思想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对此，密尔自己也坦然承认，他在晚年写的《自传》中详细叙述了这场“精神危机”的情况。本文借助密尔的文本，注重考察密尔如何在理性的反思中，通过精神上的“弑父”，走出了“精神危机”，并提出了“个体性”思想，这一思想在后来的《论自由》一书中得到了深化和系统性表达。因此，对密尔这场“精神危机”的探讨，不仅将有助于理解他的“个体性”思想的形成，而且也会深化我们对《论自由》这部经典性著作的理解。
关键词：约翰 · 密尔 “精神危机” 个体性 教育 《论自由》
WINTER
在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 · 密尔（又译“约翰 · 穆勒”）思想形成的历程中，他20岁时发生的“精神危机”是一个具有思想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对此，密尔自己也坦然承认，他在晚年写的《自传》中详细叙述了这场“精神危机”的情况。学术界也对密尔“精神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考察，如有的学者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来解析密尔“精神危机”的起因。也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密尔长久以来的超负荷工作所致。例如，他是边沁五卷本“法律证据的理性分析”（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的编辑，又为报纸杂志撰写文章，还要参与“辩论社”的工作，在家中是弟弟和妹妹的家庭教师，同时还要处理东印度公司繁重的公务。这些显然过度耗费了他的体力。也有学者认为，小密尔因为父亲的原因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在公司里，他工作在父亲的阴影之中，被父亲巨大的影响所裹挟，他所起草的公文也只不过是对父亲的回应，丝毫没有主见，所有这些导致了“精神危机”。而在1836年老密尔去世后，从密尔所起草的文书来看，很多就和老密尔原先的意见相左。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密尔的“精神危机”是误信边沁功利主义所致。
尽管学界对密尔这一“精神危机”给出了不同视角的解析，但这一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空间，例如密尔的“精神危机”与其早期教育之间的关系还未能得到应有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对密尔如何走出“精神危机”未给予充分的讨论。本文拟从这些角度出发展开分析，借以深化对密尔思想，特别是其力主的个体性思想的理解。
一
1806年5月，在小密尔刚刚出生之后，詹姆斯 · 密尔（又译“詹姆斯 · 穆勒”）就写信给另外一位初为人父的爸爸，建议道：“我们要在教育孩子上……展开一场公平的竞赛。让我们进行一场富于争辩性的实验，二十年后将显示谁将把孩子培养成为最成功和最富有美德的青年才俊。”为此，老密尔倾其全力培养、教育密尔。正是在这一教育模式下，可能连密尔以及他的父亲都没有想到的是，1826年，密尔正值20岁的时候，他却患上了抑郁症，陷入了一场“精神危机”之中。至于这一“精神危机”持续了多久，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即使密尔自己在《自传》中也没有给予详细说明。因为在他患病的时候，他也没有告诉他的朋友，以至于在密尔的朋友们那里也没有关于密尔生病，或表现出抑郁，或者冷漠的任何记载。因此，密尔的这一危机是内心性的。
尽管密尔自称为一场“精神危机”，但按照现代医学的术语来说，他是患上了抑郁症。他在“自传”里详细描写了这一危机的情况。“自从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尤其是从《威斯敏斯特评论》创刊开始，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我所希望得到的个人同情也就是为此目标共同奋斗者的同情。我竭力享受生活道路上所能得到的同情；但是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永久满足的源泉，因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庆幸自己确实无疑地享受着幸福生活，我把幸福放在长期和遥远的事物上，在追求这种事物上总是时时有进步，而这种事物又决不会完全得到，因而我的幸福也不会消失。这种想法在好几年中鼓励着我，在这几年里世界上发生的一般性改良，以及想到我和他人为改良世界所进行的斗争，使现实似乎充满了乐趣和生气。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犹如梦中醒来。我处于神经麻木状态，有如人人偶尔会碰到的那种情况，对娱乐和快乐的刺激不感兴趣；我的内心觉得，往日快乐的事情现在变为枯燥乏味或与我漠不相关；我想到，只有改信卫理公会的人被第一次‘深信有罪’所折磨时，才经常产生和我现在一般的心境。在此种心情下我不禁自问: ‘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对我似乎是一片空虚。”
从这一段叙述中，可以发现，密尔原先所设定的个人幸福观在这时崩溃了，这个时期的幸福观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要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获得快乐与幸福。这是一种外在的目的，要用个人从小获得的知识与理性的分析来为这个社会服务，批判与改良这个社会的弊端，促进这个社会的进步，甚至可以通过牺牲自己的快乐来实现这一目标，而非塑造自身的性格和完善自身。这从老密尔对密尔的道德教育中可以看出：“父亲一直主要以‘苏格拉底美德’作为教诲我的道德典范，这就是正义、克制（这一点他作广泛的运用）、诚实、坚忍、有吃苦耐劳的决心、关心公益、根据人的优点评论人、根据物所固有的效益评价物，关于生活则要求努力奋斗，反对贪图安逸与懒散。”特别是对个人快乐和享受，老密尔秉持着这一理念，“几乎没有什么快乐抵得上必须付出的代价。他认为大多数生活中的失败，都是过分重视快乐的后果”。“从知识中得到的享受超越其他一切，姑且不论日后的好处，单从快乐上来衡量也是如此。”因此，在老密尔那里，读书就是快乐，是至高无上的一种人生享受。
另一方面，通观密尔的早年教育，我们可以发现，从小到大，密尔受到的基本上是逻辑分析性的教育，而缺乏情感性的教育。这一点也在密尔的自传里有过详细表达：“我怀有巨大的出人头地的抱负和愿望，我最强烈的感情就是热情为人类谋福利，当然还夹杂其他种种思想情绪。但是在我生活的那个阶段，我的热情主要还集中在理论性见解上，还谈不上出于真正的仁慈或对人类的同情，虽然这些品德已在我的道德准则上占有一定地位。我的热情也与向往崇高理想的高度热忱不一样。虽然我非常容易受这种感情的感染，但在当时感情的自然滋养料 — 诗歌的熏陶 — 中断，而接受的是与感情相反的锻炼 — 逻辑与分析。此外，上文业已提到，我父亲的教导常常贬低感情的价值。这一点并非指他本人铁石心肠或麻木不仁，我相信他具有恰恰相反的秉性。他认为感情不需要关心，只要正确关心行为，肯定会有足够的感情……感情在我们大多数人思想中尤其是我的思想中无足轻重。我们主要想的是改变人们的思想，要他们相信事实证据，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真正利益，一旦他们懂得真正利益所在，我们认为，他们必定会通过交流思想的工具，尊重彼此的利益。当我们彻底认识到无私的仁慈和热爱正义的最高美德时，我们不再期望通过对这些情感的任何直接行动来使人类获得新生，而寄希望于受过教育的才智之士的作用，来改变自私的感情。”因此，“由于从理论上和在实践中忽视陶冶感情”，在此教育宗旨下塑造出的心智与人格是有缺陷的。也就是说，在老密尔那里，对密尔的教育与获取知识主要就是为了日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成为有能力改造社会的人，而非“自我”的完善。从心理类型而言，这是一种有着外在指向的人格，而非内在的充实与完善，形成真正的自我。所以当密尔初步实现了这一目标时，反而开始怀疑这个目标本身，也就是自己从小至今所有的价值观，个人存在的知识基础，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实现目标的方式都一并崩塌。可以想见，这种冲击与震荡实在是毁灭性的，从而导致了密尔自己所说的“精神危机”。
密尔这样详细描写着自己那时的境况：“起初，我希望乌云会自行消散，可是它并不如此。一夜安眠是驱散人生较小烦恼的灵丹妙药，但对它毫无效力，醒来之后重新意识到令人悲哀的现实。我与人相处时它跟着我，不论做什么事情时它跟着我，几乎任何东西都没有力量使我把它忘却，即使短短几分钟都不可能。有几个月时间乌云似乎越积越厚。科尔里奇《沮丧》里的几行诗句 — 那时我还未读过它 — 确切地描写出我的心绪：
一种没有剧疼的悲哀、空虚、幽暗和阴郁，
一种寂寥、沉闷和冷漠的悲戚，
在语言、叹息或眼泪里，
找不到自然的发泄或慰藉。”
正是经历着这样严重的“精神危机”，一种让人无比压抑的“抑郁症”，密尔自己也在无比的痛苦之中找寻出路，找寻解脱的路径。也许是天佑密尔，半年后，密尔被“一线微光透过……沮丧的心扉。我偶然阅读马蒙特尔的《回忆录》，读到他父亲去世那一节，讲到他一家人忧伤的处境，突然有一种激情使他（还只是一个孩子）意识到，并且使家里人都觉得，他将是一家人唯一的依靠，他将填补他们失去的一切。书中描述的生动的场景和挚情深深感动了我，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从这一刹那起我的思想负担有所减轻。那种自以为所有感情已经死去的那种思想上的压迫感消失了。我不再绝望，不再是一块木头或石头。看起来，我还是具有某种东西，通过它会产生全部有价值的品性和全部取得幸福的能力”。
阅读，特别是阅读一些带有情感性的文学性的文字，逐渐治愈了密尔的心病，使他走出了“精神危机”。走出“精神危机”也意味着密尔在对原来的自我的反思中，重建起一种新的价值观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对此，密尔说道：“这个时期我思想上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之一。我不再把外部条件的安排和对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训练看作唯一的重要因素。”
在密尔这里，这不仅意味着他从此要对生活目标进行重新定位，他还特别提到“思想的训练”这一问题，也就是对过去所接受的教育方式的反思。在过去的岁月里，从人的成长来说，老密尔超越密尔的年龄情况，进行了一种违背“自然（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进行一种理性的分析性的思想性的教育，而没有诗歌等情感和想象力性的内容，甚至毫不顾及密尔还是一个孩童，他需要玩伴，需要游戏等情感性的活动。同样，老密尔的宗旨就是让密尔成为一个思想家，成为一个改造社会的人。这一教育模式，不仅体现在成年人对孩童的关系上，还体现在老密尔对密尔所设定的目标上 — 日后成为思想家，所以进行的是一种分析性的思辨性的教育，而无需有情感性的教育。而正是这一教育内容的缺失，造成了密尔的精神危机。对此，密尔在自传中描写了很多：“现在我懂得，或者我认为我懂得，以前我经常以怀疑态度接受的道理 — 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感情；当其他心理习惯尚未养成，人的分析精神缺乏自然的补充与校正时，它确实会磨灭感情……分析的习惯又会削弱那些（用一句熟悉的话来说）仅仅是感情的东西。所以我想，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同样，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密尔也在自传中对自己进行了反思。他写道：“我以为，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够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带来的瓦解情感的影响，而我在培养知识的整个过程所造成过早发展和过早成熟的分析，已成为我思想上根深蒂固的习惯。”不仅如此，老密尔拔苗助长式的教育，也使密尔过早成熟与成名，密尔自小就得到很多人的宠爱，尤其是边沁。在边沁文集编委会中，年轻的密尔被列为编委，这是多么大的荣耀。也正是年少成名使密尔失去前行的动力，对于未来，他已经不知所措和开始变得非常冷淡。
正如他在自传里所写的：“我自己盘算，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就搁浅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好的船有舵无帆；对于我曾经努力争取的目的，现在已没有真正欲望。对于德行，对于普遍的善行，我没有兴趣，对其他事物也很淡漠。仁慈心的源泉似已完全干涸，我心里的虚荣和抱负的源泉也已枯竭。回忆起来，我在少年时代已经有过某些虚荣心的满足，在出人头地的希望尚未变为激情之前已经有过一些荣誉，觉得自己有点身份与地位；尽管我所得到的名誉地位是这样细微，但是它们还是来得太早了，象所有来得太快的喜悦一样，它使我对于名誉地位的追求感到厌倦和淡漠。这样不管是自私的喜悦还是非自私的喜悦，对我已不成为喜悦。似乎世界上已经没有足够力量重新开始形成我的性格，使我这颗陷于分析绝境的心灵重新与人类想望的任何事物建立起新的喜悦的联想。”
二
在患上“抑郁症”之后，密尔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父亲。他自己也坦陈，他不能告诉父亲，因为“我所受的教育都是他给的，这种教育方法决不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我认为没有必要使他想到他教育的失败，也许是无可挽救的失败，而且无论如何是他的力量所挽救不了的失败，因而增加他的痛苦”。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密尔也认为自己的“精神危机”和父亲对其教育的模式有关。的确，我们可以说，正是密尔早年在父亲指导下的教育导致了这一“精神危机”。
如果回顾密尔早年的教育经历，更可以理解密尔在对父亲教育的叙述中包含着批评，老密尔完全背离已经形成的儿童自然教育的路径，而独自按照自己的方式，以及自己给密尔设定的目标，即把密尔培养成未来的思想家来进行教育，而且教给他超出其年龄的知识，这即是密尔所说的“最高等的知识”，正像密尔所说，“由于父亲的教导，我开始的时间要比同代人早二十五年”。而这种教育是建立在丝毫不管密尔的接受程度和内在的需要，以及作为孩童的感受的基础之上的。
在自传中，密尔通过回顾这一教育历程，袒露了父亲完全违背“自然教育”的情形。密尔三岁学习希腊文，“父亲不论教我什么，都要求我竭尽全力去理解，有时还要我读许多我不可能理解的东西。在我学习希腊文功课的整个过程中，他总是与我在同一间房子里同一张桌子上写他的作品，他为我的教育乐意承担的责任，从这件事情中可见一斑”。“八岁那年开始学习拉丁文，一个妹妹跟我一起学习；我一面学习一面教她，她再把学到的课文念给父亲听。此后，另外几个兄弟姊妹相继参加听我讲课，我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这种预备教学上。我不高兴做这种工作，而且还由于要我对她们的功课同对自己功课一样负责任，我就更加不乐意。”“虽然这种历史写作对我从来不是强迫的功课，但是另有一种写作却是强制性的，那就是写诗。”
“大约从十二岁起，我教育过程进入另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对象不再是运用思想的补助手段和工具，而是思想本身。从学习逻辑学着手，开始立即读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The Organon），读到《分析篇》为止，可是《后分析篇》属于推理的支目，我的程度太浅，读后没有什么收获。”在学习语言文字上面，老密尔特别注重朗读，而密尔在此方面经常让老密尔不满意。他写道：“父亲还根据句子的逻辑分析，把朗读归纳出几条规律。他逼着我牢记这些规律，每逢违反，就要遭到严厉谴责。”在这里，一个“逼”字，道出了这一教育模式的内核。
1819年，密尔还只是13岁的孩子，老密尔就让小密尔学完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课程。密尔详细回忆了这一学习过程。“虽然李嘉图的杰作已经出版，但适合向初学者、具体介绍其理论的、指导性的文章尚未问世。所以父亲开始教我这门科学时，采取这样一种讲授的办法，在散步中进行教授，他每天详尽地讲解一部分，第二天我交给他笔录的讲稿，他让我一遍一遍重新改写，一直到文稿清楚、明确和达到一定程度的完整才算了事。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我就是在这种方式下学完的。”密尔还写道：“货币问题是这个学科最复杂的部分。父亲要我用同样方式读李嘉图在所谓‘金条争论’时写成的精彩的小册子，紧接着读亚当 · 斯密的著作；这种读法是根据父亲的意见，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我把李嘉图高明的见解与亚当 · 斯密肤浅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相对照，从而看出斯密论点中的谬误之处，或者他的结论中站不住脚的地方。这样的教育方法适合于造就一个思想家，但是这种方法必须有象我父亲那样思想缜密、精神旺盛的思想家才能施行。这条道路，对他来说，是布满荆棘的，尽管我对这门学科有强烈兴趣，我相信这条道路对我也是一样，他经常由于我学不好而发怒，常常毫无理由，因为有些地方本来不能期望我一下子便能接受的。”
这种教育虽然违背了儿童的天性，实际上这也是老密尔精心设计的培养孩子的方案，即要把密尔培养成为一位思想家。因此，从三岁开始，密尔就进入了一个日后要成为思想家的教育培养模式中去了，一步一步地按照父亲所设计的教育路线行进。据密尔于1819年7月30日写给边沁的信中所说，他1814年开始阅读修昔底德、普鲁塔克等人的著作，直接阅读西塞罗的拉丁文演讲集等；1815年开始读希腊文的著作，如荷马的《奥德赛》，学习数学和牛顿的算术，读完塔西佗的全部拉丁文作品。1817年开始学习逻辑学，除了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著作外，也研读霍布斯的逻辑学著作。1819年至当时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很多解答。也阅读了李嘉图的著作，也学习自然哲学，参加关于化学的系列讲座，阅读过汤普森博士的《化学体系》等书。同时，也开始撰写罗马政府史，学习法语、历史等。从上述这份阅读书目可以看出，密尔的知识面多么宽广，知识的厚度也异常扎实。这还不包括他从1821年开始阅读与研究边沁的著作，后成为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信徒。密尔的朋友亚历山大 · 班也回忆说，在语言方面，密尔1810—1813年开始学习英语，1825年学习德语，每天晨读。除了阅读大量的古典著述之外，密尔还阅读了很多近代思想家和学者的著作，如阅读如米涅的法国革命史、西斯蒙第的法国史，读洛克、爱尔维修、贝克莱、休谟、里德、杜格尔德 · 斯图尔特、查尔斯、奥斯汀等。所以，当时的人说，老密尔对人类进步最为伟大的贡献是他的儿子，他把小密尔教育成像他那样的思想家。当时见过密尔的人都对密尔刮目相看，评价甚高。弗朗西斯 · 普拉斯曾在1817年拜访边沁时遇到过密尔，他在给其夫人写信时就这样写道：“密尔绝对是个天才，一个绝对的奇才。一旦他能把逻辑、数学、哲学和人类的一般知识和世界的事务结合起来，他将会异常非凡。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怪癖和自我的人，我将对其引导，我将用我的时间尽可能消解他的这些习性，以致赋予他管理自己情绪的偏好，产生一种对别人进行广博的理性思考的习惯，时间将会赋予他能理解和实践这些内容。”
不仅在教育内容上，老密尔对密尔悉心指导，而且还在教育环境上实行“隔离”，确立起一个封闭性的教育环境。自小开始，老密尔便没有送小密尔到学校去念书，而是留在家中由自己来进行教育。这样，密尔从小便从身为思想家的父亲那里接受系统而严格的教育。在这一环境中，密尔被培养成“人造的人”，模仿着特定的意见和样式。他被封闭在家庭这样有限的空间中，和外面的儿童世界隔绝，没有机会和其他孩子接触，甚至没有游戏玩耍。这使得他从未有过儿童期，即当他是孩童时就已经绝不是孩童，他的朋友都是成年人，如边沁、普拉斯等人，同时，他也是边沁的“宠儿”。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密尔不是作为孩童而存在，而是受教育者，同时也是老师，每天除了学习，就是教他妹妹威瑟米娜认字。密尔后来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时也说道：“我从来就不是个孩童，我从未打过板球，因此，最好让自然物按其自己的方式去成长。”这样一种教育方式和成长环境使密尔的早年非常孤独，也导致了密尔的个性与众不同，甚至有些压抑。他的朋友乔治 · 格罗特曾经这样描写过密尔：“毫无疑问，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通过刻苦的学习，他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知识，以及其他的辅助性知识，约翰，作为一个孩子时常受到老密尔的约束与压制，在家里举行的社交活动中也很少参加谈话。”
为什么老密尔要将小密尔放在家中接受教育，主要不是因为经济上的拮据，而是因为老密尔对小密尔未来的成长目标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划，只有在家中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教育规划来实施。同时，还在于老密尔不放心小密尔和同龄伙伴接触交往，害怕他沾染社会上的种种不良习惯。对此密尔自己在自传中也有详细叙述，他说：“这一点连同父亲教育计划的其他许多目标，如果不是他告诫我少和别的孩子打交道的话，显然是难以达到的。他认真地要我不受孩子们之间流传的坏影响，而且要我避免沾染庸俗的思想感情，为此他宁愿我在各国学童所接受的主要的教育成就方面不如别人。”密尔还说：“我记得十四岁那年，在我要长时间离开家的前夕，就在海德公园那个地方，父亲告诉我，等我接交新朋友时，将会发觉我所接受的教育不是与我年纪仿佛的年轻人普遍懂得的，许多人很可能会向我提到这一点，还会因此赞扬我。在这个问题上他还说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他最后说，我比别人懂得多一点，不是我有了不起的地方，只是我的命运赋予我不寻常的优越条件：有一位能教育我的父亲，愿意承受必要的麻烦和耗费必要的时间；如果说我比不具备同样优越条件的那些人懂得多些，我是不该受称赞的，假如我知道的不比那些人多，那就是最大的羞耻了。”实际上，詹姆斯 · 密尔在教育理念上一直信奉着这样的观点，人的个性的形成和思想的成长需要艰苦的训练。他在《论教育》这篇文章中，不断地使用“训练”（train）这个词，从思想的训练到习性的训练，在他看来，人的才智和个性都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人为的自然环境将会有助于形成人的心灵、气质，脾气、行为等。
由于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密尔形成了严苛的自律性，只专注于读书。例如1830年，在密尔16岁时，他得到边沁的支持，来到法国边沁的哥哥家中开始为期一年的学习。这一年的学习，尽管如他后来所说“呼吸着法国自由主义的空气”，但依然保持着自小形成的刻苦读书的习惯。在现有保存下来这非常珍贵的一年中密尔所写的为数不多日记和书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日记中，密尔经常使用“起床很早”这一句式，然后也经常写道，“早饭后去图书馆”，或者“开始读书”。例如在6月1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早饭前，学习另外一则寓言和阅读维吉尔的一些篇章。早饭后，写了一些对话和做了一些法语作业。然后又做了一些不同的数学演算，还阅读了高乃依（Corneille）的悲剧。”其调节学习的运动项目和在英国时一样，是散步。
自小受到父亲严格的思维训练和阅读古典著作，使密尔发展起了独特的思维方式，有着一种抽象和逻辑，而不是具象和诗性的智力优势。密尔自己在自传中也承认这一点，他说：“父亲对我的教育更适合于把我训练成能知，而不适合把我训练成能行。”他的朋友曾经这样描写过，密尔阅读过大量的历史、小说和游记等书籍，虽然在他的书中或者与他谈话时，他记不住这些具体材料，但他是可以从具体材料中生产事实的人。密尔曾经的朋友卡莱尔在1831年第一次和密尔见面后，在给妻子的信中就这样写道：“密尔他为人正直热心，将来终会有所成就。但我认为他缺少诗性，他的想象力还不够丰富，此外，他总是很严肃。”1839年 9月29日他在给约翰 · 斯特林的信中还是坚持这一观点，说：“密尔对具体的实际问题并不擅长，相反，我从未看到一个人像他这样具有抽象能力。”斯特林也说：“密尔对具体的事情无甚感觉，也少有诗性，和科特律治相比，他是最具理性科学的思想家，也更有持续性和严于律己。而科特律治的理性之线经常会断掉。”卡莱尔在给他哥哥的信中也这样写道：“我发现密尔是我们这个国家中最为纯粹和高尚的人，但正如你所说，他太逻辑化，我想需要被调教，但他的性格特别正直和刚毅，还不够宽和。”1834年1月20日，卡莱尔在写给密尔的信中也直言道：“亲爱的密尔，真心来说，你是一个最为严苛、聪明和可信的人，我的朋友，你不要认为你的才学比我低，绝非如此，我一向认为，特别是认为你的学识比我高，并将声名卓著。”密尔自己也认为“我坚信的唯一事情就是，我是真正地适合对抽象真理的探索，越抽象越好。如果存在着一种我能够促进其发展的科学的话，我想那就是科学本身，和探索的科学，即方法论”。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7)
早期的教育，再加上思想家父亲的支持，使得密尔在20岁之前已经作为一个学习奇迹而在英国闻名遐迩，甚至成为边沁五卷本著作集编纂委员会的委员。但正是这种紧张而又单调的学习使得密尔在1826年20岁时发生了“精神危机”，密尔害怕自己成为“枯萎的树干和一块石头”。而从思想史看，密尔的这次“抑郁症”标志着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尽管后来恢复了，但他一直还是比较孤独。1829年，他在给约翰 · 斯特林的信中还这样写道：“在过去的三年中，我的心灵始终处于特别痛苦的状态，虽然这已经过去了，但还是有厌世的情绪。”直至很晚，密尔才最终从这场“精神危机”中走出来，恢复正常。
回顾密尔的早期教育过程，可以看出老密尔完全不顾密尔在教育上的内在诉求、心智发育程度和其他可以接受的条件，一味地强行要求密尔学习如此多的知识，进行理性的训练，密尔说“我获得的这种能力来自父亲坚持不懈地对我进行的智力训练”。可以说，知识，理性与抽象的思维训练，并且是高强度的训练成为贯穿密尔童年成长的主线。这种教育是理性的、思想的，而非是童趣的、情感的、想象的与直觉的，因此他没有依循童年的内在要求的“自然成长”经历和获得儿童般的快乐，如他所说：“我几乎没有儿童玩具，儿童读物也一样，除亲友偶尔馈赠者外，也很少得到。在这种读物中最著名的是《鲁滨逊漂流记》，我在儿童时代一直喜爱这本书。父亲虽然不让我多读消遣性书籍，但也不禁止我阅读。”“我不会武艺，也不懂普通的体操。并非我不愿做操，也不是挤不出时间。虽然我没有假期，为的是不致打乱学习规律和养成懒散的习惯，但是我每天有大量闲暇足以娱乐。只是我没有同伴，散步能满足我的体力活动的生理需要，所以我的娱乐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是单独的，通常是一种平静的（如果不是书卷气的话）活动。”同样，老密尔和密尔不仅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还有一种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其内涵就是一种权威与服从的关系，这也是密尔在自传中所说，在父亲的严格要求面前，他只有服从与沉默。密尔和奥斯汀朋友圈的关系也可反证这一点。大约从1822年开始，密尔跟随约翰 · 奥斯汀先生学习罗马法，随后认识了他的弟弟查尔斯 · 奥斯汀，加入了他的这个朋友圈，由于查尔斯 · 奥斯汀仅年长密尔几岁，所以，密尔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朋友圈，并且第一次感受到同伴间的友谊与尊重。他写道：“查尔斯 · 奥斯汀给我的影响与我迄今提到的所有人全不一样，因为这不是一个成年人对孩童的不平等关系，而是同龄人间的伙伴关系。与他结交使我第一次感到我不再是在老师指导下的学生那样的关系，而是一群男人中的一个男人，他是第一个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才智之士，虽然在共同立足点上我远不及他。”的确如此，密尔不仅一直受到父亲直接而严厉的教育，而且也是老密尔友辈如边沁的“宠儿”。在这一关系中，密尔虽是孩童，有过童年，但正如卡罗林内 · 弗克斯所说，密尔从未是个孩童，只是一个可以通过教育被塑造的“人工人”（manufactured man）。瑞布克（J. A. Roebuck）回忆第一次见到19岁的密尔的情景时，写道：“他是一个最为严格和特殊训练的产物……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他没有玩伴。”他又写道：“他从未和孩童们玩耍，在他的生活中，他不知道这些。我们是和他交往的第一拨人。”密尔自己在自传中也引用过他的朋友斯特林的评论，“他告诉我，他和其他人（根据道听途说）如何把我看作‘制造’出来的人，只具有别人烙制在我头脑里的思想印记，跟着鹦鹉学舌”。这一描写，可见密尔对他的早期教育，特别是父亲给予其严格的教育并不是特别认同。这也在另一程度上揭示了密尔的早期教育与“精神危机”之间的关联。
三
那么为什么老密尔立志要将密尔培养为思想家，从而不惜进行如此严厉的教育，甚至牺牲自己的很多时间，以致最后还导致了小密尔的“精神危机”？这要从老密尔的家世和其成长的经历来考察。
1773年，詹姆斯 · 密尔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鞋匠家庭，他的母亲虽是农民出身，但心高气傲，不仅将丈夫的姓氏从非常平庸的“密尔讷”（Milne）改为少有人姓的“密尔”（Mill），更将自己的抱负寄托在第一个孩子詹姆斯身上，专心让他读书。而其他的孩子，例如詹姆斯的弟弟则承继父业，做制鞋业生意，妹妹则照顾耕牛。也许是天佑詹姆斯的母亲，或者说詹姆斯 · 密尔是个天造之才，在母亲的督促下，詹姆斯从小便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很快受到了教区主教的注意，并且在18岁时，得到约翰 · 斯图亚特（John Stuart）和珍妮 · 斯图亚特（Jane Stuart）爵士夫妇的关注和支持，进入爱丁堡大学读书。对于这个家庭出生的孩子而言，能够进入爱丁堡大学读书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对此，密尔在其自传中有过介绍：“父亲在童年就因聪明好学得到苏格兰财务署理事官费特凯恩的约翰 · 斯图尔特爵士的器重，随后被送入爱丁堡大学读书，费用由约翰 · 斯图尔特的夫人珍妮和另外几位夫人创办的为苏格兰教会培养青年的基金会供给。”同样，老密尔自己也回忆道：本来父母希望他到阿伯丁去念书，一则离家近些，二来那里学费更为便宜，这样家庭的经济压力也会小很多。但是斯图亚特爵士夫妇坚持要送密尔去更有声誉的爱丁堡大学读书，并负责其所需费用。在爱丁堡读书期间，老密尔就住在爵士夫妇的房子里，就像住在自己父亲的房子里一样。老密尔甚至认为自己是属于爵士的，一直将爵士视作为父亲。
大学毕业后，詹姆斯 · 密尔得到了传教士证书，但从未担任过教会职务，后来当过好几个家庭的私人教师。大约在 1802年，老密尔迁居伦敦，以撰写稿件为生，直到1819年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到伦敦之后，詹姆斯 · 密尔觉得自己出身卑微，因此对自己的家世不愿提及，甚至都不愿提及自己的苏格兰背景。尽管他喜爱苏格兰歌曲，却特别小心不让自己的发音带有苏格兰口音。例如，他的朋友亚历山大 · 班有次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朋友到詹姆斯 · 密尔家拜访，据他记载，当时密尔太太和四岁的小密尔正在吃晚饭，尽管他们在场，詹姆斯 · 密尔也没有说一句苏格兰方言。正因如此，密尔对其父亲的苏格兰身世一无所知，当1836年老密尔去世时，小密尔写信给他父亲的朋友询问父亲的情况：“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父亲出生于何时和何地，他的父母亲是谁，又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过这些事情吗？父亲在哪里接受了教育：他接受了何种专业性教育？我猜想他已经通过了医学课程考试，也通过了教会资格考试，我还听说他获得了教士资格证书，但直到他去世，我都从未听他自己说过这些。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也许您知道。他在大学学习多久，是否是为了得到教士资格而进入大学学习？以及他后来和约翰 · 斯图亚特爵士的关系如何？这些我都不知道。”
在伦敦的岁月对于老密尔来说，并非那么鲜花似锦，一帆风顺。因为他的出身使其没有太多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但老密尔却有着一种向上奋斗的闯劲。第一年，他说服了一位出版人，担任一家新创办期刊的编辑，两年后，他开始成为一家报纸的编辑。这个时期，他不仅收入不高，还要偿还父母留下的一些债务，因此生活颇为艰难。小密尔后来也说，父亲一无地位，二无资财，除了在杂志上写些文章从而有些不稳定的稿酬外，别无其他收入。尽管如此，老密尔还是留在伦敦闯世界。他在给苏格兰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怀有异常远大的抱负要留在这里，对于一个文人（letter of man）来说，我觉得伦敦是最好的舞台。在这里，你有了一种勤奋和冒险的精神，使得你不会像在家乡的那些人那样一味谨小慎微。在这里，只要你有自己的宏伟蓝图，每个人都会为你而喝彩。而在苏格兰，每个人都在约束你、贬低你，即使你有着远大志向，也注定被踩在脚下。”从这里可以看到老密尔给自己的两个定位：一是文人，二是成为有着自己远大志向、有影响的文人。这一定位也符合19世纪时期的价值观，在工业革命时期，一切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自助者天助”就是这一时期价值观的极好概括。对这一价值观，小密尔在后来的文章中也有过表达：“在英国，像在美国一样，在外国人看来，甚至在刚刚从国外返回的英国人看来，似乎每个人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改善他的生活，而非享受他的生活。似乎没有英国人介意去培养同他的社会地位相对应的享受与德行，而只是希望尽可能快地从这种社会地位中摆脱出来，即使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在未采取行动之前就似乎已经在想象中摆脱了这种社会地位。保持一种超出个人实际开支的假象，德 · 托克维尔先生称之为‘虚伪的奢侈’，并且认为这是民主的特色。”所以，可以理解老密尔为什么执意要留在伦敦，因为他相信，虽然没有显赫的出身，但只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就会闯出一片新天地。因此，他和原先的苏格兰断绝了关联，首先是出身的，再则是文化价值观上的，他成了一个“自助人”（self-made man）。而正是这一价值观支撑着老密尔在伦敦的生活，因此，有学者认为，1802—1805年这一时期标志着老密尔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正是这一经历，使得老密尔在思想上反对贵族体制，主张民主化，认为贵族社会的本质就是寻求权力来实现对人的人身和财产的控制。同样他也在教育观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解。
尽管老密尔每日写作赚取稿费，还是没有过上稳定的生活，1805年，老密尔在32岁时结婚，虽然岳母为他们结婚购买了一座小房子，那也只是有个安定的地方而已。1806年，婚后的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小密尔出世，其生活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对此，约翰 · 密尔在自传中的表达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从一开始就在不利条件下艰苦工作，由于结婚又给自己带来沉重负担。在许多岁月里，单就他用写作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不负债，不陷入经济窘境而言，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为了达到更为稳定的经济收入水平，就必须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声誉。为此，他开始写作《英属印度史》，这本书前后花费了老密尔约十年的时间。当然在此期间，他还要负责小密尔的教育。“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下，他还是计划、准备和完成《印度史》的写作。这部书花了他大约十年时间，几乎比过去任何作者（甚至专门写作的作家）写出等量其他历史书籍（包括阅读和研究差不多分量的资料工作）所花的时间要短。更有甚者，他在整个写作时期，几乎每天要抽出相当时间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对他孩子中的一个 — 我，他所花的劳力、心力和耐心之多为其他教育儿女者所罕见，他依照自己的意见，力图使我得到最高等的知识教育。”的确，老密尔的勤奋，作为自助者的勤奋和努力是一般常人所难企及的。在他写作《东印度公司史》时，据老密尔的太太说，“早上4点钟起床，而晚上则要到12点才结束”。同样，在孩子的教育上，他每天都要花费三到四个小时，从不放松懈怠。因为他相信，教育是培养人的特性，实现抱负的正确路径。1817年，《英属印度史》出版，此书的出版为老密尔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凭借这本书和自己的声誉，老密尔也在1819年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从此成为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一员。可以说，直到1819年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后，老密尔才过上了稳定和富裕的生活。材料证明，1819年，46岁的密尔进入东印度公司时，年薪800英镑。到1831年时，他升为主考官，成为高级文官，年薪高达1 900英镑，也购买了自己的房子，享有了暑假和舒适的生活。正是由于这本书，包括小密尔在内的老密尔的三个儿子都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甚至一个孙子也被录用。
在为未来的地位而奋斗的过程中，老密尔既异常独立、勤奋努力，也会对高出自己地位的人有种依从的心态，他和边沁的关系即为例证。1808年两人相识，此时，边沁已经是享誉英语世界的思想家，而35岁的老密尔，尽管已经有些小的名气，但还正在为维持和改善自己的地位而努力。虽然说边沁需要有自己的门徒，但对于老密尔来说，他更需要资助人和提携人。这一年正好是老密尔的父亲去世，而边沁则成为老密尔的精神父亲。连边沁自己也说：“我是密尔的精神父亲。”在密尔在1814年给边沁的信中，也说道：“我是你最为忠诚和狂热的门徒，没有人像我这样是你真正的承继者，我也坚信，没有人像我这样全身心地宣扬你的思想体系。”的确，也正是由于老密尔的努力，功利主义才成为一个强大的学派，一个被称为“哲学激进主义”的流派。同样，老密尔全家都和边沁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边沁也成为小密尔的“教父”和“荣誉祖父”。1828年，边沁在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时，提到了老密尔，说道：“在这3年、4年和20年的时间中，他一直接受着我的教诲，在最近五年中，有一半时间他和他的家人一直也都是我的客人。”
不仅如此，老密尔还在为自己的子女起名字上煞费苦心。由于他受到斯图亚特爵士夫妇的资助，为了答谢自己的恩人，也为了建立起一种紧密的关系，他将第一个儿子即小密尔的名字起为“约翰 · 斯图亚特 · 密尔”（John Stuart Mill），第一个女儿的名字起为“威海米娜 · 福布斯”（Wilhemina Forbes），这与斯图亚特爵士夫妇女儿的名字完全一样。后来，老密尔的另外一个女儿也被叫作“珍妮”，这直接来自珍妮 · 斯图亚特太太的名字。由于老密尔和边沁关系要好，因此他也将自己的另外一个小儿子的名字起为“詹姆斯 · 边沁”（James Bentham）。
小密尔在自传中曾经写道：“从1814年到1817年，边沁先生每年有半年时间住在福特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在萨默塞特郡（或者不如说在被萨默塞特郡包围的德文郡里）。我不时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小住。我想这种逗留对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际遇，因为对一个人情操的提高没有比宏大而有自由空气的住所能起更大的作用，这个美好古老地方的中世纪建筑，豪华的大厅和宽大高敞的房间，与英国中等阶级所生活的简陋而狭窄的空间相比有天壤之别，给我一种置身于更大更自由空间的情趣，加上修道院周围田野的风光，使我受到诗情画意的熏陶。这里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静僻幽雅的环境和叮咚不绝的泉水声。”从小密尔这一晚年所写的自传中可以看出老密尔那时的心态，虽然小密尔年龄还小，但他已能直观地感受到居住环境和心灵成长之间的关联，那么对老密尔而言，这种差距一定会对其产生激烈的震荡，尽管现在没有材料直接证明这一点。显然，老密尔通过自我的个人奋斗而获得的中产阶级地位和边沁这样的大思想家相比，还是有些差距，因此，必须要继续努力，不仅是要自己坚持，还需要好好教育子女，承继与接续这一社会地位，甚至超越这一地位，达至像边沁那样的地位。
由此可见，从老密尔的个人特性中可以理解他对小密尔的教育模式，老密尔在这个全新的、讲求竞争的社会中，要成为一个自助的人，特别是老密尔写作《东印度公司史》这部大书完全就是为了出人头地，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就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甚至对自己情感的控制来实现阶层的上升，从普通的下层家庭跃升为中产阶级。可以说，在老密尔的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着向上奋斗的追求和实现家庭荣耀的内心情结，并成为其价值取向。很自然这一特性也就传递到对小密尔的教育中。同样，作为有着长子情结的人，因为老密尔自己就是长子，因而他也要对自己的长子小密尔实施严厉教育，不能够放任自流，必须将其培养成才，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也许加之无经济能力送小密尔到外面接受教育，所以老密尔亲自管教。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我们才能够理解老密尔对小密尔的良苦用心，形成对小密尔独特而又严格的教育方式，以及希望将自己的那种“自助”性的奋斗精神一并传递给小密尔，成为一个像他并且超过他的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人。
四
通观密尔的早年教育，可以发现，密尔这一“精神危机”的根源在于多年来的单调又枯燥的学习，同时，密尔在童年时期，始终没有得到过父亲情感性的抚慰和关爱，而是充满严厉的教育，以及将密尔培养成才的期待和渴望。无论是期待还是严厉，都让密尔感到父亲的威严，使得密尔感到恐惧，没有安全感。密尔在自传的草稿中曾经这样写道：“我的父亲并未纠正我的无理和傲慢，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我始终对他十分敬畏，以至在他面前总是保持特别极端的顺从与平和。”就在这句话的注释中，密尔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母亲也会呵斥我，但对于她的告诫和规劝，我从来都是不放在心上。”（这段话后来在定稿时被删掉）在密尔自传的草稿中，他还提到他父亲的性情以及婚姻，他写道：“如果是在一个温和与充满情感的氛围里，他也许将是一个温和体贴和充满感情的人，但他并不相配的婚姻和他严厉的性情使得他无法制造出这样的氛围。在我的童年里，这是对我道德培养最为不好的因素之一。即我不是在爱的教育，而是在恐惧中长大的。”
再加之，老密尔又是一个在子女面前不善于流露和表达情感，或者说要故意遮盖自己的情感的人，他极力要成为一个严厉的父亲。这一点正如密尔在自传中所言：“在他与孩子们的道德关系中主要缺少的成分就是温情。我不相信他天性中缺少这个成分，我以为他赋有的感情要比经常表现出来的多得多，感情的内涵比平时外露的多得多。他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以显示感情为羞事，将感情深藏心底，永远不给它流露的机会。”由此也使得密尔“对他十分敬畏，以致在他的面前总是保持极端顺从和沉默”。这一点在密尔给父亲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例如密尔丢失了一块手表，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告知了父亲，其措辞和语气完全体现了对父亲的敬畏和恭命。密尔写道：“我的手表丢失了，是在出门后丢掉的，但不会是在装在裤子口袋里被偷走的。显然这是我的过失。对我来说，丢表这件事只是一件小事（虽然我也意识到我在自己买新表之前没有手表戴了），更主要的是这反映了我的粗心大意，这一定让您大为光火了。”在法国读书的这一年中，密尔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也总是表现出恭顺和听话，遵循父亲对其的设计和教诲。例如在1820年7月11日的信中，密尔写道：“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方面，我一定会按照您的要求去做。在这两个知识分支上，最好的训练也许是对某个主题展开写作，进行论述。目前我还没有开始这样做，但我肯定将会这样去做。”从密尔的这些表达中，可以想见密尔“精神危机”的根源，以及密尔个人自我性格的丧失。同样，在老密尔1836年6月23日去世后，密尔才讲出了内心的真切感受：“失去父亲的帮助，同样也免除了他的束缚和节制，这是得到他帮助的代价。”正是因为老密尔在对密尔的教育中所体现的严厉和枯燥的训练，造成父亲这一角色的缺位和单一。因此有学者认为，詹姆斯 · 密尔并不是约翰 · 斯图亚特 · 密尔的父亲。
由此，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密尔在自传开头的第二段介绍自己的时候，就直接写明了自己的身份：“1806年5月20日，我出生在伦敦，是《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作者詹姆斯 · 穆勒的长子。”在这里，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为什么密尔要提到詹姆斯 · 密尔和《英属印度史》？对此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密尔在告诉世人其显赫的出身，即通过亮明父亲的身份来提升自己。第二，为什么密尔在这里对其母亲只字不提？
对此，我们需要还原历史的过程来获得合理的解释。1818年，正好是老密尔的《英属印度史》出版，这本书给老密尔带来极大的声誉，使其一跃成为思想家和学问家，并且后来在东印度公司得到较高的职位，也使其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保障。在老密尔写作这本书，以及排成清样时，老密尔就经常让密尔“把校样念给他听，更多是，他在校对校样时我把手稿读给他听。我从这本杰出作品中得到许多新的观念，书中对印度的社会与文明和对英国制度与治理所作的批判和探讨，在我思想中起了推动、刺激和指导的作用，使我很早就熟悉这些道理，对我的日后进步大有裨益”。所以，密尔和老密尔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而且通过与《东印度公司史》的关联，密尔成为老密尔知识和思想的产儿。因此，密尔自然把自己和老密尔以及和《东印度公司史》这本著作联系在一起。至于为什么不提到自己的母亲，因为相比自己的父亲来说，母亲自然平淡了很多。密尔的母亲叫哈瑞特 · 巴荣（Harriet Burrow），1804年，她在22岁时嫁给了已是31岁的老密尔。这一婚姻曾经被认为是两人相爱的典范，但这一关系并未保持长久，在密尔出生一年后，老密尔和自己妻子的感情日渐疏离。老密尔常常指责自己的妻子为一个“笨妇人”（a stupid woman），说自己娶了一位笨女人。也如他们的家庭朋友格罗特太太所说，老密尔说密尔太太是一位愚笨的家庭妇女，这让熟悉他们情况的朋友们大吃一惊，也感到不能理解。对此，在老密尔去世后，约翰 · 密尔的三妹哈瑞特这样评论道：“作为丈夫和妻子，他们俩彼此独立，如若两人，尽管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却大相径庭，犹如南北两端。尽管我可怜的母亲确实没有任何‘过错’，但作为一个女人随着家庭人口的增长而自己的作用日渐降低，只是成为德国式的家庭妇女（就像在最初的婚姻阶段一样）。这如何能让她的‘思想’和父亲那样的心灵相匹配，并成为心灵的伴侣？”作为女儿，也是作为女性，哈瑞特倒是指出了“笨妇人”的含义所在。密尔家庭的朋友，亨利 · 索利也说：“看到老密尔时常对密尔太太所做出的这些行为，我不禁感到难过。密尔太太是位个子很高，也很漂亮的女士，脾气温和，举止文雅，关爱孩子：但我想这却不为密尔和他的父亲所珍视。”
正是从这一维度出发，小密尔同意他父亲的观点，不仅站在父亲一边认为母亲的确如此愚笨，而且还责备自己在家庭中没有得到母爱。密尔曾经在自传的草稿中这样描写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仅仅知道操持家务，不停地尽其所能做这做那。家人也爱她，因为她对家人都体贴关爱。但如何使别人爱他、尊敬她甚至服从她，不幸的是，她还未持有这些能力。”对比一下密尔分别给父亲和母亲的通信，则不难发现这一点。例如在1830年8月13日，密尔在巴黎写给父亲的信中详细介绍了他和萨伊先生的见面和交谈，在随后的20、21和27—28号的三封长信中都在向父亲介绍巴黎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以及他自己和不同阶级接触的情况。一般来说，密尔写给父亲的信都很长，涉及政治、社会等现实状况。在父亲去世之后，密尔只得给母亲写信，而这些为数不多的信则只是叙述一下自己的情况。就像他在1838和1839年两次给母亲的信中都只是叙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旅行情况，以及告知母亲如果写信的话应该寄到哪里。因此，和父亲相比，密尔和母亲没有思想和情感上的更多交流和沟通，所以自然不愿意提及自己的母亲。因此，密尔写作自传也是借此表达对父亲的爱意。因为他从小就崇拜自己的父亲，认为他的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有学识和最坚强的人，总之，是一个完美的人。这种父亲的形象一直无意识地潜藏在密尔的内心。米歇尔 · 莱维也认为，密尔这样的描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偏好性标示，不提及母亲，主要是因为母亲并未与他的知性的成长有关联，也就是说，密尔在童年成长的过程中缺乏母爱，这也是导致其日后“精神危机”的又一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密尔反复提及其父亲，实际上意味着密尔选择作为父亲的附属物。同样，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密尔这样写只是借助老密尔的盛名。似乎这些解释已经成为学术界通行的结论。
不过这一结论还是可以质疑以及加以补充的。从密尔的自传来看，他的确对父亲充满敬佩，但在这里他亮明自己是老密尔的儿子还隐含着另一用意，即他要表明自己是老密尔一手培养起来的。正是父亲这样的教育方式，“像是中世纪苦役的记录”，让密尔自己的成长乃至思想的提升完全与父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密尔要对他的这一教育方式进行反思，进而重塑起一种新的父亲的形象。从第一段直接写明自己撰写自传的动机就是记录自己的教育情况这一表达，就可以体现出约翰 · 密尔的这一用意。
在对密尔思想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密尔在自传开始叙述自己的正传之前，特地加上了这样的一段话：“在写自传正文之前，似乎应该先说明一下，是什么理由使我认为值得把我平庸的一生，写下来传给后世。我从未幻想，我所叙述的任何部分如同一篇记叙文或者由于与我自己有关而能使公众感到兴趣。但是我想，如今教育或改良教育是比以前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受广泛重视（如果不是更加深刻的话）的研究主题，在这里记录下一些具有不寻常的颇具特色的教育情况，也许不为无益。不说别的，这种教育已经证明人在幼年时期能接受并且能很好接受的东西比一般设想的要多得多，在早年，倘若以寻常叫作教导的方法施教可以说是相当浪费时间。”
很多研究者往往对这段话未加重视，但细读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这段话隐含着密尔撰写自传，以及特地在该书的开篇安排“童年和早期教育”这一章的内在意图。一方面，他希望写出自传并非是要写出自己的平庸一生，而是对教育的思考；另一方面，记录下他早年的教育情况，并非仅仅是对他撰写自传时英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有所裨益，更重要的是，密尔希冀通过对自己教育经历的思考将自己的思想心路历程，20岁时的“精神危机”，特别是和所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直接地联系起来。
尽管在自传的开头这段他对自己早年受到的教育给予了正面评价，但联系到他20岁的“精神危机”和与自己童年教育的关联，以及他所不止一次提到他的父亲 — 思想家詹姆斯 · 密尔对他的教育方式：“更有甚者，他在整个写作时期，几乎每天要抽出相当时间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中的一个 — 我，他所花的劳力、心力和耐心之多为其他教育儿女者所罕有，他依照自己的意见，力图使我得到最高等的知识教育。”那么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密尔在自传开篇对教育的讨论具有很深的用意，它隐喻着密尔思想的指向，以及包含着密尔在晚年对此的反思。结合密尔一生所力主的思想内涵，可以明晓，密尔早期的教育经历和他个体特性的泯灭，“精神危机”的发生以及日后思想的形成有着紧密的关联。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密尔在自传里，并且在开头的第一段就直接写明了，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早年的教育联系起来，将教育看得如此重要，实是因为在密尔这里，自然的教育与独特的个性成长以及与最终形成独特的个体性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或者说，他通过回顾自己受教育的过程，接受着那种完全在父亲的全盘指导下，并违背了儿童自然成长要求的强制教育，进而来思考人的个体性。
同样，密尔在这段对早年教育经历的回顾中，还包含着第二层用意，即通过叙述父亲在教育中的作用来重新建构起父亲的形象。在密尔心目中，父亲不再仅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位失败的教育者。因为父亲对他的教育完全是按照个人主观设定的期待，力图使其获得最高等的知识。而在密尔看来，这一教育在使他获得了最高等知识的同时，也完全扼杀了自己的个性，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
正因如此，密尔才会在开头写出撰写这部自传的原因，并且亮明自己是老密尔儿子的身份，并非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出身，而是要用自己和作为思想家的父亲的这一特殊关系，父亲对自己的特殊教育以及自己成长的代价作为个案来理解教育，告诉世人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准则就是在自然教育的基础上，让个体自然地成长，从而确立与培养、发展出其个体性，而不是违背其成长法则，抹杀其个性，变成一个“人工人”。在经历了这次“精神危机”之后，密尔不仅确立了人的个体性为一种思想原则，将情感和理性视为人的个体性中同等重要的内容，也确信找到了培养人的个体性的力量，这也被他认为是“思想方法明确进步的转折点”。而这一观念也成为日后密尔思想体系的基础和一生追求的目标。因此，密尔对自身教育过程的回顾，并且通过隐晦的修辞方式来点明自己是老密尔的长子，并非是为了表明自己显赫的出身，恰恰是要反思父亲实行的家庭教育模式，并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做出铺垫和注释。
五
为了彻底医治自己的“精神危机”，密尔转向阅读文学等培养与丰富情感的作品，特别是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如华兹华斯的作品。在自传中，密尔没有更多地提及他读了华兹华斯的哪些诗歌，只是笼统地给出了这样的概括：“首先，这些诗有力地触动我最强烈感到快乐的敏感之处，即对乡村风物与自然景色的爱好；这些不但是我生活中大部分快乐所在，而且把我从最近一次时间最长的沮丧复发中解脱出来。”在密尔看来，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些诗歌真正打动密尔之处在于：“是什么使华兹华斯的诗象一味治我心病的良药呢？就是他的诗给人不仅是外表的美，而是在动人的美景下含蓄着感情，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它们似乎是我在寻觅的感情培养剂。我仿佛从它那里得到喜悦的源泉，得到同情的和想象中快乐的源泉，这种源泉是所有人都能共享的，和人生的斗争与缺陷无关。人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越是改善，这个源泉就越丰富。从那些诗篇里我似懂得，当生活中所有较大的邪恶去掉时，什么是快乐的绵绵不断的源泉。在我接受这些诗篇的影响时，顿觉精神振奋，心情愉快。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肯定有比华兹华斯更伟大的诗人，但是具有更真挚更崇高感情的诗歌在当时也不可能象他的诗那样给我力量。我需要有人帮助我让我觉得在安静的沉思中有真正的永久的快乐，只有华兹华斯告诉我这一点，他使我不但脱离人的共同感情和共同目标，而且使我对它们发生更大的兴趣。这些诗章给我的喜悦足以证明，有了此种教养，即使养成根深蒂固的分析习惯，也不可怕……结果我逐渐地完全从长期的消沉中挣扎出来，从此再不受其折磨。”
阅读华兹华斯的诗歌让密尔走出“精神危机”的困境之后，密尔热爱上了华兹华斯，当然也由此得罪了朋友。对此，密尔在自传里有过生动的描写：“于是华滋华斯的功绩成为我第一次公开宣布我的思想新方法，并与未曾经历同我一样变化的往日同伴相疏远的导因。此时我时常与之讨论这个话题的只有罗巴克，我劝他读华滋华斯诗集，他读后开始时似乎觉得其中有许多值得钦佩的地方。我象大多数喜欢华滋华斯的人一样，强烈反对拜伦，不仅反对他的诗，而且反对他对人们的影响。罗巴克天性好动，喜爱斗争，与我相反，强烈喜爱和非常推崇拜伦，把拜伦的诗称赞为人生的诗篇，而华滋华斯的诗在他看来只是花朵蝴蝶的诗篇。”为此，两人花了两个晚上进行了公开辩论。在密尔看来，罗巴克的主要问题在于，“不懂得美术有助于形成一个人的性格”。“他看不到陶冶感情的任何好处，根本否定通过想象力来陶冶感情，他认为想象力只能培养幻想。”而密尔则坚持，由活跃意识在我们头脑中激发出来的“想象的热情决不会使我们理解事物产生错误和虚妄，而是与最正确的认识和最完全的辨别事物的物质和精神规律与关系完全一致。夕阳映红晚霞的美丽所产生的最强烈的感情，并不妨碍我认识云是水蒸气，受悬浮状态中水蒸气的规律支配。”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密尔的“精神危机”成为他成长或者说思想成熟的分界线，标志着他重新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情感对人的作用，开始将理性和情感相结合。因此，密尔在反思中得出，知识性的和分析性的教育必须要和感受性的情感性的教育相互结合，才能相得益彰，才会培养出正常的人和具有独特理解力和感受性的人。“经验告诉我，与对主动的能力一样，被动的感受性也需要培植，也需要熏陶、滋养和指导。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或低估我以前发觉的那一部分真理，我依然承认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决不否定分析的力量与作用是改进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条件。但是我想：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必须加以纠正，除它之外还要结合其他种类的教育。各种能力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现在在我看来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感情的培养成为我的伦理和哲学信念的重点。我的思想和旨趣越来越重视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任何事物。”1833年7月5日，他在给卡莱尔的信中写道：“现在理解了诗歌要高于逻辑，能够将这两者结合的则是哲学。”
不仅如此，密尔的危机还来自幸福感的破灭，而阅读诗歌恰好给予了密尔一种愉悦。这是因为，在密尔那里，从小便接受了功利主义的信条，确立起要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的信念。关于这一点，密尔自己在自传里也回忆道：“当我发觉，在‘快乐和痛苦后果’的伦理原则指导下，完全遵照边沁提出的详细方法，把科学的分类法运用到‘可罚行为’这个重大而复杂的主题上时，我仿佛被带到高处，从那里能俯览浩瀚的精神领域，把视力展向远方才能看到无数智力的硕果。我继续往下读，我觉得除了理论的清晰透彻以外，还有实际改进人类事务的令人振奋的前景。”“当我读完《立法论》的最后一卷时，我的思想完全变了。象边沁那样理解的，象边沁在三卷《立法论》中那种方式运用的‘功利原则’，确实成为把我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现在我有各种思想；一个信条、一个学说、一种哲学和一种宗教（从这个词的一种最好含义去理解），其宣传和灌输值得作为一生的重要目标。我的眼前有一个宏伟想法，就是那个理论将改变人类的状况。《立法论》介绍的种种思想和法律在我面前展示了一幅人生最美妙的图景。书中预料的可行改良办法是极温和的，它把许多事情看成是由模糊热情引起的幻想而加以反对，虽然这些事情有朝一日可能成为人类极为寻常的事情，以致那些曾把它们认为空想的人，有可能在将来被证明是不公正的。但是在我的心地里，此种超于幻想的外观加上边沁理论给我的提高精神力量的影响，以及他所打开的改善人类条件的宏大灿烂远景，足以点燃我生命中熊熊烈火，和确定我内心的抱负。”从密尔这样详细介绍自己受到边沁影响和所确立起的宏大理想，可以发现曾经密尔对幸福的理解是外部的、分析性的、积极主动性的，而现在通过阅读华兹华斯的诗歌，转变成了依赖于内心和内在的情感体验。因此，生命的意义在于同情、想象、感受，而不在于关注那些抽象的观念，或人格化的内容，而是要升华起我们的感觉，用通俗易懂的自然质朴的语言描写和诉发人的自然情感。幸福和快乐的基本原则乃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的，是一种自我的感知和感受。
因此，经历了这次“精神危机”之后，密尔明白了原先父辈们要将自己训练成思想家的理性式的教育，是多么地扼杀了人的丰富性，并影响了其个体性的成长。从此，在密尔的思想体系中，他开始关注人的情感，并将此视作重要的内容。1867年2月1日，61岁的密尔荣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他在就任典礼上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主题就是根据自己的直接经历来表达对教育的理解。他鲜明地表达道，要从人的启蒙出发讨论教育，要思考以怎样独自的方法来为个体精神的发展和民族的福祉做贡献。说到底，教育要让人成为一个人。
同样，正是对华兹华斯的热爱和对自己的解救，也让密尔在演说时特别强调对人的情感的培养。密尔说道：“把这些高尚精神渗透到人的内心的一大源泉就是诗，或者全部带有诗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我们能从柏拉图、德摩斯梯尼、塔西陀的著作那里吸收到高尚的情感，因为这些伟人不仅是哲学家、雄辩家、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诗人、艺术家。获得诗的教养的陶冶，不仅可以培养成高尚的、英雄的情感，诗中还有培养与使得灵魂昂扬或同样的能使灵魂平静的感情，具有培养高昂和稳重两个方面感情的伟大力量。它呈现了所有我们天性中不自私的方面，引导我们把自己的喜悦和悲伤与我们所在系统的幸福和不幸等同起来。所有那些严肃和深刻的感情虽然不会对我们的品行产生直接影响，却会驱使我们去认真对待生命，让我们接受所有以职责形态呈现在面前的事物。读了但丁、华兹华斯的诗，卢克莱修的诗乃至维吉尔的《田园诗》之后，或者是细细地体味了格莱伊的《哀歌》、雪莱的《对知性美的赞歌》之后，谁最终都感到自己变成更善良的人了”。
密尔对自然的感受后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旅行、体验自然、实现自然与心灵的一致性和升华，也成为日后他的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篇演讲中，密尔还说：“自然风景与艺术诉求一样，在相同领域中强烈唤起人的本性。感受到苏格兰的高原地域和山岭可以观看到那种崇高的自然美的人们，几乎无论谁都为这美景所倾倒，至少会一时间超越人世间事物那种渺小的形象来观赏这自然美，与这种谁都能享受的高尚的快乐相比，你就会深感那些无聊的利益冲突是多么猥琐呀！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我们都不能让这种感受变得麻木起来，要不断利用一切机会努力使之保持活力。我们的日常职责越是枯燥，就越是有必要通过不时走访那更高的思想和感情之所来保持昂扬情绪。”“总之，这样的人把自我启蒙作为人生努力目标，经常不断在内心描绘典型的人性美。”密尔说，通过教育，“你们将会越来越对人生有深刻认识，越来越抱有更多的趣味。人生变得具有十倍的价值，而且这样的价值是能够贯穿于整个生涯的价值”。
六
在对密尔这段“精神危机”的解释中，很多学者往往关注密尔通过阅读诗歌等文学性和情感性的文字来滋润自己在长期理性训练后干枯的心灵，从而逐渐恢复自己的心灵感受性，却忽视了密尔在“精神危机”期间所进行的理性的思想反思，从而实现了思想的更新和飞跃。当全新的思想置换了以往折磨他的那些思想后，他觉得豁然开朗，焕然一新，也使其彻底地从“精神危机”中走了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对密尔这一思想更新的反思性历程给予应有的关注。
在经历了这次“精神危机”之后，密尔自己不仅确立了人的个体性为一种思想原则，将情感和理性视为人的个体性中同等重要的内容，也确信找到了培养人的个体性的力量，这也被他认为是“思想方法明确进步的转折点”。而实现这一进步的路径则是对以往一些理论的反思和革除，从而确立起密尔真正走出“精神危机”的坚实基础。密尔详细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基础重建的历程。“在我后来几次愁闷复发时，一种称为哲学上必然性的理论象梦魇似的压在我的身上。我觉得自己好象已由科学证明是一个受过去环境支配的无能为力的奴隶；好象我的个性和所有其它人的个性都由我们控制不了的力量造成，我们对之束手无策。我时常这样想，要是我能不相信环境形成个性的理论，这对我是何等的宽慰……我说倘若所有的人都相信必然性的理论只是对别人个性而言，不相信对他们自己的个性也起作用，那该多么幸运。我苦心焦虑地思考这个问题，慢慢明白它的底蕴。我明白，必然性这个词作为运用于人类行为的因果论的名词，容易引起错误的联想；而此种联想在引起我以前经历的情绪沮丧、精神麻木中起了重要作用。我懂得虽然我们的个性是环境的产物，但我们愿望对环境的形成也能起重大作用；我懂得，在自由意志理论中真正能鼓舞和提高人的精神力量的，是确信我们具有形成自己个性的真正力量；我懂得，我们的意志通过影响我们某些环境，就能增进今后使用意志的习惯和能力。所有这些道理与环境论完全一致，或者不如说它本身就是环境论。从那时起我思想中明确分清了环境论和宿命论的区别；完全抛弃必然性这个令人误解的名词。我第一次真正懂得这个理论，它不再使我沮丧，而且除了使我精神宽慰外，还不再因为思想上认为一个理论正确，而与其相反的理论符合道德标准而遭受思想负担之苦，这种负担对于想当一个理论改革者的人是多么沉重。”
过去支配着密尔，或者说密尔已经开始怀疑，但又无法摆脱的那种思想始终折磨着密尔的心灵，由此也导致了密尔的“精神危机”。密尔对此种思想进行了反思。现在，他“第一次真正懂得了这个理论”之后，也就意味着密尔从这一困境中走了出来，而这一思想上的更新则体现在他用九年时间写成的《逻辑学体系》一书中，而这九年正是密尔面临“精神危机”以及克服“精神危机”的时间段。根据密尔自传的叙述，我们可以整理出密尔写作这本书的时间表。他1832年开始写作，完成了三分之一；1837年，又写出了三分之一；1838年7—8月间，写作第三卷；1840年夏秋时节完成了全书；1841年4月至年底，又利用所有空闲时间把全书从头到尾改写了一遍；1841年准备付印，但由于一些原因被耽搁；1843年春正式出版。这一时刻表中有几个节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1832年开始写作，这是密尔在自传中所标示的“精神危机”结束的时间，也是作为父辈性权威之一的边沁去世的时间；早年密尔是边沁功利主义的信徒，现在则开始动摇，而这一变化也正是导致他“精神危机”的原因之一。因此，他要开始对自己的“精神危机”做出反思，写作则是这一反思的标志。但随后则停止，这一停则长达五年之久。另外一个时间节点是1837年，他在停止了五年之后再次写作，而这一时间正是1836年他的父亲老密尔去世后的第二年。因此，密尔的《逻辑学体系》的写作过程显露出密尔自己的心路历程。1832年边沁去世，他开始写作；直到1836年他父亲去世，又重新恢复写作。由此，可以看到，在两位对他的教育起过重要影响，对其思想和个性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父辈完全不在了，密尔才开始将自己走出“精神危机”的思考付诸文字。也就是说，在和他有着直接关联的父辈权威不在之后，密尔才有可能毫无顾虑地进行自己的写作和思想上的彻底反思，完成自己的这一清算性的“弑父”行为，从而也让自己彻底地从“精神危机”中走出来。
正因如此，理解密尔思想的转型必须要关注从前被遗忘的《逻辑学体系》这本书。正是在这九年当中，密尔将他的思考写进了这本书中，思考必然性和人的性格形成之间的关系。由此也标志着密尔在思想上彻底清除了过去的思想观念，也摆脱了折磨他的精神困扰，成为一个“新人”。这也就意味着密尔已经从以他父亲和其他父辈为中心、为权威的外在环境，即密尔在逻辑体系中所称的“教育和我们的环境”、自己性格和思想的成长与培养的外在环境中走了出来，不再将其看作必然、不可替代和不可更换的，而是要从中找到改变和脱离这一环境的力量，从而让自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密尔在《逻辑学体系》的第六卷《精神科学的逻辑》中首次系统地讨论“精神”和性格形成或者说性格学这一重大问题。这看起来是一种科学性的学术讨论，其实完全是密尔反思与走出“精神危机”的一则宣言。
在《精神科学的逻辑》这本书中，密尔专门写下了“自由和必然”这一章，集中思考导致他“精神危机”不断复发和折磨自己思想的必然性问题。他首先界定了这个概念的内涵：“被称作哲学必然的学说，其正确表达简单来说就是：假定了某一个体心灵的动机以及个体的性格和性情，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推出他会采取的行为方式；如果我们完全了解此人，了解所有对他产生影响的诱因，我们就能以预测任何物理事件那样的确定性来预言他的行为。”同样，“这个词，在其他的通用意义上，包含了比纯粹的次序齐一性要多得多的东西：它蕴涵着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说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必然地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只不过是，如果没什么事阻止的话，它们肯定会发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必然论”大致上等同于“宿命论”。密尔说：“教育和我们的环境的必然论者，会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就其行为来说，他容易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容易相信，由于他的本性就是如此，或由于他的教育和环境就是这般铸造了他的性格，因此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感受和行为，或至少自己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阻止它……他的性格是为他而形成，而不是由他形成；因此他别的意愿是没有什么用的；他没有力量改变它。”针对这一必然性甚至是宿命论的观点，密尔认为这是错误的，转而赞同人和环境之间是一种互动的、相互塑造的关系。他说：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种改变其性格的力量。最终为他而形成的它的存在，与部分由作为中介行动者之一的他形成的它的存在，并不是不相容的。他的性格是由他的环境（其中包括他特殊的身体组织）形成的，但是他自己以某种特殊方式铸造它的愿望，也是环境中的一个，而且决不是最没有影响力的一个。我们的确不能够直接依靠意愿来成为不同于我们现在的样子；但是那些被认为是直接形成了我们性格的人，也不能依靠意愿来使我们必须成为我们所是的那个样子。他们的意志只是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有直接的作用。他们通过意愿使我们成为他们确实使我们变成的那个样子，这个意愿不是目的，而是必须的手段；而当我们的习惯不是太根深蒂固时，我们同样能够靠意愿这一所需的手段，来使自己有所不同。如果他们能使我们受特定环境的影响，我们同样能使我们自己受其他环境的影响，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完全能形成自己的性格，就如其他人为我们写出我们的性格一样”。
需要注意密尔在文中多次使用的“他们”这个词语，这里并非泛指性的人称代词。在密尔的心中，这是有着一个具体指向的词语，即指他的父亲，当然也包括边沁等在内的长辈，这是一个庞大的、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教育和外在环境。在密尔自小的教育过程中，这一教育和外在环境一起压在了密尔的身上。例如老密尔因为《东印度公司史》一举成名，作为那个时代知识界或者说功利主义思想派别的领袖，也是“他的著作和个人影响使他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中心”。尽管在个性上有些傲慢，但老密尔在社会上获得了成功，得到了超乎别人的地位。他生来就是个领袖，一位统领者。同时，在老密尔周围集聚着一批朋友，例如思想家大卫 · 李嘉图、约瑟夫 · 休谟、老密尔童年时期的朋友亨利 · 伯汉姆（Henry Brougham）、弗兰西斯 · 伯德特爵士（Sir Francis Burdett）、阿尔巴尼 · 冯布兰克（Albany Fonblanque）、从1830年开始担任检查者报编辑的苏兹伍德 · 斯密斯（Dr. Southwood Smith）、《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撰稿人威廉 · 戈伯特（William Cobbert）、由李嘉图1818年介绍给密尔的乔治 · 格罗特（George Grote），还有功利主义思想学派的创始人边沁，密尔在16岁去法国读书，就是由边沁安排，并且住在法国边沁的哥哥家里。
在这一环境中，密尔被裹挟进了这样一个庞大的知识圈之中。例如，在小密尔学习政治经济学后，老密尔的朋友李嘉图就邀请小密尔去他家，一起散步，边散步边交谈这个主题。“大约在1817或1818年，我更经常访问休谟先生……边沁先生因为与父亲友谊很深，我见到他的机会更多。”“从1814年到1817年，边沁先生每年有半年时间住在福特修道院……我不时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小住。我想这种逗留对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际遇。”也就是说，边沁以及边沁的家人也加入了对小密尔的教育和培养之中。从密尔1819年7月30日写给边沁哥哥的信中详细汇报了他读书的情况，就可以知晓他们对他教育的关心。由此，可以想象在密尔周围是怎样的一种教育和知识环境，这一环境既给密尔带来了学习上的便利，同时也压迫着密尔，影响甚至决定着密尔的成长道路，它们设计着密尔未来成长的道路和取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密尔在20岁“精神危机”之前一直和父辈处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一种既相互需要，又相互对立的两分性的关系；父亲—儿子；成人—孩童；“他们”—个体；权威—服从。密尔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一关系中度过的，密尔也是在这一关系中读书成长，接受知识，形成思想的。密尔作为一个孩童，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儿子和年轻晚辈，完全就是在对这些权威的服从中被动地接受知识的。这些长辈们毫不顾忌密尔自己的感受，把他们设定的目标当作密尔自己的目标，把他们的价值当作密尔的价值，总之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并且把这种方式强行地塞给密尔，当然也导致了他20岁时的“精神危机”。因此，这一关系明显地体现为“入侵性的父母”的特征。所谓“入侵性的父母”，意为父母完全入侵到孩子的生活之中，孩子成为他们第二生活的中心，并期待孩子取得一种自己所没有取得的那种成就。而这显然已经不符合19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趋向。所以，密尔才会对他父亲做出这样的评价：“他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十八世纪的人。他带着十八世纪的思想感情进入十九世纪（虽然并不是毫无修正与改进），对作为十九世纪上半叶重要特征的、对十八世纪的反动的影响，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他都没有接受。十八世纪是个伟大的时代，是产生许多坚强而勇敢的人的时代，他就是最坚强最勇敢者中的一个。他的著作和个人影响使他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中心。在他后来一些岁月中，他是英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泰斗和导师，和伏尔泰是法国哲学界的泰斗和导师一样。”这一表述也可以看作是对密尔整个“父辈们”的评价。
其实在写作《逻辑学体系》、完成了“弑父”行为之前，密尔1838年所写的《论边沁》一文就已经近乎完成了“弑父”这一行为，而这一时间也正好和密尔在父亲去世之后重启《逻辑学体系》写作的时间相吻合。1832年边沁去世，此刻密尔还处在“精神危机”之中。随着“精神危机”的好转，他也开始清算他与边沁这一父辈们所形成的“权威与服从”的关系。1833年，就在边沁去世后很短的时间里，密尔就已写出了《对边沁哲学的评论》这篇短文。值得注意的是，密尔的这篇文章很短，而且是匿名发表，作为爱德华 · 布尔沃 — 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 的《英国与英语》（England and the English）一书的附录。为什么要匿名发表？正如密尔在给尼科尔（Nichol）的信中所说，“这不能也绝对不能被人知道是我所写”。由此，可以明白，碍于父亲在世，密尔无法尽情直诉胸臆，只是简略地指出边沁没有对性格的形成和人类特性的内在机制做出更为深入的探讨。在1836年老密尔去世之后，1838年，密尔再次写下了《论边沁》这篇文章。他实际上是要借这篇文章对边沁也是对包括密尔父亲在内的整个父辈们做出彻底的清算。在《论边沁》这篇文章中，密尔称赞边沁是那个时代英国的原创性思想家，伟大的哲学家，认为：“边沁是英国学说和制度上的革新之父，他是那个时代英国伟大的颠覆性思想家，用大陆哲学家们的话来说，也是伟大的批判思想家。”在对边沁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之后，接着密尔就指出了边沁思想的不足：其最大的不足在于没有从人性和情感出发来理解思想、解释思想和构建思想。考虑到密尔青年时期是边沁思想的信徒，但在“精神危机”之后，他开始了对人性，特别是对情感的思考，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样的批评无疑不仅是对从前所接受的边沁思想的清算，更是对他们之间所形成的父辈—孩童、权威—服从这一关系的解构。他说：边沁“对人性中许多最天然、最强烈的情感毫无同情感；他对人性中的许多重要经验一无所知；他由于想象力的缺乏而无缘于一种思想理解另一种不同思想的能力，也无缘于进入另一种不同思想情感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边沁也具备流行意义上的、主宰着意象和隐喻表达的想象力。他实际上缺乏的是诗的陶冶，他的幻想提供给他的意象很少是美的，而是奇异的、幽默的，或者清晰的、有力的、强烈的。从他作品中可以举出戏谑式反讽和演讲式雄辩二者并具的段落，很少有哲学著作能在这一点上超越他。他不具备的想象力正是那种当今最好的作家们公认的想象力；这一想象力使我们能够通过自发的努力来将不在场的事物感受为好像在场，想象中的事物感受为好像是现实中的事物，给它披上情感的外衣，如果它是真的，这一情感就会和它一起到来。凭借这种力量，一个人可以进入另一个人的思想和情境。这一力量成就了诗人，只要他不是去用优美的语调说出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这一力量完全成就了剧作家；这一力量在历史学家那里也有一席之地，我们通过它来理解其他时代。基佐（Guizot）通过它向我们阐释了中世纪；尼萨德（Nisard）在他杰出的拉丁晚期诗人研究中，使我们置身于凯撒时代的罗马；米什莱（Michelet）通过它释放了人类史实中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个性特征。没有这一力量，就没有人能够知晓自己的本性，这种本性比现实情境检验并唤出的本性更加深远；没有这一力量，也就没有人能够知晓他人的本性，这种本性超出了对他人的外在行为观察而得出的概括。”
“边沁对于人性的知识就局限于此。这完全是经验的，是一个缺乏经验之人的经验主义。他既没有内在经验也没有外在经验；他生活平静，甚至波澜不惊，并且他思想健全，这些共同造成了他与内外经验的隔绝。他从不知道顺境与逆境，也不知道激情与贪婪，他甚至从未有过得病的经验，他从儿童时代到八十五岁高龄都孩童般地健康。他不知道沮丧和心情的沉重。他从未感受过生活的痛苦和令人厌倦的负担。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是一个孩子。自我意识是我们时代的天才人物 — 从华兹华斯到拜伦，从歌德到夏多布里昂的魔鬼，给这个时代贡献了如此之多令人鼓舞和令人悲伤的智慧，这一意识从未在边沁那里被唤醒。边沁自己并不知道有多少人性在他那里沉睡……他对性格的多样性的认识只限于碰巧遇到的。他对人类情感知之甚少，对情感形成的影响知之甚少：思想自身以及外在事物对思想细微的运作被他遗忘。”
从密尔所说的边沁“他不知道沮丧和心情的沉重，他从未感受过生活的痛苦和令人厌倦的负担”这句话来说，完全可以视为密尔对自己“精神危机”的感受的表达，而这一复杂又丰富的情感自然也是边沁所不能理解的，因为边沁一生都是个孩子，从未有过情感上的体验。由此，在密尔对边沁的批评当中，很显然值得注意的是密尔反复提到情感、性格、诗歌，这些都是边沁思想体系中遗漏的内容。考虑到密尔正处于“精神危机”和走出“精神危机”的时刻，指出边沁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反衬出密尔此时思考的重点和思想的转变。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密尔在这篇文章中两次提及边沁终其一生始终就是个孩子。密尔使用这一比喻不仅仅是为了真实地描画边沁的特性，其实还有深意。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比喻理解为他与边沁从前所建立起的那种关系的倒置与反转。如果从密尔个性的意义上来评价的话，密尔对边沁的这些评价不能算是完全真实的，而是充满着个人的激愤之意，也实在是有些“秋后算账”的意味，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是密尔多年被压抑后的彻底释放和解放。
不仅如此，由于密尔也认识到自身的“精神危机”来自因人生意义缺失而导致的动力匮乏，因此，情感的价值也成为密尔关注的焦点。从此出发，1840年，密尔在《论柯勒律治》这篇文章中再次将思想家边沁和诗人柯勒律治进行了比较，并批评边沁全然不关注情感和意义。密尔写道：“正是边沁，而非他人，促使人们自问一切旧的、公认的观点是否为真；正是柯勒律治促使人们自问此观点的意义何在。”本来，密尔撰写关于柯勒律治的文章完全可以不提边沁，可是在文章的开始，密尔就将边沁和柯勒律治进行比较，由此可以理解密尔的深意。
因此，既然密尔的“精神危机”是误信边沁功利主义所致，是和边沁、父亲等父辈们密切相关的，那么密尔写下上述评价边沁的话不啻是一份宣言书，或者是与过去的决裂书，标志着密尔要从“他们” — 包括他的父亲和边沁等在内的这些长辈权威 — 中走出来，要成为“新人”，独立地成长。请注意，密尔特地在《逻辑学体系》一书中将“如果我们愿意”这几个字标成黑体，做了重点强调，就意味着作为个体独立成长的核心内涵，就是我们在精神思想上的自主，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自己的活动，从而自然地生长出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独特个性，而非按照任何外在的环境与外在的设定来成长，被固定为一种模式。因此这句话也可以被看作密尔精神上的“独立宣言”。当然就思想的谱系来说，这也是欧洲近代以来的传统：我们的意愿，我们的精神活动，都属于我们的理性，要用自己的天赋理性来进行思考、怀疑，从而实现个体的独立和自主。所以，密尔在这里，发出了“我的性格我做主”的呐喊，不仅是要从父亲等长辈们的权威下解放自己，而且也从他们（这也是密尔在上述段落中经常提及的“他们”）所确立的环境和教育范式下走出来，从而确立自己的性格，即个体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密尔20岁时的“精神危机”，也标志着其个体性的觉醒，他要形成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个性。或者说，按照密尔《论自由》这本书的标题所示，实现自由。
七
密尔从“精神危机”的发生到最终的克服，不仅是由于阅读诗歌等文学性作品所带来的情感性的修复，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上的深刻反思。正由于此，我们才格外需要重视密尔在《逻辑学体系》一书中使用的“精神科学”这一概念，这也是密尔在“精神危机”之后直面自己曾经陷入的困境，并且在走出困境之后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标志着密尔不再将“自我”看作一个必然的客观的物体，而是从心灵、意志力、思想、情绪和感觉等维度来思考自我，对精神和物质做了两分，在意志和自然之间做出了区别，并且从此更从意志自由这一精神性的维度来思考人，思考人的性格的形成。犹如密尔所说：“意志不像其他的现象那样是被先行物决定了的，而是自己决定自己。”这种修辞方式本身则体现了密尔是对过去被父亲以及“父亲们”所决定与支配的自己的决裂，从此之后实现独立和自主，自己决定自己。因为在他父亲一辈那里，他们认为人的性格是可以被外在力量塑造的。正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1813年的《人类性格的形成》一文中所说：“儿童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可以由人任意塑造的、结构奇妙的复合体。如果事前事后都根据有关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仔细地加以照管，就可以使它们集体地养成任何一种人类性格。这些复合体虽然象所有其他的自然产物一样有无数的种类，但都具有一种可塑性；如果行之得宜、持之以恒，最后是可以把它们塑成充分体现人们的合理希望和要求的形象的。”但在密尔那里，他也不无遗憾地写道：对他而言，这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折磨以及反思之后才找到的一条正确路径。他说，我们的性格的形成，“不是由我们的身体组织，也不是完全由我们的教育，而是由我们对原有的性格导致的痛苦后果的体验，或是由对偶然被激发的尊敬和鼓舞的强烈感受而形成的”。
密尔反复强调，只要我们有意愿，我们就有能力形成自己的性格。“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完全能形成自己的性格，就如其他人为我们形成我们的性格一样。”“如果我们做仔细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对我们有能力塑造我们自己性格（如果我们愿意）的感受，实质上是对我们意识到的精神自由的感受。一个感到其习惯和性情不是他的主人，而是掌控着习惯与性情的人，在精神上就会感到自由：即使顺从它们时也知道自己能够抗拒它们，知道如果他想要完全摆脱它们，只需要知道自己有感受能力就可以实现这一目的。”由此，密尔才斩钉截铁地说，必须要消除“必然性”这个概念，要培育一种“强烈的自我文化精神”，即“确信我们具有形成自己个性的真正力量”。这一表达是密尔在经历了内在的“心灵危机”后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他深刻反思后的思想升华，其核心如密尔所说：“如果人们一旦在思维中忽视自由与个性的价值，将发生何等可怕的情景！”也就是说，要在思想上确立起个性的价值，从此，形成“自我文化精神”与培养“形成自己个性的真正力量”就成为密尔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这也就是日后《论自由》一书系统表达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个体性的自由。由此可见，这次“精神危机”以及密尔对此的反思与日后《论自由》一书中所表达的个体性思想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关系。
对于这种“自我的文化精神”，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做过这样的表达：“凡是听凭世界或者他自己所属的一部分世界代替自己选定生活方案的人，除需要一个人猿般的模仿力外便不需要任何其他能力。可是要由自己选定生活方案的人就要使用他的一切能力了。他必须使用观察力去看，使用推论力和判断力去预测，使用活动力去搜集为作决定之用的各项材料，然后使用思辨力去作出决定，而在作出决定之后还必须使用毅力和自制力去坚持自己的考虑周详的决定。他需要和运用那些属性，是随着其行为当中按照自己的判断和情感来决定的部分之增大而与之恰正对应的。可能，一点没有那些东西，他也会被引上某种好的道路而避开有害的途径。但是作为一个人类，他的相对价值又是怎样呢？真正重要之点不仅在于人们做了什么，还在于做了这事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在人的工作当中，在人类正当地使用其生命以求其完善化和美化的工作当中，居于第一重要地位的无疑是人本身。试假想有一批人形的自动机械，把房子盖起来了，把谷物种出来了，把仗打了，把案件审问了，甚至把教堂也建立起来而且连祈祷文都念过了；设使有这种情况，我们若要把一些男男女女 — 尽管他们现在是居住在比较文明的一部分世界之中而无疑只是自然界能够和将要产生的饿殍的标本 — 换成这样的机器人，那还有一项可观的损失。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他规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宁象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密尔所列举出的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康德所说：要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是“自我精神文化”的基本内涵，也如笛卡尔所表达的那样，“我思故我存”。
如果没有对这一历史语境的理解，我们也就很难理解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的很多表达，其实这些表达都带有反思与批评自己童年的这段教育经历的含义，批评自己在父辈们控制下的服从，以及明确地指出，父辈们指定给我们的目标并非完全是我们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父辈们不能也不应当把他们的期待、偏好与愿望等强加到孩子身上，更不能够用一个模子来范铸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按照自己的个性所赋予他的最大限度来达到他的生命的高度。例如密尔在批评加尔文教的时候，指出：这是要人们“遵循服从的途径，也就是说，要遵循由权威指定给他们的途径”。同样，密尔还指出：“说一切人类存在都应当在某一种或少数几种模型上构造出来，那是没有理由的。一个人只要保有一些说得过去的数量的常识和经验，他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人不象羊一样；就是羊，也不是只只一样而无从辨别的。一个人不能得到一件合身的外衣或一双可脚的靴子，除非量了他的尺寸来定做，或者除非有满满一堆栈的货色来供他挑选：难道说要给他一个合适的生活比要给他一件合适的外衣还容易些，或者说人们彼此之间在整个物质的和精神的构造上的相同比在脚形上的相同会多些吗？只须仅仅说到人们具有多种歧异的嗜好，这一点就足够成为所以不要试图用一个模子来范铸他们的理由了。而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发展其精神的条件；不同的人不能健康地生存于同一道德的空气和气候之中，正不亚于各种各样的植物不能健康地生存于同一物质的空气和气候之中。同一些事物，对于这个人在培养其较高本性方面是助益，对于另一个人则成为障碍。同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这个人是一个健康的刺激，足以使其行动和享受的一切官能得到最适当的应用，对于另一个人则成为徒乱人意的负担，足以停歇或捣碎一切内心生活。人类中在快乐的来源上，在痛苦的感受性上，以及在不同物质的和道德的动作对于他们的作用上有如此多般的不同，所以人类除非在其生活方式方面也相应地有如此多般的歧异，他们就既不能获得其公平的一份愉快，也不能在精神方面、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本性能够达到的体量。”而在遵从权威的反面，则是必须放手让每一个人自由地去运用自己的“精神性”能力去判别、去选择、去决定。密尔说：“人类的官能如感觉性、判断力、辨别力、心智活动甚至道德上的偏好只有在选择中才会得到运用。而凡因系习俗就照着办事的人则不作任何选择。因而他无论在辨别或者要求最好的东西方面就都得不到实习。智力的和道德的能力也和肌肉的能力一样，是只有经过使用才会得到进展的。而一个人做一件事若是只因他人做了那件事，那正和相信一个东西只因他人相信了那个东西一样，他的官能便不会被运用。”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密尔从自然性走向了意志论，以“精神科学”的名义将人的意志等要素从人的物质实体中分离了出来；从对个体的压制和要求齐一性的“必然论”走向了自我的选择和决定的自由论。他不仅指出了个体性是人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将情感、感受、诗性等一并纳入人的个体性内容中进行考察。人不仅是一个有理性的人，还是有血有肉充满情感的人。同样，密尔也将形成人的特性的社会环境，例如教育、父辈性权威等一并列入反思的内容，从而思考需要建立一个多样化的社会，而非社会性的专制。正如密尔在评论或者说是“清算”边沁的思想体系时所说：“权威不只是政治权威，因为假设任何凌驾于人的身体之上的绝对力量不会凌驾于精神之上，不会寻求控制（可能不是通过法律制裁，而是通过社会迫害）偏离它标准的观点和情感，不会企图用它的模式去左右年轻人的教育，不会消灭所有书籍、所有学校、所有个人联合起来影响社会的、以保持其精神不同的精神活力为目的的组织，只是一个空想。难道说，处于大众舆论的专制之下就是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人都应当遭受的吗？”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密尔进一步归纳道：必须要保护少数人，必须要保证少数人有抗拒多数人意见、观点的权利。“社会中就一定会有一些至高无上的力量，而多数人应当成为这一力量，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不是说多数人本质上是正义的，而是说将这一力量归属于多数人，要比归属于其他方面都更加公正。但是社会制度必须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来采取措施，维持多数人意愿的恒久的、坚定的对立面，以此来矫正片面的观点，保护思想自由和人的个性。”
因此，在密尔那里，在最为理想的未来社会，人不是要在一种模式下成长，而是要创造出多样性的条件，在这一环境下人们有做出选择的权利，从而培养出人的个体性，以及人的特性的多样性。因此，可以说，密尔所力主的个体性，不再仅仅狭隘地指个体性的多样性，人与人很不相同，还应该包括形成这一多样个体性的社会必须是让多样性能够成长的自由的空间。由此，密尔不仅指明了未来的目标，也给出了未来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
总之，密尔回顾自己早年受教育的经历，是揭示他思想上个体性原则的一种修辞战略。通过他的《自传》，以及在和其他文本的互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密尔在回顾自己的童年，特别是“精神危机”的这一过程中，将人的情感视为人的个体性的重要内容，由此也治愈了自己的“精神危机”。而真正使他走出“精神危机”的则是他对边沁等父辈们的“弑父”，以及对必然性观念的破除等思想上的更新。当然更包括他对外部教育环境的思考，努力解答外在于个体的社会与个体性形成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标志着密尔思想的成熟，也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密尔自己也在1832年10月22日给卡莱尔的信中写道：“很幸运的是，我还没有被填鸭得太满，我的思想装置还可通过空余的那些空间进行活动，起到强劲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些，我仍然还能够再造（remake）我的观念。”也就是说可以重获新生。从此，特别是在1832年边沁以及1836年密尔的父亲相继去世之后，密尔开始完全挣脱了父辈的枷锁，发现了个体性对于自身、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并且从此开始带着一种全新的精神风貌，独立自主地驰骋在思想的舞台，在建构起自身个体性的同时，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思想“时刻”。也如他在《自传》中所说：“虽然我确实知道，在他（指密尔父亲 — 笔者注）超群出众的才德方面，我是望尘莫及，但我现在必须尝试一下，没有他，我可能取得何种成就。”历史已经告诉了人们，约翰 · 密尔在力主个体性，并形成了自己的个体性的同时，也正是在这一独特的个体性的引导下，在思想的原创性和影响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 — 詹姆斯 · 密尔，成为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