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16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文化与市民社会

李宁，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16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文化与市民社会

摘要：16世纪中叶以后，伊斯坦布尔的市民逐渐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街头林立的咖啡馆是社会各阶层乐意且最常去的公共场所，他们在那里进行交谈、社交、获取信息和休闲放松等公共活动。游戏、戏剧表演和皮影戏等各种休闲活动，丰富了市民们的文化生活，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同时也给一部分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层出不穷的犯罪活动和利益纷争，给国家权力影响公共空间提供了契机。总体来看，16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就像一个微观世界，复杂又多样，它具有三种基本特征，即娱乐休闲的中心、具有经济实体的功能和扮演国家政治的角色。依托咖啡馆形成的都市文化和生活方式，不仅深刻影响着每一代市民，也为我们观察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公共空间、社会文化和政治变迁提供了窗口。

关键词：16世纪　伊斯坦布尔　咖啡馆　都市文化　市民生活

在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把普通人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痕迹。倾听底层的声音，并以此来考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使得一些新的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记忆语言和大众文化等得到明显的发展。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研究也得益于这一趋势。原因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城市和市民生活放在“显微镜”下考察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极好地观察社会关系，了解市民们的公共生活，从而感受和理解其所蕴含的都市文化特征。正如学者王笛所言：“微观历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茶馆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那些细节看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 同成都的茶馆一样，烟馆、酒馆、浴室、剧院、街头和店铺等也是陌生人聚集、交流和进行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是城市文化的核心内容，为市民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了舞台，因此也得到了新文化史学者和微观史学者们的重视，出现了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著作和文章。在这些作品中，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单位的研究，学者们试图重构人们日常生活和公共活动的历史，并以此为窗口，揭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文化、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等之间的关系，探讨国家权力在公共空间中建构的方式和过程。因此，此类研究一般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表述公共空间的休闲娱乐功能；二是分析其作为经济实体的角色；三是讨论它们与国家政治和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同样地，这样的基本特征也适合于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研究。喝咖啡是伊斯坦布尔人若干年来养成的一种生活习惯，这种生活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市民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代人。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伊斯坦布尔几乎每条街上都有咖啡馆，它们没有门槛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进去消费和休息。因此，咖啡馆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其居民们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咖啡馆提供了聊天、游戏、娱乐等多种休闲方式，是人们最常去的公共空间。即使其他的娱乐场所出现后，咖啡馆仍然是所有人最常去且乐意光顾的大众化场所，这不仅是因为它低廉的消费能够为多数人所承受，也在于里面丰富的文化生活，如歌舞、评书和皮影戏等给人们单调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除了休闲功能外，咖啡馆也是一部分人工作的场所，店主、侍者、说评书的人、皮影戏表演者、兜售小商品的小贩等都靠它养家糊口；同时，咖啡馆还是公共舆论和流言蜚语传播之地，商人、密探、近卫军和政客等都在这里收集和散布各种信息；打架斗殴和阴谋叛乱等潜在的危险更是让它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因此，咖啡馆就像一个微观世界，它复杂又多样，总是会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和政府控制的对象，各个阶层也总是想对它施加影响和加以利用。

尽管咖啡馆中发生的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每天常坐咖啡馆的也多是一些普通市民，但是对这种微观和下层社会的研究，能够让我们观察到那些知之不多的社会底层现象，加强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同时，对伊斯坦布尔街头咖啡馆的研究，也能够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穆斯林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奥斯曼帝国独特的市民文化。目前，国内学界虽对此已有研究，但多属于介绍性质。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16世纪伊斯坦布尔咖啡馆的考察，能够揭示普通民众与公共空间、社会大众与精英群体、市民生活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探索苏丹及其政府对民众生活的干预过程。也就是说，笔者关注的重点不是伊斯坦布尔有哪些咖啡馆，或者这些咖啡馆里卖什么品种的咖啡，而是想通过咖啡馆这一媒介，来探究奥斯曼帝国都市人群的生活状态和市民文化。

一、 16 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

伊斯坦布尔是建在巴尔干半岛东侧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的城市，它在中世纪就是整个世界瞩目的中心。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占领该城之后，投入了大量精力来改造它：先是下令修缮城墙、建造房屋和漂亮的公共建筑、浴室、旅馆、市场、作坊和清真寺；后来又下令建造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清真寺及附属机构，如供旅人住宿的小店、医院、救济院和教授伊斯兰科学、律法与医学的学院。重要的是，他把都城也迁到了这里。因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身边每天都上演着权力的更迭和盛景奇事，他们既深陷于大都会的暴力恐惧，又靠着维系城市于一体的强大福利网而生生不息。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身处帝都的市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多了一个去处——咖啡馆。

在一些冗长的故事中，人们发现咖啡的历史被追溯到了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卡法（Keffa）地区的牧羊人身上。咖啡豆最初被当成野果来吃，后来也用于宗教活动和治病救人。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祈祷仪式一般在夜间举行，当发现喝咖啡能够帮助他们驱赶睡眠，在冗长的宗教仪式中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这一特殊功效后，教徒们便开始在集会时饮用咖啡。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咖啡是如何跨出苏菲派的宗教集会的，但在16世纪早期时，麦加和麦地那地区的人也开始将咖啡当作饮料来喝，卖咖啡的店铺很快就开在了清真寺周围的街道上。成为休闲饮品后，喝咖啡的习惯很快流传到了开罗、叙利亚、大马士革和伊斯坦布尔，并逐渐为欧洲人所接受。

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首次出现于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统治期间，即1555年，来自大马士革的哈克姆（Hakm）和沙姆斯（Shams）把咖啡从阿拉伯半岛带到了伊斯坦布尔。他们的咖啡馆位于港口和拉特拉姆 · 帕萨清真寺附近那个喧闹的市场旁边，怀着雄心壮志的叙利亚人在咖啡馆内铺着极为干净的垫子和毯子，并以此来吸引顾客。尽管咖啡馆内装饰豪华，但咖啡的售卖价格却着实不贵，“一份咖啡只需要一个土耳其小银币，其价值还略低于当时英国的半个便士”。价格低廉的咖啡很快就受到了下层市民的喜爱，咖啡馆也逐渐成了他们聚会常去的地方。实际上，来咖啡馆消费的不只是底层百姓，那些即将结束学业的年轻人、想在政府谋职的人、失业的法官、伊斯坦布尔的地方官员、法律教授，甚至王公贵族、文武官员和上流人士也能够坦然进出咖啡馆。

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之所以能够打破社会阶层的壁垒，受到多数人的喜爱并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咖啡馆自身并没有设置门槛，人人可进的理念能够让顾客感受到尊重和平等，他们的职业、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等都不会在这里遭受歧视。其次，咖啡馆也创造了一种自由宽松的氛围，人们可以在那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不用担心自己的外表是否寒酸，钱包是否充实，也不用担心被店家驱赶，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手头上的事情。最后，咖啡馆类型多种多样，能够实现自主分流。根据哈特奥斯的记载，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主要有三种：一是流动的咖啡摊（coffee stall），只能为商家和客户提供简单的咖啡买卖；二是咖啡店（coffee shop），里面摆放着一些小凳子，和咖啡摊类似，为街坊邻居提供咖啡服务；三是咖啡馆（coffee house），多建在城市和乡村的主干道上，周围是公园或花园，有一间制作咖啡的小房子，里面沿墙壁摆放着长椅或沙发，供客人们举办沙龙。咖啡摊和咖啡店要比正规的咖啡馆小得多，它们通常会为附近的街坊邻居和生意场所送去几杯咖啡，或者为坐在店外长凳上休憩的客人提供简单的饭食，比较适合底层民众。相比之下，建造完美和装饰考究的咖啡馆，更受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的青睐，它们多数毗邻河岸或港口，带有窗户或者俯瞰城墙的阳台。类似于公园的物质环境不仅让前来消费的客人能够呼吸到清新空气，也有助于他们洗去一身疲惫，安心享受舒适安逸的生活。最后，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还具有多种功能：流浪歌手、皮影戏表演者和说评书的人能够在这里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这里还是他们谋生的场所；小商贩、手工艺者将这里当作了生意场所，经常向前来消费的顾客推销自己的商品；侍者和咖啡制作者在这里工作，以赚取生活费用；失业的人能够在这里打听到有用的信息；无所事事的人能够在这里找到乐子；即使那些官员们和文人们，也能够在这里发现不一样的乐趣。

16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

虽然很难找到有关16世纪伊斯坦布尔咖啡馆的档案资料，但是从欧洲旅行家和商人们的游记、调查及回忆录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咖啡在奥斯曼帝国受欢迎的情况。奥纳德 · 劳沃尔夫是一位天主教徒，也是一位来自德国奥斯堡的自然哲学家，甚至有时还被推崇为咖啡的“发现者”。1573年，他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业中心阿勒颇发现，“这种饮品（咖啡）在那儿很常见，有很多人叫卖，也有人卖咖啡豆，在集市上随处可见……在露天的商店里，大家都坐在地上，或者毯子上，一起饮用……滚烫地盛在瓷器茶杯里，毫无顾忌，他们频频举杯，却每次只抿一口”。“他们最常见的饮品是咖啡”，英国的传教士威廉 · 比尔多夫写道，“那是一种黑色的饮料，用一种很像豌豆的东西做成，那东西被称作咖哇，先放在磨上研磨，然后用水煮沸。他们趁热喝下去，觉得这东西很适合用来消化他们粗糙的食物，特别是草本食物和粗糙的肉类”。乔治 · 桑蒂斯是一位英国绅士，他在1610年到伊斯坦布尔旅行时，发现土耳其人在吃饱喝足后，通常会喝一种饮料，他不知道该怎么来称呼这种饮料，只好根据做成这种饮料的果子的阿拉伯名称，将之命名为“咖啡”。在类似的记录中，我们不难发现，咖啡也被奥斯曼人经常用来待客，“维齐用咖啡待客，办公时接待客人也喝咖啡。大维齐接待外国大使时也用咖啡，1701年波斯大使就受到了这样的款待”。在伊斯坦布尔人看来，当朋友来访时，喝咖啡不但能够调节氛围，有助于谈话，也能帮助客人调和胃口，赶走疲倦。甚至一些穷人还会选择在咖啡馆待客，原因不仅是他们支付不起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还有选择这里能让他们有效避免因住所狭小简陋引起的尴尬。

因而，尽管伊斯坦布尔还有其他诸如清真寺、酒馆、浴室等公共空间，但是市民们最爱去的还是咖啡馆。在他们眼中，咖啡馆有特殊的诱惑力，它不像清真寺那么严肃，显得随意而自由；也比酒馆少了几分喧闹，多了几分高雅和情调。同时，咖啡馆能给人创造一种远离尘世的环境，在这里他们能够暂时忘却工作的不顺，卸下肩上的责任，开心地度过一段自由时光。咖啡馆里提供的诗作、书籍、音乐器材、象棋游戏、制作咖啡的工具、水壶、托盘甚至瓷杯，都能够让他们享受到无穷的乐趣。那些咖啡店的主人们，也在竭力创造一种宽松舒适的环境，他们多把咖啡馆建在角落的平地上，聘请的管理者也多是喜欢喝咖啡或者社会地位较高的长者，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创造出一种温暖、友好和独特的氛围，尽力让咖啡馆给人提供一种家的感觉。因此，喝咖啡逐渐成了伊斯坦布尔人的生活习惯，光顾咖啡馆也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二、 娱乐和消遣：咖啡馆的休闲功能

如果说咖啡馆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场所，那么交谈便是市民们在这里最基本的接触形式，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多数咖啡馆里的聊天是随意的，也没有什么目的性，大到宫廷秘闻，小到家长里短，想到哪里就可以说到哪里。只要不是密谋叛乱和造谣生事，或者刻意冒犯在场的顾客，也就不会有人认真对待这里的闲言碎语。因此，咖啡馆虽然是个格调高雅的公共场合，但也没有特殊的礼节。对多数人而言，来此就是为了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乐趣。

除了聊天和交友外，娱乐和消遣便是咖啡馆最重要的休闲功能。有实力的店主们多会在地上铺设图案精美的地毯，用洁白的瓷器给顾客提供咖啡；有的还会在河岸边的草地铺上毯子，给那些希望享受自然风光或者静谧生活的客人们准备咖啡；甚至有的咖啡馆为了吸引顾客，还雇佣了漂亮的男孩，将他们盛装打扮，为客人们送上咖啡。此外，伊斯坦布尔的多数娱乐活动也集中在咖啡馆，人们在里面能够一边品尝咖啡，一边观看戏剧表演和皮影戏。卡拉戈兹（karagöz）皮影戏便是咖啡馆中最受观众喜爱的娱乐节目，“一支小型乐队占据了咖啡馆的一角——包括一管笛、两面鼓、一把低音提琴和一个三角铁。另一个角落里挂着一张从背后映出灯光的幕布，几位年长的帕夏搂着孙子孙女坐在扶手椅中……再过片刻，皮影戏的主角拉格吉和哈希维就要在这张幕布上登场了……两个皮影人物都是干骆驼皮做的，在油里浸过，呈半透明状，身上涂了色彩，关节处可以活动”。说书人也能在这里找到谋生之道，他们通过向顾客讲述民俗传说和趣事逸闻来为店主招揽顾客，从而获得酬金。流浪歌手有时候会在咖啡馆里驻唱，人们可以在天黑之前来此欣赏。年轻人组成的小型乐队是咖啡馆的常客，几件伴奏乐器和一面小鼓就可以为咖啡馆拉来不少生意。

卡拉格兹和哈西瓦特皮影戏

事实上，咖啡馆与它所具有的娱乐和消遣功能是互相支撑的。咖啡馆是休闲娱乐中心，戏剧表演和评书音乐等也多符合大众口味，能够吸引到各种客人。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空间、演出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咖啡馆为演出者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和观众；演出者为咖啡馆的顾客提供了娱乐活动，丰富了咖啡馆的文化生活；顾客在享受休闲活动的同时，也给咖啡馆带来了生意，为艺人们提供了生计。普通大众的爱好和审美成为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咖啡馆的娱乐节目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社会教育的目的。皮影戏和说书人的故事所传递的思想和价值观，一般能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影响着普通人的价值取向。“善良的咖啡匠”就是经常能在各地咖啡馆听到的一个故事，它记述了一个年轻的咖啡匠因为心地善良而连续接待了几位托钵僧，并为他们免费提供咖啡，从而获得了僧人们的祝福——他所卖的咖啡中将永远不缺糖和牛奶，因此客人们络绎不绝，咖啡匠也因生意的红火而变得非常富有了。虽然故事不一定真实，但人们真正津津乐道的地方在于它所传递出来的善良和仁爱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咖啡馆所提供的大众娱乐，除了休闲功能外，还充当了潜在的教育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启民智，提高人们道德水准的作用。

与普通人一样，上流社会的精英们也是咖啡馆的常客，他们经常举行辩论和创作诗词文章便是另一种格调高雅的娱乐活动。在咖啡馆出现之前，诗人们经常在店铺、酒馆或者私人家中举行聚会，花费多由社会地位较高的富人或者对诗歌充满热情却总是被排斥在圈外的人承担，但是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便，比方说在家里举办诗会的费用太高，在酒馆举办的话穆斯林又不方便去等。但是咖啡馆出现之后，诗人们便可以拿着纸笔围坐在炉子边上，在阅读和写作之余喝上一口咖啡，也能够随时找到合适的人进行交谈。咖啡馆里举行的诗会还吸引了大量的诗歌爱好者，即使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也能够坐在那里听人们交谈，“甚至由于咖啡馆的出现，诗歌变成了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就像今天的流行音乐一样，不同阶层的人都对它充满了兴趣”。这种情况也说明，尽管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呈现出了不同的情调和品味，但是咖啡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精英群体与普通市民之间的差距。在咖啡馆中，所有人都能够进行公共生活，上流权贵和底层平民可能会出现在同一家咖啡馆中，使得咖啡馆成为我们观察各种人物及其活动的窗口。

在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里，那些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在这里进行各种商业、社交和政治活动，享受着咖啡馆提供的休闲功能，逐渐形成了一个个以咖啡馆为基本单位的社交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个阶层都在努力营造一种宽松、自由的生活氛围，人们也在尽量维持着表面上的尊重，特别是那些依靠咖啡馆谋生的人群，都在尽量讨顾客的欢心。但是当苏丹、帕夏、近卫军和伊斯兰教的领袖们对这种模式的大众生活开始施加干预时，日益增强的国家权力、教会权力和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市民生活之间的对抗便破坏了这种氛围，咖啡馆也逐渐变成了矛盾和冲突频发的地方。

三、 混乱与秩序：咖啡馆的政治话语

咖啡馆自出现之后，就一直被苏丹和政府看作滋生懒惰、散布流言和阴谋叛乱的温床。尽管苏丹与帕夏们自己也喝咖啡，甚至政府官员和上流人士经常在咖啡馆中逗留，但这并不妨碍国家权力对这一公共空间展开侵蚀和控制。事实上，国家控制社会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16世纪出现在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就为国家干涉市民生活提供了平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也为我们从公共生活角度观察这一过程提供了窗口。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家权力的进入一度影响了咖啡馆的生意，但是并没有撼动人们已经养成的生活习惯。咖啡馆仍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未因混乱和秩序的夹杂交错而有所改变。

在穆斯林社会，开办咖啡馆或者在街头零售咖啡并不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恰恰相反，脱离宗教的束缚后，咖啡馆中的夜生活成了一种大众化的生活方式。因此，在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开办咖啡馆绝对是一个不错的营生。虽然政府并没有规定开咖啡馆需要什么样的资质，但显然贵族阶层和穆斯林具有天然的优势。加尼沙里军是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团，除了保卫城市以外，他们也承担着维护街道和市场秩序、惩罚犯罪的责任。虽然15—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极力扩张的时代，也是国力最盛的一段时间，在苏莱曼大帝等雄心勃勃的苏丹统治下，近卫军团的军官们生活得确实不错，但是等咖啡馆开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趋势已经明显放缓，他们很难再像以前那样能够获得丰厚的战利品了，加之深受大航海时代的影响，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引发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一些有深厚背景的军官们，便瞅准了咖啡馆的生意。他们凭借自己的人脉关系，很快就在伊斯坦布尔占据了一席之地。据统计，到19世纪，由近卫军团的军官参与经营的咖啡馆就占到了整个伊斯坦布尔咖啡馆市场的三分之一。维齐和大维齐们也靠咖啡馆的租金过着奢侈的生活，很多瓦克夫的财产里面都含有咖啡馆。作为社会精英和上流人士的代表，近卫军军官、帕夏和维齐参与咖啡馆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精英和国家权力对公共生活的影响与干涉。这些人开咖啡馆，除了赚钱外，也在很大程度上把它当成了一个社交舞台和控制公共舆论、影响市民生活的工具，是国家权力在公共空间建构起来的一种方式。

咖啡馆自由宽松的交谈环境，给那些谈论政治和阴谋叛乱的人提供了机会。关于王宫和政府的各种新闻以及流言蜚语总是先在咖啡馆里出现，然后通过顾客的嘴巴迅速在整个城市传播开来。咖啡馆的这一媒介作用，很快便引起了政府的警觉和干涉，也给国家权力提供了进入其中的契机。苏丹的密探经常会悄悄出现在咖啡馆，打听和散布着各种小道消息，因而不管是私底下的嘀嘀咕咕，还是公开寻衅滋事和阴谋叛乱，苏丹总能得到消息：“一个亚美尼亚人用蛊惑人心的言辞煽动人们，在塞卡赛斯美思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与另外一些人图谋不轨。结果，他在皇家一纸敕令之下被处以死刑，就绞死在那家咖啡馆门前，其他有牵连的人都被流放到了利姆诺斯岛。”

咖啡馆之所以显得混乱，除了流言蜚语和密谋叛乱外，还在于它里面层出不穷的犯罪活动。找乐子的、无赖和罪犯、懵懂少年会聚集在那里吸食毒品，他们在那里舒服安坐，享受着毒品和咖啡带来的双重刺激，还能玩各种游戏，并海阔天空地展开各种闲聊。咖啡馆里也能经常见到赌博、嫖娼和抽水烟的现象，“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几乎加拉塔区的每一间咖啡馆，以及佩拉区的部分咖啡馆都要在后面准备一个房间以供赌博之用”。同时，也有人通过开设咖啡馆来大肆敛财，如1808年，近卫军军官凯里姆·卡乌斯在海边开了一家装修豪华的咖啡馆，他用心管理着这家店，地点在加拉塔区卡拉寇伊门外的码头。大多数的装饰品——镜子、银水烟头、咖啡杯盒子，甚至金丝雀——都是码头那些人被迫送来的礼物……人们不单单是被迫为咖啡馆的装修做出贡献，他们还有义务来这里喝一杯咖啡。这些现象很快便让一些咖啡馆成了下流生活场所的代名词，因为那里充斥着偷盗、嫖娼和吸大烟等各种现象。

这些现象既让咖啡馆饱受争议，也让政府不得不将一部分精力转移到公共场所上面，从而使国家和地方权力进入咖啡馆以维持社会秩序，并对这些地方进行严格管理和控制。1578年，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在发给布尔萨总督的法令中，就包括了禁止开办咖啡馆的内容：“在我统治的国土内，必须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任何教法禁止的东西都不允许出现……尤其是咖啡馆，这个罪恶的中心，就应该被彻底禁止……年轻人都聚集在咖啡馆吸食大麻、抽鸦片、玩游戏、饮酒和喝咖啡，在这些非法的活动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1633年，穆拉德四世（Murad IV）趁着咖啡馆引发火灾的机会，下令禁止咖啡馆营业，并将咖啡与烟草和鸦片等同起来，致使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直都处在闭门谢客的状态，直到17世纪最后十多年才重新开门营业。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苏丹的禁令有的得到了实施，有的只在短期内有效，有的一开始起作用，随后变得松弛，但是政府对大众娱乐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强化了国家权力在公共空间中的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穆拉德四世（Murad IV）

与国家权力相互配合的，还有伊斯坦布尔的宗教势力。《古兰经》中虽未提及咖啡，但是一些禁止喝咖啡的法令中总是将其与酒类同归于饮料之列。在他们看来，即使咖啡不像葡萄酒那样让人沉醉，但它提神醒脑的功能却能同时对人的肉体和精神产生影响，如果葡萄酒和其他饮料因为这一特性而被禁止，那么咖啡也是否同样适用于这一原则？因此，当咖啡馆开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时，传教士们付出了极大努力去阻止人们到那里消费，穆夫提发布申明，宣称咖啡是不可饮用的，甚至在乌莱玛看来，咖啡馆简直就是个贼窝，去酒馆都比去那里强。1570年，一些宗教神职人员发现，由于咖啡馆的出现使得去清真寺礼拜的人数急剧减少，因此发动了反对伊斯坦布尔咖啡馆的运动。这些举措曾对咖啡馆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是当他们发现人们前往咖啡馆消费的习惯已经不可改变时，便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这种做法。

我们看到，虽然政府试图维护咖啡馆里面的秩序，但是其控制混乱的能力有限。在咖啡馆中，无论流言蜚语还是欺凌弱小，无论阴谋叛乱还是各种犯罪活动，苏丹和国家的权威虽然没有完全缺席，但也经常遭受挑战。但是，这种混乱并未能够阻止人们去咖啡馆，无论在里面坐着喝咖啡的人善良与否，他们都是咖啡馆生活的一部分。

结语：市民生活与咖啡馆文化

自1555年咖啡馆开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之后，这里的人就逐渐养成了喝咖啡的生活习惯，每天去咖啡馆也成了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同一家咖啡馆里，那些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因为使用同一个公共空间而被联系起来，而那些相互熟悉的人，则在这里进行着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从而不断强化着他们之间的联系。在这个公共空间里，由于人人都能够享有公共生活的权利，因而无论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都乐意去这里打发时间，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从某种层面来讲，咖啡馆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喝咖啡场所的范畴。咖啡馆具有的独特属性，如社交平台、信息中心、消遣娱乐等功能，赋予了它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使其逐渐成为每条街道或者每片区域的“社区中心”，是人们进行公共生活的理想场所。

作为大众娱乐场所，咖啡馆里丰富的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它的休闲功能。戏剧表演、乡村歌曲、皮影戏和说评书等艺术形式，广泛存在于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里面，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市民们的公共生活，也使咖啡馆成为民俗文化的载体。同时，艺人们靠此谋生，咖啡馆以此拉来生意，也体现了咖啡馆作为经济实体的功能。我们知道，去咖啡馆的多数人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民众，因而这些活动在提供娱乐休闲的同时，也起到了教育大众，向他们宣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作用。

夹杂交错的混乱和秩序，也是伊斯坦布尔咖啡馆自诞生以来就存在的现象。那些拥有特权的阶层，如军官、帕夏和维齐，总是通过咖啡馆来谋求利益。除了赚钱以外，他们也利用咖啡馆收受贿赂、散布谣言和攻击政府。同时，咖啡馆也滋生了很多犯罪活动，给它们提供了环境和土壤，赌博、嫖娼、吸毒、流言蜚语和阴谋叛乱充斥其中，引起了苏丹和政府的注意，使他们不得不将一部分精力放在公共空间上。在这个过程中，苏丹以制止犯罪和稳定秩序为理由，颁布了许多咖啡馆禁令，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了咖啡馆，干涉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冲突、犯罪和权力斗争，是怎样在咖啡馆里得到反映的。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咖啡馆有时候是一个危险之地，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咖啡的喜爱。当苏丹的禁令变得没那么严格的时候，咖啡馆又逐渐成了人们公共生活的中心。

此外，16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咖啡馆形成的都市文化特征，不仅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市民生活，也扩展到欧洲及其他地区。正如学者们所描述的：“早期欧洲的咖啡馆，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奥斯曼人的一些做法，有些人也在待客的时候，准备着咖啡和果子露；有些咖啡馆也像伊斯坦布尔那样，会提供烟草；也有人会把咖啡带进公共浴室；更多的人则看重了咖啡馆获得新闻和交流信息的作用……”这种现象也能够丰富我们对奥斯曼帝国的整体认识，因为当多数人将目光放在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大帝国曾经也影响着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公共文化。

总的来说，尽管咖啡馆里发生的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常坐咖啡馆的也多是一些普通民众，但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商业中心，它与城市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是人们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咖啡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是人们交往和获得信息的重要公共空间，各个社会阶层都在利用它从事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二是咖啡馆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商业单位，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模式，与此同时，咖啡馆与顾客、市场、行会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探究的重点；三是咖啡馆在公共生活方面扮演的政治角色，各种冲突、阴谋和犯罪活动以及咖啡馆里谈论的政治事件，都给国家权力融入公共空间提供了契机，咖啡馆政治也成为反映帝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因此，以咖啡馆为窗口，除了能让我们了解一些平素不大注意和知之不多的事情外，也能够让我们一窥1453年穆斯林占领这座城市后，人们的生活状况、帝国的政治形势和大的时代背景。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春季号，作者李宁，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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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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