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马云超：足利义满对明外交政策的调整—— “日本国王源道义”成立之前
马云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摘要：永乐时期的中日外交模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政策调整。日本南北朝时期，足利义满为对抗南朝而尝试与明朝接触， 但其以征夷将军身份致书中书省的外交方式遭到明太祖的拒斥，两国外交一度中断。应永年间，足利义满着眼于对明贸易的巨大利益，一度以朝廷名义向明朝派遣使者，试图将中日外交拉回传统的轨道，得到了建文帝的积极响应。然而，明朝使者的到来遭到了日本公卿的强烈反对，此后足利义满以“日本国王”的名义独立开展外交，这一模式被后来的历代遣明使所继承。厘清足利义满外交政策的演变，有助于更好理解其加入册封体制的真实目的。
关键词：足利义满 遣明使 明太祖 建文帝 日明外交
应永八年（1401年）五月，足利义满以祖阿、肥富为正副使节，奉表出使明朝，当时在位的建文帝予以积极响应，在回书中称义满为“日本国王”。自“倭五王”时期接受刘宋册封以来，日本时隔900余年后再次成为册封体制中的一员。
作为中日关系的黄金时期之一，足利义满执政期的对明外交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围绕永乐年间的勘合贸易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足利义满与明朝的接触从洪武年间就已开始，学界对于应永八年前的情况关注较少，几乎未有专文探讨。另一方面，日本学界曾围绕足利义满接受明朝册封的动机展开探讨，尤其是针对义满是否意在篡夺天皇家的问题出现过激烈的争论。目前，足利义满加入册封体制主要是着眼于对明贸易的巨大利益，这一观点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然而，过于强调这一结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将足利义满的对明外交视为一成不变，忽视永乐初年日明外交模式基本固定之前，义满的对明政策曾出现多次变动，每个阶段的外交目的也不尽相同。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起自应安五年（1372）足利幕府与明朝的初次接触，止于应永十年（1403）足利义满以“日本国王”名义遣使赴明，通过梳理其间足利义满政权对明外交政 策的不断调整，揭示“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登场前两国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
一、足利义满与明朝的初次接触
足利义满与明朝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追溯到明朝成立不久的洪武初年。自立国之初起，明朝就积极寻求与日本建立外交，这不仅是出于“禁倭”等现实因素的考虑，还因日本曾拒绝向元朝朝贡，被视为“慕宋仇胡”之举，与塑造明朝的合法性具有暗合之处。为此，明太祖即位后多次遣使赴日本招谕。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正处于南北朝分裂之中，足利幕府拥立的北朝几乎在全国范围内对南朝取得优势，唯独九州地区仍被南朝的征西将军怀良亲王占据，实力不容小觑。基于明朝在东亚世界的主导地位以及国内战局的发展，怀良亲王最终于洪武四年（1371年）接受明使赵秩的劝说，派遣使者祖来入明朝贡。由此，南北朝内乱已然超出了国内战争的范畴。
足利义满像
洪武五年（1372年），明使仲猷祖阐和无逸克勤率使团赴日，意在向怀良亲王颁赐大统历，推进册封程序。然而，当年五月明朝使团在九州登陆时，怀良亲王已被足利幕府任命的九州探题今川了俊击败，博多、太宰府相继落入北朝之手。今川了俊对明使的到来十分警惕，“疑祖来乞师中国，欲拘辱之，克勤力争得免，然终疑勿释”。今川了俊之所以有这样的疑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流传着“今江南于明州海边造船，将伐高丽国，恐当及吾国欤”的传闻。如今，明使又在本由怀良亲王控制的博多登陆，愈加坚信了今川了俊对怀良亲王“乞师中国”的推测。
此后，祖阐一行被软禁在博多的圣福寺中，“翘足待命者百余日”。为了打开局面，当年九月克勤向京都的天台座主尊道法亲王发出书信，请求其向北朝掌权者通报明使到来的消息。有史料显示，克勤的书信最晚在当年十一月就由椿庭海寿送至京都，但经尊道法亲王转呈足利义满时，已经到了第二年五月。《续本朝通鉴》记载：“（五月壬子）天台座主尊道奏览明国使僧状，且呈义满，义满大惊，遣使于镇西招之。” 这里的“大惊”恐怕不只是惊讶于明使的到来，还包括坐镇一方的九州探题竟私自扣押明朝的使者。
五月下旬，明使跟随足利义满的使者东行入京，次月住进了嵯峨的向阳庵。然而，入京后的明使却迟迟没有得到义满的接见。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当时幕府的内部情况做一说明。应安六年（1373年）时，足利义满年16岁，尽管四年前已经继任征夷大将军，但幕府的实权掌握在管领细川赖之手中。应安二年（1369年），细川赖之因南禅寺门楼撤去事件与天龙寺住持春屋妙葩交恶，而以春屋妙葩为代表的五山禅僧素来与明朝僧人交好。因此， 细川赖之及其盟友今川了俊对明使到来之事态度冷淡，由此也不难解释克勤的书信为何历时八个月才到达足利义满手中。
鉴于幕府的现状，祖阐和克勤又联名致信天龙寺方丈清溪通彻，请其从中斡旋。八月底，足利义满终于会见了明朝使者。其间的具体情况不甚清晰，或许是清溪通彻的斡旋起了作用，但更多恐怕是书信中若明朝继续册封怀良亲王，则“非独我朝之不幸，抑亦贵国之不幸”的警告引起了幕府的危机感。尽管此时北朝已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但明朝的区域影响力无法忽视， 倘若继续由怀良亲王独占“日本国王”封号，不但会使北朝失去大义名分， 甚至可能招来明朝对南朝的军事援助。为了打破怀良亲王在对明外交上的垄断，北朝也必须与明朝建立联系。
关于足利义满会见明使的细节，日本史籍中几乎没有留下记载，但从明朝的记录来看，足利义满还派出了闻溪圆宣（宣闻溪）、净业等人随同明使回国。不久，明使一行从京都返回博多，第二年五月进入明朝。然而，北朝首次派出的使者却遭到了明太祖的却贡。《明太祖实录》记载：“宣闻溪等赍其国臣之书，达中书省，而无表文，上命却其贡。”不仅如此，明太祖还命中书省移书日本，责令其“改过自新”。从这篇措辞严厉的移书中，不难读出明太祖下令却贡的原因。
向者，国王良怀奉表来贡，朕以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岂意使者至彼，拘留二载，今年五月，去舟才还。备言本国事体。以人事言，彼君臣之祸，有不可逃者，何以见之？幼君在位，臣擅国权，傲慢无礼，致使骨肉并吞，岛民为盗，内损良善，外掠无辜。此招祸之由，天灾难免。
明太祖拒绝足利义满入贡原因有二。其一，北朝傲慢无礼，怠慢使臣。尽管“拘留二载”的说法有所夸张，但明使确实遭到了北朝的苛待，致使本次出使延宕日久。其二，“幼君在位，臣擅国权”。这里的幼君是指北朝的后圆融天皇，专擅国政的便是足利幕府。在明太祖看来，足利义满的身份只是陪臣，在奉行“人臣无外交”的册封体制下没有展开独立外交的资格。实际上，足利义满恐怕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其使者带来的并非上呈明朝国君的表文，而是致中书省的文书。换言之，尽管足利义满出于对抗南朝的目的向明朝派遣使臣，但其目标非“日本国王”的册封，而是以征夷将军致书中书省的形式，力图将对明关系维持在“大臣外交”的层面之上。这样的外交形式自然不会被明太祖接受，对闻溪圆宣等人略加赏赐后便将其打发回国，足利义满与明朝的首次接触以失败告终。
二、对明外交的中断与年号改定事件
虽然第一次遣使遭到失败，但足利义满的努力并未就此终止。在《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中，义满第二次遣使入明发生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不过，明太祖曾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令礼部移牒日本征夷将军， 文书中有“洪武十二年，将军奉书肆侮” 之语。有学者认为，《明太祖实录》的记录存在时间上的讹误，足利义满与明朝的第二次接触应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但是考虑到本次遣使的国内背景，这一结论仍需慎重。康历元年（1379年）四月，足利幕府中以斯波义将为首的反赖之派发动政变，义将等人率兵包围将军府邸，迫使足利义满罢免了细川赖之的管领职位，赖之携一族之人逃亡四国，途中落发出家。此次足利幕府遣使赴明，无疑发生在对明态度消极的细川赖之下台之后。如果《明太祖实录》中的“洪武十三年”是“洪武十二年”之误，时间上显得过于匆忙。笔者认为，《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入贡时间应当无误。
康历政变后，春屋妙葩重新担任天龙寺住持，本次遣使就是义满在五山禅僧支持下的主动行为。然而就外交形式而言，康历年间的遣使与应安年间并没有太大区别。《明太祖实录》称：“（使臣）止持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辞意倨慢，上命却其贡。”足利义满的使者依然没有携带表文，只有征夷将军致丞相的书信，可见义满的交涉对象仍是明朝丞相。在明初的制度中，外国使者若于常朝入贡，首先于中书省见丞相，直到次日才随行入贡， 明初外交中丞相的地位可谓异常重要。但这一时期，权臣问题已然引起明太祖的警惕。洪武十二年，明太祖曾因迟报占城入贡而严厉斥责胡惟庸与汪广洋；洪武十三年正月，明太祖便以诛杀胡惟庸为契机，下令革除中书省， 废除丞相制度。在明太祖眼中，丞相胡惟庸和征夷将军足利义满都是权臣的代表，若放任其主宰两国的外交，本身就是君权失坠的表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足利义满的“大臣外交”自然不会被容忍，除“却其贡”外，明太祖还在第二年借礼部名义移书义满，示其欲征之意。
连续两次的外交失败促使足利义满认识到，欲以独立身份与明朝展开外交，首先必须摆脱“陪臣”的身份。另一方面，由于明朝始终未与北朝建立册封关系，“日本国王良怀”仍是明朝唯一认可的外交对象。从洪武七年 （1374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至少有五批使者以“日本国王良怀”名义向明朝进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九年（1376年）的记录，虽然 《明太祖实录》中将正使圭庭用记作良怀的使者，但正如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圭庭用就是宋濂《日本瑞龙山重建转法轮藏禅寺记》中的廷用文圭，他自称出于京都宝福寺，所说天皇的更迭情况也只符合北朝，无疑应是北朝的使者。换言之，除义满之外的北朝势力也在使用良怀的名义。王来特先生认为，明朝对于“日本国王良怀”名义的执着，实质是反映出对日本国内统一政权的期待。那么对于足利义满而言，想要成为统一政权的代表，就必须彻底消灭“日本国王良怀”所象征的南朝势力。
洪武十四年后，足利义满中断了北朝与明朝的外交，潜心致力于剿灭南朝势力和提升自己的地位。永德二年（1382年），足利义满升任左大臣， 第二年以源氏长者身份兼任淳和、奖学两院别当，这在武家源氏中尚属首次。应永元年（1395年），义满辞去征夷大将军之职，转任律令制度顶端的太政大臣，控制着朝廷的大小事务。与此同时，对南朝的攻势也在不断推进。明德三年（1392年），北朝攻陷了楠木正胜据守的千早城，南朝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式微。当年闰十月，南朝后龟山天皇宣布接受北朝的和平条件，将象征正统的三件神器交予北朝后小松天皇。至此，分裂58年的南北朝宣告 统一。
这一过程中，足利义满也未曾隐藏对明朝的憧憬，明德五年（1394年） 的年号改定就是典型的事例。当年六月，南北统一后的首次改元被提上日程。当时奉命草拟年号的是朝廷的著名学者东坊城秀长，此前的嘉庆、康历、明德三个年号，都是由东坊城秀长草拟、经义满选定后推行的。起先，秀长拟定了“正永”“永吉”“安庆”“兴德”“宝历”“正禄”“应永”七个年号，但足利义满认为，明朝的洪武年号已经持续20多年，国内太平无事，寓意吉利，因而希望以带“洪”字的年号替换“兴德”。于是，秀长又迅速从《文选》中拟定出“洪德”“洪业”“洪化”三个选项，义满对此十分满意。然而，就在五天后的朝廷讨论上，义满选定的“洪德”年号遭到 了一条经嗣等大臣的强烈反对，理由是“洪”字年号容易招来洪水且连续使用“德”字年号寓意不祥。最终，“洪德”成了废案，当年七月五日改元 “应永”。
从这一事件不难看出，尽管当时足利义满已官至左大臣（太政大臣不常设），站在公家和武家政权的顶端。但在朝政事务中，他终究只是公卿中的一员，在朝廷传统领域的改元问题上，所拥有的发言力依然受到限制。同时，公卿们对于与明朝相关的“洪德”年号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反映出朝廷内部消极的外交态度。
三、应永八年的遣明使
虽然朝廷公卿在外交领域态度消极，但随着足利义满地位不断提高，这样的局面终将改变。应永八年，足利义满终于以“准三后”身份再次向明朝派出使团，揭开了日明外交黄金时期的序幕。
南北朝时期，足利义满曾出于对抗南朝的军事目的向明朝遣使，如今国内已经统一，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义满必须重新与明朝建立外交关系呢？室町时期僧人瑞溪周凤在其编纂的《善邻国宝记》中提供了答案：“应永初，筑紫商客肥富自大明归，陈两国通信之利。于是大将军源朝臣义满便以肥富为使者，始通信书，献方物。”明朝前期厉行海禁，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更不能与外国商人私通贸易，肥富自明朝归来，正是暗示其走私商人的身份。实行海禁的同时，明朝大力倡导朝贡贸易，对国王的贡品确立“厚往薄来” 的原则，伴随而来的海舶货物则概不征税，以示怀柔之意。这便是肥富所说的“两国通信之利”，朝贡贸易的巨大利润成为足利义满在统一南北朝后重开对明外交的首要动力。
这一点从应永八年的使者人选上也可看出端倪。正使祖阿，《吉田家日次记》中写作“遁世者素阿弥”，学界通过“某阿弥”的名字形式推测其应 为义满身边的同朋众之一。同朋众多为僧人的形态，不仅精通文学才艺，还从事庄园经营或海外贸易。副使即是肥富本人，长期在中日之间从事贸易。《善邻国宝记》将肥富的归国时间记为“应永初”，应永年号共延续35年，仅此无法判断具体时间。不过笔者认为，肥富归国劝说义满恢复对明外交的时间，应当不会晚于应永四年（1397年）。根据《足利家官位记》的记载，“鹿苑院殿义满，同（应永）四年八月五日，立遣唐使”。这里的“遣唐使”自然是指“遣明使”，也就是说，很可能早在应永四年八月时足利义满就已经任命了遣明的使节。
从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应永四年的义满确实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遣使的条件。首先，足利义满已于两年前的应永二年（1395）辞去太政大臣之职， 同年六月出家，彻底跳出了律令制度的框架。其次，今川了俊占领九州后便以独立的名义与朝鲜半岛开展外交， 南北朝统一后，盘踞一方的九州探题势力就成了足利义满外交上的障碍。应永二年八月，奉命进京的今川了俊突然被解除九州探题职务，转任近江、骏河的半国守护。最后，应永四年时足利义满从西园寺家手中获得了京都北山的府邸，为了营造规模庞大的北山第，义满急需通过朝贡贸易获得大量资金，这也正是肥富的劝说能够打动足利义满的原因。
既然如此，应永四年就提上日程的遣明事业，为何一直推迟到了四年后呢？笔者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大内氏与足利幕府的反目。大内氏首领大内义弘在平定明德之乱中有功，因而大量继承了乱中被削弱的山名氏的领国，与其弟大内满弘号称“六国太守”。今川了俊被解职后，大内义弘继续与朝鲜开展外交，独占海外贸易的利益。应永四年，足利义满为营造北山第要求大名提供劳力，大内义弘却以“武士只以弓马奉公”为名加以拒绝，这件事成为两人交恶的开端。当时，大内义弘扼守着作为交通要道的关门海峡， 通往大陆的船只大多由此经过。受此影响，足利义满不得不推迟遣使赴明的计划。应永六年（1399年）末，足利义满以谋反为名进攻大内义弘，义弘败死于堺之战中。至此，足利义满消灭了国内最后一个敌对势力，遣明使之事得以重新展开。
在前两次遣使中，足利义满的使者皆因没有表文而遭到却贡，但这一次义满已然不再谋求大臣间的外交，而是以“准三后”名义直接上书明朝皇帝。应永八年的表文在外记局官员中原康富的日记中有全文抄录：
日本准三后道义书上
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道义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金千两、马十匹、铠一领、筒丸一两、剑十腰、刀一柄、扇百本、薄样千帖、屏风三双、砚筥一合、文台一个。”搜寻海岛漂寄者几许人还之。道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应永八年五月十三日
准三后又称“准三宫”，指比照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的待遇，意味着天皇的近亲；“道义”则是足利义满出家后的法名，暗示义满已经跳出了陪臣的身份。表文中“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的文字，也意在强调义满握有独立开展外交的权力。除表文内容外，《康富记》中还记录了国书起草者的名字，保留了重要的史料：“草：菅相公秀长卿；清书：前宫内卿行俊卿。”
不同于此前的外交文书都委托给五山的禅僧，本次遣使不仅正副使者选用足利将军的近侍，表文的参与者也来自朝廷。这里的“菅相公秀长卿”就是东坊城秀长，不难推测是其在年号改定事件中的活跃表现获得了义满的青睐；“前宫内卿行俊卿”指世尊寺行俊，是朝廷中著名的书道家。
众所周知，日本自隋唐时代以来就不再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朝廷公卿在外交问题上多持封闭态度，沉醉于自我满足的神国意识之中。足利义满能够采取灵活务实的对外政策，以朝廷名义重开对明外交，无疑是以其掌握巨大权力为背景的。此时的义满已经君临于公武政权的顶端，尽管其出家前已辞去太政大臣之职，但仍牢牢掌握着朝廷的人事任免权，关白一条经嗣曾在日记中哀叹道：“近日，叙位除目之事主上（后小松天皇）概不过问，更无有异议。”以人事任免权为杠杆，义满不断将朝廷的公卿转变成自己的家臣， 摄关家的二条满基、九条满教，其名字中的“满”字都是义满赐予的偏讳， 就连年号改定中反对义满的一条经嗣，也在踏歌节会上为义满曳裙，形同家仆。此外，北朝天皇本身就由足利幕府拥立，在足利义满巨大权力的笼罩下，自然无法对外交问题置喙。
在足利义满的强力推动下，应永八年五月，以祖阿、肥富为首的遣明使团正式出发前往明朝，此时距离上次遣使已过去二十余年。如前文所说，足利义满在此次遣使中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外交目的也由军事战略转变为贸易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朝不承认朝贡之外的贸易形式，加入册封体制意味着掌握了对明贸易的主导权，通过对贸易权力进行划分，足利义满在国内大名间的统治地位得以强化。从这一角度来说，对明外交不单是追求经济利润的需要，也是足利义满巩固国内统治的一环。然而，此时志得意满的义满恐怕不会预想到，虽然公卿们一度臣服于自己，但朝廷的传统势力过于强大，当明朝使节再度到来时，他们的反对声浪将迫使其再次修正外交政策。
四、明使赴日与政策的再调整
正当足利义满设计消灭大内义弘，为遣明使扫去最后一道障碍时，明朝内部发生了争夺皇位的内乱。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反抗中央，靖难之役爆发。起初，建文帝的官军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由于人才匮乏、指挥失当等原因，朝廷迟迟未能平叛。到建文三年（1401年） 十一月，燕王的军队得知京城守备空虚，遂决意出师南下，直趋南京。
在军事优势不再的情况下，周边国家使臣的入贡无疑给建文帝带来重要的政治资本。建文三年春，建文帝刚完成了对朝鲜国王的册封。朝鲜自立国以来多次向明太祖请求册封，但太祖认为其得国不正、国王“顽嚣狡诈”， 因而只授予“权知国事”的头衔。直到建文年间，朝鲜太宗才正式被册封为朝鲜国王。对待日本使臣自然也不例外，建文帝一改洪武时期的高压态势，对祖阿等人的到来给予积极的回应。
由于靖难之役后永乐帝大肆删改实录，此次日本使者的到来在《明实录》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幸瑞溪周凤的《善邻国宝记》中全文保留了建文帝的诏书。诏书称：“兹尔日本国王源道义，心存王室，怀爱君之诚，逾越波涛，遣使来朝。”在战乱的背景下，建文帝早已无暇弄清此时的源道义与此前的良怀、足利义满究竟是何关系，径直称呼其为“日本国王”。诏书中还有“今王能慕礼义，且欲为国敌忾”等文辞，似乎可以读出建文帝对日本的军事援助抱有期待。当年春天，建文帝以天伦道彝、一庵一如为使， 赴日本向足利义满“班示大统历，俾奉正朔”。
应永九年（1402）九月五日，足利义满在北山第接见使臣并拜受诏书。义满的亲信、人称“黑衣宰相”的醍醐寺僧人满济事后回忆道：“应永九年时，公卿十人，殿上人十人，各着盛装。……（义满）先烧香，次三拜，跪而拜接唐书。此仪式实不甘心也！” 此前，学界普遍依据这一记载认为，足利义满在接受诏书时采取了十分卑下的姿态。然而，近年来石田实洋、桥本雄等学者依据宫内省书陵部所藏《宋朝僧捧返牒记》，对当时的外交礼仪进行了还原。总体来说，足利义满对册封礼仪进行了大量简化，甚至是以尊大的姿态接受了明朝的国书。例如，《大明集礼》中设定蕃国王应派遣远接官至国门外迎候使者，但实际上义满仅派遣两名公卿在北山第的惣门口等待明使。又如，足利义满在接见明使时始终南面而坐，明使的座位仅被安排在东西两侧。即便是满济深以为耻的“三拜跪接国书”，原本应是鞠躬、四拜， 北向焚香三次，然后跪听国书。《大明集礼》中有关“遣使”的内容制定于洪武三年（1370），与“蕃王朝贡”“蕃使朝贡”共同构成“洪武宾礼”，是有明一代对外礼仪的主体。足利义满之所以能够偏离《大明集礼》的规定， 终究还是建立在建文帝急需招抚日本，为靖难之役争取政治优势这一前提之下。
尽管如此，来自朝廷的批判依然接连不断。除了接受诏书的仪式外，明朝国书中对义满的册封也遭到公卿的反感。二条满基在日记中写道：“今度返牒所言荒唐至极，此天下之大事也！”显然，朝廷公卿的排外心理远超义满的预期，就连在本次遣使中起草表文的东坊城秀长，也素不对明朝抱有好感。当年制定“洪德”年号之后，他又私下访问一条经嗣，称改元之事是义满受到五山禅僧的蛊惑，自己只是不得已为其效力。
由于朝廷公卿的强烈反对，足利义满不得不再次对外交政策加以修正。尽管此间详情缺少文献记载，但从第二年足利义满对回访使者的安排上仍可窥见一斑。其一，国书的起草不再依靠朝廷中的儒学家，而是回归南北朝时的做法，委托给五山的禅僧。起草应永九年国书的僧人便是洪武年间入明求法的绝海中津，道彝、一如出使日本期间曾与绝海中津有诗文唱和。其二， 使者的人选也由五山僧人中挑选，此次的正使是与椿庭海寿有密切交往的坚中圭密。直到足利义满去世前，坚中圭密共计四次担任遣明使团的正使。其三，足利义满自身也不再使用朝廷赋予的“准三后”头衔，而是直接采用明朝册封的“日本国王”称号。这些修正被此后的足利将军继承，成为遣明使制度的基本模式。有学者指出，足利义满主导的外交并非直接吸收朝廷的权限，而是采取与传统天皇外交权不同的形态。此言不误，但是这一形态绝非足利义满对明外交之初就已确立，而是经历了多次调整，直到应永十年 遣使时才基本固定下来。
五、结语
从宏观视角而言，明王朝作为东亚世界的中坚力量，其高度繁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始终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遣明使制度得以长期维持的基础。但在具体的历史阶段，明朝的影响力侧重表现于不同领域，日本统治者也相应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上文中，笔者选取应安五年到应永十年这一时段，对足利义满的对明外交政策进行了梳理，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时期，足利义满出于对抗南朝的军事目的，开始寻求与明朝接触，但由于义满试图将外交维持在大臣之间，遭到了明太祖的拒斥，两国未能形成稳定的外交联系。第二阶段：应永初年，足利义满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九州商人肥富的劝说下重开对明外交。这一时期，义满以强大的权力作为后盾，尝试将外交拉回到传统轨道，以朝廷名义向明朝递交表文。此时的明朝正面临内乱，因而迅速接受了义满的入贡，在回书中称其为“日本国王”。第三阶段：由于明朝使臣和国书的到来引发了朝廷公卿的强烈反感，义满不得不重新将外交与朝廷分离， 以“日本国王”的名义独立开展外交，起草国书和担任使节等事务交托对明 朝抱有亲近感的五山禅僧。至此，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中期的遣明使制度基本 定型。
对于明朝而言，日本是其朝贡国中特殊的一员，除了禁绝倭寇的现实考量外，元日战争的记忆使日本来朝更具彰显政权合法性的意义。尽管洪武年间的外交尝试归于失败，但随着靖难之役的爆发，对日外交的意义再度凸显，遣明使的到来成为战争双方宣扬正统地位的筹码。也正因如此，足利义满再度遣使时显得十分谨慎。应永十年二月，正使坚中圭密、通事徐本元等人随明使离开北山第时，燕王在靖难之役中获胜的消息已经传入日本，但众人仍对此将信将疑。吉田兼敦在日记中写道：“异朝之事，众说纷纭。去年冬以来有大变故，传闻帝之叔父得胜即位云云，然未知真伪，故今次所发御书备以两封。”也就是说，为了应对明朝国内的局势变动，坚中圭密等人在出发前其实准备了两份不同的表文。
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日本使团在宁波登陆后，得知燕王已在南京即位，于是转为道贺的使者。永乐帝大悦，同年即以赵居任、张洪等为使， 赴日本赐予足利义满冠服金印，册封程序最终完成。借助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足利义满终于以“日本国王”之名正式登上了东亚世界的舞台，日明外交的全盛时期也由此拉开帷幕。
编辑：殷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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