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摘要：二战后行为科学异军突起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极大改变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布局。行为科学的理性/科学取向，一方面是为寻求社会科学在国家体系和科学谱系中的合法性身份，另一方面受到其时冷战国家安全需求的驱动。战后美国双重资助体制的确立，是行为科学得以加速发展的原因。与一般认为学术研究受到资金左右的假设不同，本文认为行为科学家是内在于双重资助体制中的，是冷战行为科学重大工程的决策者和推动者。然而，行为科学的“硬科学”取向，其与国家安全机构过于密切的合作，其突破学术伦理的诸种人类和社会实验，最终导致行为科学走向“衰落”。
关键词：行为科学 冷战 知识生产 理性
“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一词比“社会科学”更具美国特征，亦比后者更加语意不清、边界不明。解读冷战时期的“行为科学”存在巨大困难，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家们从未就此概念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在于其边界、方法、语境始终处于变动中。一般来说，行为科学是指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通常包括社会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精神病学和政治学的行为方面。尽管有些学者会加以区别，但普遍认为它与“社会科学”同义。只不过，“行为科学”一词比“社会科学”更具有实验性。美国官方文件中，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往往一同出现，即行为和社会科学，其内涵却处于变动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二战”）后早期的文件中，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几乎可以同义互换，但到20世纪70年代，行为科学越来越多的指向心理学及其衍生分支学科。
除了“概念迷思”，行为科学同大多新兴学科和跨学科领域一样，亦存在“创生迷思”（creation myth）和“身份迷思”。很多研究者认为行为科学实际上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有着鲜明的科学属性和政治属性。那些愿意给自己打上“行为科学”标签的社会科学家，是普遍规律的自觉追寻者，偏好数学和统计分析，渴望与自然科学站在一起。而“行为科学家”一词，特指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等组成的团体，他们致力于为政府提供多学科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所谓“冷战社会科学”问题引发越来越多学术关注。围绕冷战时期关涉行为科学的官智关系，学术界形成了三种主流论说。简言之，正统派力主冷战时期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行为科学”。根据正统理论，社会科学在相当共识的基础上被纳入二战，后来被顺利地重新设计，以满足冷战的要求。一种新的“行为科学”范式将社会现象简化为分解式的和去历史化的个人或“主要群体”，以便操纵成受青睐的冷战形态。这种定义更为狭隘、更受政治约束的“行为科学”，在20世纪中间几十年主导了美国巨大而未受挑战的国家项目，逐步把科学整合进国家机器，同时磨钝了科学民主的锋利边缘。修正派则试图打破这种成说。修正派学者认为，对行为主义，特别是心理学中行为主义方法的批判已经造成刻板印象。这种学术因工具化和政治化的刻板印象被过度夸大，其形成与“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有关，更与“美国文化中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有关联”。还有一些学者或许可以归入后修正派，他们试图“重建冷战与社会科学关系的多元图景”。如有学者主张从学科社会学、代际转变、学科知识史三个角度来重新考察冷战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尽管争议不休，学界围绕行为科学还是大致有如下共识：其一，二战后的美国出现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行为科学运动”（behavioral science movement），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分支领域都参与其中，它极大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学科布局。其二，“行为科学”范式的出现，有其特殊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环境，不能做简单化解读。其三，行为科学与美国国内政治和冷战形势有着密切关联。同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一样，行为科学作为一个确定的研究领域的创生和发展得益于冷战政治，但其相对衰落亦根源于此。与区域研究不同的是，行为科学在美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曾获得类似“霸权”（hegemony）的地位，却又因其研究挑战了太多学术伦理问题而遭到批判。
应该说，冷战仍是解释战后行为科学浮沉史的有效路径之一。尽管其对后者的影响程度仍有待考察，但特定时期行为科学项目与国家安全机构的关系的确异常紧密，并催生了独特的知识生产方式。本文倾向于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将冷战定义为科学和“理性”（rationality）之战。冷战的核心诉求是参透“苏联行为的根源”并对症制定相应的政策。然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冲动不仅源于冷战带来的庞大资金，而且源于学者的科学“理性”探究。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界产生前所未有的自信，相信借助理性的力量可以参透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热情将其付诸实践。冷战前期，官智之间之所以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或共谋，是由于其时社会科学的主流取向和国家安全需求恰好契合，两者共同将社会科学研究推向了行为主义的极端。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事后智慧来对这段历史进行批判是不公正的。众所周知，二战前“大科学”（big science）潮流已经不可逆转。二战期间，为了集中国家资源赢得战争，美国高校与行政机构展开紧密合作。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投入急剧增加，行政机构、大学、私人基金会和企业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二战结束后，一直处于争议中的联邦科学立法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得到包括万尼瓦尔 · 布什（Vannevar Bush）等科技领袖和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基尔戈—马格努森”系列提案（Kilgore and Magnuson bills）旨在建立国家资助科学研究的长期机制，“促进并推动一个有利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国家政策”。上述提案几经周折，五年后才最终得以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随后成立。提案之得以通过，与其时日益显性化的冷战局势密不可分。杜鲁门总统在签署法案时表示：战后世界安全危机的现状使这一机构变得尤为急需。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的生存能力、国家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进步。在科学事务上，与世界其他国家齐头并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国家科学基金会将在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领域激励基础研究和教育，由此补充我们持续增长、繁荣和安全所必需的知识供应。然而，社会科学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确认，特别是，其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没有获得认可。而缺少认可意味着“被忽视，无地位和少威信，进而贬损社会科学的可信度”。在整个联邦科学立法讨论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共同体和顶级社会科学家积极参与其中。包括经济学家韦斯利 · C. 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心理学家罗伯特 · 耶基斯（Robert Yerkes）、管理学家切斯特 · I. 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社会学家塔尔科特 ·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在内的知名学者都曾多方游说，并赴国会作证。社会科学家们试图让国会相信，在核技术时代，在新社会问题迭出的当下，政府的最大投入可能都没有办法满足用社会科学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社会科学的集中化和社会化已经不可避免，“美国政府必须选择大规模支持社会科学研究”。在冷战背景下，获取联邦资助是社会科学界的共识。美国南部学术共同体亦发声，表示在这个极其不确定的困难时期，“我们应该成为决定国家政策和议事日程的全面参与者，以保证民主机制在一场不断扩展的危机中更为有效地运行”。可惜的是，尽管不断有社会科学家和压力团体要求联邦资助社会科学研究，但成效不明显。![]()
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 (Harry S. Truman)
社会科学之所以得不到认可，联邦科学立法之所以迟迟不肯容纳社会科学，主要原因是国会议员和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存疑。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威格纳（Eugene Wigner）公开表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差异并不是技术设备上或者经验上的，而是根本上的。更为甚者，自然科学家认为除非社会科学家能够像“社会工程师”一样应用其知识，否则就没有社会科学家，或者至少没有所谓社会科学。威格纳轻视社会科学并非个案。美国国会讨论联邦科学立法的覆盖范围，曾在科学界激起轩然大波，自然科学家排斥社会科学的立场表露无遗。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除了心理学和人类学某些领域的学者，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未被国家科学院（NAS）接受为会员。以“科学”为名，却不被接受为“科学家”，这一现实引发社会科学家的合法性焦虑，亦使行为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范式进一步走向社会科学的中心位置。洛克菲勒基金会后来总结行为科学的起源时认为，其源于两股进步的智识潮流：一是与难以逆转的学术专业化取向做斗争；二是为了寻求“科学”的身份认同。
联邦科学立法争议是一个窗口，通过它可以窥见“大科学”时代社会科学遭遇的身份困惑。但更多时候，科学主义取向使社会科学家在专业上表现得信心满满，野心勃勃。越来越多社会科学家在描述自己的研究方向时，除了依托某一学科，还要强调自己的行为科学家身份。他们异常重视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致力于建构一个巨大的综合机器式的社会理论，在这个社会理论框架内对社会行为进行统计测量。由于深信宏大社会理论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出于实现曼哈顿工程式社会科学构想的需要，行为科学家们还尽其所能地改造大学内的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特别是院系管理制度。1946年哈佛大学成立的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Social Relations）就是行为科学运动的结果。已有研究认为，这一跨学科的学术架构，就是为了实现塔尔科特 · 帕森斯的智识设计——构建一个民主社会系统理论。社会关系系精英荟萃，“人们相信在哈佛大学可以找到社会科学的所有答案和基本真理”。二战后初期，几乎每一所精英大学都有数位帕森斯这样的行为科学灵魂人物。他们集结起一批同道中人，创建起跨学科的院系管理制度，承担着经费充足的大型行为科学项目，培养出大批信奉行为科学的青年学子。哈佛大学的克莱德 · 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 · 格里尔 · 米勒（James Grier Miller）、密歇根大学的乔治 · 卡托纳（George Katona）和肯尼思 · 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哥伦比亚大学的保罗 · F.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和耶鲁大学的克拉克 · 赫尔（Clark Hull）做出了差不多同样的贡献。二战后20年，类似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这样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约有250个。可见其时美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 取向。
除了信奉宏大理论，行为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多追求普遍性、规律性和规范化目标，以及科学和实证研究方法，这是后来其与国家安全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行为科学在各个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几乎都取得了主导地位。经济学领域，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ISR）的乔治 · 卡托纳、沃德 · 爱德华兹（Ward Edwards）和希尔伯特 · 西蒙（Herbert Simon）是行为经济学的开拓者。爱德华兹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深信效用理论的规范性学说、贝叶斯统计学，以及冯 · 诺伊曼等人的行为公理。换言之，他相信虽然人们在决策时容易犯错，但在得到正确的信息和充足的时间后，人们最终有能力并且愿意避免犯错。爱德华兹的成就还在于，他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但也正是他的学生阿莫斯 · 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20世纪70年代对他的规范性理论提出质疑，并建立了新的行为主义理论范式。政治学领域，行为科学革命彻底改变了这门学科。实证研究方法主导了美国政治科学，并使该学科的主流接受了社会科学的身份属性。而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本来就与行为科学密不可分。196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表述行为科学概念时认为：它强调的是那些试图通过实证和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社会科学部分，“包括当代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大部分，以及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的某些方面”。
毫无疑问，行为科学这种跨学科的、大规模的、组织化的，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活动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这是行为科学家寻求在国家体系内获得合法性的要因之一。反过来，合法性诉求和学科建制需要又影响了行为科学家的行为模式和认识论偏好—普遍追求研究的应用性、准确性、阐释性和可预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W. C. 阿利（W. C. Allee）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动物对比试验（对低等生物相似行为的启发性分析）的研究资助时，表示“最终其几乎肯定会有助于解释人类的行为”。群体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 · 弗里德 · 贝尔斯（Robert Freed Bales）在社会关系系“特别室”（Special Room）进行了一项小群体研究，旨在对人类行为的多个方面进行科学的建模和编码，“揭开社会制度、文化和人格的神秘面纱，梳理出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RRC）创始人克拉克洪更为自信，表示“就如同物理学塑造了战争本身一样，‘新社会科学’可能会塑造战后时期”。
社会科学界的行为科学运动很快得到行政机构和私人基金会的强有力支持。私人机构方面，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尤其具有代表性。1947年福特基金会转型时期，特别邀请小H. 罗恩 · 盖瑟（H. Rowan Gaither, Jr.）等人就基金会“如何促进人类福祉”的重大发展战略提出建议，即“我们希望评估我们现有的知识、机构和技术，以便找出最重要的问题域，以及最需要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更多努力的领域”。盖瑟委员会考察后认为，进入现代社会，所谓“慈善”早已不局限于缓解“弱小、不幸和贫困”等苦难，“不是为了治疗症候，而是要消除苦难的根源”。委员会在征集了上千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当下人类面对的核心关键问题是社会问题而非物理问题，即“人类关系问题而非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前者对民主和人类福祉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福特基金会由此明确自己的五大使命是：促进世界各国的和平、教育、行为科学、经济稳定和民主机制。盖瑟委员会认为基金会有必要拓展有关人类行为的知识，“支持旨在增加有关影响和决定人类行动之相关知识的科学活动，并为推动个人和社会的最大利益而传播这种知识”。
事实上，一般认为是福特基金会正式为“行为科学”命名，并借助其“金主”（patronage）地位推动了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福特基金会将其涉及社会科学的单元称为“行为科学项目”（BSP），这一举措使更多期待得到资助的社会科学家加入行为科学运动。“行为科学项目”实施的六年间，福特基金会资助了85个研究机构的218项课题项目（心理健康研究没有计算在内），投入经费约为3 850万美元。此外，它还对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机构进行了持续资助。1951—1960年间，福特基金会用于国际项目的资助总额为2.063亿美元，其中9 790万美元分配给了艺术、科学，“及其偏爱的行为科学项目”。
福特基金会资助建立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ASBS）是二战后最具美国特征的学术制度和知识生产方式之一。1954年，基金会出资350万美元创建了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截至1957年，共为中心投入1 035万美元经费支持。研究中心特征之一是设定宏大主题，与兰德公司等解决具体问题的智库不同，中心的使命是通过科学工作，“解决人类面对的最为巨大的困惑——人类行为及其背后的原因”，并为个人和社会的最大利益扩展这些知识。宏大主题的设定实际上给予驻访学者以充分的思考自由和写作空间。托马斯 · 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是在这里撰写的。研究中心特征之二是汇聚各领域顶级学者进行“头脑风暴”。成立伊始，该中心即从全世界3 000位候选人里面挑选了38位顶级学者，研究领域涵盖经济学、政治学、精神病学、生物学、社会学、统计学和人类学。跨学科对话卓有成效。现代化理论家加布里埃尔 · A.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将其建立比较政治功能模型归功于1958年在研究中心与人类学家约翰 · 罗伯茨的长谈。“这些对话鼓励他创建一个全面的分析方案，可以涵盖西方和非西方的所有政治制度。”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 · 卡内曼（Daniel Kahneman）也是在这里勾勒出了行为经济学的雏形。研究中心特征之三是资政致用，将理论转化为现实，并期待影响更高层级的决策。由于中心学者声名显赫、流动性 强、涉及的学科众多，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迅速成为美国政府各个层级决策机构的热门智囊，充分参与有关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军控谈判、民防工程、心理战和各种国内社会问题的讨论。行为科学，或者推而广之，社会科学为何能在二战后的美国迅速发展？有人从智识基础、移民贡献、科学探究、社会需求等多个角度展开过讨论，也有人聚焦于知识生产的制度文化，认为美国迥异于欧洲的知识生产制度，是行为科学获得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应该说，二战后逐渐制度化的官私双重资助模式，的确为偏实用主义的行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为核心的动力。然而，这种双重资助体制的优势，不仅在于其为行为科学家提供了可替代的两种选择方案，更在于行为科学家本来就内在于这个体制中，因而可以从中获得相当程度的学术研究自由。
美国官方对行为科学之资助的制度化经历了一个过程。美国政府与学界之间的密切合作始于二战时期。其时，大量社会科学家应征加入美国军队，为美国各军种、战时新闻处（OWI）和战略情报局（OSS）等机构服务。战时合作在四个方面影响了战后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一，将社会科学家引导至应用性的科学研究领域，诸如“美国士兵的忠诚度”“日本文化特征”“德国城市的摧毁程度”“苏联抵制纳粹侵略的成功概率”等课题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科学家后来的研究方向。其二，官智合作极大提升了社会科学家的知名度，通过获取官方资金来进行国家安全和学术双重目的的研究亦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学术路径。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战时新闻处雇用人类学家鲁思 ·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人分析日本文化，研究报告后定名《菊与刀》并于战后出版，其影响力至今可见。其三，战时机构战后向高校平行移植，诸多新学科脱胎于战时研究，并对美国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1946年，战时新闻处苏联分处迁移至哥伦比亚大学，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俄国研究所。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学和人类学源自战时机构，并且在战后得到美国军方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的持续资助。其四，为官方与学术界建立了持久的联络通道。帕森斯、阿尔蒙德、卡托纳都曾于二战期间服务于战时机构，战后仍与行政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二战结束后，官智之间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合作原本应当宣告结束，但冷战带来的持续性的国家安全危机状态为其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行为科学这一研究取向与美国应对冷战的现实需求密不可分。纵观冷战时期，美国从学界至政界的最大关切莫过于“苏联行为的根源”。1947年乔治 · 凯南以此为名发表文章引发高度关注，其背后实际上是包括学界和私人基金会在内美国全社会对冷战危机定位和美国应对策略的共同追问。1948年《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发文称，关于战后秩序，苏联的政策目标不是什么秘密，但“苏联行为的根源”却引发公众疑虑。而前文提到的盖瑟委员会，在讨论福特基金会发展战略时，恰逢柏林危机，冷战由此成为影响委员会决策的最大外部因素。“行为科学”概念的提出，以及福特基金会重点支持行为科学项目的决定，必须放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福特基金会不仅自己支持行为科学研究，而且期待联邦政府亦投入力量。盖瑟报告写道：行为科学如此重要，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政府对研究的支持几乎完全放在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被严重忽视了。
事实上，尽管制度化的资助体系迟迟没有确立起来，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与社会科学界的合作早已开始。以1950年启动的“哈佛苏联社会体系研究项目”（HPSSS）为例，这个为期三年半，经费达到90万美元的项目是美国空军资助、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承办的一个大型研究项目。由社会学家亚历克斯· 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和心理学家雷蒙德· 鲍尔（Raymond Bauer）牵头，项目旨在研究苏联社会的全貌，包括苏联党派与政府、军事、经济、教育、医疗状况和国家政策，甚至苏联家庭生活、公众舆论等社会课题；探究苏联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以便为对苏决策奠定基础。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揭示“苏联行为根源”的执着造成了巨大的知识需求。特别是，当人们意识到苏联行为处于不断变动中、包括美苏冷战对峙在内的内外因素变化会引发苏联“一系列不寻常的行为”后，这一任务变得更为艰巨而复杂。
可能还需要重点提及的是，美国对冷战性质的判定，使行为科学有关的知识生产迅速内嵌于冷战国家安全体制，成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总统杜鲁门从一开始就提出，冷战是“两种生活方式之争”“人心之争”和“两种敌对意识形态的冲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随后确认，美国要使用除直接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赢得冷战，“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学、心理、准军事手段”都要用来实现国家目标。而所谓“赢得冷战”的标准是：促进“苏联体制的内部变革”，以及使用一切方法来“最终影响人们的态度和立场”。美国政府由此认识到，在这方面“社会科学的大多数研究领域都对政府部门有帮助”。1948年美国国务院成立外部研究项目处（ERP），以确保国务院、中情局、国防机构、美国新闻署（1953年以后）和其他机构能够充分利用非政府资源—与外国区域、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与美国海外项目有关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因素的研究。
在行为科学这一总括术语（umbrella）覆盖下的学科中，心理学与冷战的纠葛尤其繁复。在二战延时效应影响下，心理学成为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历史学家卡尔 · 朔尔斯克（Carl Schorske）回忆起战后那段时期的学术潮流，发现“人们对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突然迸发出的浓厚兴趣”极其令人难忘。他写道，“事实上，理解人和社会的前提，似乎正从社会历史场景转向心理场景”。受冷战影响，诸如B. F. 斯金纳（B. F. Skinner）、卡尔 · R. 罗杰斯（Carl R. Rogers）、亚伯拉罕 · H.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这样的顶级心理学家对心理学研究进行了重新定向，使其直接被用于解决战后美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尽管并非完全赞同行为主义取向，他们将心理学研究与美国民主和公众文化密切关联起来，因此成为全球知名的心理学家和公众知识分子。在学术和公共话语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心理层面对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加以阐释，美国政府也未能例外。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把集宣传、教育和文化交流、意识形态战、对外援助和隐蔽战于一体的对外行动统称为“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或者“心理行动”。杜鲁门政府时期成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艾森豪威尔时期虽然更名为行动协调委员会，但却同样源于对心理要素的笃信。在解释成立行动协调委员会的缘由时，总统的国际信息委员会认为，心理行动不可能从政治、经济、军事行动中剥离出来，单独实施。或者可以这样说，人类的所有行动都会产生心理效应，而美国的冷战策略是要通过协调行动使心理效应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境下，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会主席戴维 · 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在一份致艾森豪威尔的备忘录中断言：“冷战就是……心理战。”
“心理战”这一冷战性质界定，反过来又对行为科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根据现有解密档案，行为科学家全面参与到心理战的总体设计、内容策划和行动实施中，同时受国家安全机构雇佣，对图书、电影、广播等信息项目的行动效果进行评估。现已解密的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超大规模心理战项目有近40个，行动协调委员会的项目更是难以计数。美国政府各机构外包给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同样不胜枚举。这些外包课题大多具有相同的特点——资金充足且需要跨学科合作。典型项目如1951年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外包的“苏联对政治战的脆弱性”研究课题，其设定的研究目标包括：斯大林去世的影响评估、核攻击的政治效应、通过马克思主义来理解俄国人（an Approach to Russians via Marxism）。项目由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教授牵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乔治· 凯南、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 沃尔夫（Robert Wolff）、普林斯顿历史学家西里尔· 布莱克（Cyril Black）、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和巴林顿· 摩尔（Barrington Moore）、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亚伯兰· 柏格森（Abram Bergson）、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亚历克斯· 格切申科（Alex Gerschenkron）和范德堡大学南斯拉夫问题专家亚历克斯· 德拉格尼奇（Alex Dragnich）等学者参与。
尽管种种冷战需求凸显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美国传统中政治与学术相对疏离的惰性仍然存在。直到1957年“苏联卫星事件”后，美国举国震惊，官方资助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才最终实现。“苏联卫星事件”使冷战呈现出一幅以科学和理性决胜负的现实图景。为应对这一更为本质的“苏联威胁”，195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机构内部设立了社会科学办公室，正式将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纳入联邦资助体系。同年，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第一次有了行为科学家的身影。美国国会于这一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NDEA）意义尤其深远。该法第六款主要涉及对美国的外国语言教育和区域研究的资助，以便使美国能够“对使用这些语言的区域、地区或国家有充分的了解”，但特别点明了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人类学。除了《国防教育法》，后来陆续通过的《共同安全法》（修订）、《富布赖特—海斯法》、《国际教育法》、《对外援助法》（修订）和《国际健康研究法》等国会立法中都有支持行为科学研究的条款。
现实需求为联邦政府资助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充足动力。各种来源的数据显示出美国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持续增强。一份1952年的研究报告提到，当年联邦政府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资金额度为1 800万美元；到1962年，行政机构内部至少有25个部门与社会科学组织或个人有合同研究项目，年度经费约为6 500万美元。这个数字可能并不准确。根据一些学者研究，涉及“国家安全”的项目并未列入其中。例如1961—1964年间，美国国防部用于心理学相关项目的花费从1 720万美元增至3 110万美元。中情局灰色投入的数额更为巨大。这些资金经各种基金会“洗白”后，再用以资助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大学学术研究。无论如何，联邦对社会科学的资助制度化后，官方资助占据最大份额（lion’s share），快速超过了私人资助。比较权威的国会研究局（CRS）报告认为，在所有资助者中，联邦政府在行为和社会科学的管理、支持和应用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1967—1977年间，联邦对行为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资助金额为110亿美元（也有人认为如果把联邦相关活动都加在一起，用于行为和社会科学的经费应当是220亿 美元）。
官私双重资助体制的建立，进一步推动行为科学的冷战化转向。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官方和私人资助的行为科学研究机构已经遍布全美各高校，特别是精英大学。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由海军研究办公室（ONR）资助创立，研究所创建者之一乔治 · 卡托纳表示，该研究所的宗旨是“我们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科为导向”。这实际上是海军研究办公室积极鼓励的信念。美利坚大学的“特种作战研究室”（SORO）由美国陆军资助，其任务相对单一，就是为了探讨“共产主义在亚非拉新兴国家扩张”的问题，试图揭示一个稳定、民主国家所蕴含的复杂社会进程。更为知名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NIS），该中心及其成员的赫赫声名与承担官方重大冷战项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研究中心由福特基金会和中情局资助创建，罗斯托称其宗旨是“就公共政策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就单一学科而言，心理学、大众传播学和人类学得到的官方资助最多。大众传播研究项目，相当一部分研究资助来自联邦政府各部门，其中“军方的资助占到96%”；而人类学得到中情局的全力支持。
然而，行为科学的冷战化未见得不是行为科学家自主选择的结果。首先，行为科学家是内在于官私资助体制中的，研究项目的设定、经费资助的方向大多有学者参与决策。美国学者原本就与私人基金会和行政机构有密切的私人联系，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有一批精英学者是学科与外部资源之间的重要联络者；学者直接进入行政部门参与决策的情形也不少。二战后初期一些学科体系尚未完备，特别是同行评议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时，私人关系显得异常重要。在社会科学扩张影响力的关键时期，社会科学家愈加主动地与基金会和政府机构接触。有人甚至用“掮客”（brokers）一词来形容为学科争取外部资助的学者。而私人基金会与行政机构的关系又非常密切。基金会的负责人往往曾经或者即将在政府部门任职，他们是官私机制的主要联结点。二战后福特基金会历任主席保罗 · G. 霍夫曼（Paul G. Hoffman）、盖瑟、亨利 · T. 赫德（Henry T. Heald）、麦乔治 · 邦迪（McGeorge Bundy）都有过类似的职业经历。他们事实上把同一种思维方式带到两种类型机构的战略设计中。
其次，身处“冷战共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官私双重资助体制满足了学者既服务于国家战略，又追求个人学术理想的愿望。自二战时起，官方资助的项目研究大多可以公开出版，由此吸引了大批精英社会科学家想方设法获取经费，以便开展各自领域耗资巨大的实验研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与冷战有关的课题项目可以使学者利用官方渠道接触到难得的特殊实验对象，搭建社会科学研究极其需要的实验情境。发展理论家沃尔特 · 罗托斯牵头承担了中情局“苏联及其卫星国对政治战的脆弱性”研究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后来公开出版。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 · 弗里德 · 贝尔斯是群体互动理论的提出者。该理论正是基于他承担的一项长达15年的课题研究项目。项目使其获得了一般性研究难以企及的双重方法优势：一方面是现实世界的即时性；另一方面是实验室式条件的人工控制。管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企业文化与组织心理学两大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艾德佳 · H. 沙因同样接受了中情局的项目资助，因而得以亲自到朝鲜半岛，使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对美国朝战战俘展开研究。该研究成果最后以《强制性说服》为名出版。沙因的采访者认为，这段经历塑造了其后40年沙因的研究方向。克拉克洪及其研究团队利用承担的军方项目，对上千位苏东难民进行了采访。他后来总结说，为政府工作并不代表着学术独立遭遇了挑战，相反，这是一件既有利于学术又利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应该说，这是“冷战共识”时期，行为科学家相当普遍的想法。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共同体正迫切寻求对自身“科学”属性的认定，社会科学家也在寻求“科学”身份认同。在此背景下，行为科学这样的“硬科学”取向很容易占据上风，而冷战形势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研究偏好。哈佛大学学者安德鲁 · 杰维特提出，行为科学实际上取代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流行的“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s）取向。原本，科学民主派将经验主义方法应用于语言和其他文化现象，发展出了关于知识和文化的复杂的新理论。然而，“民主和极权主义之间隐现的冲突”，促使大多数科学民主派毫不含糊地捍卫美国的理想和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科学让位于追求规范性目标（normative purposes）的行为科学。无论如何，二战后20年是美国大学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也是生产和传播新知识最为快速的时期。社会科学家拥有来自公共和私人资源的“几乎无限的资金”，并且一般认为学者们享有很高的自由权利，“相对不受直接政治干预”。二战后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取向帮助原本“处于（高校）机构列表边缘地带”的新社会科学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走向中央地带。自然科学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社会科学的看法。1962年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有关社会科学的发展报告，认为“行为科学的进步是通过应用观察、实验、广泛追踪和不断修正假设的科学过程来实现的”。报告使用“行为科学”而非“社会科学”的提法，说明委员会成员对社会科学整体仍持有保留的认同态度。然而，行为科学这一“硬科学”取向同时埋下了隐患。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1961年，一位知名物理学家警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般被视为是化学家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物理学家的战争，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会是社会科学家的战争”。事实上，有人将冷战称为“社会科学家的战争”。诚然，行为科学担负着巨大的使命，其对人和社会的理性分析将社会科学推进了一大步，也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从一开始，对行为科学的质疑就广泛存在。一方面，行为科学固有的还原论（reductionism）方法，过分强调规律性和客观真理，忽略人类经验的主观层面，使其遭到了激烈抨击。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参透个体的个性与文化的理性与非理性部分，有着深切的怀疑。另一方面，行为科学与国家安全联姻，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作为“行为科学”概念的倡议者，福特基金会的内部争议从未中断过。一些人担心的是，权力介入学术，国家安全相关的研究受到特殊鼓励，会导致“学术表达和学术探究受到限制”。然而，真正的危险却是许多人没有料想到的。事实是，行为科学家的“理性”追求和所谓“国家安全需求”相结合，突破了学术伦理底线，最终导致行为科学的“衰落”。
有人将冷战称为“社会科学家的战争”，是因为冷战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战”，其作战方法之一是“针对人的思想过程”。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属国际组织与国际运动分委员曾开展过一项名为“赢得冷战：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的研究，其中一部分即为“行为科学与国家安全”，可见两者之间的关联已经得到广泛认同。20世纪50年代，由于行为科学的快速发展，人们普遍相信实现“人类思想控制”的科学突破已经为时不远。可怕的是，如果这一科学突破由同样拥有先进社会科学的苏联率先实现，美国面临的无疑是灭顶之灾。1953年“朝战战俘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初步掌握了“洗脑”手段。冷战背景下，“满洲候选人”恐慌一时弥漫各地。其后，中央情报局开始资助学者展开秘密研究。前文提到的艾德佳 · 沙因就是接受了中情局的研究资助，到朝鲜半岛进行调查研究。
1957年“苏联卫星事件”发生后，苏联将在关键科学领域取得突破的恐惧时时困扰着美国人。时任副总统尼克松开始关注美苏行为科学发展状况，并要求“系统科学”先驱詹姆斯 · 米勒出面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哈佛大学的雷蒙德 · 鲍尔、乔治 · P. 贝里（George P. Berry）、保罗 · 巴克（Paul Buck），麻省理工学院的马科斯 · 米利肯（Max Millikan），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 · 默顿（Robert Merton）等15位顶级社会科学家参加了研讨，研讨成果最终集结成名为《对行为科学的国家支持》的报告。报告认为，行为科学几乎同太空科技一样重要。行为科学是一个新兴领域，美国虽然暂时领先，但任何国家都有可能超越。“我们必须假定共产主义有能力在控制人类态度和信仰方面取得突破。这种突破有可能通过教育技术、药物、阈下刺激（subliminal stimulation）、动机操纵或其他未知的方式来实现。无论如何，美国必须抢在共产主义之前提出有效的反制措施。”米勒委员会提出了九个必须重视的行为科学领域，其中就包含药物影响人类行为研究、决策程序研究、文化差异与文化变革研究等。在这份报告中，我们没有看到行为科学家们对于“思想控制”科学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的担忧，其对美国后来的行为科学工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思想控制”研究最大的项目是中情局发起的MKULTRA工程项目。从1953年到1967年，中情局共投入超过2 500万美元的资金，私人基金会和高校研究机构亦投入相应配套经费，对控制人类行为的药物、技术和方法展开了全面的研究。MKULTRA工程最受争议之处，是其包含致幻药（LSD）实验项目，并且在LSD实验项目的早期阶段，让一些不知情的（unwitting）人做实验对象，类似实验一直进行到1963或1964年。其后，MKULTRA工程开始使用知情的志愿者，直到中情局有关行为控制的药物研究计划全部中止。MKULTRA工程是官智合作的大项目，至少有135个子项目，有超过80个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参与。其对学术界的吸引力在于，可以借承接项目建设实验室，可以与中情局共享实验数据，大部分研究成果可以发表。20世纪70年代后期MKULTRA工程被媒体曝光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先后发表声明，承认参与了中情局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计划，但均否认参加LSD研发项目。MKULTRA工程揭示的是行为科学作为一种“硬科学”的弊端，以及社会科学高速发展时期，学者们对学术伦理的普遍忽视。
真正将行为科学推向深渊的是卡米洛特事件（Camelot Affair）。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苏冷战的主战场转向发展中地区，“亚非拉的命运问题被推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为反击“共产主义向亚非拉‘新兴国家’的扩张”，美国必须解决两个重大难题，即第三世界的发展与革命问题。行为科学家由此迎来了“学以致用”的新契机。事实上，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向域外投射，如何理解当地文化，如何影响当地人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塑造当地军事、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成为美国军方和行为科学家共同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卡米洛特工程（Project Camelot）是美国国防部于1964年开始资助的一项国防研发项目，旨在探究“小型战争的根源与其行动中的种族与其他因素”。更确切地说，由于美国越来越受到“共产主义支持下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困扰，因此美国人试图“对各民族群体间爆发冲突的内部文化、经济和政治条件进行深入理解和知识积累”。卡米洛特工程由特种作战研究室负责，研发经费是700万美元。33位顶级的社会科学家担任项目顾问，为了便于在当地开展研究，又与外国同行展开合作。1965年，智利学者获知卡米洛特工程由军方资助，智利政府遂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研发项目由此演变成一场重大国际危机。约翰逊总统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要求就诸如此类的政府研究展开调查。其后，包括中情局、国防部和国务院在内的21个政府部门共同保证，要谨慎小心以免“置政府于尴尬境地”，要以“有利于美国和美国学术诚信的方式”来进行研究。
卡米洛特事件是一个盖子，其掀开了美国学术界积压了近20年的隐忧——政策导向的学术研究是否代表真正的进步方向？是否能够保持客观理性？是否会有碍学术伦理和道德？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反越战和青年反叛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山姆大叔”（anthropological Uncle Tom）项目被曝光。除卡米洛特工程，被曝光出来的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承担的中情局委内瑞拉项目、密歇根州立大学承担的中情局越南项目和美利坚大学承担的陆军哥伦比亚项目等。而引爆学界争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迈克尔 · 摩尔曼（Michael Moerman）等人在泰国北部展开的山地部落研究。该项目是美国战略意义上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计划的一部分。项目的官方背景曝光后，美国人类学会学术伦理委员会围绕人类学家是否应当参与“政府控制人类相关研究”的问题产生巨大分歧，进而开始了长达20个月的大争论。由著名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牵头的调查委员会表示应当“赦免任何成员在泰国的伦理失当行为”。米德报告的倾向是，不论被打上何种标签，对研究资助的期待“完全符合应用人类学家可接受的传统行为准则”。然而，青年一代人类学家强烈反对这一报告，称接受这种行为的人是帝国主义者。对米德报告308票反对、74票赞同的结果表明了其时人类学界的主流立场。![]()
人类学家迈克尔·摩尔曼(Michael Moerman)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行为科学家们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激烈批判。以理性的名义，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将第三世界国家当作实验室，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有关查尔斯河学派将经济发展理论用于欠发达国家并导致恶果的著述已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教授们总是单方面地企图将其“实验模型”用于异质文化。当被问到为何选择在国外工作时，学者们往往回答，他们不仅想在发达国家检验其理论，也想在发展中国家这么做。除了“模型输出”，行为科学家还被指责进行“数据输出”。对当地学者来说，美国社会学家更像是数据收集者和情报人员。一般来说，美国学者到达一个国家后，会与当地一个大学团队合作，分发调查问卷并收集数据，“就像某种学术型铜矿公司，只不过开采的是（当地民众的）态度，获取利润后一走了之”。1966年美国心理学会指出，心理学家都得了一种被称为“调查依赖”（survey sickness）的职业病，并且已达到流行病程度。该病主要发生于美国社会科学家群体，主要症状是有强烈的冲动到全世界去搜集极难处理的数据。诚然追求真理是人类活动中最为高尚的部分，但这种信息收集几乎是无效的。很多时候，学者的动机无非是两种：一是确证经费的合理性；二是寻求留在“出版或出局”等式（publish-or-perish equation）的安全端。
有学者从学术的代际转变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有一定道理。然而，这种代际转变绝不仅是青年一代社会科学家挑战上一代社会科学家。事实上，接受官方资助的主要是两部分行为科学家群体，一部分是声名显赫的精英学者，还有一部分是艾德佳 · 沙因、迈克尔 · 摩尔曼这样的青年学者，他们处于学术进阶阶段，亟需经费支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行为科学的衰落更接近托马斯 · 库恩所说的范式转变。每一种科学范式都有其生命周期。“最终，每个范式都会出现问题并失败……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将探索新的选择。辩论将分裂共同体并使之陷入危机。届时，新范式出现的平台已经搭建出来，取代旧的范式，围绕新范式形成新的‘常态科学’。范式转变，科学经历革命。”就范式转变而言，行为科学的特殊性在于，由于与冷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同频，因此其达至顶峰和走向衰落都是加速度的。
行为科学在其诞生的初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辉煌时期则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短短20年间，政治科学发生了行为革命，心理学发生了认知革命，社会学发生了结构—功能革命，人类学发生了结构主义革命，经济学发生了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革命。行为科学的光环下，其他理论和假设都相形见绌。例如马斯洛很早就从行为主义转向人本主义，并于1954年首次提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概念，但在主流范式的映衬下，并未受到重视。然而，行为科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这些“革命”都涉及对社会科学的传统道德哲学方法的反叛；行为科学家“有一种不可动摇的观念认为‘客观真理’是‘存在的’并有待发现”。经济学家将发展视为一个线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化国家的技术专门知识将被转移并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从而使它们走上现代化道路；人类学家相信自己可以“洞悉”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社会根源；心理学家则相信控制人类思想的钥匙迟早会被发现，并将一劳永逸地改变“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和行为。当承诺无法兑现时，行为科学的固有缺陷就被放大呈现出来。拉波波特强调行为科学假设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将“真理”概念与伦理考虑分开是不可能的。他表示，寻求真理的最终动机是对某种潜在价值体系的承诺，行为科学试图消除对价值观的考虑是徒劳的。
无论如何，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行为科学的“衰落”，标志性象征应该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解体。但大多数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机构仍保留下来，一方面，打破专业限制的需求仍然有效；另一方面，行为科学方法仍有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社会关系系的解体，则很大程度上源于“帕森斯本人维护‘系统’整体性所固有的保守偏见”。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从宏观社会和结构关注转向更加多元化和更为具体的取向，既关注理性因素，也关注历史文化因素；既强调天然因素，也强调后天习得。越来越多的学科和领域与行为科学方法相剥离；私人基金会和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则由国家安全转向社会问题和商业利益。双重资助体制对行为科学的偏好开始瓦解。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的总体支持力度并未减少，但对行为科学的资助相对削减。受学术界影响，在官方文件中，行为科学越来越等同于“心理学”。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提到“行为和社会科学”时已经明确将其归类为“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私人基金会的转变更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当现代化理论席卷全美，发展援助成为潮流时，基金会顺从这一大势，资助方向更偏“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这样的大型项目，文化活动被边缘化了”。而到20世纪70年代，以福特基金会为例，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得到了更多资助。“他们倾向于从长期的历史角度来研究文化和行为因素，正是这些因素限制了教育、农业和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自由，而应用社会科学家、农学家或企业并没有就此开出药方。”冷战前期，美国社会科学的“硬科学”取向占据了上风。以理性/科学的名义，“行为科学”成为既具有学术号召力，又为国家安全机构所迫切需要的知识体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行为科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并未消失，仍在许多学科体系内部发挥作用，但其作为多学科泛称和社会科学代名词的历史一去不返。行为科学达至顶峰又迅速走向“衰落”的历程是考察冷战与学术关系的极佳个案，为探讨“冷战社会科学”这一议题提供了又一路径。|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夏季号，作者张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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