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最后离开的第一批”：富布莱特学者雷德斐尔德的中国之旅
“最后离开的第一批”：富布莱特学者雷德斐尔德的中国之旅
陈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摘要：1948至 1949年度来华访问的第一批富布莱特学者是中美两国文化关系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国政局与中美关系最动荡的时刻，也见证了许多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在这场巨大历史转折中的心态和表现。本文依据档案考察并详细叙述了其中一位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的访华之行，以期为我们观察20世纪中叶革命形势下的中国社会和中美关系变化提供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
关键词：富布莱特项目 中美文化交流 1949年中国革命 社会科学史
在中美两国文化关系史上，1948至1949年度的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具有颇为特殊的意义。自1946年设立以来，富布莱特项目就被认为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最为重要的国际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之一，而中国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签署相关合作协议的国家，也最早参与到了该项目的运作中，1948年便是中美富布莱特项目正式实施的第一年。然而，仅仅一年过后，中美之间这一新的合作项目即宣告中止，负责该项目在华运转的在华中美教育基金会于1949年8月底停止了活动，至此，由19世纪70年代“幼童留美”计划开始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官方文化交流被迫中断，直至1972年两国重新恢复交往。
1948—1949年度访华的中美富布莱特项目成员因此成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极具符号性意义的特殊群体。一方面，他们作为第一批来华的富布莱特学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冷战初期美国政府试图延续和扩大在华文化影响力的一种表现；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最后一批受美国政府官方资助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亲眼见证了近代以来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时代的落幕和美国试图通过文化教育交流方式影响改变中国社会命运前途企图的挫败。正是由于第一批访华富布莱特项目成员本身具有的这种矛盾属性，笔者选择使用“最后离开的第一批”（the First in Last out）这一同样看起来有些矛盾的说法来指称这个特殊群体。
第一批获得中美富布莱特项目资助名额的美国学者与学生共有41人，但由于战乱缘故，最终只有27人实际成行，其中4人身份为访问教授，另外还包括7名来华从事研究的学者和16名研究生。有不少项目成员在此后成为了西方学界知名的汉学家，如狄百瑞（W. Theodore de Bary）、牟复礼（Frederick Mote）等人。关于他们之中少数几位的在华经历，我们目前已有一些了解。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译者卜德（Derk Boode）于1948年8月作为富布莱特研究学者在清华大学访学，一年之后他回到美国后，将他在北平期间所记日记整理出版，该书还于2001年被译成中文。四名当年滞留中国的富布莱特研究生中有三人也留下了文字回忆。其中，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中文的里克特夫妇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他们于1955年被释放，并在返美之后出版了回忆录，此书于1958年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也被译成了中文。还有一位研究生白智仁（Frank Bessac）当时在北平从事蒙古研究，1948年底北平解放后，他先后辗转四川、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期间历经诸多生死磨难，最终在1950年秋徒步到达印度，回到美国后，《生活》杂志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刊登了相关报道。
然而，除上述几人外，大部分第一批富布莱特项目美国访问学者的在华经历并不为人所知。2019年9月，笔者受中美富布莱特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资助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次年3月，笔者因疫情而被迫困顿于公寓之中，其间在阅读此前于芝加哥大学瑞根斯坦图书馆中搜集的档案文件时意外发现，芝大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竟也是这“最后离开的第一批”中的一位。本文即依据这些档案及相关文献，尝试讲述还原雷德斐尔德访华的前后经过。
#01
罗伯特·雷德斐尔德于1897年在芝加哥出生，他一生所受的正式教育和整个学术生涯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关。从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和本科生院毕业后，雷德斐尔德先后进入法学院和人类学系学习，并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取得法学和哲学博士学位，随后他留聘芝大人类学系任教，直至1958年逝世。在此期间，雷德斐尔德还曾长期领导芝大社会科学部（从1934至1946年），是芝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社会科学部部长。
在芝大人类学系学习期间，雷德斐尔德接受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训练，同时受到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费耶—库珀·科尔（Fay-Cooper Cole）和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等知名学者的悉心指导。正是在帕克的鼓励下，雷德斐尔德决心放弃跟随父亲进入律师行业的机会，转而从事人类学研究。1920年，雷德斐尔德与帕克的女儿、也是他的同级同学玛格丽特·露茜·帕克（Margaret Lucy Park）结婚。六年后，两人共同前往墨西哥的特波兹坦（Tepoztlan）村庄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考察，雷德斐尔德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以此为起点，他在之后十余年里对中美洲地区的几个村庄社区进行了一系列的人类学研究工作，先后与夫人玛格丽特以及芝大人类学家索尔·泰克斯（Sol Tax）前往尤卡坦半岛的千贡（Chan Kom）、齐塔斯（Dzitas）和危地马拉的艾瓜埃斯康迪达（Agua Escondida）等地考察。雷德菲尔德的上述研究成为那一时期人类学由原始社会研究转向现代文明社会研究的代表，他也凭借这些研究在1944年当选美国人类学会主席。
第一批访华的富布莱特项目成员对于中国文化大都怀有浓厚兴趣，其中不少人在1948年以前便到访过中国，还有一些人甚至在递交项目申请时就已在中国境内居住多年。雷德斐尔德虽然此前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他与大洋彼岸缔结缘分同样远远早于1948年。他的岳父帕克曾在1932年9月受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的邀请来华讲学，在中国逗留的短短三个月里，帕克不仅讲授了两门课程，还时常带着学生们深入现实当中体验社会学理论。帕克重视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研究社会的做法，给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大四学生的费孝通留下了深刻印象。十年后，已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费孝通受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的资助，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期间他专门前往芝加哥大学并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费孝通此行虽然没能遇见帕克，但他被安排在了帕克原先的办公室中开展工作。正是在这次访问中，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一家相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雷德斐尔德夫人玛格丽特主动向费孝通提出，愿意不计报酬地协助后者修改、翻译两篇关于云南村庄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她还在费孝通离开后积极联络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将几篇译稿整理出版。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费孝通的这次短暂访问过程中，酝酿了雷德斐尔德后来的访华计划。
事实上，除了开展翻译和研究工作之外，费孝通此次访美肩负的另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尝试开拓战后中美两国社会科学界合作的可能性。1943年夏天刚到美国后不久，费孝通便马不停蹄地奔赴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向这些学校提议筹划战后合作。但从费孝通在1943年12月 7日给吴文藻的信来看，只有雷德斐尔德对他的提议给予了最热情的回应，费孝通还注意到芝大对于研究“世界上各种伟大的当代文化”（great contemporary cultures of the world）有着强烈兴趣，并在他到来前不久刚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想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恰好雷德斐尔德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费孝通因此认为，芝大是最有可能、同时也是最适合实施中美战后社会科学合作计划的美方院校。在雷德斐尔德的建议下，费孝通草拟了一份合作计划备忘录，其中提出了包括组建高校联合委员会、互派学者实地考察并将研究成果以中英文同时发表等七点具体设想。随后，雷德斐尔德将这份备忘录转交芝大管理层讨论，同时他还介绍费孝通认识了芝大地区研究委员会的主席约翰·A. 威尔逊（John A. Wilson）。威尔逊长期从事埃及学研究，当时兼任芝大东方博物馆（Oriental Museum）馆长，他对费孝通的提议表现出了强烈兴趣，承诺将积极协助寻找资助方支持。在讨论过程中，二人又萌生了新的想法，即由美方派一位代表率先访华，考察中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整体状况，再根据其考察意见进一步制定具体的合作方案。费孝通随后通过当时任职重庆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吴文藻获得了中国教育部的正式邀请函，并前往华盛顿努力争取美国国务院方面的支持，但由于国务院当年预算已经确定，如要获得资助，出访人就必须尽快出发，时间上太过仓促，因此不得不作罢。不过，根据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中国项目负责官员费慰梅（Wilma C. Fairbank）的建议，以及在威尔逊的协助联络下，费孝通随后又赶赴纽约，成功争取到了同样对在中国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久怀兴趣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关于访华的人选，费孝通在与威尔逊讨论时便提名雷德斐尔德。雷德斐尔德不仅在美国社会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还长期领导芝大社会科学部，组织、协调能力出色，加上他对战后中美社会科学合作的热情，由他担任访华代表显然再合适不过。雷德斐尔德在与威尔逊确认了国务院和芝大校方对他此行的支持态度后，也欣然同意接受这一使命。1944年5月底，在接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发来的正式邀请函电后，雷德菲尔德开始准备访华。他在芝加哥当地找了一位何姓太太学习中文，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关于战时中国的资料来阅读，如当时担任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的李卓敏撰写的《战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陈立夫所写《战争中的中国大学》以及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发表在《美国学院协会公报》上的《战时中国的教育》等。此外，雷德斐尔德还专程前往纽约，拜访了当时寓居美国的胡适，听取建议。
一切准备就绪后，雷德斐尔德终于在1944年10月独自启程前往中国，按照计划，他将从加州的圣佩德罗（San Pedro）坐船出发前往印度，再在当地转机飞往重庆。然而，就在轮船驶离美国西海岸后不久，雷德斐尔德牙疾严重发作，不得不立刻返回，于加州另一口岸登陆。而在此之后的几年里，或是由于远东地区战事不断，航空运力紧张，又或是因为战争结束，原定访问的几所西南地区中国高校忙于回迁复校，致使雷德斐尔德迟迟无法重启中国之行。尽管如此，雷德斐尔德和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在此期间依然没有停止相互联络。雷德斐尔德不仅在吴文藻1945年初访问芝大期间给予热情接待，而且不遗余力地帮助包括李有义、林耀华、李安宅在内的吴文藻的几位学生争取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除此之外，雷德斐尔德还经常给他的几位中国好友邮寄英美学界最新出版的社会学与人类学重要著作。而吴文藻也不时地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吁请基金会协助雷德斐尔德尽快访华。
#02
迟迟难以实现的雷德斐尔德访华计划终于在1948年春天迎来了转机。1947年11月10日，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代表中美两国在南京签署富布莱特项目合作协议，中国由此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参加富布莱特项目的国家。1948年3月，中美富布莱特项目正式启动，研究中国哲学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卜德成为了第一批项目的首位成员。雷德斐尔德则很可能通过费孝通得知了新项目启动的消息，他于当年4月成功申请到了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而合作的中方学者正是当时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
虽然访华之事重启，但相比四年前，世界局势此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最终的和平，在冷战阴云渐渐笼罩世界的同时，中国也陷入内战的炮火声中。在如此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任何长期性的国际合作计划无疑都成为奢想。1948年8月6日，雷德斐尔德接到国务院护照司发来的通知，强烈建议他除紧急事务外应尽可能避免前往中国。然而，尽管对于中国的局势发展感到担忧，雷德斐尔德最终依然决定踏上这场充满未知的异国之旅。临行前夕，他与费孝通通过信件交流，商议共同在清华大学开设一学期的“比较社会学”课程，同时召集一个学员包括清华和燕京大学两校社会学系年轻教员在内的专题研讨班。此外，他还打包寄出了一批图书，其中有不少是赠送给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而费孝通也为了迎接雷德斐尔德的到来，拒绝了两所英美大学的访问邀请，并与吴文藻一起为雷德斐尔德访华制定了备选方案，一旦北平高校无法正常开学，雷德斐尔德将被安排前往广东的岭南大学继续访问。
1948年10月9日，雷德斐尔德终于正式踏上了这一迟到四年的访华之旅，此行他不再是孤身一人，夫人玛格丽特和13岁的儿子詹姆斯也一同随行（参见图1）。为了能够见到当时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派驻日本的吴文藻，雷德斐尔德一家特意先乘飞机飞至东京，两家人一起在日本度过了一周欢乐时光，之后又从东京飞到上海。在上海，雷德斐尔德参加了芝大上海校友会组织的聚会，随后于11月1日坐飞机抵达北平。在宾馆休息一晚后，雷德斐尔德一家便被费孝通和潘光旦接至清华校园，暂时安顿在当时正好外出旅游的赵萝蕤家中。
图 1登上飞机前的雷德斐尔德一家（1948年10月，由泛美世界航空公司拍摄）
在北平，雷德斐尔德首先感受到的是迅速失控的经济秩序和寒冷的冬天。雷德斐尔德发现，仅仅就在他们从上海到北平的同一天内，他手中的美元就贬值了四分之一。实际上，在他们离开一周后，上海便发生了多起抢米骚乱，国民政府滥发货币导致惊人的通货膨胀，这使得经济秩序几乎陷入崩溃。与此同时，严寒天气让原来就患有支气管炎的雷德斐尔德在上海得了感冒，连日的行程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由于北平当时煤炭极为短缺且昂贵，连烧炉火也变得十分奢侈。
更让雷德斐尔德不安的是华北变化的军事局势。当他们抵达北平时，国、共两党在辽沈地区的战事已经结束，在跟随费孝通和潘光旦出城前往清华的路上，雷德斐尔德注意到共产党的部队已驻扎在沿途山上，北平解放显然只是时间问题，在清华园住下不久，他便预订了11月27日前往上海的返程机票。让雷德斐尔德惊讶的是，与日渐紧张的局势相反，此时的校园依然显得平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林耀华仍时常率领他的团队去附近村庄考察，而前来拜访雷德斐尔德的教授几乎无一例外都劝他留下来见证眼下正在发生的这场巨变。在他寄给女儿的第一封家信中，雷德斐尔德写道：“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校园里，人们仍然十分悠闲，面带笑容，没有人对共产党怀有丝毫恐惧。总的来看，人们似乎希望权力交接尽快到来，同时避免冲突。”雷德斐尔德观察到，清华和燕大的校园政治氛围总体倾向于支持共产党，这一印象在随后几天他与燕大、清华的教师、学生们的交谈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证。当从几位来他寓所聊天的学生处听闻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的消息后，他发现这些学生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如果想要苟延残喘只能寄希望于共和党的胜利。他还注意到，与他聊天的中国学生大都沉浸在国内问题中，很少考虑除了苏联和美国以外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他们不关心印度，对于尼赫鲁、亚洲会议还有当时流行的世界政府运动也几乎不了解，但对马克思的思想都有浓厚兴趣。
由于学生罢课抗议国民党政府，雷德斐尔德与费孝通原先商定共同开设的两门课程也被迫停止，但专题研讨班未受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受邀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开设系列讲座。费孝通几乎每天都来看望雷德斐尔德一家，并与雷德斐尔德的夫人玛格丽特一同翻译书稿，这些译稿后来由玛格丽特带回美国整理编辑，最终于1953年以“中国士绅”为题出版。在清华园待了两周后，因为实在太过寒冷，雷德斐尔德一家搬到了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所临湖轩中。雷德斐尔德非常喜欢燕大校园的建筑风格和景色，同时也对校内的学生地下组织充满好奇。除此之外，在此期间，不断地有来自两校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的教授前来拜访他，他们表现出的善意虽然有时也让雷德斐尔德感到尴尬和疲惫，但他仍然十分感动。在一封家信中，雷德斐尔德写道：“这里的人都很棒，我这么说并不是仅仅出于礼貌，而是他们真的很善良体贴，与他们聊天也很有意思。”他也对身处战乱之中的中国人的苦中作乐精神印象深刻，认为“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哲学，使他们能够渡过几乎任何的逆境”。
雷德斐尔德原本计划在1948年11月27日离开北平，但因局势变化太过迅速，离京的交通压力陡增，原定的常规航班一再推延，而铁路和由天津通往南方的水路也都早已中断。所幸雷德斐尔德从朋友处得知在京的哈佛燕京学社组织预备包机前往广东，在通过费孝通向岭南大学方面确认后续安排后，雷德斐尔德一家于1948年12月10日清晨乘坐包机南下。费孝通此前已向雷德斐尔德表示他将留在北平，并与潘光旦、吴景超、陈梦家等几位清华同事一同前往机场为雷德斐尔德一家送行。三天后，解放军占领了南苑机场、颐和园、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
#03
从北京出发经上海中转后，雷德斐尔德一家于12月14日到达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校址现为中山大学）。冬季广东的温热气候使雷德斐尔德从感冒中解脱，也让他有了更多的精力活动。他旁听了社会学系的一些课程，仔细参观了学校图书馆，并在岭大社会学系主任杨庆堃的陪伴下，走访了学校附近的许多村庄（参见图2）。杨庆堃当时刚从美国归来不久，被委以重建岭大社会学系的重任，他计划在其中几个村庄设立实地调查站点，以此为基础壮大岭大社会学研究。除此之外，雷德斐尔德还见到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他形容陈序经是一位“沉稳、敏锐且对高等教育有着出色见解的人”。受陈序经的邀请，雷德斐尔德在临行前就岭大的学校建设，特别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的发展做了认真细致的考察。
图 2在岭南大学访问期间雷德斐尔德与杨庆堃（左）等人合影（具体拍摄日期和拍摄者不详）
在1949年1月29日雷德斐尔德给陈序经的一封长信中，他详细谈论了自己对岭大各方面的印象，并就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在雷德斐尔德看来，相比中国其他高校，岭南大学地处中西汇通交点，它既以传统中国为腹地，又凭借着作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窗口的广东与西方建立了密切、多样的联系，岭大因此可以以这一优势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点，摆脱教会学校的传统定位，变为一所真正汇融两种文化的大学。然而，在短短几周的观察中，雷德斐尔德发现，岭大仍然与周边社区的生活相互隔绝，大多数教员也未对中西之间的关系做出深刻的思考。他还注意到，当时的岭大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和派系，西方人不仅掌控着学校事务的主导权，还在薪水、生活水平上都高于中国人，他们拥有独立的管理体制，甚至连一些宿舍和设备储藏室也都只为西方教员保留。与岭大相比，雷德斐尔德认为同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在学校共同体建设方面要表现得更为成功。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岭大当时的国际生政策，岭大的交换生项目对来自美国的本科交换生给予了许多特殊安排，而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恰恰使不少美国学生感到不舒服，他们觉得难以真正融入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氛围。对此，雷德斐尔德建议可以让中美学生混合组成学院，由中国学生组织开展混合学院的活动，同时规划一个方便中美学生共同聚餐的地方。
关于岭大的教学质量和图书馆建设，雷德斐尔德毫不避讳地给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总体上岭大的课程教学非常机械、无聊，且学分要求过多，课程大多鼓励的是死记硬背而非思考性的阅读和观察。在他停留的一个半月里，他从未碰到有教员或学生自发组织学术聚会，也没有任何关于世界局势、知识上的重要问题和改进学校教学漏洞的严肃讨论。雷德斐尔德建议学校可以通过设置一批与岭南地区相关的研究项目来吸引更多优秀师资和研究人员加入，提升学校整体的学术氛围和教学水平。此外，他还建议校方应鼓励学生阅读经典著作并加强图书馆建设。他发现岭大图书馆的分类系统非常混乱，《战争与和平》被归为历史类图书，而兹纳涅茨基的社会学名著《波兰农民》则被归为旅游类图书，同时社会科学院系的教员们大多只要求学生阅读教科书和低水平的二手文献。雷德斐尔德还为此开列了两份书单供岭大图书馆在采购时参考：一份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性读物，另一份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作品。
雷德斐尔德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的建设视为岭大跻身中国高等教育界前列的关键，他也对杨庆堃领导社会学系重建颇有信心。信中他建议一开始的调研项目规模不应太大，而应该尽可能在学校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集中资源针对那些对于学校本身以及中国发展真正重要的问题进行投入，比如先对周边农村开展小规模的调查，待条件成熟后再扩展到对更宏大、更具挑战性问题的调查研究上。至于教学方面，雷德斐尔德指出当时社会学系的教学毫无章法，教员们的工作效率也非常低。他建议系里可以首先确定几个关键概念，再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课程纲要。而从之后杨庆堃的改革举措来看，雷德斐尔德的上述意见的确得到了贯彻，杨庆堃不仅将他与雷德斐尔德共同走访过的鹭江村选为实地考察站点，还重新设计、确立了新的社会学系课程体系。
在岭大访问了一个半月后，雷德斐尔德一家乘船离开广州前往香港，由此结束了这次短暂又惊险的中国之旅。他们随后辗转游历访问了曼谷、西西里岛、巴黎、法兰克福等地，最终于1949年5月初返回了芝加哥。
#04
机场一别后，雷德斐尔德一家便与费孝通失去了联系。直到1949年6月，雷德斐尔德夫人玛格丽特才收到了费孝通的一封“奇怪的”来信，信中费孝通强调，他和玛格丽特之前共同合作翻译书稿中的内容已经不再代表他本人的观点，并希望此书英文版最终出版时，雷德斐尔德夫妇能够在序言中向读者说明他的这一思想变化。一个月后，雷德菲尔德才从杨庆堃来信中得知，费孝通留下后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频繁参加会议接受思想改造。费孝通请杨庆堃将自己的《绅权与皇权》一书转寄给雷德斐尔德夫妇，并希望他转告二人在尚未出版的《中国士绅》的序言中，能够装作先前并不认识作者本人的样子。雷德斐尔德显然明白了自己的访问可能给费孝通带来了政治上的麻烦，他亲自为《中国士绅》一书撰写了序言，其中特别声明自己在离开中国后便与费孝通断绝了一切联系，后者也从未介入此书的出版过程。费孝通后来读到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士绅》以及雷德斐尔德所写的序言，在他对魏特夫关于该书所写书评的著名公开回应中，费孝通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向远隔重洋、不辞辛劳帮助他出版书稿的雷德斐尔德夫妇表示了谢意，他这样写道：“雷德菲尔德夫妇和我私人的友谊，我是不愿意怀疑的。在美国政府这样敌视我们中国人民的气焰下，他们不可能主动地来和我联系了。他们很像是履行一个亡友的遗嘱，勤勤恳恳地完成了一本遗嘱的编辑。”实际上与此同时，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形势下，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变得十分敏感，麦卡锡主义一时猖獗。1952年至1954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先后设立了两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就几个大型基金会及类似的非盈利性机构是否提供资金支持共产主义展开调查，而雷德斐尔德过往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相关文件也在被调查范围之内。
这次难忘的中国之旅使雷德斐尔德对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特性有了切身体验，他尤其对中国人“搞关系”的做法印象深刻。在一篇短文中，雷德斐尔德如此回忆他在中国提取包裹的一段经历：当他请一位海关官员按照规章制度为他的托运包裹办理清关手续时，办事人员却总是敷衍拖沓他一连三天都没能拿到自己的行李。然而，当他的一位中国教授朋友陪他去找那位官员并告诉那人他是一位热爱中国人民的好人后，他的包裹却很快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甚至都不用再支付本应缴纳的手续费用。这让雷德斐尔德瞬间感到十分尴尬，也让作为人类学家的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处世的独特准则。在雷德斐尔德看来，中国人是“搞关系”的天才，他们厌恶正式的规则，而十分善于捕捉人性中的共通之处，并迅速创造出能够使特定社交情境中所有人都感到舒服的氛围，雷德斐尔德认为这在全世界他遇到的所有人中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当时颇为流行的世界政府运动的支持者，雷德斐尔德认为中国人的这一出众能力将成为助推实现和支撑一个世界政府理想的必要动力，因为他相信只有通过人性而不是任何的技术和机器，生活在世界上不同社会的人才真正有可能凝聚在一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之行也成为雷德斐尔德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大致在此前后，他的研究兴趣由民间社会（folk society）渐渐转向了比较文明（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研究。回到美国后，雷德斐尔德在1949年秋季学期开设了一门主题为“人类起源”的新课程，内容是讨论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兴衰，他希望从中发掘出不同文明发展的共同特征。雷德斐尔德还在随后不久出版的《民间社会与文化：文明研究的人类学进路》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借以概括和阐释他对于文明社会普遍性构成模式的看法。有当代学者认为，雷氏的这一理论明显受到了费孝通学说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同时代不少西方社会科学家不同，雷德斐尔德明确排斥那种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观点，而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全世界不同文明立足于各自传统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时，他也不赞成将社会科学视作纯粹工具性的知识，而是强调社会科学有其关乎价值、需要理解默会的一面，社会科学家则应以成为世界公民为追求目标。这些在今天看来颇具价值的另类现代化思想，在当时却被更为主流的声音所淹没，而雷德斐尔德的人生经历和他的诸多学术贡献也因此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挖掘。
在国际秩序迎来新一轮动荡和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中美富布莱特项目的今天，回顾第一批富布莱特访华学者的经历不免令人有些感慨唏嘘。在外交关系恶化的形势下，国家间人文交流的脆弱性可见一斑，但雷德菲尔德访华之旅同样表明，即使是在二战炮火弥漫和冷战阴云密布的恶劣环境之下，中美两国内部都依然存在着维系交往的不息动力。而在雷德斐尔德的整个访华旅程中，虽然不乏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状况的不适甚至是批判，但他仍尽可能地试图以一种人类学家的世界主义眼光观察并理解他匆匆访问的这个古老国度。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雷德斐尔德一家与费孝通、吴文藻等中国学者在此次访问前后培育起深厚跨国情谊。在1949年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停止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断近三十年。1979年4月，在西方学者眼中销声匿迹已久的费孝通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再次访美，虽然故人已逝——雷德菲尔德夫妇已先后于1958年和1977年离世，但费孝通此行见到了雷德菲尔德的女儿，并从她手中接过了雷德斐尔德夫人玛格丽特替他保管了二十余年的《中国士绅》一书的版税。费孝通此行还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友杨庆堃，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共同合作，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在中美社会科学界之间重新搭建起了一座新的桥梁，实现了当年未能与雷德斐尔德共同实现的中美社会科学合作设想。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夏季号，作者陈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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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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