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于展：马尔科姆 · X 晚年的海外游历、国际主义及影响
于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文明区划中心副教授
摘要：马尔科姆·X人生最后一年几乎都在海外游历。1964年 3月与黑人穆斯林决裂后，马尔科姆开始了中东朝圣和非洲之行，其视野得以拓宽，思想发生重大改变。他回国后仿效非洲统一组织，建立了非裔美国人统一组织，号召所有非洲裔的美国人，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都努力团结起来。此后，他又先后飞往非洲、英国和法国等地，呼吁把美国黑人的斗争国际化。马尔科姆国际主义的基础是正统伊斯兰教，核心是泛非主义。其斗争方式一是寻求中东和非洲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以便把美国黑人的问题带到联合国 ；二是把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提高到人权的水平 ；三是争取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其泛非主义最终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思想。这种国际化策略，深刻影响了后来黑人民权运动的激进化倾向，虽然遭到美国政府的压制，仍取得一定的成效。
关键词：马尔科姆·X 国际主义 泛非主义 激进化 黑人权力
马尔科姆·X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与小马丁·路德·金齐名的著名黑人领袖。他早年命运悲惨，混迹街头，后被捕入狱，在狱中成为一名虔诚的黑人穆斯林教徒。出狱后马尔科姆以其聪明的才智和雄辩的才能，先后被任命为黑人穆斯林的教长和其导师穆罕默德的代言人，并推动黑人穆斯林运动成为全国性的运动。1964年，他与黑人穆斯林决裂。这时，马尔科姆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在随后的中东朝圣和非洲之行后，其视野得以拓宽，思想发生变化。马尔科姆回国后又仿效非洲统一组织，建立了非裔美国人统一组织（OAAU），号召所有非洲裔的美国人，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都努力团结起来，争取自由、平等、正义和尊严。他还建立了穆斯林清真寺，作为与中东逊尼派伊斯兰教徒交流的宗教团体。此后，他又先后飞往非洲、英国和法国等地，呼吁把美国黑人的斗争国际化。此时，马尔科姆的生命正面临严重的威胁，无论是黑人穆斯林还是美国政府当局都对他恨之入骨，他经常被跟踪，时刻面临被刺杀的危险。1965年2月14日，他的房子被炸掉。一周以后，即2月21日，马尔科姆在做演讲时，被三个枪手杀害。
综观马尔科姆的一生，可清晰看到，到后期，由于马尔科姆的海外游历，他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已经意识到孤军奋战难以成功，因此抛弃了早先在黑人穆斯林期间孤立主义的做法，不断寻找国内外的联盟，最终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国际主义斗争策略，并对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充分利用马尔科姆自传及演讲集等一手资料，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展开具体论述。
一、海外游历
1964年3月脱离黑人穆斯林后，马尔科姆开始越发对正统伊斯兰教感兴趣，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组织——穆斯林清真寺。在一位穆斯林教授沙瓦比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决定去麦加朝圣，从而为自己的组织提供新的精神支持。1964年4月13日，马尔科姆坐飞机前往开罗，正式开始了第二次中东和非洲之行。在此前，马尔科姆曾于1959年第一次来中东非洲，为他的导师伊莱贾·穆罕默德的访问做准备。他虽然开始意识到美国黑人穆斯林的教义和中东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有所不同，但他并无思想上的改变。他仍穿着穆罕默德的紧身衣，完全听命于他。但这次已经完全不同。
在开罗逗留了几天后，4月16日，马尔科姆又启程前往沙特。马尔科姆知道，要进入圣城麦加，他必须在著名的“朝圣法庭”上确立自己作为正统穆斯林的宗教资格。周五（4月17日）晚些时候，也就是宗教法庭休庭的那天，马尔科姆来到这里。但第二天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无法确定朝觐出庭的确切时间。这次失败使他处于困难的境地。因为要被认定官方的资格，朝觐出庭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果在吉达耽搁得太久，就意味着错过了开始的时间。这将使得他的朝圣成为私人而不是官方承认的仪式。在朋友的帮助下，马尔科姆结识了沙特的官员和王室成员。王室及其官员的支持使得马尔科姆的请求很快被批准。马尔科姆对“麦加朝圣”的信奉，标志着他正式进入正统伊斯兰教社会。
4月21日（周二），他在黎明前就起床，做完晨祷，吃完早饭后，他动身前往阿拉法特山，在路上，他被眼前的景象深深打动了。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有的步行，有的挤公交车，有的骑骆驼或驴。他没想到自己现在目睹的平等主义是可能的，所有参与者的共同信念似乎消除了阶级分歧。第二天凌晨两点，马尔科姆与其他朝圣者醒来，先来到迈纳，然后去了麦加。他再次被朝圣的人们的巨大多样性所震撼。在朝圣的最后一天，他加入一个由沙特王储带领的商队，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要人物。看到成千上万的不同民族和族裔的人有同样的信仰，马尔科姆感动不已。马尔科姆很快把白人转变为非种族主义者的力量归功于伊斯兰教。马尔科姆于4月25日飞往沙特的麦地那，途中他继续在旅行日记中做着详细的记录。他深信在朝圣之旅中，每人都忘记了自己，转向安拉，从对安拉的顺从中，产生了人人平等的兄弟情谊。
（马尔科姆·X）
马尔科姆从吉达机场起飞，于4月29日午夜抵达贝鲁特。他在贝鲁特的部分任务是结识黎巴嫩的穆斯林兄弟会，该组织致力于以伊斯兰教义实现政治目的。5月1日，马尔科姆飞回了埃及开罗。在前往亚历山大游历了几天后，5月5日，马尔科姆又搭上了飞往尼日利亚拉各斯的航班，5月6日到达。由于安排上的原因，他只参观了两座城市。值得一提的是，马尔科姆在尼日利亚学生全国联盟赞助的伊巴丹大学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演讲，吸引了大约500名热情的听众。
除了麦加，加纳是马尔科姆此行最想去的地方。他于5月10日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他是应著名的黑人左派作家朱利安·梅菲尔德（Julian Mayfeld）非正式领导的、位于首都阿克拉的非裔美国人移民社区的邀请来到这里的。在梅菲尔德的安排下，他在加纳大学等地做了几场演讲，并会见了古巴驻加纳大使等人。据《加纳时报》报道，马尔科姆在演讲中呼吁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只有黑人、黄种人、红棕色人种联合起来发起攻击，数量超过白人种族，才能结束美国和世界的种族隔离。”5月15日早上，马尔科姆本来计划在加纳的全国议会发表演讲，但由于交通延误，他在正式会议结束后不久才到达议会。然而，国会议员们仍然聚集在那里，大多数人聚集在大厦的议员室，马尔科姆中午在那里向议员们发表讲话，并与议员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后马尔科姆被带到加纳政府的所在地克里斯汀堡，与恩克鲁玛总统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私人会谈。这是杜波伊斯的遗孀雪莉的功劳，她在丈夫于1963年逝世后继续充当恩克鲁玛的朋友，担任了加纳电视台的负责人，说服总统给马尔科姆一个会见的机会。他后来又找时间与其他美国侨民在中国大使馆吃饭，他们在那里看了三部中国纪录片，其中包括毛泽东支持非洲裔美国人解放的宣传片。这次访问非常成功，马尔科姆的名字日益被加纳人所熟知。马尔科姆在加纳的经历加强了他对泛非主义的承诺。在写给国内穆斯林清真寺的信中，他赞扬“加纳是泛非主义的领头羊，就像美国犹太人与世界的犹太人和谐相处一样，现在是时候让所有的非裔美国人成为世界泛非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他呼吁在哲学上和文化上回归非洲。
5月17日，他到达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在那里度过两天。1964年5月19日，马尔科姆迎来了他的最后一个生日—39岁生日。那天的一部分时间是在从卡萨布兰卡飞往阿尔及尔的飞机上度过的。下午，他抵达阿尔及尔，之后徒步游览了这座城市，并吃了一顿很晚的晚餐。然而，作为他非洲之行的最后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收获：马尔科姆失望地发现几乎没有人会说英语，他无法和任何人交流。
5月21日，马尔科姆在阿尔及尔达夫机场被警方短暂拘留，警方认为他拍摄的照片存在安全风险。只是在提供了穆斯林身份的证据后，他才被释放。下午晚些时候，马尔科姆回到美国，第二次非洲中东之行结束。
第二次中东非洲之行历经一个多月时间，从1964年4月13日到5月21日。这次麦加朝圣对他的精神改造和种族观具有重要影响。在麦加，他遇见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们共同祷告。环游非洲时，他与许多非洲领导人进行过会谈，包括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和埃及总统纳赛尔。第二次非洲之行十分重要，因为马尔科姆尝试为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建立紧密的联系，同时他为美国的人权运动向非洲各国领袖寻求支持。因此，在加纳和尼日利亚的会谈中，他主张在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之间建立联系并公开反对美国政府。他将南非的反种族主义斗争与美国的斗争联系起来，并且呼吁非洲人民共同帮助美国黑人，将他们的诉讼提交给联合国。马尔科姆开始意识到将非洲人民与离散的非洲兄弟们联合起来的重要性。如果这样的联合能够实现，那么组织一场强有力的运动就会有无限潜力。
1964年5月从非洲回来后不久，他宣布要组织自己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以集中各种民权组织的力量，以便在联合国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同时，他还宣布同他会谈的非洲各国领袖将会援助美国的民权运动。1964年6月28日，马尔科姆宣布“非裔美国人统一组织”成立，这个新组织原预期在1964年7月开罗召开非统（非洲统一组织）峰会时成立。在新组织成立的记者招待会上，马尔科姆表明他的目标是团结美国黑人为“人权”斗争，并将这些努力汇报给联合国从而使得美国的民权运动进入国际视野。
1964年7月9日至11月24日，马尔科姆第三次造访非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非洲之行。他计划参加开罗的非统峰会，并向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介绍情况；马尔科姆在7月12日抵达开罗，入住塞米勒米斯酒店。他与许多领导会面，包括肯尼亚政治家汤姆·姆博亚（Tom Mboya），同时还有W. E. B. 杜波依斯夫人。马尔科姆设法拿到参加会议的通行证，因为他是美国公民，而没有非洲公民身份，所以不能参加此次会议。
马尔科姆游说官员们同意给予他观察员身份，最终他被允许参会，没有其他非洲以外的公民获得这种待遇。马尔科姆参会的主要目的是说服非洲各国领袖同意通过一项解决美国黑人困境的决议，谴责美国的种族主义，为美国实现预期变革提出步骤。1964年7月17日，马尔科姆将一份备忘录递发给非统峰会上的代表们，这份备忘录说明马尔科姆意识到介绍美国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历史以及它们与非洲的联系的重要性。他谴责“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南非的一样”，呼吁“独立的非洲国家将我们的境况上诉联合国，因为美国政府的确无法保证两千两百万的非裔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他敦促非洲领导人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斗争，从而拥抱泛非主义政治。马尔科姆强调，非洲国家不要沦为“美国美元主义”的牺牲品。
但是一些非洲领导人认为非洲自身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并且美国又提供了很多援助，因此他们并不想干预美国黑人的问题。在这个困难时刻，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决定主动站出来，并与其他非洲领导人就通过一项关于美国黑人在美国所面临困境的决议进行磋商，马尔科姆前进道路受阻的状况开始改变。同样站出来对马尔科姆表示支持的还有坦桑尼亚政治家阿卜杜拉赫曼·巴布（Abdulrahman Babu），他和马尔科姆在会议上一见如故。
最终，尼雷尔向参加会议的同事们提出一份关于美国黑人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决议。马尔科姆在非洲各城市与许多非洲领导人讨论时提出的论点，显然引起了尼雷尔的共鸣。尼雷尔清楚为美国黑人的权利做斗争就是为人权做斗争。正如马尔科姆所论，如果不谴责美国的种族主义，你就无法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马尔科姆的努力在尼雷尔的支持下取得成果，他们说服了非洲各国领袖通过一项解决美国黑人困境的决议。决议通过的消息直到1964年7月21日才传到马尔科姆那里。凌晨两点半，巴布前往马尔科姆那儿并告诉他决议通过的消息。
决议指出，虽然旨在保护美国黑人基本人权的《民权法案》已经颁布，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仍在持续，因此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仍深切关注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并呼吁美国当局努力加强工作，保证基于种族、肤色或民族根源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完全消除。决议对美国无力打击种族主义表示谴责，它承认《民权法案》的颁布踏出了新的一步，但最后指出自《解放宣言》颁布以来反种族主义斗争只取得微弱成果。决议进一步表明，对美国黑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仍在持续，非洲统一组织深感不安。决议重申非统组织对美国持续存在的种族歧视表示深切关注，并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工作以消除种族主义。如果非统组织认为《民权法案》的颁布足以抑制种族主义，那么它就不会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工作消除种族歧视了。这是第一份来自非洲以外的黑人领导人设法让非统组织发表谴责美国的声明，马尔科姆成功地保证了决议的通过，这是一个重大成就。
开罗峰会结束后，马尔科姆在埃及又待了一段时间，期间还去科威特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访问。由于马尔科姆在峰会上的成就遭到很多人的贬低，尤其是美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来诋毁马尔科姆，并离间他和非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开罗峰会结束后不久，马尔科姆决定前往非洲与各国领导人进行交流，以加强他们的友谊。这次行程十分重要，它加强了马尔科姆将反种族主义斗争国际化的决心。这次他决定先去一趟东非，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坦桑尼亚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坦桑尼亚代表们给予马尔科姆的支持以及他与巴布之间的友谊促成了这次拜访。马尔科姆在坦桑尼亚度过了一周时间，他于1964年10月10日到达达累斯萨拉姆，17日离开。马尔科姆在达累斯萨拉姆与当地的人们相处得都很好。他参观了古巴大使馆，与古巴大使进行会话；在一场由阿尔及利亚大使举办的派对上，他还同作为泛非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的美国黑人比尔·萨瑟兰德（Bill Sutherland）见面，后者当时住在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时，萨瑟兰德开车载着马尔科姆去会见了许多坦桑尼亚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马尔科姆旅居坦桑尼亚期间，巴布作为东道主接待了他，所以他与巴布及其家人在达累斯萨拉姆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巴布还安排马尔科姆与尼雷尔进行了一次会面。尼雷尔邀请巴布前往他的住宅，他们谈了三个小时。在谈话期间，马尔科姆送给尼雷尔一份礼物，那是他的演讲之一—“致草根的话”，尼雷尔谈到中国原子弹研发成功。马尔科姆告诉尼雷尔，他也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他在日记中描述尼雷尔“十分机警、聪明，平和近人”，这使他印象深刻。马尔科姆扩展了自己的视野，不再仅仅关注美国的斗争事业，同时还要着眼于国际反种族主义斗争。如此一来，巴布、尼雷尔和其他非洲领导人帮助马尔科姆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使他认识到非洲人民以及离散的非洲后裔的斗争事业是作为一种国际事业而存在的。
马尔科姆于1964年10月18日离开坦桑尼亚前往肯尼亚，他与肯尼亚的领导人肯雅塔和乌干达的领导人奥博特搭乘的是同一架飞机。肯雅塔是肯尼亚茅茅运动和肯尼亚独立运动的领袖，马尔科姆在美国的演讲中频繁地提到肯雅塔和茅茅运动的斗争事业。肯塔雅要求马尔科姆移步至飞机前排，坐在肯塔雅和奥博特的中间。肯尼亚的另一位领导人汤姆·姆博亚在机场等待马尔科姆的到来，马尔科姆之后就住在姆博亚的家中。随后几天，马尔科姆出席了很多活动，在每次活动中，马尔科姆都被当作一位来访的显要人物对待。其中马尔科姆最大的成就是在肯尼亚议会上发表演讲，演讲后议会很快通过了一份支持美国黑人的强硬决议。对于一个非洲主权国家来说，支持他的人权构想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突破。马尔科姆的观点被肯尼亚接受，其联系非洲人民与美国黑人的反种族歧视斗争的努力在东非再次获得支持。
马尔科姆离开东非又先后去了尼日利亚、加纳等西非各国，利比里亚、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各国以及英法等欧洲国家，最后于1964年11月回到美国，第三次非洲之行结束。
总之，在1964年的大部分时间，马尔科姆在中东和非洲来回穿梭，纵横捭阖，频繁会见各国的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不断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虽然中东和非洲国家宗教和民族矛盾很深，国家治理也面临很多问题，但马尔科姆求同存异，总是能说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事业，其情商之高，能力之强，魅力之大，令人叹服。
二、国际主义
在长期的海外游历过程中，马尔科姆终于在亚非拉那些新独立的国家那里，尤其是非洲国家找到了最理想的同盟，这导源于马尔科姆晚期著名的国际主义战略，即把美国国内的黑人问题、黑人斗争国际化。马尔科姆坚信美国本身不会道德觉醒、良心发现，它只是害怕外来的压力，害怕它在国际上的形象受损，是世界压力和国际形势迫使美国政府让步，从而使美国黑人所受的对待有一点进步。所谓使美国黑人的斗争国际化，即“号召我们在非洲、亚洲、拉美甚至欧洲一些国家的兄弟姐妹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使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
马尔科姆国际主义的基础是正统伊斯兰教。马尔科姆与黑人穆斯林分离后，就开始转向了正统的伊斯兰教，而麦加朝圣成为马尔科姆新的宗教观建立的标志。麦加朝圣使马尔科姆深切地感受到美国需要伊斯兰教，因为这个宗教从它的社会里排除了种族问题：一个神的信念从穆斯林的思想中移去了“白”，从他们的行动中移去了“白”，从他们的态度中移去了“白”。他相信如果白人美国能接受神的一元性，也许他们也能接受人的一元性—停止按照肤色的不同来衡量、打扰和伤害其他人。马尔科姆本身对伊斯兰教及其真主有一种感性的认识，确信安拉是所有人、所有地方、所有肤色的真主，接受伊斯兰教神的一元性意味着接受人的一元性，即在安拉面前，无论何种肤色的人都是兄弟，是平等的，从而拒绝了白人是魔鬼的神话。他相信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只要服从于伊斯兰教，服从于安拉，都能达到自己期望的目标，“真正的伊斯兰教排除了种族主义，因为接受它的宗教原则并服从于一个神—安拉的所有肤色和种族的人，会自动地把彼此作为兄弟姐妹来接受，而不管肤色的差别”。马尔科姆认为，只要美国白人和黑人接受伊斯兰教，那么他们之间达成友好亲密的关系便是真实和可行的。马尔科姆在朝圣过程中也觉察并完全理解了伊斯兰教思想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即重集体而非个人：“安拉在《可兰经》中说他的手总与社会而不是个人连在一起。”当他在中东第一次遇见穆斯林时，马尔科姆立即感受到温暖、友好的气氛，人们爱他，把他当作兄弟来接受，为他提供食物甚至他们的床。马尔科姆还把伊斯兰教与人性、人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把自己与所有人的人权联系在一起的宗教，而不管种族、肤色和信念的差异，它承认每个人都是同一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因此，“从伊斯兰教信条中的道德观点来看，穆斯林世界正努力把自己与我们黑人在美国被违背了人权的困境紧密联系起来”。这成为马尔科姆把美国黑人斗争国际化的重要宗教基础。
在具体宗教实践过程中，马尔科姆一方面在国内建立自己的宗教组织—穆斯林清真寺，和原来的伊斯兰民族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以此为中介积极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政府、大学和宗教团体取得联系，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并竭力为美国黑人学生从两国争取了总计35个奖学金的名额，从而使自己的穆斯林清真寺成为与中东正统逊尼派伊斯兰教交流的强有力国际组织。
马尔科姆对中东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也不是完全无保留地赞同。他认为阿拉伯人对宗教教条的看法阻碍了伊斯兰教的传播，因为“阿拉伯人不擅长公共关系，他们说真主保佑，然后等待；他们在等待的时候，世界已经把他们远远抛在后面”。马尔科姆希望有一天穆斯林能理解现代化和伊斯兰教融合的必要性。
马尔科姆国际主义的核心仍是泛非主义。他在1964年5月的非洲之行中就热情地宣扬：“正像美国犹太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世界犹太主义联系在一起一样，非裔美国人成为世界泛非主义内部的一部分的时刻来到了，即使我们的身体可以留在美国，然而，在我们为宪法赋予我们的权益而斗争的同时，我们又必须从哲学和文化上回归非洲，并且在一个泛非主义的框架内发展紧密团结的合作关系……如果我们从文化、哲学和心理上移回非洲，然而身在美国，那么，在我们和非洲之间通过文化和哲学移民发展起来的精神纽带，将加强我们在这里（美国）的地位……你从来不能把基础建在美国。”换言之，身在美国，心在非洲。他强调，非洲大陆强大、统一了，非裔美国人也就会在美国得到尊重。他多次在演讲中从独立、资源、市场、工业化等方面论述非洲的重要性，极力赞美非洲，强调非洲的血统、非洲的起源、非洲的文化和非洲的纽带，来提高西半球尤其是美国黑人的尊严，并为实行泛非主义提供依据。因为他很明白：“什么使我们分裂？我们缺少骄傲。我们缺少种族认同，我们缺少种族骄傲，我们缺少文化根基。我们没有共同之处。然而，当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且改变形象后，我们就以他们为骄傲，我们开始在那种程度上有了共同之处，今天黑人团结起来变得容易多了……”
马尔科姆不仅大力宣扬泛非主义的主张，而且还身体力行，在1964年7月以观察员身份参加非统组织的大会时，反复强调“我们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问题”，寻求非洲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以便把美国黑人的问题带到联合国。在大会上，他大声疾呼：“你们的问题永远不能完全解决，除非我们的问题被解决，你们将永远不能被完全尊重，除非我们也被尊重。你们将永远不能被作为自由的人被承认，除非我们被作为人来承认和对待。我们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问题，它不是一个黑人问题，也不是一个美国问题，它是一个世界问题，一个人性问题，它不是一个民权问题，而是一个人权问题。我们的非洲兄弟应该毫不犹豫地把美国政府带到联合国面前，控告它违背了2200万非裔美国人的人权……我们请求独立的非洲国家帮助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带到联合国前，因为美国政府道义上不能保护2 200万非裔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因为我们日益恶化的处境一定会成为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他也提醒、告诫非洲国家—“我祈祷我们的非洲兄弟不要刚刚从欧洲殖民主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又掉入美国美元主义的枷锁中。不要让美国的种族主义通过美元主义合法化”。
马尔科姆国际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提高到人权的水平。在1964年4月“选票还是子弹”、1964年7月“向非洲国家首脑的呼吁”等演讲中，马尔科姆对民权和人权的区别、人权斗争和国际斗争的联系做了阐释：“当你进行民权斗争时，你把自己局限在山姆大叔的权限范围之内。只要你的斗争是民权斗争，在外部世界中就没有人站出来为你的利益说话。民权是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的非洲兄弟、亚洲兄弟和拉美兄弟不能开口干涉美国的国内事务。当你把民权斗争扩展到人权水平，你能把美国黑人在这个国家的处境带到联合国面前，你能把它带入联合国大会，你能把山姆大叔带到世界法庭上。民权意味着你乞求山姆大叔赐予你权利。人权是你天生就有的东西，人权是上帝赋予你的权利，人权是地球上所有民族都承认的权利。任何时候、任何人违背了你的人权，你都能把它带到世界法庭上。”所以，“争取民权的斗争涉及黑人要到白人的法院中去受审案件。但是当黑人在人权问题上进行斗争时，情况就不同了。这样就打开了把山姆叔叔带到世界法庭去的大门。应当把山姆大叔带到法庭上，让它说出为什么黑人在所谓自由的社会里是不自由的，也应当把山姆大叔带到联合国去，并指控它违反联合国的人权宪章”。马尔科姆还把美国的黑人问题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做了比较：“倘若说南非犯有侵犯非洲人的人权罪，那么美国就犯有更加严重的侵犯美洲大陆2200万非洲人的人权罪。如果南非种族主义问题不是一个国内问题，那么美国的种族主义也不是一个国内问题。”这就使马尔科姆的人权斗争更有说服力。
马尔科姆的国际主义尤其是泛非主义思想其实是与其黑人民族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他晚年重点构筑了自己的黑人民族主义哲学：“我们的政治哲学将是黑人民族主义，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哲学将是黑人民族主义，我们的文化哲学将是黑人民族主义。黑人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意味着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社会的政治和政治家。”换言之，黑人要控制自己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其斗争目标逐步从独立国家转向自治社会、从身体移民转向心理移民。所谓心理移民，即精神上回归非洲：“如果我们尽量先从文化、哲学和心理上回归非洲，即使身在美国，这种心理、文化和哲学上的移民将提供我们与母国紧密联系的纽带，从而加强我们在美国的地位，而且我们由此也能有效地影响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正如马尔科姆于1964年11月29日在从非洲和中东回来后召开的第一次非裔美国人统一组织集会上所言：“我们在美国的2200万人民正考虑把自己与非洲紧密联系起来，因为我们的起源是相同的，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我们已经被分开太久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准备好行囊，驾着小船回到非洲，这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必要的是我们从思想上、文化上、精神上、哲学上和心理上回归非洲。当我们在那种意义上回归时，被创造出来的这种精神纽带使我们不可分离，他们能看到我们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互相帮助、彼此合作，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可见，马尔科姆意识到回到非洲、分离主义是不现实的，他越来越少地把非洲看作一个美国黑人后退以创造一个分离国家的地方，非洲对于被压迫黑人的人格重建以及他们转变为非裔美国人更多变成一种观念上的需要。
马尔科姆的国际主义中还包含着一种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几次非洲之行中，马尔科姆都注意到：“在亚洲和非洲独立的国家中用来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法不是资本主义。”马尔科姆与杜波伊斯夫人等人交往甚密，而他们都是著名的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左派人士。他们又把马尔科姆介绍给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等人，马尔科姆从而对中国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斗争的支持有深刻的了解。在加纳和英国的时候，他多次接受新华社的采访，如1964年5月16日，他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美国黑人欢迎毛泽东主席在去年8月8日为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而发表的声明，认为：“毛主席的声明正是我们美国黑人所需要的。我们欢迎他的声明和他代表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对我们斗争的支持。我们美国黑人还对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他们的革命和国家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在此影响下，马尔科姆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意识到美国黑人问题是国内、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马尔科姆确信资本主义体系培育了种族主义，并把它作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一种工具，这种体系在占优势和附属的群体间通过暴力确立了殖民关系，美国的黑人贫民窟就属于这种模式。马尔科姆遇刺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多篇悼念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郭沫若为他写的一首悼诗，不仅讴歌了马尔科姆在黑人斗争方面的巨大功绩，还赞扬了马尔科姆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其标题及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高呼“马尔科姆·爱克斯万岁”。这有力证明了马尔科姆与中国之间的亲密关系。
通过使美国黑人斗争国际化，马尔科姆发现了把少数变成多数的方法，“当这些不同地区（亚非拉）的人们开始看到问题是同样的问题（种族主义压迫），当2 200万美国黑人看到我们的问题与南越、刚果和拉美被压迫人民的问题是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地球上被压迫的人民构成了大多数—那么我们作为大多数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要求而不是作为少数人的乞求”。他指出：“当我说黑人，我指的是非白人—黑种人、棕种人、红种人和黄种人。”并满怀信心地宣称，从国际水平和世界背景来看，“我们在地球上不是少数”，非裔美国人在西半球就占据了大多数。“今天西半球黑人斗争和过去斗争之间的基本区别是，他们有了一种新的认同感、尊严感和迫切感，他们看到现在他们有了同盟。”因此，他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们（包括美国黑人在内）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反对共同的少数的压迫者。这就大大提升了美国黑人开展争取自由斗争的自信。
马尔科姆的泛非主义最终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思想。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相信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最终会发生冲突。我相信，那些希望人人享有自由、公正和平等的人与那些希望继续维持剥削制度的人之间将会发生冲突。把黑人的反抗仅仅看作黑人对白人的种族冲突，或者纯粹是美国的问题，都是不正确的。相反，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场全球的被压迫人民反抗压迫者、被剥削人民反抗剥削者的革命”。他也深刻意识到革命的目标：“一场全球性的革命正在进行……它反对什么？权力结构。美国的权力结构？不。法国的权力结构？不。英国的权力结构？不。那么，什么权力结构呢？一个国际化的西方权力结构。一个由美国利益、法国利益、英国利益、比利时利益、欧洲利益组成的国际权力结构。这些曾经殖民有色人种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联盟。这是一种统治世界的结构。直到最近，在亚洲和非洲发生的革命，才摧毁了权力结构的基础和力量。”这样就使马尔科姆的国际主义有了更大的普遍性和更激进的色彩，有力促进了后来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发生和演变。
三、影响
马尔科姆的中东、非洲之行，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监视。为了抵消其影响，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想方设法对他进行监控和压制，一些媒体也对他进行诋毁。例如，马尔科姆公开出席非统会议在美国引起批判性的回响。其中一个例子是维克多·里塞尔（Victor Rissell）在《洛杉矶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标题为“马尔科姆·X的非洲阴谋”，颇具煽动性。他在文章中使用了只有中情局才会拥有的马尔科姆的资料，谴责马尔科姆与中国和国际左派人士关系密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很大威胁。当时的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写信给埃德加·胡佛，建议联邦调查局调查马尔科姆在开罗的逗留是否违反了《洛根法案》。《洛根法案》规定，公民未经授权与外国政府签订协议是非法的。卡岑巴赫在信中证实，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都在监视非洲的马尔科姆。在马尔科姆离开开罗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减少跟踪他的努力，而且在他出国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调查局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他。在访非期间的每次活动中，马尔科姆都被当作一位来访的显要人物对待，他在社交和公共活动中引人注目的表现，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震惊。联邦调查局之前曾花了数年时间试图挑拨伊斯兰民族领导人穆罕默德和马尔科姆的关系，希望能搅乱该组织，败坏其领导人的声誉。马尔科姆在非洲的广受欢迎令美国政府必须加大努力诋毁他。马尔科姆访问肯尼亚时，美国大使馆联系了住在内罗毕的几名美国黑人，警告他们离马尔科姆远点。原计划的一次聚会不得不取消，因为有人向他施加压力，企图败坏他的名誉。当肯尼亚议会通过了支持马尔科姆提出的人权斗争的决议后，美国驻肯尼亚大使和几名助手立即约见了马尔科姆，他们询问了他与肯尼亚官员的关系，并要求他提供最近所有活动的细节。大使甚至当着马尔科姆的面谴责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最终美国政府的企图失败了。很多时候，马尔科姆都做了有理有据的回应。例如针对他参加开罗非统会议的负面评价，1964年8月21日，他以非裔美国人统一组织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该声明最有趣的特点是马尔科姆对自己出席会议的公正评价。他说：“我来参加这次首脑会议并没有像美国新闻界某些人士所说的那样是徒劳的，相反，事实证明我来参加这次首脑会议的结果是很有成效的。”他强调了非洲代表对他表示的政治团结深表赞同，“我没有发现我失去了任何机会”。面对美国驻肯尼亚大使的诘问，马尔科姆保持冷静，他精力充沛地陈述了自己的立场和目标，要求当局提供他做过任何违法行为的证明。非洲各国政府也不相信美国政府的诋毁，都给予马尔科姆很高的礼遇。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政府意识到马尔科姆的巨大影响和能量，所以才对他进行百般诋毁和压制。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官员检查了马尔科姆提交给非统组织的长达八页的备忘录后，他们表示，哪怕马尔科姆只是成功说服一个非洲国家的政府把指控带到联合国，美国政府也将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马尔科姆的海外游历和国际主义思想对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向激进化方向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它对民权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影响很大。“自由夏天”后，该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去非洲参观旅行，在那里他们遇到了马尔科姆。刘易斯回忆说：
我们意外地遇见了马尔科姆，跟他讨论了很长时间。我们不仅讨论了非洲的问题，也谈论了美国的问题，例如参与民主进程的权利问题。他反复警告我们要谨慎。我感觉马尔科姆正在发生改变，因为他一直说想帮助和支持民权运动，想参观南方，而且鼓励我们坚持斗争。
1964年12月，鲁哈默等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的代表在哈莱姆开展了一次北方城市之行，马尔科姆应邀在他们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讲。返回时，哈默女士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自由歌手们参加了马尔科姆发起的非裔美国人统一组织的会议。后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青少年开展了一次从密西西比麦考姆到纽约进行参观的活动，马尔科姆对这些来自南方的青少年说：
1964年斗争最伟大的成就是成功地把我们的问题与非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使我们的问题成为一个世界问题。意识到你们虽然身在密西西比，但并不孤单是很重要的。
1965年塞尔玛（Selma）运动期间，马尔科姆的影响在年轻激进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已经很大了。该会邀请马尔科姆于2月4日在布朗礼堂召开的大众会议上演讲。马尔科姆激动人心的演讲推动了该会内部黑人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克利夫兰·塞勒斯（Clereland Sellers）认为这次邀请“加强了马尔科姆与我们斗争和年轻人的联系”。b 就连对该会的激进成员日益不满的刘易斯，也评论说“马尔科姆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清楚地表达出美国黑人的渴望、痛苦与挫折”。
1965年2月21日，马尔科姆在哈莱姆遇刺身亡，但他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影响却保留了下来，并越来越大。克利夫兰·塞勒斯说：
马尔科姆唤起了我们的觉醒。他鼓励和激发我们继续斗争。我们从整体上来看马尔科姆，他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转变。起先，他是一种有缺陷的人，但他能改变自己，约束自己，教育自己，努力向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派我和刘易斯来参加马尔科姆的葬礼。我们给马尔科姆带来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听到你说的话了，我们正在聆听，事实上，我们已经接受了你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我们将继续把它融入我们的运动和斗争中。
到1966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呼吁建立第三世界联盟，将美国黑人与被殖民的非洲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联合起来，在他们自己的民权运动和国际解放斗争之间建立联系。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加强了他们对整个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的认同，认识到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斗争的“不可分割的性质”。他们确实继承了马尔科姆在国际斗争方面的遗志。
马尔科姆死后，他的国际主义思想对“黑人权力”等激进运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对斯托利·卡迈克尔和黑豹党影响最大。卡迈克尔是黑人权力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曾在一次游行中首先提出“黑人权力”的口号，后来先后担任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黑豹党的领导人。他继承了马尔科姆把黑人的自由运动同全世界正在兴起的反殖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主张，并认为黑人社会构成了美国的一个国内殖民地。他在与人合著的第一本解释“黑人权力”的书中提到，“黑人权力意味着黑人把自己看作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斗争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1967年在古巴举行的一次拉丁美洲革命者会议上，卡迈克尔又专门讨论了这个主题，“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同你们在共同斗争中是共命运的，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就是西方白人的帝国主义社会。我们的斗争就是要推翻这个通过对非白人和非西方人民的第三世界进行经济剥削和文化侵略而养肥自己和扩张自己的制度”。卡迈克尔最终像马尔科姆一样信奉泛非主义思想，与加纳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几内亚领导人塞古·杜尔等非洲国家首脑联系密切，甚至改名为克瓦米·杜尔，并移民到几内亚。
黑豹党的思想主张，前期侧重于自卫、黑人自决等黑人民族主义，后期则转向革命、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激进思想，和马尔科姆的一些国际斗争思想也基本一致。而且它完全把思想用于实践，在非洲等全球各地建立支部，推动了黑人争取自由的国际化斗争的全球发展。黑豹党领导人牛顿在1971年写道：“黑豹党从黑人权力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这个党已经从黑人权力的意识形态转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已经不像以前的黑人权力那样，是民族主义者，我们变成了国际主义者。”或者说，“我们的党不再是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我们成为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政党。我们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政党，因为我们正在与国际资产阶级做斗争，因此自然的，我们的方法和策略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黑豹党与马尔科姆一样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关系友好，视中国为支持美国黑人自由斗争和解放事业的重要国际力量和盟友。
总之，马尔科姆晚年的海外游历，开阔了他的视野，改变了他以前在黑人穆斯林期间孤立、远离一切民权组织的封闭方法，开始特别强调黑人团结和建立强大的同盟。在其黑人民族主义的框架内，马尔科姆提出了包括泛非主义和人权斗争等在内的国际主义战略，以解决美国黑人的命运问题。虽然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制，但马尔科姆的这些思想仍推动了民权运动向激进化的“黑人权力”运动方向发展。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卡迈克尔和黑豹党等组织和个人，都继承了马尔科姆关于黑人世界革命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并努力付诸实践，让其成为激进的“黑人权力”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
结 语
总之，马尔科姆的海外游历尤其是非洲之行的经历，促进了其国际主义策略的形成。他的策略经历了从寻找国内盟友到开展国际斗争的转变。起初他希望黑人自己能团结起来，因此积极寻求与金等温和派黑人领导人的合作，但遭到他们的拒绝，他不得不另寻新路，开始筹划有条件的黑白同盟，但由于马尔科姆一贯对白人心存疑虑，这样的黑白同盟很难建立。最终，他在亚非拉，尤其是非洲和中国那里找到了最好的盟友，形成了著名的国际主义斗争策略。其主要内容包括以正统伊斯兰教为基础，以泛非主义为核心，以向联合国申诉、人权斗争及赢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等为手段，竭力争取美国黑人的自由和权利，最终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思想。这种国际化策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遭到美国政府的压制，但促进了后来黑人民权运动的激进化发展。而且，它对处于美国社会下层、悲观失望乃至自暴自弃的黑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激励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并取得一定的成效。非统组织大会曾发表声明，虽然承认美国通过民权法案的事实，但仍谴责美国种族主义侵犯了美国黑人的人权。美国政府为此非常难堪，不得不高度重视和关注这个棘手的问题，支持比较温和的改革，这样反过来也就有助于美国黑人困境的改善。可见，马尔科姆的观点是正确的：没有压力就没有进步，自由从来就不是通过赐予得来的，而是要经过艰苦的斗争。后来联邦政府不得不实施各种民权法案及肯定性行动计划来保护黑人的平等权利，马尔科姆的国际斗争策略还是从中起了积极作用的。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马尔科姆主张的激进化、国际化的黑人自由斗争的路线是美国政府不能容忍的，因此一旦民权改革涉及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整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等问题，美国政府就不会继续推进下去，很多难题就一直遗留到现在，成为当今美国社会种族问题时常爆发的根源之一。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夏季号，作者于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文明区划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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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殷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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