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张舒然：虎、人和神：18至 19世纪安泽黑虎庙研究

张舒然世界历史评论

张舒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通过研究山西省安泽县现存清代黑虎庙中的壁画和碑文，以及当地县志的记载，本文试图解答以下几个问题：谁是黑虎庙中人们崇祀的对象？当地的人虎关系是如何影响黑虎崇拜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的？此外，为了配合神话叙事，黑虎或者虎在这些庙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通过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阐释动物神崇拜和人与动物乃至自然的关系。此外，本文还会对比黑虎崇拜和八蜡崇拜。虽然二者都展现了对虎的崇敬，但它们在传统、目的和社会影响方面有所不同。这两种信仰中的动物形象显示了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就是动物和自然并不是崇祀的核心，而实际上都受制于神，通过对神的祭祀，人们希望间接实现对动物和自然的控制。

关键词：黑虎庙　虎　安泽县　动物神　八蜡　人与动物的关系

早在2016年，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的民俗学者毛巧晖发表了有关安泽县民俗文化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以黑虎崇拜为例的地方信仰。根据当地的地理条件、历史资料、民间传说以及虎崇拜的传统，毛巧晖认为：“黑虎庙和黑虎信仰的存在源于人们的心理诉求，他们希望黑虎神可以为其消灾驱邪，保佑其称心如意、吉祥平安、出行方便，人们将自己出入的平安幸福寄托在黑虎神的护佑之下。”尽管她在定位黑虎庙和搜集信息方面成就显著，但依然有一些物料和话题值得深入探索，如庙宇壁画和题壁文字及其与黑虎神表征的关联性。跟随毛巧晖的足迹，本文将会探讨与18至19世纪安泽县的黑虎庙有关的几个问题：谁是黑虎庙中人们崇祀的对象？当地的人虎关系是如何影响黑虎崇拜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的？此外，为了配合神话叙事，黑虎或者虎在这些庙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通过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阐释动物神崇拜和人与动物乃至自然的关系。2020年11月底，笔者在当地亲朋的帮助下搜集了三座清代安泽黑虎庙遗址的高清照片和影像资料。比起毛巧晖四年前考察时的情况，风雨侵蚀和人类活动均给这些庙宇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也使得记录和研究遗址中壁画与文字的工作更具迫切性。与此同时，庙宇较差的保存条件加剧了辨识原物料形制和涵义的难度。为了更全面地还原清朝中晚期的黑虎庙及其信仰，我们还会在研究过程中参考当地县志和碑文记载。

本文首先会根据雍正十三年（1735年）编撰的《岳阳县志》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编纂的《重修安泽县志》介绍安泽地区的历史地理信息。该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给农业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且还加剧了人与野生动物的矛盾冲突。通过分析当地造成灾害的物种，我们可以重建人与动物尤其是与虎冲突的时间线和影响。然后，我们将调查位于安泽县半沟村、英寨村、张家沟村和辛庄村黑虎庙的建立与重修。关注的焦点是这些庙宇建立的最初原因，还有其中黑虎或者虎的表征。最后，我们会对比黑虎崇拜和八蜡崇拜。虽然二者都展现了对虎的崇敬，但它们在传统、目的和社会影响方面有所不同。这两种信仰中的动物形象显示了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就是动物和自然并不是崇祀的核心，它们实际上都受制于神，通过对神的祭祀，人们希望间接实现对动物和自然的控制。

一、安泽县的地理和历史简述

安泽县位于山西省的东南部，临汾市的东北方向。邑令赵温（受任于1731年）曾简要地介绍道：“岳阳，古禹治水□。秦置郡，汉后屡更易，宋元隶河东……明属平阳府，国朝因之。”有关当地气候，雍正版县志还提道：“岳邑山多地狭，阴气较重。凡节候视历日稍差，如日躔娵訾之次，《礼》称‘东风解冻，蛰虫始振’，本邑则于惊蛰后得之。播种稍迟，多被霜萎，地势然也。”民国版的重修县志补充：“第即一邑，论早晚寒暖已自不同。县南诸村视县东西诸村早煖一二日；县东西诸村视县北诸村又早煖一二日；惟北平一带则煖少而寒多。东西南三乡常苦旱，北乡有时则苦雨。地气与地势然也。”安泽地区的地形北高南低，北部有太岳山，沁水从中部自北向南穿流而过。由于地壳运动，该区域东西两边隆起。数百年前，这里的海拔和山岭给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

“岳阳地境偏僻，山林深阻；虎豹叫嗥，奸宄潜穴。藉城垣以为捍蔽，比他处更为亟亟。”这段话出自邑令朱亮采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所作的《岳阳县修城记》，解释了修建及修缮岳阳县城墙的重要性。这说明面对野兽和暴徒的时时进犯，无论平民还是官员都受到了很大的困扰。时间退回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也就是朱亮采上任（1684年）的约十年前，当时初来乍到的邑令赵时可也曾为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担忧。他写下了许多诗文来表达自己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同情，同时也抒发了为官的无奈。赵时可在《拟岳民谣八章》的引子中写道：“伤哉！岳邑贫瘠已甚。予抚三载略无起色。虽政拙才疏，亦时地使然也。”接下来，他从八个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当地的困境：穴居、木食、人荒、虎患、包赔、逋欠、无食和无衣。其中有一些问题来源于朝廷的沉重赋税，另一些却与土地贫瘠和猛兽袭击有关。在古体诗《岳阳叹》中，赵时可提到了类似的问题：“凿土竟作家，茹草甘如旨。魑魅与为邻，生儿共虎兕。”此外还有：“吞声诉阙由，土瘠干戈比。贼巢曾蚁盘，生人化枯鬼。零丁荷来锄，强播石头底。”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麦无余尺干，谷无敷寸蕊”。赵时可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长官虽抚绥，车火濡杯水”。沉浸在痛苦中的邑令叹道：“民苦犹可逋，官苦谁诿矣？”无论他的救济计划成效如何，赵时可对贫民的体恤和同情为他赢得了“善抚残黎”的美名。

以上清代岳阳官员的文学作品证明人与自然的冲突在当地表现得颇为显著，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农业生产和个人安全。由于复杂的地形、极端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农民犁地种庄稼的努力并没有太大的收获。逃荒引起的劳动力流失使得本来就艰难的农业生产雪上加霜。同时，生活在偏远地区的村民暴露于广袤的荒野中，他们需要为了生存而直面山林里的危险。赵时可在他的“拟民谣”中写道：“生涯何处度长年，只在颓窑破洞边。猛虎骄狼搏得惯，深山苦海更三千。”可悲的是，村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长期与野兽搏斗的生活。由于“多虎患，白昼攫人”，他还作《檄虎》一文，威胁道：“仍稔恶不悛，岳之官吏气如铁，长有弓弩，短有刀锯。”其文字展现了县政府为达到目的而采用的灭虎手段。传统上虎患被当作是官员道德沦丧和政治腐败的象征，而人与虎之间的对峙也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因此，无论社会地位高低，人们对这些邪恶的肉食动物都充满了怨念—一些人是为了生存而斗虎，而另一些人则是为了维护自己体面的政治形象。除了当地居民捕杀，民国版的县志还指出对森林的大面积砍伐最终造成了虎的灭绝。“初安多虎患，其时山深林密，猛兽易于潜踪。今则斫伐殆尽，而虎亦无复存矣。”从数量过多到几乎消失，当地虎种群数量的锐减显现了自然生态的变化。

根据雍正版和民国版的县志，清代的安泽地区发生过两次重大虎灾：一次发生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而另一次发生在雍正八年（1730年）。一个世纪以后的道光十七年（1837年）“四乡多狼灾”。光绪五年（1879年）和六年（1880年）“狼鼠为灾”。之前提到的虎灾发生与自然灾害没有太多联系，但狼灾却都发生于蝗灾和旱灾之中或者之后。比如，光绪二到四年间（1876—1878年），一场罕见的大旱造成岳阳庄稼歉收甚至是绝收，历史上称之为“丁戊奇荒”。“人相食，道毙无数。”食物匮乏迫使狼群和老鼠都从野外聚集到村落觅食，加上原本就恶劣的自然条件，当地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中国文化史学者吴朋飞和周亚在研究明清时期山西虎地理分布情况时提出，虎的生存环境“必须具备足够的动物资源，供它们猎食；必须具备足够的水源，供它们热时洗浴和饱食后痛饮；必须有足够的林木或丰草，供它们隐藏……可见老虎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比较高，一旦环境有所改变，老虎很难适应”。基于县志中有关虎活动的记载，吴朋飞和周亚总结出山西地区的虎灾往往发生于秋冬时节，因为食物匮乏且虎处于发情期的缘故，它们会猎杀人畜为食。有趣的是，《岳阳县志》记载的两次虎灾都发生之，往往群伏田畔，持械狙击，得辄脔食之。其肉亦殊不恶，然产育极多，卒不能制。”就“山猪”的定义，民国版县志的编纂者参考了《山海经》和《桂海虞衡志》。虽然“山猪”是豪猪的别名，但编纂者认为其更接近“懒妇”—一种体形偏小的野猪。《南越笔记》中记载：“懒妇即山猪。雄大而多力，口旁出两牙，长六七寸，甚猛利。”当代版的《安泽县志》也认为野猪在当地常常被称为“山猪”。极端的旱灾迫使野猪到农田里觅食，而这一举动很有可能将它们的天敌—狼也引入山林。即使被人类猎杀，野猪的数量在未来的数十年间依然居高不下。其入侵人类疆域的原因不仅仅来源于自然灾害，还有可能来源于天敌的缺乏。尽管此时虎已经消失，讽刺的是，它与猫一道还在八蜡庙中受人崇祀，因为它们可以消灭野猪和老鼠从而确保丰收。至于狼，它们在丁戊奇荒中被围猎。在榆社、沁州、临汾和辽州，地方政府会悬赏捕狼。人类的干涉削弱了自然本身抵御灾害和维护平衡的能力，而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也更加被动。他们常常会想方设法纠正先前开发留下的恶果，不料却牺牲了自然本身。由于虎在岳阳环境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黑虎庙便成为不断变化的人虎关系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标记。下文将会调查安泽县修建或重修于清代的四座黑虎庙。

二、安泽县 18 至 19 世纪的黑虎庙

半沟村、英寨村、张家沟村和辛庄村的黑虎庙之所以成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正如前文提到的，毛巧晖几年前曾经造访过这四座庙宇。她的相关著作已经囊括了庙宇的地理位置、修建或者重修的大致年代、建筑形制，以及现存文物等。由于毛巧晖的介绍比较简短，还有许多问题未被提及，如“庙里崇祀的神是谁？”“黑虎或虎在庙宇崇祀活动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现在，这些黑虎庙没有常驻人员而且大多数庙宇的保存状况不佳，我们只能依赖壁画、题壁文字和碑文来看虎或黑虎的表征及其与黑虎庙功能的联系。这就自然而然引出了第二个原因。这四座庙宇中遗留了很多18至19世纪的壁画和文字。通过研究这些资料，我们能够找到一些黑虎庙建立和重建的信息，并了解一下其是如何与关于虎的文化认知相联系的。考虑到人与野兽的长期对峙关系，虎形象在黑虎崇拜中扮演的角色应该可以反映出人们降服猛兽甚至将其转化为抵抗其他邪恶势力的武器的愿望。

（一）半沟黑虎庙

这座庙位于良马乡半沟村北。树木环绕中的窑洞式的建筑由石砖砌成，坐北朝南分为三间。中间窑洞的拱墙的壁画在东西两面墙上向天花板延展。壁画上可见翻滚的祥云中点缀着一些彩色人物像。毛巧晖认为这些人物是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八仙。鉴于其边缘性位置，他们很有可能是在陪护已经佚失的主神。东边窑洞半被尘土和落叶掩埋，墙壁是空白的。相比较之下，西边的窑洞保存得最好。窑洞的后墙上筑有一个高于地面的平台，上面原本可能还供着主神的塑像，但现在已不复存在。虽然后墙是空白的，但两边的拱形墙壁上却绘有清晰的图画。东墙上绘有一条在云中飞腾的赤龙，龙头向着后墙；西墙上则绘有一头在山间徘徊的黑虎，虎头也向着后墙（见附图）。从道教传统上来说，“赤龙”与“黑虎”的意象包含了四个方位—虎和龙分别代表西方和东方，而赤和黑分别代表南方和北方。吕岩（吕洞宾）的诗文中也提道：“黑虎行时倾雨露，赤龙耕处产琼瑰。”尽管这首诗是在描写道教的内丹修炼，但对于俗家来说字面的意思会更加直白，可以理解为这两种神兽能给当地带来雨水或者丰收以及财富。至此，该庙宇中的虎形象还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而且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其与庙中佚失的主神的关系。尽管窑洞中缺乏日期和文字资料，但在虎画像背部旁边有一句竖题残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出自杨万里（1127—1206年）所作《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是首诗描述的是杭州西湖著名的夏荷景观，而与山西的黑虎没有任何关系。除此之外，在虎头上方的山石画上还题有李白（701—762年）所作的《静夜思》，但有许多谐音的错字。这些题字很有可能是黑虎庙建立以后或者不再举行仪式活动以后留下的。庙宇的墙壁已经成为人们随便涂鸦的对象。题字内容与黑虎画像的分离还表现了黑虎庙与群众之间交流互动的终止。庙宇的神秘和神圣已被无视，而俗世和神灵的界线也被突破了。人们给虎图肆意添加不相关内容的行为，反映出他们对神兽以及庙中其他神灵神力的蔑视。

根据庙宇建筑的风格，毛巧晖认为这座黑虎庙建造于清代。然而，我们并没能在庙中找到任何具体年份的记载。因此，我们很难探究这些壁画创作背后的思想。

（二）英寨黑虎庙

作为安泽县已知最古老的黑虎庙之一，其最早的重修工程可以追溯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该庙坐落于良马乡英寨村，庙宇本身已经坍塌，但庙中的四座石碑及碑文却得以保存。其中的《西社碑记》作于乾隆元年（1736年）。根据班固（32—92年）所著《白虎通》记载，为了使土地神的祭祀地点便于识别，人们会在五社种植五种不同的树，其中就包括西社。顾炎武（1613—1682年）所著《日知录》中将“社”定义为一种行政单位：“古人以乡为社。”《管子》中记载：“方六里名之为社。”《左传》则解释道：“二十五家为社。”碑文中可辨识的内容非常有限，我们无法判定该碑究竟属于哪位神灵或哪座庙宇。我们可以获取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是：这座庙宇在当时经历了某种程度的“修理”，目的是为了确保庙里的神灵可以继续赐予当地居民“隆福”。有趣的是，乾隆八年（1743年）的修缮和扩建工程被刻在了另一方石碑上，并命名为《东社重修记》。据碑文推测，西社和东社共享这座黑虎庙，而且两方分别资助了这次工程。《东社重修记》不仅介绍了黑虎庙的历史，还解释了其与玄坛庙的文化渊源。

碑文首先讲到了为后世记录这次工程的意义，然后大致介绍了黑虎庙的地理环境：“群峰耸翠，□如列屏，而山之径有路焉，□非□乎，实农商必有之所。特此地茂林□翳，虎狼异兽多窜伏焉，往来者多致惊怖。”这段描写呼应了前文有关安泽地区地理条件的论述，而且为黑虎庙建立的地点埋下了伏笔。然后，碑文讲述了该庙的历史：“前又于山巅建玄坛庙，以祈威重坐镇，庇荫无虞之□□茅□□□□□□□隘，殊非栖神之所。至康熙四十八年，后曲村维首等募□捐资，崇□广□□□改□而斯庙，□是乎广大而光辉。”黑虎庙原本是玄坛庙，其修建目的是为了保佑当地人在山野中的安全，尤其是在面对包括虎在内的野生掠食者时。玄坛或者元坛是赵公明的名号，来源于道教传说—赵公明守护着张道陵（34—156年）位于龙虎山的斋坛。他也被称为赵元帅，常常被塑造为身着皂袍，骑着黑虎的将军形象。赵公明是陕西周至县人，在他升仙之前，他以曾制服祸害当地的黑虎而被纪念。鉴于他与黑虎的联系，赵公明很有可能就是英寨黑虎庙里的主神。英寨村民希望他能像消除家乡虎害一样制服这里的虎。

1709年与1743年的重修工程扩建了黑虎庙，移改了一些周边建筑，如舞楼，还增修了新的建筑，如僧舍。这些改变表明该庙当时香火旺盛。换句话说，在野兽的威胁下人们寻求保护的需求大，尤其是考虑到那两起史料记载的虎灾均发生于这段时期。当人与动物的冲突在山区表现得尤为显著之时，黑虎庙中的仪式性集会也颇为热闹，每次都会吸引很多群众。以建造僧舍为例，其目的是“以资圣会祀享之便”。这些宿舍不只是为常驻僧侣也是为香客和拜庙者准备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这些崇祀活动应该在当时频繁举行且每次会持续数日。因为邻村有许多居民到山巅的黑虎庙祭拜，忙碌的交通运输和热闹的人类活动最终造成了野兽的撤退。看起来好像是庙中的神灵对当地人有求必应，因此更加受欢迎。

英寨黑虎庙的前两次重修工程分别是西社和东社组织完成的，此后咸丰三年（1853年）的重修工程则是由商人贾善化带头联合东西两社完成的。《重修庙宇僧舍粧塑神台碑志》提到桑曲村的西北方向到英寨的东南方向的土地被分为了两社。原来的玄坛庙同僧舍由于年久失修已坍塌，“丹青黯然失色”，因此“幽则冥冥之灵爽而不得其凭依，明则纷纷之□生亦难致其禋祀”。这次重修工程距离上一次已有百余年，除了期间未记载的修缮项目之外，这座玄坛庙或者后来的黑虎庙到1849年时已经相当残破。崩榱褪色都反映出庙宇已经荒废多时。比起1709年与1743年的重修工程，这次修缮并没有新建任何建筑，而工程的重心放在维修和复原上。可见这时该庙的受欢迎程度与18世纪上半叶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功效和功能依然被认可和需要。一旦完成翻新，它将继续为人们敬神和祈祷提供场所。最终，这次重修工程的目的被比作了圣贤周文王敬事祖先，使“神罔时怨，神罔时恫”。至此，同被当地人供养且为其赐福的祖先神灵与庙中主神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了。

从英寨黑虎庙中的这三篇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对黑虎神赵公明的崇拜逐渐去中心化并逐渐转为了对广大神灵与祖先的崇拜。与此同时，崇祀的目的也从保佑当地居民不受野兽伤害转化为敬事神灵祖先以求保佑。这种变化的解释之一是当时的大型掠食动物如虎豹等已经数量不多甚至彻底消失，人们已经不需要赵公明在这方面的保佑。

（三）张寨沟黑虎庙

该庙位于马壁乡杨岭村北，张寨沟西。建筑坐北朝南，由三间房构成—东西两间耳殿中间夹着正殿。毛巧晖在其书中提到庙内现存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道光十一年（1831年）重修碑两通，然而，这两篇碑文却并未收录于《三晋石刻大全》以及《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不幸的是，正殿的屋顶在这次考察时已坍塌，这些石碑有可能被掩埋在废墟中，无法还原。正殿的东墙上现存一幅巨大的壁画，右下角还绘有两通碑并本文。左边的碑文标有日期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1851年10月28日），而右边的则是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1886年12月1日）。保存稍佳的咸丰碑碑文被简单地命名为《重修》，详细介绍了张寨沟黑虎庙的建筑布局：“左右角殿，东西廊房、戏台一座。”由于“风雨淋，渐渐损坏”，当前的工程要修复这些建筑。另外，还要新修一间戏房给演员装扮用。在山西，庙宇前建筑戏台甚为普遍。作为取悦神灵的仪式活动之一，戏剧表演还可以娱乐大众，而这也使庙里的崇祀活动更加热闹。至于旁边的光绪碑则提到了疑似殿内所供养的神灵：“……老母居乎左，马牛二王居乎右。”尽管由于碑文残损，主神的身份尚未可知，但很显然其并非单独被供奉在殿内。假如主神是黑虎神的话，那么与他一起受供于此的还有其他与动物相关的神灵。

牛王被当作是牛群的保护神。因为牛常常被用来耕地和驮拉重物，所以牛王是农业社会非常受欢迎的神灵。马王的身份比较含糊，他可以是有三只眼的马元帅，他的正直、忠诚和孝顺使他三世遇难但最终被玉帝封为元帅，侍奉玄天上帝。赵公明正好也是玄天上帝麾下的元帅之一。传统上说，由于马王额头上的第三只眼可以分辨正邪从而保护行人，所以他一般被供奉在路口或者驿站附近。夏维明（Meir Shahar）认为，马王崇拜兴起于帝国晚期，而这“反映了他在农业、商业以及日常生活中受益者的广泛性”，因为他是马、驴、骡子的守护神。此外，他也被政府部门所敬祀。比如，山西省晋中市的马王庙在明清时期也是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办理“马证”。庙中的马王像有三眼四手，左边还有牛王像作伴。这种马王加牛王的组合还出现在临汾市魏村的牛王庙，庙里除了供奉牛马二王外还有药王。当地传说宋真宗时期（997—1022年）平阳暴发了牲畜瘟疫，为了控制疫情并保护收成，皇帝派蔡、张二臣以及一位医生来此救灾。他们将药汤倒入汾河上游，然后让牲畜到河边饮水。很快疫情得到控制，这三人被当地人分别奉为牛王、马王和药王。总的来说，牛王和马王掌管牛、马和其他牲畜，并能帮助农业生产以及运输。张寨沟黑虎庙中将黑虎神、牛王和马王并列，表现了当时人们认为黑虎神也许还有虎这种动物是影响农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因素。

咸丰碑的正上方有一行包围在长方形方块中的竖题文字“回宫崇威镇八方”，看起来像是东墙这幅壁画的题目。画中可见三位主要人物和两名侍从，他们的身体都朝向左边仿佛正在向北墙方向前进：左边的男子身着黑色长袍骑着一匹白马。我们可以看到他白色的胡须垂在胸前，左臂环着一个上端缀有绿色饰品的手杖。右边的男子身着黑色上衣、红色下裳、也骑着一匹白马，但他没有胡须，右手将一条白色的带状物品（可能是蛇）收于胸前，左手捏了一个剑指—拇指扣住无名指和小指并伸直，且并拢食指和中指。鉴于其穿着手势，右边这位骑马人可能是一个武将。两位骑马人中间的第三个主要人物身着蓝色上衣和黑色下裳，位于画面的中心。他右手高举空中，左手笔直伸出，似乎也捏了一个剑指。值得注意的是他胯下骑着的是一只回首凝视自己的巨虎。很明显这位骑虎人便是主角。每一个人物身后都有一个颜色各异的火焰形背光—左骑马人的背光是黄色的，右骑马人的背光是红色的，而中间骑虎人的背光是黑色的。三人的身份并没有直接在壁画中标明，他们的面部都被不同程度地毁坏，因此我们只能推测：持杖的白胡子老人可能是土地神，其身后的黄色正好对应了五行中的土。右骑马人可能是马元帅，因为他常被描述为一位身着红袍，腰下缠白蛇的男子。作为南方火帝，他不仅仅可以吐火还率领着一群火鸦。夏维明的研究认为，马王原本是观音在佛教密宗中的化身，他的马口中可以喷火来烧死敌人。火焰的颜色与画像背光的颜色正好相符。中间的骑虎人很有可能是赵公明。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他的铁鞭，但虎坐骑、黑色下裳以及黑色背光将他与北方、西方和五行中的水关联起来。况且，赵元帅又被称为黑虎神，所以这座庙很有可能就是为他建造的。如果以上的推理是正确的，土地神、马元帅和赵元帅在画中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的神力相互支持，大都是为了给当地百姓带来福祉。

（四）辛庄黑虎庙

该庙位于马壁乡辛庄村圪塔组以北，只留下一间坐北朝南的房子，部分房顶和南墙已坍塌。建筑没有门窗，而北墙和西墙上的壁画保存相对完好。庙内绘有两通碑及碑文：南墙碑上标的日期是乾隆六十年十月初八日（1795年11月18日），西墙碑上标的是嘉庆八年菊月二十四日（1803年11月8日）。乾隆碑绘于该庙始建之时，碑文开头的“新修神庙一座”印证了这一点，不过，碑文却没有提到庙中供奉的究竟是何方神圣。碑文的下半部分已经模糊不清，我们只能在第一句的末尾看到一个“瘟”字。由此看来，该庙的建立有可能与当地的疫情有关，因为这次疫情只在当地小范围传播，所以县志里并没有对此加以记载。黑虎神赵公明是五瘟鬼之一。在道教传统中，赵公明是西方白瘟鬼、金之精，领万鬼行注炁之病。《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将赵公明描绘成五瘟使者中的秋瘟，五瘟使者原本是五方力士，在天上为五鬼，在地为五瘟。因此赵元帅也有除瘟剪疟的神力。只是此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当地百姓会选择赵公明来供奉而不是其他瘟神—大概这是本地黑虎崇拜盛行的结果。

西墙上所绘的嘉庆碑与乾隆碑的艺术风格相似，但此碑却被融入了从其右边延伸出来的壁画中。碑文题名为《重修金粧》，首先介绍了黑虎庙的具体地址：大清国山西平阳府岳阳县清泉乡卫塞里（安乐沟？）。然后，碑文标明了该庙的全称：观音黑虎神庙。观音（观世音菩萨）来源于大乘佛教，指的是一位体察并回应世间疾苦的慈悲的佛或者菩萨。该庙不太可能同时供奉着观音菩萨和黑虎神，尽管二者在民间信仰中都非常受欢迎且在一些地区会共享庙宇。这里的“观音”更像是授予黑虎神的一个头衔来表彰他对芸芸众生的慈悲之心和对他们的有求必应。此次重修的目的是为了祈祷“国泰民安”，崇祀黑虎神的目的也不再是专门消除瘟疫而是被概括为保佑国家，这让我们想到了英寨黑虎庙中的咸丰碑也表现出这种崇祀目的广泛化的趋势，而这两通碑仅仅相差50年。

虽然碑文记载看似已经偏离了赵公明的渊源以及当地的人虎冲突，但墙上的壁画却将关注点引回了神灵和虎。嘉庆碑右边是一个探头探脑的小鬼，右手握着一根大棒指向上方悬浮的一块陆地，上面端坐着三位主要人物。位于小鬼大棒正上方的男子身着黄色长袍（五行属土），头戴黑色员外帽。他的身体稍稍转向右边。尽管他没有白色胡须和手杖，他的形象非常类似张寨沟黑虎庙中的坐骑马人，也就是我们所推测的土地神。加之小鬼的大棒与陕西凤翔县清代版刻土地神像中小鬼的大棒一模一样，而在传统观念中，土地神会带着新死之人去见城隍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会有阴间的小鬼作伴。因此，我们推测画中的这个人物是土地神。坐在他旁边的人身着彩色铠甲，左手拿着一把有竹节状白色凸起或者环状物的黑色尖棍（铁鞭）。同时他的左手指向土地神和碑的方向。尽管他的面部已经损坏，但黑色的长髯依旧清晰可见。他的胡须以及附属品均与《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和山东省潍县的清代版刻中赵公明的画像一致。右边作者另外一位身着铠甲的将军，铠甲外还斜套着一席红袍，露出右臂。他的面部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身上也没有其他可以暗示其身份的物件。他的正下方，与小鬼同一层面还有一个白袍男子，仿佛正对准其左下方的一只虎施法想从右手指尖变出什么。全画可以被分成三层：上层是三位主要人物所在的悬浮陆地；中层是陆地下方小鬼和施法者所在的空间；下层是虎所在的地方。这六个形象形成了一个倒三角的结构（3—2—1），且所有的面孔都朝向隐藏在土地神和赵公明之间垂直穿过虎头的中线上。这种构图表现出了强烈的等级意识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力：身居正中的赵元帅显然是权力的中心，他可以通过身边的土地神和不知名将领的辅助下下达指令，而下一层的小鬼或者小吏会接受指令并派遣或者处治最下方的虎。假如虎是执行元帅命令的工具，那么这可能来源于赵公明和黑虎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假如虎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那么这就可能植根于当地的虎灾事实。而虎的目光（和小鬼）又将观者的注意力延长并引导到左边的碑上，代表了神对这次黑虎庙重修工程的认可。

由于坍塌的房顶和南墙，东墙上壁画的右半部已经难以辨识。不过，残留的绘画与西墙上的壁画非常相似。土地神坐在悬空陆地的左边而小鬼则手持大棒站在他的下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小鬼左手握着几根缰绳，缰绳的另一端系着两三只动物或者怪物。两幅壁画的异同显现了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平行性。叙事型壁画从空间上往往遵循从右往左的顺序—与传统书法顺序相同。倘若辛庄黑虎庙也是如此的话，那么从东墙到西墙，壁画讲述了小鬼遵循上层神灵的命令牵来了邪恶之兽，然后小吏变出虎来消灭这些邪兽，还有一种可能是小吏要消灭虎以及小鬼牵来的这些邪兽。当然，壁画的内容还有待各方讨论。

北墙上的壁画描绘了一只虎蹲坐在松树下面，两只喜鹊正从它头顶的花枝上望下来。虎鹊图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绘画题材。比如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人画虎图就运用了相同的元素。馆方提供的英文简介中写道：“两只长尾喜鹊对侵入者（虎）发出了警告。它们的聒噪却给猛虎出山所带来的紧张气氛平添了不安。”明代时期（1368—1644）也有一些描绘母虎、小虎和喜鹊在同一空间的画作。虎鹊图有可能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堇理山有关：“其上多松柏，多美梓；其阴多丹䨼多金；其兽多豹虎，有鸟焉，其状如鹊，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御疫，其鸣自叫。”除了松树、喜鹊状的鸟和虎，青耕可以抵御瘟疫的功能与乾隆碑中提到的疫情相照应。然而，作为壁画的中心，坐虎而非鸟鹊才应该是主角。从台北故宫的解说来看，喜鹊的存在是对虎威的可视化处理。基于虎鹊之间的紧张关系，《郁离子》讲述了一个“噪虎”的寓言故事：虎啸生风会颠覆树上的鹊巢，因此喜鹊通过聒噪来赶走虎。虎和鹊在文化叙事上被当作是一个固定搭配的同时，也可以将意象分开来解读。中国民间传统中虎可以驱鬼辟邪，它的画像常常被挂在门上；喜鹊由于名字里带“喜”所以代表欢乐吉祥；松树作为常绿植物则是长寿的象征。这三个意象聚集在一起表达了美好的祝福和上天的保佑。另外，黑虎还是赵公明的坐骑，我们可以想象在北墙虎图的前面可能曾是赵元帅的神像或者牌位。

综上所述，安泽县这四座黑虎庙让我们窥见18到19世纪的黑虎崇拜。除了半沟黑虎庙，其他三座都被证实与黑虎神赵公明的崇祀有关。18世纪中叶以前建造的黑虎庙大概最初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不受虎与其他猛兽的攻击，保证农商必经山路的安全。不过，辛庄黑虎庙很可能是针对当地疫情建立的，这正是赵公明所管控的另一个世俗问题。从18世纪末开始，这些黑虎庙的重建、重修工程大多是出于对神灵（不仅仅是黑虎神）崇祀的义务，还可以以此获得福祉。黑虎神原初的角色逐渐从解决具体问题，如人兽冲突、瘟疫，转化为实现更大更广泛的愿望，如国泰民安。这种角色的转变可能来源于当地人在战胜自然方面的“成功”。这些庙宇中的虎形象无论出现于神灵身边还是其他动物身边，都在加入和推动各种文化叙事中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一些虎的形象可以追溯到道教观念中的四方四灵以及自我修炼，另一些则彰显出与其相伴的神灵的身份和神力。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一些事例中，黑虎神会和土地神以及其他动物神，如马王、牛王，同时被供奉在庙宇中，表现了动物神崇拜与农业生产的内在联系。与马和牛比起来，虎对农民的重要性似乎还存在争议，也不确定，尤其是在黑虎庙中虎的形象被赵公明的形象所遮蔽甚至是弱化。为了展现虎在与农业相关的当地信仰和动物崇拜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将会讨论另一种为动物神崇拜而建立的庙宇—八蜡庙，其中的虎神和其他动物神广受农民团体的崇祀。

三、八蜡崇拜：另一种虎的表征和动物崇拜

与黑虎崇拜不同，八蜡崇拜在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事实上，八蜡的祭祀仪式可以上溯到《礼记》，书中记载：“八蜡以记四方。”注释云：“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在这八位神灵中，至少有两位具有动物的表征。昆虫可以直接对庄稼造成损害，猫和虎通过捕食危害庄稼的动物来影响农业生产。民国版的《安泽县志》进一步解释道：“猫食田鼠，虎食田豕，迎其神而祭之也。”尽管虎给当地人带来了威胁，它们也被视为农民的同盟。这说明在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虎在维持生态平衡中的作用。与黑虎崇拜相比，八蜡崇拜中的虎形象的神化程度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黑虎神的神迹建立在虎和赵元帅、土地神等神灵的互动基础上，而八蜡崇拜中的虎形象则是构建在人对虎多年的观察之上，直接反映出在人类改造土地的过程中与虎的互动。前者将虎当作赵元帅的陪衬和他神力的可视化表现，但后者则基于虎捕食野猪的天性而不是神授予的神力。虽然这看起来像是生态觉醒后中对动物他者的崇拜，但实际上却与现代话语不对等。正相反，动物的中心位置由于神灵对其实施的控制而被颠覆。周洪谟（1420—1492年）在《疑辨录》中说：“八蜡祭猫、虎、昆虫者，非祭其物也，祭其神耳。凡物必有神司之，猫有司猫之神，虎有司虎之神，昆虫有司昆虫之神。”神对动物的控制和人对这些神的崇祀揭示出当时的普遍观念，那就是动物是人类精神征服的对象。动物的行为会影响到人，但它们只是神灵意志的实行者。通过崇祀神灵，人们相信可以与之形成某种沟通并赢得上天的青睐，这样他们就能对其他动物行使某种权力。与此同时，在人类至上的前提下，这些动物也被运用于政治比喻中。《蒲州府志》中收录的《重建八蜡庙碑》写道：“且猫虎爪牙猛鸷之兽，犹汲汲搏鼠驱豕，为民除害，宁有俨然为万人父母而猫虎不若者！”八蜡动物被用来批判当地官员的无能，而该文的言外之意则是无论它们对人类有何贡献，动物依然处于卑贱的地位。

全国都有八蜡庙的分布，安泽县也不例外。根据当地县志，位于县城南关区的八蜡庙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来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重修改为贫民工厂。c 虽然现存的安泽县志中很少有关于黑虎庙的记载，但却详细介绍了八蜡庙及其崇祀规格。雍正版县志中提到“八蜡庙神位祭品”有：“羊一、豕一、献食、粉饭、钱纸。” 民国版县志在此祭品单的基础上去掉了“羊一”，并在后面附上了祝文：“维神土木是资，稼穑是赖，潦以司通，旱以司溉，虫不为灾，兽不为害，千仓万箱，丰年交泰。兹值仲秋/春，祈报惟赛，祗荐牲醴，祭神如在，尚飨。”e 从这篇祝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八蜡庙中的每一个神灵及其在辅助农业生产方面的神力都被提到。人们不需要去到各个神庙就可以毫无疏漏地拜见所有重要的神灵。然而，八蜡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乾隆十年（1746年），皇帝就八蜡仪式引起的争议发表了他的看法。

根据《礼记注疏》，无论皇帝或平民都会进行蜡祭。但根据方濬师（1830—1889年）所著《蕉轩续录》，乾隆皇帝承认了八蜡祭祀的以下一些问题：（1）文献中记载的八蜡及其祭祀规格多有出入，难以折中。比如，后来的儒士认为昆虫对庄稼有害，所以不应该祭祀昆虫神。（2）蜡祭自古以来就有所争议。汉代时“腊而不蜡”；从魏晋到唐宋，蜡祭时断时续，五行之说盛行而先王之礼已经太老旧了。另外，苏轼（1037—1101年）还指责在八蜡祭祀中装扮成猫和虎来迎神的习俗将肃穆的庙宇变成了嬉闹的剧院。由于蜡祭“于礼未洽，于神为亵”，从元明以来就停止了。（3）在八蜡中供奉的神明在其他庙宇中也有祭坛。比如，先啬也被供奉于先农坛和常雩坛。（4）朝廷对民间蜡祭的低俗娱乐活动采取包容的态度，但倘若是宫廷蜡祭，那么祭祀礼仪必须得到净化和管理。在乾隆上谕中，除了存在争议的蜡祭观念，八蜡崇拜之所以在当时备受争议，主要根植于难以统一和规范全国范围的祭祀活动。乾隆皇帝对八蜡的态度是默许，也就是说将儒家经典中的八蜡礼仪与现实中的祭祀活动区别来看。

正如黑虎崇拜，八蜡崇拜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黑虎庙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居民克服和适应残酷自然环境的希望和努力。反过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也使得黑虎庙及黑虎崇拜的目的发生了转移。造成此种灵活性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崇祀传统方面缺乏官方的规范和记录。但八蜡崇拜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全国范围的广泛接受，其仪式规格和受欢迎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央政府的态度和地方政府的资助。来自岳阳县本地的举人张文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作《姚邑侯整顿粮规记》，其中提到了“地瘠民贫，本已困苦”，加之丁戊奇荒使岳阳县的人民雪上加霜。姚邑令在检查粮银陋费时发现“屡次增添名色过多，如八蜡庙每年只演戏一台，即耗费钱二百余千”。一方面，我们了解到岳阳县的八蜡崇拜延续到了19世纪末，这里的八蜡庙每年还在举办祭祀活动。丁戊奇荒之后，狼、鼠和野猪不断骚扰这个地方，我们只能想象当地农民对八位农神的需要，尤其是猫虎神。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八蜡崇拜在当地的精神信仰中还会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八蜡庙仪式活动的费用来自政府的收入。张文耀暗示这笔巨大支出可能是出于政治腐败和财务管理不善。

倘若将黑虎崇拜和八蜡崇拜进行对比，我们会看到两种非常不同的动物崇拜模式。首先，从传统上来说，八蜡祭祀传统记载于儒家经典中并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认可。因此，动物形象和它们的象征意义都非常明确。黑虎崇拜则缺乏史料记载，其历史也不如八蜡久远，但为了迎合当地百姓的需要而不断重塑，既而不同黑虎庙中的虎形象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其次，从崇祀的目的和虎的角色上来说，八蜡崇拜的重点是支持当地的农业，八位神灵从各个可以想到的方面合力保护庄稼。虽然其中的一些神灵，如虫王和先啬，也被独立供奉于其他庙宇，但猫虎神却只驻于八蜡庙中。大概是因为他的重要性不足以使之被单独供奉，而人们依然铭记虎给他们带来的灾难。至于黑虎崇拜，崇祀黑虎神原本是为了在偏远山区保护人们不受野兽伤害。虎的形象往往作为赵公明的坐骑和伴侣出现，但在一些特定场合，虎也可以执行赵元帅或者上天的意志。有时，黑虎或者虎会作为赵元帅的化身出现。对于这两种崇拜，虎的形象都是陪衬并被代入人们企图完全控制自然的野心。最后，从动物神崇拜的社会影响上说，尽管八蜡中的虎形象建立于人们对自然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的有限认识上，却不曾引起人们对虎的保护，哪怕是出于农业目的。这个矛盾说明，在庙宇中祭拜虎神和在现实遭遇时放生虎，是两个不相干的概念。清代本地虎数量的减少，证明对人虎冲突的担忧比虎能给人带来帮助的想法更居于主流地位。至于黑虎崇拜，庙宇大多建造于山区等偏僻之处，常驻僧侣、香客、过路人以及仪式活动和对庙址的扩建，使之成为热闹的观览圣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活动的增加自然而然造成了附近的野生动物和植被逐渐退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