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日本明治时期的家蚕与病虫：迈向多物种历史？
作者大永理沙，德国马普学会柏林科学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译者张舒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研究生
日本明治时期的家蚕与病虫：迈向多物种历史？
摘要：20世纪上半叶，日本生丝的生产及消费在北美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很多原因。生丝的风行促进了时尚和日用品的制造，本文采用一种以有机体为中心的研究取径，试图探究 20世纪 20年代生丝在海外形成规模的生物和物质原因。其中，对微粒子病的微生物管理对于控制其暴发极为关键，这种管理使得日本全球生丝市场得以持续和增长。这种卫生工作细化了对家蚕生命周期中性别化时刻的科学分析，区别对待不同性别蚕的工作从而得以进行，这是防止微粒子病通过母蛾扩散疾病的关键一步。这一有关蚕性别的科学故事有助于我们从广阔视野来理解女性如何参与全球多物种的历史。
关键词：日本生丝制造 性别与科学 美国生丝消费 工业昆虫学 蚕丝业 生物物质性 虫害控制
这样折叠着，降落伞从不曾失败。它总是飘回到你身边——丝滑地、美好地——然后重新开始并再一次飘回。就算你糟践它、使劲摔打它——优雅地、轻柔地，它依旧飘回到你身边。
——约翰·麦克菲
美国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曾经用怀旧的笔触描述了一个丝绸降落伞，这是他的母亲于20世纪40年代送给他的玩具。作为最柔软且最简单的战斗玩具之一，这个丝绸降落伞唤起了他对纯真年代的记忆。一拉伞绳，由轻薄且坚韧的布料制成的降落伞就会撑开并使伞下的“二战”士兵实现软着陆——理想的话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着陆。那拯救生命的象征，那被丝绸笼罩的半圆形空间，飘到了1937到1940年间美国对日本抵制的中心。
事实上，降落伞的行动开始得更早，在战争阴云笼罩太平洋之前。19世纪末期，日本有一众学生加入了“蚕卵检查”的项目来防止家蚕（Bombyx mori）的病害。这些学生组成了防疫战线来抵抗病害的传染。玻璃窗旁，青年男女坐在排列整齐的桌子前，小心翼翼地避开阳光投下的阴影，望进显微镜的目镜中。载玻片上是刚刚产下受精卵的母蚕蛾组织样品。这些蚕蛾以抽象的切片形式示人，携带着可能摧毁整个族群（stocks）的疫病。在日本养蚕试验站及机构进行科学培训的新任技术人员要像蚕蛾一样经过层层考察。正当美国日益热衷于接受来自欧洲、中国和日本的生丝纤维时，人、蚕蛾（包括其幼虫）和微生物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改变，并促进了20世纪早期日本对美出口生丝的大规模生产。
对家蚕卫生的科学兴趣不断发展，从中可以看到在培育蚕蛾品种方面的投入如何联系到对美国纺织品市场上日益增长的日本纤维的不安。通过家蚕进行历史思考涉及对从养蚕工艺及其科学知识到保险、国家安全和消费者文化等多个问题的探讨。该研究方法介绍了一个鲜有触及的角度，在丝绸生产与交易的工业化历史背景下，丰富了之前对美日间紧张关系的理解。检查蚕卵并预防病害的工作是现代日本养蚕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高度具体的案例所产生的教训展现了一个根植于其本身的世界，不仅仅具有史学倾向还能够引起分析者的广泛共鸣。对蚕卵检查的历史性研究强调了对非人类与人类之间物质交流的经验性关注有必要持续下去，并辅助了图腾学研究以及与物质方面“何时物种相见” 相关的学术成长。本文追随了不断壮大的有关“多种生物”研究系统的一条线索。近来许多学者就多种生物民族志展开了充满活力的讨论，并不断吸引着致力于人类学方法论或实验艺术的学者乃至在书写历史中进行实证档案研究的学者。秉承对多种生物研究的热情和实验精神，我探索了家蚕包括其致病之“病虫”（bug）如何迫使我们重新看待大众所熟悉的养蚕史，即以“制造丝绸”的手段和目的为核心的养蚕史。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用一个更加整体的观点来看靠什么“制造丝绸”，“多种生物”史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人类与非人类共存之生物世界的物质性。
本文解答了“在‘二战’发生前的几年，丝绸领带、降落伞、裙子、袜子，乃至浴帘是由什么制成的？”。在用美国线制造服装和军事用品之前，对线的构成的理解是分析的焦点。本文透过丝绸光泽的外表，挖掘了20世纪上半叶刺激生丝生产以及促进（或者阻碍）该产品到达北美市场的各种问题。这需要仔细讨论日本的生丝制造活动，尤其是对为此目的而使用的昆虫——家蚕和其寄生虫的深层认知。这种对纺织品近距离且以有机体为中心的探究因此表明了探寻“为什么20世纪10和20年代丝绸可以如此规模在海外被编排”的重要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家蚕与美国人将丝绸视为威胁的历史相交缠，并象征性地联系到与日本紧张关系的产生。消费者、国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和蚕虫的集合需要考虑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互动。依赖于凌驾于故事之上的生态关系，许多不同的有机体可以加入丝绸的叙事中。就“蚕卵检查”这个案例而言，不仅仅是物种本身，还有其生命周期中带有性别因素的种种阶段尤其受到当时的历史角色（historical actors）的关注。
人类长久以来对维持蚕虫族群的健康有着执着的兴趣，因为生丝的丰收需要强壮的幼虫。蚕虫幼虫编织的蚕茧先被收集起来，然后放入沸水中来释放一根纤维，这根纤维在丝厂与众多其他丝纤维一起被拧成用于商业的生丝。蚕虫用生命换来了资本。然而，为了延续一个蚕虫族群，蚕虫培育者必须要选择一些蚕茧出来，并使内部的蚕虫化蛹，然后最终以雌蛾或者雄蛾的个体完成变态。人工监控的蚕蛾交配以及产卵开启了家蚕的生命周期。除了家蚕蛾和人类，多个物种与对养蚕业的理解有所关联。还有桑树，蚕虫几乎只能食用其叶。然后就是其他的病虫。
历史上有许多病害曾经困扰过那些致力于蚕卵生产的人，但首当其冲的微粒子病（pébrine）是最令人头疼的。它可以利落地杀死整群的蚕虫幼虫且传染性极高，还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微粒子病格外可怕。这个病的法语名称与胡椒有关，因为受感染的蚕虫中，幼虫身上会出现像撒了胡椒粉一样的黑色斑点，它们一般会在化茧之前死去。20世纪早期的丝绸买家利奥·杜兰（Leo Duran）这样描述道：“其起源未知且具有遗传性，几片带有病蚕排泄物的桑叶足以毒害一整间屋子的健康蚕虫。” 该病害本身早就为人所知，但19世纪50年代，当微粒子疫情在法国暴发，震惊了欧洲南部，并威胁到了由丝绸带来的丰厚收入，以此为契机，开始进口中国和日本的蚕卵。与此同时，法国的农业部长派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找出致病原因。经过培养和研究病蚕，巴斯德用显微镜观察病害的传播。通过分析产卵后的母蛾并跟踪孵化后幼虫的健康状况，巴斯德可以确认一组蚕卵是否被感染。换句话说，1866年，与当时还未命名的微粒子病相关的这种微孢子寄生虫似乎是通过母蛾的身体传播到下一代。染病母蛾生产染病蚕卵和后代，反过来，健康母蛾生产健康蚕卵和后代。
Leo Duran, Raw Silk: A Practical Hand-book for the Buyer, New York: Silk Publishing Company, 1921.
家蚕微孢子虫（Nosema bombycis）的识别至今很少受到史学家的关注，科学家依然表达了对其命名法的不确定态度。全世界的专家将单细胞的家蚕微孢子虫首先描述为微孢子虫，属于真菌界的一个门（phylum）。如今被认为是真菌病原的家蚕微孢子虫与将其看作是酵母菌的植物学家卡尔·威 廉·冯·内格里（Carl Wilhelm von Nägeli）之间的关系可另开议题，然而，其有趣的历史指向了一个特别的时期，这一期间生产了大量有关病因的新知识，还有随之产生的分类讨论。尽管内格里首次命名了该病原体，但巴斯德在进一步理解病害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依然不容置疑，毕竟他改变了人类在养蚕业中的实践活动。
到19世纪70年代，巴斯德开始教导那些心存质疑的蚕农如何辨别和处理该病害。随着养蚕业的恢复，作为新鲜蚕卵的稳定来源，日本失去了对欧洲的吸引力，也给相关的进出口贸易划上了句号。可以说日本成为了法国丝绸业“巴斯德化”后的失败者。不过，日本也被迫认识到巴斯德的研究对改变世界养蚕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不需要在这里强调一个有关天才的叙事，也不会追踪所有涉及微孢子虫（Nosema）学科的行动者和作用者（actants）。但日本与法国之间的交流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养蚕科学新实践和新知识在全世界传播的问题。本文试图研究那些鉴别染病母蛾及其后代的知识，是如何凸显明治时期日本历史中对德国细菌学和药品的抵制的。此外，该研究还动摇了对日本作为一个孤立、纯洁且因此干净卫生的岛国的假设。从日本向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位于欧洲大陆的目的地）运送活蚕卵，不代表家蚕可以完全免除病害，也不能确保会由此向日本输送病害。对日本孤立的环境或者卫生的养蚕活动的粗略认知，使人们忽略了日本同样也被此病害所困扰的事实。
关于巴斯德世界的研究，可参考Bruno Latour,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巴斯德向法国农业部长说，分辨蚕卵是否感染粒子病的方法非常简单，妇女和儿童皆可操作。这项操作所暗示的低技术含量与其判断的精确性及后果的严肃性形成了矛盾，毕竟甄别微粒子病一旦出现闪失，就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正如巴斯德有关妇女儿童的评价预示了显微镜的重要性，也同时预示了女性在日本科学界，尤其是与丝绸生产的有关方面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部分基于身处目镜另一端的两种生物，即家蚕及寄生虫。这里并不是要小看女性在提高丝绸产量方面的身份变化，而是通过将视线聚焦于家蚕及其寄生虫来说明日本明治时期要求技术工人了解的科学识别流程。
根据佐佐木忠次郎（1857—1938年）的记述，日本于1874和1875年暴发的一次小规模微粒子病引起了日本农业部长的注意。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佐佐木作为蚕虫及其他昆虫研究的权威给国家就养蚕业，特别是病害管理方面提出了多角度的意见。本文稍后将会讨论佐佐木对疫病暴发时间点的回忆，这也成了物种判断问题的一个兴趣点。此次疫病暴发的时间正好在维也纳国际博览会召开之后，其父佐佐木长淳（1830—1916年）作为在法国和意大利学习丝绸行业技术的学徒也参加了本届博览会。1873年，佐佐木长淳跟随日本代表团前往，由于其无足轻重的历史地位，研究者往往忽略他。但作为一个低等参赞，他在丝绸生产的工业化领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的任务是学习法国和意大利培育蚕虫以及缫丝的方法。他出国期间还学习了巴斯德分辨微粒子病的技术，其中涉及将受精的母蛾放入袋中，这样就可以跟踪这两代蚕虫。通过分析成年母蛾来探究后代是否携带了该疫病。
长淳的工作为对日本蚕虫病害的新理解提供了基础，而其子后来也成了该领域的领军人物。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之后，长淳回到日本并在内藤新宿试验场（位于现代东京地界）从事主管蚕虫的工作。在那里，他继续研究微粒子病的传播。虽然养蚕业不是该试验场的重心所在，但长淳还是基于巴斯德控制病害的设计开发了救种的“方格”法。这种方法不是将母蛾置于袋中而是将它们分别放在14或者28个方格内。蚕蛾会被限制在每个方格内，并在其中产卵。这样定位需要被销毁的蚕卵就会简单很多。不过，长淳在内藤新宿试验场的时间有限，该试验场于1879年关闭。
1883年10月，微粒子病的进一步暴发表明了研究蚕虫病害的必要性，哪怕内藤试验场已经关闭。直到1884年，关于微粒子病的研究才得以在一个新的机构—蚕病试验场更官方地继续下去。长淳最终将大部分的研究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忠次郎在此基础上又取得了额外的进展。不过，可能是法国新开发的病害监测方法（认可识别微生物感染的特定行为）影响了忠次郎对其父返日后不久暴发的疫情起始的回忆。即使到了19世纪90年代，当忠次郎开始热切地研究微粒子病时，仅凭症状很难辨别这种微生物。况且，其名称与其所描述的罪魁祸首匹配的准确性尚存争议。随着长淳在法国的逗留，忠次郎大概围绕科学家应该寻找什么产生一个更加清晰的想法，这使他宣称微粒子病最早发现于19世纪70年代。新的分析和识别技术使科学家将这个阶段视为第一次疫病的暴发，这个观点的可能性也由此增加。
对佐佐木忠次郎有关微粒子病以及日本对巴斯德研究之接受的分析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阶段的关键产物包含了日本有关检验微粒子病方法论的出版物。大约十年后，即蚕卵检测法案通过（1886年）一年后，忠次郎刊出了一部专著《微粒子病肉眼鉴定法：一命“精良蚕种制造法”》。该书认为可以通过肉眼来熟练甄别病害的存在。忠次郎指出在蚕虫生命的各个阶段可能识别微粒子病的机会，就像专业徒步旅行者会警告其他人要小心路上可能绊倒他们的石头和树根。书中的主要内容是操作性极强的技术，伴有蚕虫幼虫的插图，其中还有幼虫腹部的图像用来展示虫脚之间的缝隙是如何藏匿那些黑斑的。他甚至还通过切开蚕蛹来展示病害是如何在其中显现的。该著作虽然提到过一次用显微镜来检查蚕卵中的病害或者定位健康的蚕卵，但其主要强调和鼓励不需要依靠放大镜的技术。19世纪养蚕方面的西方著作的确建议用显微镜来识别最好的蚕卵，在此过程中挑选出来的蚕卵将会用于下一代蚕虫的培育。在《微粒子病肉眼鉴定法：一命精良蚕种制造法》中，忠次郎认为关注母蛾足以用来判定病害，从而起到保产的作用。鉴于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蚕虫种群的健康而不是一定数量个体的存活，忠次郎的著作正如其题目所指的那样更像是服务于“精良”制造法的手册，从不仅仅只是一个预防措施而是保护国家珍贵财产的角度出发，加强了对检测的警惕性。这样看来，他认为仔细地检查和警惕也可以预防其他病害的存在。
不过，忠次郎鉴于其与土壤、蚕虫的排泄物以及死于微粒子病的蚕虫尸体有关，试图找出一个最准确的手段来描述病原体。1896年，忠次郎称微粒子病原体的外形“像变形体”。这次在日本本土暴发的疫情描绘出那个时代对自然界微生物历史、其过去可能的存在及其与欧洲枯萎病（blight）联系的极大困惑。根据来自法国的描述和方法，跟踪和预测病害由母蛾向后代传播的可靠手段，使19世纪末成为一个像佐佐木这样的科学家不顾已知的巴斯德药学而自主进行实践的时代。尽管科学家努力想要表述病害暴发的科学阶段，但在当时自然还不能够被确定。的确，记录其与日本家蚕接触的不是微孢子虫而是科学家。
随着政府制定政策支持和鼓励产业的发展，日本的明治时代目睹了诸部门的动荡转变。新的机构像潮水般快速涌现。日本养蚕业研究和教育机构的潮起潮落与生丝出口的重要性密切相关，其中包括了建于1887年的蚕业试验场。这个试验场可以给修课学生签发学习证明。到1887年，其目标是根据之前所说维护养蚕业的新政策来培养可以担任蚕卵检测员的学生。这些规定也在不断发展，从1897年开始，政府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蚕卵检测。1899年，试验场扩大了其教育规模，政府重新组建了该机构，使之可以全面支持养蚕业培训。另一个在京都的姐妹机构建立于同年6月，也在分享微粒子病检测和控制的新操作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蚕卵检查的重视推动了养蚕业教育，并成为管理这种无名微孢子虫守则的代名词。通过在人类与家蚕及其害虫的互动层面进一步了解蚕卵检查的实际操作，我们发现关注于蚕卵的存活就意味着在决定哪只母蛾会将孢子传给蚕卵时略显暴力的流程。支持在东京和京都的培训机构，反映出明治时期之前教育与农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和发展。1872年政府开始针对男童和女童推行四年义务基础教育。正如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以及其他历史学家所说，佛教徒村庄中武士阶层教农民（和妇女、男童、女童）认字并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协助增加了农民编写的农业手册。这些手册促进了18世纪日本的农业生产。明治时期不光像佐佐木父子这样的历史行动者（科学家）推广了发表实践专著的文化，教育系统也更加清晰地植入养蚕机构中，创造了新的老师和新的空间来让男男女女将身份重新设置为学生和技术工人，并为发展民族工业贡献力量。
女性工人的身份不仅仅限制于纺织工厂，历史学家艾丽莎·法森和帕蒂西亚·鹤见指出，倘若科学技能性的工作可以延伸到这个领域，那么女性显微镜操作员的增加也可以被视为明治丝绸织造业劳动力组成发生变化的
标志。当然归根结底，这里的劳动力是蚕虫。蚕卵检测工作有时能将人力与蚕虫的劳动力集合在一处。当母蚕完成其使命产下最后一颗卵后，技术工人将其身体切碎并取一些组织样品放在载玻片上。根据指定试验场或者是私人蚕卵生产厂的操作和规定，蚕蛾的样品会被检测。比如，根据监督的判断，百分之一（左右）的样品需要经过检查。经过调查程序，微孢子虫可能实现其价值。如果那只母蛾有感染病害的迹象，那么为了其他健康的蚕卵，该母蛾产卵的格子将被完整切下，其蚕卵（连同其残骸）将被销毁。否则未被发现的微孢子虫会快速杀死该母蛾所有的后代并可能传染到别的蚕虫。微孢子虫的顽固性体现在孵化的幼虫身上，给检测者带来了巨大的职业压力。尽管快速检查具有极大的价值，但同时也会带来对潜在检查遗漏的担忧。
现今，除了使用更加高级的显微镜和电脑，微孢子虫监控的操作与明治时期几乎相同。雄蚕和雌蚕依然在幼虫时期被分离开来，而受精的母蛾依然会将蚕卵产在小方框中。这些明治时期的发展显示出这种家养昆虫的生命是如何被科学化的——从蚕卵到死亡，其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被全面地监控。这要部分归功于科学家对蚕虫生物构造的兴趣。比如，科学家外山龟太郎和石渡繁胤在1896年发表了一本有关蚕虫解剖的书。此后的1904年，石渡介绍了一种区分蚕虫性别的方法。尽管区分蚕虫性别的历史是另外一个课题，但因为它为一种新的女性技术工作—鉴定蚕虫性别工作奠定了基础，所以有必要再次提及。
有关古代中国养蚕业和纺织业的学术研究表明，丝绸产业的性别分工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对江户时期的研究也展现了丝绸制造的工作是如何根据不同专业来分割的，而这种专业化分工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这种女性时令性工作的发展能在幼虫筑茧之前帮助区分它们的性别。
鉴于有关女性在蚕农家工作的记忆有许多都不曾被记载，仅仅口耳相传或者被转述，与这项季节流动性技能工作相关的信息依然难以捉摸。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他那些被记入官方或者科学档案和出版物的机构性工作。譬如，当今群马县的高原社（Kōgensha）蚕卵公司在网站上介绍说，其鉴定蚕虫性别的工作从1912年左右开始发展，而大部分的蚕卵供应商都会将雌雄蚕虫分开。5、6月有时被称为“花阳伞”，指那些来往于村庄之间的年轻女工。高原社报告说大约有3 000名女性曾参与这项季节性工作，一名高级蚕虫性别鉴定工一天最高可以经手1.5万只蚕虫。
对蚕虫的性别区分技术，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早先人类在监控蚕舍方面的努力。病害的特性从对微孢子虫的检测角度来说，即便没有凸显也清晰表述了家蚕生命周期。对非人类生命史的关注使得区分雌雄蚕虫幼虫的劳动具体化，加强了对防止成虫随便交配并浪费优良蚕卵的兴趣。
美国养蚕业有限的成功使学者的注意力放在了进口生丝的分配和加工以及制造衣服、家纺或实用产品上。这不是说早期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养蚕业或者养桑业遭到了忽视。然而，紧随产业革命的北美丝绸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时尚到塑料产业对丝绸的消费。有趣的是，这些研究展现了将生丝和尼龙资源直接引向降落伞和炸药包等军用生产的道德呼吁，使得当时占丝绸产品消费46%的丝袜供不应求，同时也使光腿和更短的裙边逐渐被民众接受。由于太平洋战争的暴发，以女性为主的消费者从百货公司反对日本入侵中国，于是，美军使用的丝织品最终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关注。1938年，女性消费者联盟（League of Women Shoppers）在华盛顿特区组织了一场名为“无蚕丝的生活：棉与人造丝的朝朝暮暮”的时装秀，并借此表达了没有日本进口的生丝，人们的生活依然继续的意思。这次精心安排的活动吸引了大约600位观众，但这也引起了以生产时尚产品为生的女性袜业工人和纺织工人的反抗。历史学家劳伦斯·格里克曼分析了这场女性消费者与工厂工人之间夹杂着审美与道德的战争，并指出无论1938年杜邦公司对尼龙（又称人造丝）的发展如何，这段抵制时期与紧缩运动以及对日本产品的全面禁运相重叠。1940年的《科学通讯》（Science News-Letter）（今天《科学新闻》［Science News］的前身）可能说得最好（除去那篇有关飞狐猴的文章）：“世界丝绸界纷乱如小猫玩线球。”（World’s Silk Situation Snarled as if Kitten Had Ball）这篇新闻分析跟踪了美国将纺织品由民用转为军用后所引起的复杂连锁反应，毕竟美国依然依赖于从日本和意大利进口的丝绸。文章还向美国读者传达了日本政府是如何要求本地纺织厂在棉、毛和人造丝中混入至少20%的蚕丝来解决蚕丝过剩问题的。日本对丝绸在本地消费的措施指向了另一个矛盾，那就是丝绸并不是人们日常穿戴的纺织品。
在美国参战之前的几年，美国优先生产实用商品与对来自日本的丝绸和其他纺织品的禁运所产生的困境，说明了由政治、道德、社会、经济和技术问题所造成的生丝短缺似乎与蚕茧本身的实际收获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由新培训的年轻男性和女性生产的蚕茧一年比一年多，强调了生丝对日本表达国际优势的潜力有多重要。本研究考察了丝绸的物质性，尤其是在生产丝绸过程中涉及的有机体，还有与家蚕及其“病虫”相关的生物管理和生产的各个方面，而不是研究丝绸消费本身。这个案例开启了探索世界多物种史更大领域的路径，其中采用了在养蚕实用技术和科学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女性的分析角度。通过追溯丝线作为家蚕幼虫排泄物的生物构成，我们探索了人类、昆虫以及微生物虫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这也塑造了现代蚕卵的大规模生产。与这些紧张关系相关的还包括在欧洲和日本对害虫进行辨识和描述的挣扎，推动了为控制微粒子病的扩散而开创的方法和非常实际的必要性。尽管自古以来男人、女人和儿童是家蚕的重要培育者，但临时和长期的新技能和职务将多种生物团结起来保存或者克服。新的科学知识、政策和机构接受了疫病会重复暴发的观点。随之而来的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的对上述微生物的鉴定和实验。
在维持卫生和健康的工作中，家蚕作为群居昆虫的易感性非常明确。作为日本一种生命周期短且需照顾的生物，家蚕从害虫的意义上显然不能被归类为一种病虫。为了减弱微粒子病以及其他问题，明治时期的农业官员要求更多的工人用新技术来对母蛾进行科学检查。为了响应这个号召，日益壮大的有文化的男性和女性开始学习使用显微镜以及投身于其他与蚕虫健康相关的任务。日本在大量家蚕中消灭微孢子虫的正式和非正式工作，标志着明治时期的劳动力从在自家从事季节性的养蚕工作转化成了为更远蚕舍或者生丝厂创造资本的工作。这个对多物种的历史分析及对微孢子虫的分辨，阐述了为什么分开雌雄蚕虫对传染病控制至关重要。这为理解科学和劳动工作是怎样围绕区分蚕虫性别而设计的提供了新的情境。尽管疾病控制和系谱育种是两种不同的活动，但它们的科学化也为后世带有种族元素的蚕虫命名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虽然编织品可能为我们提供了机械化丝绸生产最突出的画面，但这项研究已经将丝绸的微妙性建立在与非人类更大的“对话”之上。解构美国可见的商业丝绸产品，展现了一条回溯到蚕蛾卵的线路。这个分析不只描绘了20世纪初期对蚕蛾定义的历史过程是如何依靠对至少一种其他非人有机体的定义的，同时也激发了新的工作种类。简而言之，科学家为发现、描述和预防蚕虫和蚕蛾传染病所做的努力，产生出来自美、欧、亚三大陆的人类、家蚕和微孢子虫（及其他害虫）之间新的物质性斗争。谨防微孢子虫进入蚕舍的男性科学家对母蛾的注视值得继续研究，这可以加深人们对科学在养蚕业性别控制中的地位的理解，无论其与工作女性还是蚕虫有关。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秋季号，作者大永理沙，德国马普学会柏林科学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译者张舒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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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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