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陆伊骊：动物园与水族馆的历史：环境史、科学史与动物史在东亚的联系与比较
陆伊骊，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
摘要：动物园与水族馆的历史研究在过去 20年内大大促进了区域性的动物史研究，尤其是在日本动物史领域。英文学界的动物史研究不但引入全球史和生态环境史的概念和方法，去看待动物、动物与人、非人类的大多数的关系，同时也把科学史领域对场所与博物馆、自然调查与野外探索、展示与藏品等题材的探讨带入动物史研究。中文学界已经熟悉环境史视野下的动物史研究，但对于科学史领域中的动物史研究比较陌生。本文首先选取近年来英文科学史学界有代表性的动物史研究著作，尤其是围绕动物园与水族馆的文献，讨论与动物议题有关的研究回顾和现况，同时把东亚地区的动物园和水族馆经验与欧美的历史经验加以比较。结语部分比较了环境史、科学史和动物史在东亚地区的概况和展望。本文特别关注以动物园和水族馆为案例，尝试跳脱出“唯西方中心的科学观”与“中国中心的历史观”的二元框架的前提下，将环境史、科学史、动物史与欧美以外的区域史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动物园 水族馆 野外调查站 生物史 自然史 动物史
关于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历史，在不少网络平台和科普类书籍中都有介绍。然而，本文的着眼点并不是这些面对大众的科普作品，而是面对学者的研究类文献。近年来欧美学界和动物园相关的研究成果丰硕，不但有学术专著和合编论文集，在学术杂志上也有不少的专辑和特刊聚焦动物与历史的关系。环境史领域的动物议题在中文学界已有初步的介绍，但科学史领域的动物研究文献并没有得到相对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以三种脉络来介绍科学史领域的动物史研究：动物园与水族馆作为场所的历史、动物与自然调查和探索，以及动物作为展示和收藏品。
近年来有不少社会人士质疑动物园是否需要继续保留。201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舟与之后：动物园和水族馆保育的演化》在回顾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历史之余，更重要的是还回应了动物园和水族馆作为保育组织的必要性，以及全球动物园机构正在进行的一些关键性工作，以防止更多物种的灭绝并教育公众有关其保育的知识。此书共搜集30篇论文，讨论动物园和水族馆从娱乐场所到保育机构的转变。作者们描述了这些地方的历史、目前对野生物种进行保育以及机构设施的工作，以及此类机构为了更有效地应对灭绝潮的趋势而采取的措施。
此书共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早期欧洲动物园的原型保育”（Protoconservation in Early European Zoos），两篇论文的作者分别是任教于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的法国科学史学者安妮塔·格里尼（Anita Guerrini）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A. Osborne）教授，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英国动物史的资深学者哈利瑞特·瑞特弗（Harriet Ritvo）。这两篇文章分别从英法两国的动物史探讨现代动物园的“史前史”和“世界作为动物园：19世纪的气候顺应”。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欧洲动物园，人们的兴趣主要在于某些动物的外来特质和对畜牧业的实用价值。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许多欧洲和美国的动物园，则开始被科学家和科学学会视为自然研究和公共学习以及休闲景观的文化枢纽。19世纪末在欧洲城市建立的动物园，大量收藏从海外殖民地获取的野生动物，目的是投射帝国力量、促进公民自尊心，同时也能进口具有经济和食用价值的物种，生产科学知识，并娱乐和教育访客。我们今天公认的动物园机构，即由政府拨款或科学团体支持，开放给公众游览，并招募全职员工维护和保养的这种运作模式，就起源于19世纪。
第二部分的焦点移至大西洋彼岸，这部分收录了五篇论文探讨19世纪和20世纪动物园与水族馆保育在美国的兴起。动物巡回表演在19世纪一直受到美国观众的欢迎。但是，一直到1874年，美国才成立第一个大型永久性公共动物园，那就是费城动物园。其他美国城市迅速效仿，如1899年底向公众开放的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Bronx Zoo），希望借此鼓励人们对外来动物和本土动物的兴趣，以及引起大城市游客群对野生动植物保育的关注。在接下来的60年间，全美建立了约60个动物园，自然史、科学研究和教育以及野生动植物保育在许多美国动物园里有机结合起来。
《方舟与之后：动物园和水族馆保育的演化》主标题的关键词“方舟”取自《圣经》里的“诺亚方舟”（Noah’s ark），意思是动物园确定圈养种群，作为应对野生物种灭绝的对冲渠道（解救方案）。所谓的“方舟”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被现在的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 AZA）创立的物种生存计划（Species Survival Plans, SSP）加以巩固，作为恢复和管理动物园中濒临灭绝物种的总体策略。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方舟是两栖类方舟，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人员开始意识到不少两栖类动物的物种多元性在下降，一些甚至已经灭绝，动物园、水族馆和其他与保育相关的机构陆续建立了非原生境（ex situ）设施，以容纳和繁殖濒危物种，希望在将来某个时候能够重建这些物种的自然栖息地。《方舟与之后：动物园和水族馆保育的演化》剩余的部分讨论在过去数十年内，全世界的动物园通过一系列策略和方法扩大了保护濒危物种的案例，例如制定了将非原生境和原生境种群整合为混合型种群管理系统的综合物种保育计划。与此同时，动物园也开始参与协作性的自然保育，包括基于社区的自然保育计划。因为这样，动物园已成为制度和知识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代背景促进了保育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的形成。
一、 动物园与水族馆的历史
动物园（zoo）一词是“动物公园”（zoological garden）的缩写，最初起源于1828年开幕的伦敦动物公园（London Zoological Gardens），也就是现今的伦敦动物园（London Zoo）的前身。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园从1847年起向公众开放，为游客和公众提供观赏悠闲和公共教育等服务。可是，“动物公园”的前身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动物展览”（ménagerie），来自法语ménage一词。当路易十四国王于17世纪60年代开始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建造宏伟的庄园时，他的计划中包括建造一个ménagerie，那是最早于1664年完工的建筑之一。在这之前，在巴黎以南的万森纳（Vincennes）一直有一座皇家ménagerie，供皇家观赏和提供食材之用。1694年ménagerie的定义是“在乡间别墅旁建造的用来饲养动物，家禽等的地方”。从皇家饲养地到动物公园，再到后来开放给公众参观的动物园，动物园经历了从皇室拥有的“私人禁地”向“公众场所”的转变。
水族馆的历史不如动物园般悠久。水族馆的构想是在人工环境中模拟和观察海洋环境对生物的影响。布鲁纳（Brunner）在其《家里的海洋：水族馆的图解历史》一书内以大量插图介绍了水族馆的历史发展，从不同的历史前身到今天的私人和公共水族馆，并解析了在自己的家中重造海洋的科学家、发明家和痴迷爱好者的心态。和动物园不同，水族馆的兴起和扩展源于探索海洋奥秘的愿景。西方对海洋生物的探索活动到18世纪才有系统地出现，此前，海洋一直是禁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海洋自古以来被认为是生命之源，但也是个充满危险和混乱的地方，海洋深处是个被诅咒的黑暗世界，恐怖的怪物潜伏其中，吞噬着陆上的一切。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海洋的印象开始改变。尽管19世纪的艺术家仍然描绘沉船残骸的场景，对溺水的恐惧仍然很普遍，但博物学家对海洋的兴趣日益浓厚。
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一直以来科学家对海洋的探索都停留在沿海和海洋表面，对海洋深处的探索多年来未有成功。19世纪初期，有关海洋的研究集中在物理和化学分析上，例如测量水的温度、含盐量和海水密度，以及尝试了解波浪形成的原理。在1830年左右，对该领域的科学兴趣下降了，许多研究人员转向其他新兴领域，例如气象学和地磁学。另一方面，生物学家开始更加密集地出海收集和研究海洋生物。无脊椎海洋动物，诸如海葵、海绵、珊瑚、蠕虫以及水母，尤其令生物学家着迷，因为这些生命形式在进化论的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而珊瑚和水母到底是动物还是植物，在19世纪也没有定论，至少对水族馆游客来说还是个新鲜的话题。
直到19世纪中叶，许多海洋动物的体格、形状和外观在学界仍然存在相当多的谜团。生物学家们普遍假设深海的寒冷和黑暗环境不利于生命体的存在。在19世纪50年代，大西洋安装了数英里的水下电报电缆，从而建立了各大洲之间前所未有的通信线路。1860年，一条损坏的电缆从地中海撤出，该电缆在意大利撒丁岛和阿尔及利亚海岸之间铺设了三年。这不仅将电缆的残留物带到了地面，而且还带出了许多来自1 000英寻以下深度的生物，这才让博物学家与生物学家意识到海底世界有生物的存在
海洋生物知识的拓展与水族馆的兴起密不可分。德国博物学家古斯塔夫·贾格（Gustav Jäger）1868年的著作《水和水族馆中的生命体》（Das Leben im Wasser und im Aquarium）首度把水生动物与水族馆联系起来，并向观众传递一个讯息，那就是在深海捕获的生物并不全是章鱼之类体积庞大的掠夺性动物，也有体积较为细小且无害的生物，这些生物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大众的集体意识之中，人们开始相信，海洋探索在经济上和知识获取上都非常重要，从而促使科学家们能够让昂贵的探险活动获得赞助和支持。
与动物园相比，水族馆保育的历史鲜有文献记载，虽然水族馆的保育与动物园的保育工作有重叠之处，但水族馆对技术的依赖尤为明显，因此水族馆遇到的保育挑战和机遇需要更多当代的研究和反思，尤其是跟海洋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有关的议题。正如《方舟与之后：动物园和水族馆保育的演化》第二部分最后一篇论文的作者萨曼莎·穆卡（Samantha Muka）指出的：“公共水族馆是海洋保育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我们甚至缺乏对这些机构的历史以及它们的环境和生态工作的基本了解。”穆卡主张把动物园和水族馆区分起来，她的文章指出动物园和水族馆之间虽然有类近之处，特别是在两栖动物的保育目标上，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一个主要的差别是，与动物园不同，水族馆保育机构承认并鼓励游客将水生陈列品视为宠物或食物来源。水生保育业界的成员如标本商、悠闲垂钓者和渔业专家其实并不反对把水生动物当宠物或食材看待。反之，动物园保育人士致力结束动物用作娱乐、食物或药物的开发和消费用途，而水族馆保育必须建立在承认和接受水生动物展览和商业用途并存之基础上。
二、 动物与自然调查和探索
《方舟与之后：动物园和水族馆保育的演化》一书的重点放在动物园和水族馆的保育问题上。不过，在保育话题之外，动物园和水族馆的科学工作史（history of scientifc work），与实验室和自然调查有更悠久的历史联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一线大城市，动物园以展示动物的公共机构形式出现，并得到自17世纪以来出现的科学协会的支持。继巴黎、伦敦、维也纳之后，纽约市和费城在市内建立了公共动物园。当时美国的州政府和市领导希望通过这些机构来提升美国城市的文化地位，把动物园所在的美国城市打造成不输给欧洲一线城市的科学文化大都会。因此，20世纪初美国城市动物园的出现，不只经历了从皇家私人禁地到现代公共场所的转型，还印证了美国科学界在20世纪的蓬勃发展。
一般来说，动物园和水族馆并不能代替实验室和野外探索。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科学家（或更准确地说，自然学家）一般很少会选择在围栏外或玻璃墙后研究动物。但是，动物园和水族馆提供了一个处于田野与实验室之间的交汇点，让科学知识得以陈列和传播，在这个层面上，动物园虽不能完全代替野外调查，但却为后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模拟场所。此外，科学界内部在维持动物园的意见上也存有分歧，比如哪种动物适合室内围观和展示，如何回应普罗大众对园内动物权利的关注等。不过，在关心动物福祉和权利的同时，公众也应该意识到，动物园为无法到偏远地区亲自做野外探索的公众提供了一个间接接触野生动物的渠道。长期以来，科学史学家一直对野外站（feld station）的历史感兴趣，但鲜有人把动物园当野外科研基地看待。比起同样是用人工手段去模拟自然环境的实验室，动物园与野外站更为相似。虽然实验室和动物园一样位处大城市内，但实验室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脱离公共视野，也不接受公众参与。动物园和水族馆却是以亲近大自然的方式向公众展示科学知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科学知识被建构的过程。另外，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历史揭示了不少科学发展的历程。1850至1870年之间，动物园内的科学工作有助于对动物进行照料、展示和繁殖，从而使动物园与早期的动物展览（ménagerie）和饲养场区分开来。动物园不只雇用自然学家，为自然学或博物学毕业生提供一个就业机会，创建展品和照料动物的专业也部分满足了生物学界发展的对劳动力的需求。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林恩·尼哈特的专著《现代自然：德国生物学视角的崛起》是众多动物园史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她主张用生物学的视角去理解德国在1850—1925年间博物馆自然史的变化。20世纪初的动物园模式有别于以往只用笼子捆着动物做展览的模式，自然学家对动物的食物、庇护所、空间要求的理解，以及对繁殖季节和习性的认识不但有助于圈养动物，更有利于动物园设计新颖展览方式来展示动物的活动和原始状态，而不只是彰显动物的存在。因为动物园的一个优势在于可以展示活生生的动物，而非标本馆和博物馆中死去的静态动物收藏品。20世纪初参与策划新展览的德国博物学家开始以景观设计的方式去展览动物，为越来越热衷于科学展览的德国群众拓展了尼哈特所谓的“生物视角”（biological perspective）。虽然欧洲的动物园模式为美国的动物园提供了重要的典范，但要把外来的模式成功打入美国社会，本土化的因素不可或缺。欧洲的动物园模式之所以能深入根植于美国社群，在于美国科学团体的支持，例如费城动物学会对费城动物园的投入和扶植。因此，克里斯蒂安·扬在《美国科学史指南》关于动物园和水族馆的文献条目中指出，“（美国的）动物园必须以独特的美国方式建造”（zoos had to be built in distinctively American ways）。
世界各地的动物园也流露出其地方历史。哈佛大学历史系的伊恩·米勒的专著《野兽的自然：帝国与东京动物园的展览》把焦点放在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Ueno zoo）的百年历史上。他认为要理解上野动物园的发展，关键在于掌握当代日本的“生态现代性”（ecological modernity）。不过，米勒却没有对“生态现代性”这个贯穿全书的重要概念做清楚的界定。“生态现代性”主要是指人、动物和自然世界互动方式在近现代日本的重组，米勒指出，现代性总是和生态有关，而“生态现代性”代表广泛的现代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可是，这个说法还是过分抽象，与上野动物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关系并不明确。模糊不清的“生态现代性”观念是纽约宾翰顿大学范发迪对《野兽的自然》一书的其中一个评价。范发迪认为米勒一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把环境史和动物史的理论和方法带入日本史的研究领域，把人类世（Anthropocene）、幼态延续（neoteny）、动物的能动性（agency of animals）等议题揉入东亚地区的熊猫外交（panda diplomacy）等一系列的讨论之中，展开围绕东京上野动物园的近代日本政治和文化史研究。
三、 动物作为展示和收藏品
凯伦·雷德（Karen Rader）和维多利亚·凯恩（Victoria Cain）2014年的近作《展示生命：二十世纪美国的科学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革命》探讨20世纪中叶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从“自然史”走向“科学”的转变。有别于以往的科学史研究只关注20世纪初的标本玻璃柜，或20世纪末的沉浸式展览，雷德和凯恩把研究焦点放在20世纪中叶博物馆内部以及博物馆与科学家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上，因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整体博物馆预算呈下滑趋势，财政压力迫使不少展览机构重新考虑研究、教育、科普等目标的优先次序。例如，著名的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位居美国数十个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榜首，然而史密森的科学家—策展人（scientist-curator）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如何展示海洋生物馆中的藏品有不同看法，科学家—策展人关心展品呈现的是一系列单独的研究成果还是更广泛的主题叙述，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却更关心如何用大型鲸鱼雕塑作为吸引观众入场的卖点，配以栩栩如生的艺术和设计，向“沉浸式展览”（immersive exhibit）迈进，而非单纯地呈现大自然的标本。
在动物园的内史中，伊丽莎白·汉森2002年的专著《动物景点:美国动物园内的自然展示》受到学界高度嘉许。她讨论动物园和科研团体、科研人员及科学知识的关系。动物园和水族馆一直为大众提供一个可接触大自然的场所，为了吸引观众，科学家—策展人不得不创作和模拟自然条件，但他们的主要目标始终是保持动物的生命和真实性，提供比游客所期望看到的更真实的自然体验。为了重现自然，动物展品的真实性表明其科学上的高度可信度。如何以人工方式让人更真实地体验、重塑自然需要科学依据，汉森的研究指出，自从美国最早的公共动物园提供了这种自然体验以来，科学界就一直努力支持动物园和水族馆的发展，并积极增加园内的动物展览品种。动物园和水族馆不只帮助公众理解和体验大自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科学家更有效了解自然界。她特别提到动物园管理员（zookeeper）的科学贡献，他们直接参与了与动物遴选、照料、喂哺、饲养和培训相关的知识的形成，由科学家—策展人和动物园管理员组成的动物园网络可以就处理动物标本、动物栖息地、生理学、生殖行为以及物种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进行交流。20世纪美国动物园的历史反映了美国动物园是美国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东亚地区的环境史、科学史与动物研究
在一篇2014年回顾东亚动物史研究的书评里，范发迪指出环境史、科学史与动物研究是当代东亚史学的新兴学术趋势，但是这三种研究趋势在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有明显的差异。首先，环境史和动物研究在日本学界发展蓬勃，有不少学术专著和论文集都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在中国大陆，因为深受李约瑟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占上风，但国内学者一般偏重古代中国科技史料的采集和编写，对近现代中国科技史的关注不够，而当代中国科技史研究更是在过去十年左右才兴起。西方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则更偏重以中国历史经验修正李约瑟模式的欧洲中心历史观。这三种研究趋势在韩国史学界相对较新颖，但是随着韩国研究的扩展，学界对韩国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面向理论和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在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也发展迅速。
虽然环境史、科学史与动物研究在东亚地区的学术发展有差异，但范发迪强调这三种史学趋势是分不开的，也不应该是分离的，它们之间在东亚地区有重要的历史交集和史学联系。为了说明这一点，范发迪用“自然与帝国主义”的文献做延伸说明。对自然和帝国的研究通常结合了环境史、科学史、动物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与反思。例如，学者们研究了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和南亚进行的大型狩猎活动如何激发后殖民时期的保育情绪和环保运动。最近关于自然和美国西部的许多文献都采用了类似的观点。另一个例子是医学、疾病（例如蚊子或其他动物传播的热带疾病）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已在帝国和殖民地环境中得到检视。现有的研究文献都与欧美殖民或帝国活动有关，但与东亚地区相关的研究文献也相继涌现。而这些历史研究必须同时横跨环境史、科学史和动物史三个研究领域。如果说科学、医学和自然是构成东亚“现代性”的重要组成要素，那么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科学认识论的历史。“自然”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实体，“科学”也不只是自然知识的发现，“医学”也不是简单地治愈疾病，无论这意味着什么，这些与科学知识有关的概念都有其认识论的历史，值得一并考虑。如何把环境史、科学史、动物史与欧美以外的区域史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整合，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秋季号，作者陆伊骊，清华大学科学史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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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殷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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