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游洲：跨界民族视角：冷战时期美国与老挝赫蒙武装关系研究
摘要：法国殖民统治之下的鸦片经济和氏族差别对待，使得以李氏和罗氏为首的老挝两大赫蒙族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分裂。越战期间，以王宝为首的反共赫蒙人开始与美国建立起战时同盟关系，中情局遂在老挝积极利用王宝反共赫蒙族武装秘密打击北越共产主义。两大赫蒙氏族因此演化为反共赫蒙族和援共赫蒙族的对立派系，这同时也招致了巴特寮和北越对王宝武装的巨大仇视。美越双方在 1973年签署停战协定后，曾经与中情局并肩作战的赫蒙人从此被美国逐渐遗忘与抛弃。而巴特寮在 1975年建立了老挝国家政权，这标志着反共赫蒙人流亡海外的开端，这批赫蒙人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政治磨难与心理创伤。对老挝赫蒙人而言，战争永远改变了这个民族的命运走向。
关键词：王宝 中情局 北越 巴特寮 “赫美”同盟
1954年法国人在奠边府战役中败退之后，如何有效遏制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日益壮大的严峻态势，成为美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难题。由于老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即老挝是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它被美国决策者赋予了无可比拟的冷战角色——为美国在印支地区发挥隐蔽遏制和打击北越共产主义的积极作用。随着越南战争（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肇始和战事不断复杂化，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逐渐有针对性地推介“特种战争”的参战理念，并积极寻求其在印支战场的战争代理人。直到1960年12月，老挝反共赫蒙族 军事首领王宝（Vang Pao）开始进入美国人的视野，越战期间的“赫蒙—美国”同盟（以下简称“赫美”同盟）应运而生。反共赫蒙人成为美国在老挝不可忽视的政治盟友，这直接为老挝巴特寮势力在越战后清洗反共赫蒙族提供了政治缘由。最终，这部分赫蒙人不仅成为印支难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被迫移民海外，从而使得这一民族成为如今世上最引人注目的跨界民族之一。
就目前笔者接触的美国AAD档案所记载的相关内容来看，国际社会在越战结束后对赫蒙难民进行安置的国家有美国、泰国、法国、加拿大、德国、中国、阿根廷、玻利维亚、圭亚那、菲律宾、巴拿马等。赫蒙难民的跨洋流动极大地推动了苗学研究的发展，苗学研究也因此成为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领域。近年来，东南亚冷战史研究已是冷战国际史领域中炙手可热的学术聚焦点，而以“跨界民族”为视角切入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也成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由于“跨界民族”一词主要为民族研究用语，目前该专业用语在学界仍有不少歧义，因此在本文中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以老挝赫蒙人为显著代表之一的东南亚“跨界民族”，其中“跨界”一词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是区域性的跨界迁移，指该民族最初自15—16世纪从中国本土开始陆续迁徙到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诸国，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晚期；第二是跨国性的跨界作战，与美国人合作的以王宝为首的老挝反共赫蒙人，在越南战争期间针对北越共产主义的跨界（老挝与越南边界地带）作战行为；第三是国际性的跨界流动，越战结束后的印支难民大流动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其中老挝赫蒙难民作为印支难民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在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与安置之下，流向了全球多个国家。
国内学界比较重视印支难民事件中的越南难民潮和柬埔寨难民潮的研究，对老挝难民潮关注较少。老挝赫蒙人与美国人的战时同盟关系，使得赫蒙人成为老挝难民中最受关注的族群。因此，本文拟以剖析老挝赫蒙人为例，对赫蒙难民流往他国的缘由进行追本溯源。随着“赫蒙难民”冷战档案的陆续解密，国内外已有著述在很大程度上存有对相关解密档案利用和剖析不足的缺陷，这极大地影响了对冷战期间老挝赫蒙族的全面认知与深入了解。国内大多数既有成果是从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视角梳理老挝赫蒙族的迁徙史，并对老挝赫蒙人于越战结束后在第三安置国的人身权利及其相关利益保障、文化交融与冲突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然而，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对赫蒙人从老挝流离失所的原因进行探究的努力尚不多见，探讨越战时期的“赫美”同盟、赫蒙人为此所遭受政治磨难的文献几乎付之阙如。基于此，笔者拟结合冷战档案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从跨界民族的视角来分析老挝赫蒙人如何逐步卷入越南战争，重点考察冷战期间美国与老挝赫蒙人的同盟关系，并对这一同盟关系的产生、合作及消亡的缘由和过程进行分析，评估其对赫蒙人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而揭示赫蒙人流亡海外的深层原因。
一、 氏族分裂：法属治下的老挝赫蒙族分化
明清时期，中国境内带有民族融合性质的“改土归流”举措以及19世纪发生的诸如苗族叛乱（1854—1873年）、太平天国运动（1850—1872年）等重大政治事件，均给苗族人造成了巨大的生活与心理创伤。众多苗族人对此深感厌恶，他们亟需移民到印度支那并追求自由幸福的田园生活，最终在19世纪达到了新的迁移高峰。而法国人的到来，则改变了从中国迁徙至老挝的赫蒙人对美好生活的一切企盼。
法国自1893年成为老挝的殖民宗主国以来，60余年的殖民统治给老挝赫蒙人烙上了深深的分裂印痕。它不仅积极唆使赫蒙人种植鸦片，而且在1938年选举浓黑区（Nong Het）地方行政首脑一职上，更是偏袒李氏赫蒙族首领杜比·李峰（Touby Lyfoung），致使罗氏家族长期把持的浓黑区酋长之位不得不让位于李氏，这让罗氏家族中非常有才干的罗费当（Lo Faydang）极为不满。再加上此前李氏和罗氏曾有过失败的家族姻亲联盟，两大赫蒙氏族之间的怨恨由此越积越深。“在老挝赫蒙人的历史上，一些大部落氏族之间的竞争和矛盾成为影响许多政治事件的关键性因素。”而李氏和罗氏之间的家族矛盾几乎影响了全部老挝赫蒙人的未来命运走向。
鉴于杜比·李峰卓越的领导才能与实干作风，法国人对他大为欣赏，双方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合作关系，杜比·李峰因此成了法国在老挝的鸦片经济代理人。而罗费当于日本人在1940—1945年占领老挝时期，选择为日本人服务。与此同时，部分原法籍殖民地官员和在老挝居住的法国公民为躲避战乱，逃向了老挝北部的高山林地。早已迁徙至此并定居的一些不谙政事的赫蒙人，出于同情心和惯有的好客习俗，给予了这些法国人极大帮助。这却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了印支民族主义者对赫蒙人的仇视。日本人败降之后，法国窘于战后民贫国弱，觊觎老挝繁盛的鸦片产量和可观的鸦片利润，成为法国于1946年重返印度支那的重要动力之一。然而，在战时成长起来的印支民族主义者自然不能容忍法国人的所作所为，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就此打响。战争对两大赫蒙氏族的影响即是杜比·李峰继续为法国人及老挝皇室政府效命，而罗费当则开始倒向共产主义。在罗费当看来，与谁结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维持与李氏的氏族竞争。印支共产主义势力的蓬勃发展，使他于1946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并逐步成长为老挝巴特寮革命武装的首脑之一。随着巴特寮和北越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结盟形成，杜比·李峰开始将他的政治中心由浓黑区逐渐转向查尔平原。此时，以“越南独立同盟会”和“老挝伊沙拉”为首的印支民族主义势力决定开始对赫蒙族实施报复计划，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部分赫蒙人在日据时期对法国人给予过不少帮助。为了获得庇护，这批毫无政治立场的赫蒙人不得不加入李氏一方以反对共产主义。由于赫蒙族氏族宗亲网络严密，迫使该族人不得不开始选边站队，被迫各自支持李氏与罗氏的竞争，而这再次加深了赫蒙人之间的分裂趋势。
反观法国人治下的鸦片经济和对氏族的差别对待，使得起源于中国的老挝赫蒙族产生了巨大的氏族分裂。特别是以杜比·李峰和罗费当为首的两大赫蒙氏族的竞争，对老挝赫蒙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李氏和罗氏分别在各自部族内部通过亲属关系、经济或宗教仪式来划分其他赫蒙人与其结盟的氏族关系。对于大多数赫蒙人而言，无论“二战”期间是帮助法国人还是日本人，以及两次印支战争期间是帮助法国人、美国人还是共产党人，他们对此都必须做出政治抉择。由此导致的最重要后果之一，是反共赫蒙族和援共赫蒙族两大氏族政治派系初见端倪，这使得老挝赫蒙人在冷战期间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战争的深渊。
二、 反共先锋：“赫美”同盟的形成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依据“多米诺骨牌”理论和遏制战略，开始插手东南亚事务，东南亚冷战区域环境的意识形态冲突因此变得非常尖锐。虽然1954年《日内瓦协定》将老挝定性为中立国，但两大冷战对立阵营却将彼时的老挝中立政府确定为各自可争取的对象。以北越、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都积极在老挝政坛中培植依附势力，除了以梭发那·富马首相为代表的中立派之外，还有由苏发努·冯亲王领导的“老挝爱国阵线”左翼势力和亲美右翼派，三者几乎共同把持着老挝政局。它们对于老挝民族国家的前途发展始终有着巨大的政治分歧。此时针对老挝“中立”政府派系林立且十分混乱的局势，以及主要出于防止西方世界重要的东南亚盟友——泰国被共产主义攻陷和有效遏制北越势力由东向西延伸至整个中南半岛等实际目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倾向于在老挝扶植亲美反共政府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随着越南战事蔓延至老挝，北越从1959年开始利用老挝境内山高林密的隐蔽优势，将一条支援南方作战的军事物资运输通道的大部分线路修建在老挝南部，即“胡志明小道”。保持该通道的顺畅是北越在老挝的主要军事目的之一，所以北越积极扶植巴特寮这一左派力量。对于北越而言，这不仅有利于平衡老挝政局中的亲美派势力，尽力维持名义上的老挝“中立”政府，从而加大自身影响力对老挝的渗透，还可借巴特寮之势来保证老挝境内“胡志明小道”的通畅。这让美国极度忧虑老挝国内共产主义快速发展的形势。
1960年8月贡勒政变后，三派势力开始公然在老挝北部的战略中心查尔平原上操戈逐权，老挝混乱的局势似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由美国在幕后积极支持和训练武装的老挝皇室政府军，却不足以有效应对有着外部共产主义强大支援的巴特寮和北越军队，而且战争也再次打破了赫蒙人在查尔平原聚居多年的安定生活。面对越南战争日益复杂的发展态势，新上台的肯尼迪总统决定大力践行“特种战争”，以应对印支形势。考虑到受派系影响颇深的老挝皇室政府军战斗力普遍偏弱，同时也是为了对北越在老挝修建“胡志明小道”的事实做出有效应对措施，美国在1959年就开始授权中情局秘密招募擅长山地作战的老挝高山部族，并在老挝逐步组建“特种作战”小组。在此过程之中，中情局不仅观察到赫蒙人具有熟悉老挝地势、体格强壮和有着极强的山地适应能力等先天优势，并且了解到他们曾有过反对越南霸权和氏族分裂的历史状况，还洞悉到部分赫蒙人有强烈的反共倾向，于是中情局打算征召并武装赫蒙人参战，美国国际开发署则负责资金援助。不可忽视的是，支持罗费当的援共赫蒙人，也一样有着擅长山地作战的优点。
1960年12月，王宝开始作为老挝反共赫蒙族的军事首领正式登上老挝政治舞台，并逐渐成为亲美右翼派的主要反共力量。王宝本人于1928出生在浓黑区，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就一直与法军共同对越南人作战。他作战勇敢，声名远扬，和杜比·李峰一致认为老越共产党人的行径已将赫蒙人的幸福生活推向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并极度忧虑老挝国内共产主义快速发展的形势。因此，当中情局探员比利·莱尔（Bill Lair）找到王宝时，双方一拍即合。比利还对王宝给予了相应的承诺，即赫蒙人若能在老挝境内成功抵抗住越共军队的入侵，那么美国不仅将帮助赫蒙人找到新的定居地并使其免遭战乱威胁，而且还允诺给予其充分的自治权。对此，王宝十分赞赏，“赫美”同盟就此应时而生。与此同时，赫蒙人居住的查尔平原时常遭到战斗袭扰，老越共产主义武装也经常袭击赫蒙人的村庄，还没收他们种植的鸦片。这导致一部分赫蒙人失去生活来源，加剧了赫蒙人的生活困境。以美国航空公司为运输载体的主要对老美援工具，则开始对赫蒙人进行食品与武器等物资空投，使得赫蒙人对美国人渐生好感，也加强了他们对王宝的忠诚度。美越两国在老挝的利益之争，也导致罗氏和李氏的对抗不断加剧，两大氏族都坚定地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上，氏族分裂因素始终影响着不同派系赫蒙人的命运走向。长期以来为皇室政府服务的反共赫蒙族武装，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共产党人的攻击。杜比·李峰和王宝为此不得不依附于美国，以实现自身力量的持续增长，进而抗衡巴特寮军事首领罗费当的氏族竞争。这最终加剧了赫蒙族两大派系之间的敌视关系，因而两大敌对氏族势力彻底分化为反共赫蒙族与援共赫蒙族。处于不断分裂之中的赫蒙族，随后深陷在这场逐渐向前推进的“秘密战争”中而不能自拔。
1961年6月，王宝武装与贡勒和巴特寮的联合军队在查尔平原附近的巴东（Pa Dong）山区爆发了严重的军事冲突。当时赫蒙族武装约有五千余人，由于北越等外部共产主义力量的重型武器支援，使得巴特寮军事实力大增，赫蒙族武装在战斗中被迫撤退。随后不久，肯尼迪总统将之前设立的项目评估办公室这一民间组织升级为公开的军事援助咨询小组，并暗地里积极为王宝的反共赫蒙武装提供着咨询、训练和武装支持。撤退后的王宝在中情局的大力支持之下，最终于1962年夏季在龙镇（Long Chieng）建立起了赫蒙族武装的常设军事总部，这个军事基地在此后十余年间亦被看作“赫美”同盟在老挝进行秘密战的军事中心。赫蒙人也认为龙镇为他们提供了展现自我的绝佳机会，即作为战争勇士，使其个人价值能得到最大限度地体现。
从1962年开始，多方势力在老挝政局中角逐，老挝“中立”政府仅是软弱地选择遏制各方势力并确保老挝不再发生冲突。而此前旨在和平解决老挝国内混乱局势的第二次日内瓦扩大会议，在1962年7月结束后，非但没有遏制住老挝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老挝国内的共产主义发展反而似有方兴未艾之势，这明显有违于美国的初衷。随后在美国的策动下，亲美右翼派于1963年2—4月在老挝首都万象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巴特寮左派和贡勒中立派的暗杀事件，此举激起了巴特寮与王宝反共武装的激烈矛盾。然而，北越及其社会主义盟国在幕后一直为巴特寮提供着强有力的军事援助。为此，在肯尼迪的授权之下，中情局将赫蒙族反共武装扩大至两万余人。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除了美国的援助之外，王宝首次在1963年参与到鸦片贸易中。王宝和中情局一起利用赫蒙族生产的鸦片，为其在老挝和越南的秘密军事活动提供资金。这实际上是以毒养战，鸦片贸易的可观利润，使得王宝武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拥有独自维持军队所需的资金与供给能力，进而在数年时间里维持有生力量满员状态与作战能力，美国对反共赫蒙人能拥有这样的自给自足能力刮目相看。因此，双方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出于同一个反共目标，赫蒙氏族派系之间的巨大鸿沟不可能得到修复并达成谅解。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约翰逊接任总统，美国决定全面介入并直接派出地面部队进入印支地区作战。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美国开始公开轰炸越南北方，这正式标志着越战的升级，象征着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已经走向局部战争阶段。美国也开始花费更多心思去袭击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在老挝，美国开始大举出动战机轰炸巴特寮控制的查尔平原。同年，美国支持老挝极右势力再次推翻了第二次联合政府，而梭发那·富马作为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政客，宣布与巴特寮决裂，继而成为亲美主义者，并且继续执掌首相宝座。12月，王宝在万象被富马晋升为少将，其主要的军事辖地即是查尔平原—川圹省（第二军事区域）。王宝回到龙镇之后，迅速大规模招募老挝少数民族加入其军队，这些少数民族大多数是赫蒙族和老听族（Lao Theung，又译“佧族”）。最终王宝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达2.4万人，被分为8个旅，24个营。在皇室政府军战斗力日益疲软的状况下，新兴的王宝反共赫蒙族武装至此成为对抗北越和巴特寮的可观力量。
三、 深陷战争泥潭：王宝与中情局的军事合作
越战的升级使得“胡志明小道”在战争中的作用与日俱增，促使美越双方在老挝的利益争夺转向更为直接的军事对抗，也同时意味着老挝皇室政府和巴特寮在战争指挥中逐渐被边缘化。由于“胡志明小道”的主要起始点位于查尔平原的东南部区域，老越共产党人为了取得战略上的平衡，最终于1964年占领了老挝皇室政府军控制的查尔平原。该年底，美国为了对北越军的物资供应线进行军事打击，开始轰炸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美国又在1965年明显增加了对“胡志明小道”的轰炸频率，每月约达1000架次，将数量惊人的炸弹倾泻在该通道上。1966年，来自蒙大拿州的前空军伞兵杰瑞·丹尼尔斯（Jerry Daniels）到达龙镇，作为美军总顾问指挥着王宝的秘密军事行动。随着东南亚战事的升级，美国更广泛地卷入了越南战争，赫蒙族军队也随之壮大。最终约四万余名赫蒙族士兵与老挝皇室政府军、中情局协同作战。“赫美”同盟的合作关系此时显得尤为突出。
1965—1968年，王宝的赫蒙族武装与北越和巴特寮在查尔平原上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中情局将其总部设在泰国的乌隆（Udorn）空军基地，为老挝政府所划分的五个军事区域提供空中支援，其中最重要的军事区域即是王宝管辖的第二军事区域。在美军持续的军事援助和技能训练之下，赫蒙族武装变成了美国人在老挝有力的军事政治工具。“赫美”同盟在秘密战期间的战时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在地面上帮助美军监控“胡志明小道”，并对之实行频繁的军事干扰。第二，时常深入巴特寮控制的查尔平原作战（在查尔平原上的某些战略要地上已取得实际胜利）并为皇室政府坚守阵地。第三，当美国人在空中执行打击任务之时，从地面上辅佐并配合美军的军事行动。第四，营救受伤或被俘的美军飞行员。赫蒙人为了营救一名美军飞行员，通常要付出数倍于此的人员损失。一位年轻的赫蒙族士兵王凯（Vang Kai），他所在的战斗小组曾为营救两名飞行员而丧失60人的生命。第五，经过中情局的多样化培训之后，一些赫蒙族士兵或成为飞行员或成为无线电操作员或充当军事间谍或成为医疗人员等，他们为美军承担着执行空袭任务、收集对巴特寮和北越军的关键情报、为受伤的赫蒙族平民和士兵运送食物与医疗用品等各式各样的职责。而上述赫蒙族为中情局所进行的秘密军事服务的代价巨大，数以万计的赫蒙族士兵和平民因此殒命。
自1968年起，王宝的赫蒙族军队就已承担了老挝皇室政府大部分的地面攻击行动。美国也将王宝武装视为“它在老挝最重要的项目，是抵御共产主义渗透到湄公河流域的重要军事力量”。直到1969年，这支军队已经与北越和巴特寮军队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拉锯战。鉴于王宝的赫蒙族军队在与中情局并肩作战的同时，取得了不少胜利战果，因此他被认为可能是老挝最有能力的将军，然而数年来的拉锯战致使其武装力量消耗严重。1969年老挝秘密战结束时，约有1.8万赫蒙族战士死于战争。虽然王宝此时已重新占领了查尔平原，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击退敌人。
1969年美国开始执行在印度支那的收缩战略。与此相反，北越加紧了在老挝战场的利益争夺。越南战争中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北越军队依据印支地区复杂多变的天气和季节来展开攻势。7月，北越向查尔平原出动两个师的正规军，约1.2万人，似有攻击赫蒙族主要的基地珊松（Sam Thong）和龙镇之势。王宝军队在此前已经摧毁了北越军储存在老挝境内的大量军事物资，还积极破坏共产党人的战略交通干道，而这曾使北越军队的作战变得异常艰辛。北越为此不得不改变了物资运输策略，使用正规军队来护送，并试图夺取查尔平原。而在此期间，正在巴黎谈判的首相梭发那·富马敏锐地意识到北越军队在1969年老挝北部的旱季攻势中超越了传统上由其所控制的地域范围，这开始威胁到旧的政治军事平衡。因此富马极力恳求美国对越军实施严厉的空中打击，但美军因恶劣的天气未能立即付诸行动。北越军迅速向查尔平原移动，皇室政府军没有能力阻止建制成师的北越正规军来袭，只能采取防御策略。赫蒙族军队在王宝的领导下，被迫进入防御状态以守卫其关键的军事基地。然而，王宝未能找到充足的兵源以弥补其多年来造成的士兵减员。上文已论证赫蒙族已经逐步深陷与北越大规模武装力量的冲突之中，持续不断的伤亡已迫使王宝招募年仅13至14周岁的青少年入伍。频繁的战事也使赫蒙族产生了很多战时难民，以致其不能安心于农事耕作和鸦片种植。美国同时意识到王宝要维持他在老挝北部的军事总部已经变得很艰难。随着军事压力的持续增加，如何有效控制部族长者也成为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已经有一些赫蒙族部落长者要求王宝将川圹山区的人民从查尔平原东北部转移到更为安全的老挝西部，甚至泰国北部的山区丛林。
王宝军队陷入窘境的部分原因，还与苏联对北越的先进武器支援有着很大关联。有鉴于此，美国政府内部最初在决定是否升级老挝境内的越南军队空袭，以及是否加大对赫蒙族军队援助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尼克松在1969年入主白宫后的冷战斗争形势，对美国极为不利。首先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膨胀。从1964年起，勃列日涅夫便以空前的力度加强非常规武器的发展，使得苏联核军事力量大大增强。苏联还于1969年加大了对越南军事武器的援助力度。其次是美国已深陷越战泥潭十余年，极大地耗费了国家的人力物力，国内的反战运动也持续高涨，使得国内民怨沸腾。不过，中苏两国不断恶化的关系，也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丝契机。美国观察到，中国为了改善日益被孤立的国际环境以及其对自身安全战略的利益需求，使双方均有意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因此，尼克松上台之后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在与苏联冷战争锋的过程中追求缓和的中美关系以对抗苏联，尽量维持大国关系上的战略平衡，并借助中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中的影响力，尽快结束越南战争。
在上述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在是否需要加大对印支战场的投入力度的问题上争论不断。即使如此，美国在权衡利弊之后，仍出动了最先进的B—52型战机对查尔平原上的北越军和巴特寮军队实施轰炸，并重点轰炸“胡志明小道”，还向老挝军队提供了4000支M—16冲锋枪。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为富马提供空中支援确有必要，这不仅可以阻止北越取得对老挝政府的控制权，还可以保存富马自1964年以来所建立的亲美合法政府。其次是在地缘政治上，此举可使泰国与源自北越的共产主义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得以维持。最后，北越虽在1968年之初发动的“春季攻势”中结束了美国人“南打北炸”的局部战争政策，但使大量的美军战机腾出空来，进而可以对老挝战场执行更大频次的空中打击任务。当然，这与中情局力主赞成空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宝的赫蒙族军队一直都是中情局在幕后操纵并指挥行动的，双方自合作以来，一直都休戚与共，所以中情局极力推动美军动用最先进的战术轰炸机对王宝军队实施空中支援。
由于北越军队的补给线过长、美军的频繁轰炸以及王宝军队的反扑，最终共产党人试图完全攻占查尔平原的企图落空。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以及低迷的士气，使王宝越来越意识到即使已再次攻下的查尔平原也可能无法坚守住。考虑到美国此时在越南战场上实施战略收缩，老越共产党人自然不甘心战略要地被王宝占据，立刻向查尔平原集结了更多军队。从1970年开始，王宝军队及其龙镇军事总部时常遭到北越军的猛攻。鉴于赫蒙族武装持续性的战斗减员，迫使美国不得不利用东南亚条约组织中相关的军事协助条款，将泰国军队引入老挝境内。截止1972年5月，共有22个由美国资助的“泰国志愿营”（即“雇佣军”）在老挝投入使用。泰军的来临为龙镇的军事守卫力量注入一股新鲜血液，亦使龙镇军事总部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中情局顾虑到王宝武装不断遭受重大伤亡的现实，它此时已极度依赖使用泰国雇佣兵来充实王宝的作战力量，其重要原因是王宝的赫蒙族军队得不到持久而有效的兵源补充，兵源的枯竭导致其武装力量也比前几年更加衰弱了。军队的重大伤亡导致赫蒙族士兵的厌战情绪不断滋长，加上赫蒙族部落内部的意见不合，赫蒙族渴望退出战争的推动力量在持续上涨。
四、 背信与弃义：“赫美”同盟的消亡
有关越南事务的国际会议于1973年2月在巴黎召开，尼克松总统于3月29日宣布从越南撤军，这也昭示着美国老挝政策的巨大转变。老挝战场向来附属于越南战场，相比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存在规模，美国在老挝的军事人员及配备的资源并不多。美国尚未与王宝签订正式的协议，就单方面开始了它在老挝的撤离行动。这实际上意味着赫蒙族从此不再受到美国的重视。可是王宝对此却认识不足，他认为美国人不会对其盟友撒手不管。9月14日，巴特寮和皇室政府签订《万象协议》，双方协商再次成立第三次临时联合政府。“王宝与他的美军顾问们依旧停留在军事二区，等待着马上到来的临时政府，却没有意识到美国的慷慨援助即将结束。”王宝仍以为这个带有缓和斗争性质的协议会给老挝带来和平，而且考虑到战争带给赫蒙族的巨大消耗以及其部队不断滋生的厌战情绪，也为了顺应部族长老退出战争的请求，他于该年解散了大概1.8万人的赫蒙族武装，并让其重返家园。这虽然并不是王宝的全部武装力量，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宝的军事实力，而且后续事态的发展也远非王宝所认为的那般简单。
就在美国逐步撤军的同时，第三次临时联合政府经过双方多次谈判之后，最终于1974年4月5日正式成立。“新政府要求所有没有外交身份的外国军事人员必须在60天内离开该国”，而北越在此期限内并未将其人数约3.8万的正规军撤离老挝。北越在老挝的军事存在，使得巴特寮在联合政府中极为强势。此时美国的军事打击和空中侦察业已停止，“赫美”同盟也名存实亡，共产党武装在老挝的首要目标即是尽快消灭王宝的反共赫蒙族武装。这时候赫蒙人已不再享有美国的援助，梭发那·富马也认为王宝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由于不再有美国的实际军事干预，巴特寮为进一步打击并肃清王宝的残余军队，于是不断对其进行挑衅和制造军事摩擦。双方为此摩擦不断，最终于1975年3月在萨拉蒲空（Sala Phoukhoune）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期间王宝的私自指挥行动遭到了富马严厉训斥。印支局势正朝着共产主义胜利的方向迅速发展着，4月17日柬埔寨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4月30日南越政权土崩瓦解。胜利之后的越南共产党旋即向老挝边境大量集结军队，企图集中火力消灭老挝反共势力。王宝的残余军队随之坍塌，临时政府中的五名非共产党员的内阁成员亦辞职并逃往泰国。5月6号，王宝与首相富马发生了激烈争执，王宝知道他此时已经被背叛了，并完全意识到了巴特寮铲除赫蒙族军队的决心，他最终辞去了所有的政府职务。王宝随后与中情局取得联系，于5月14号让他的近亲及高级官员从龙镇搭乘两架美军C—47和C—130运输机撤离，逃往泰国。
王宝撤离之后的龙镇，再未有美军飞机降临过，龙镇军事基地成为一个被遗忘之地。在接下来数个月中，老挝东部成千上万的赫蒙人则为了追随王宝和担忧因曾支持过王宝而遭到打击与报复，因而作为难民举家跨越湄公河逃到泰国。但接下来的“新河桥事件”震惊了所有曾支持过王宝的赫蒙人。坐落在南俄河（Nam Lid River，又译“岩河”）之上的新河桥是班颂（Ban Sorn）通往万象的必经之路，巴特寮在此戒备森严，严令禁止赫蒙人通过该桥。5月29日，约一万余名赫蒙人决定强行通过该桥，巴特寮守桥部队于是开火将子弹射向手无寸铁的赫蒙平民。大批赫蒙人受伤，并被迫撤退，而他们在撤退的过程中，许多人还被武装士兵手中的刺刀所刺杀。这一事件被称为“新河桥惨案”，实际上是巴特寮对赫蒙人实施膺惩的前奏。6月5日，巴特寮在国家电台中播送通知：“我们将对反动叛徒的间谍行为进行惩罚，对美国敌人及与其合作过的亲密盟友予以彻底清除。”这预示着巴特寮的打击报复正在来临。惨案虽已发生，但仍有数十万高地赫蒙族还在坚守自己的家园，而赫蒙人一旦被逮捕则会立即被巴特寮集中送往劳改营。
1975年6月7号，首相富马任命与巴特寮合作的彭·蓬·萨瓦（Peng Phong Savan） 为国防部长， 巴特寮将军坎· 欧 安· 本帕（Kham Ouan Boupha）担任老挝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这表明巴特寮实际上已完全控制了临时政府，老挝国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1975年7 月31日，美国正式宣布终止对老挝皇室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标志着美国对老挝20年的军事援助走向终结。“然而战争尽管已经终结了，但是赫蒙族为过上正常生活而展开的斗争远未结束，因为战争已经永远改变了赫蒙族。”即将建政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对于赫蒙人来说也绝非和平生活的保障，而是噩梦的开始。
王宝对美国态度和联合政府实际用意的审视不足，最终给赫蒙人酿成了巨大苦果。1973年对于王宝和美国来说，都是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美越停战协定和《万象协议》给老挝带来的短暂的和平假象，麻痹了王宝对老挝局势的思考，特别是王宝没有敏锐地洞察到美国的意图。随着北越逐渐在越南战场上取得压倒性胜利，美国为了早日从越战中抽身而置其赫蒙族盟友利益于不顾，它急于从越南撤军，同时也停止了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对王宝军队不再施以援助。美援的停止使得王宝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军队陷入了窘境。事实上也因为王宝武装不断下降的战斗力难以抵抗愈来愈强大的巴特寮及北越，美国人在榨尽赫蒙人的用处之后，完全以其本国利益为先，果断抛弃了昔日的盟友，对赫蒙族的政治命运没有加以预先思考和佐以退路。这为日后赫蒙人的流离失所埋下伏笔。莽撞解散大部分赫蒙族武装军队之举，亦使得王宝再难以有大作为，也不再有与巴特寮进行政治斗争的军事筹码；由于缺乏军队的庇护，亦不能确保赫蒙平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五、 背井离乡：老挝新政权与赫蒙人的流离失所
王宝在流亡至美国后曾说道：“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是巴特寮曾威胁说他们一旦掌权就将消灭赫蒙族部落，而这一言论曾公开出现在1975年5月9日的《巴特寮新闻公报》中。”该公报说：“赫蒙族是巴特寮长期且唯一的敌人，长时间以来，巴特寮一直试图剿灭这个长期危害他们的少数民族，赫蒙族长期在丛林和山洞中与巴特寮积极作对，期间已有20多年。因此，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我们必须将其连根拔起并摧毁殆尽。”1975年12月2日，巴特寮在万象正式宣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同天，新政权还颁布了“行动纲领”，即“……坚决粉碎所有试图破坏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反动派与美帝国主义者，清算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最后痕迹和影响”。巴特寮的上台意味着赫蒙人丧失家园和政治权力，这暗示着反共赫蒙人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
刚建政不久的新政权，就急欲大规模清洗越战时期美国在老挝的赫蒙族盟友。时任老挝国家总理的凯山·丰威汉治下的严密政治灌输教育等举措，让许多人开始出逃。为了对老挝国家的社会阶层加以改造及重构，老挝当局将重点放在消灭曾在秘密战期间与美国人并肩作战的山地部族上。毋庸置疑，这主要是指反共赫蒙族。更为关键的是，“曾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处和中央情报局给予过帮助的少数部族名单，现在落到了老挝人民革命党手中”。赫蒙人因此生活在极度恐惧中，始终担忧被监禁逮捕，只能被迫隐藏在山林中躲避巴特寮的追捕或继续抵抗老挝新政权。成千上万的赫蒙人被迫搬迁到低地地带，或者是被送往劳改营强迫劳动、监禁等。而一旦被判处送入劳改营，他们再难以返回自己的家园与家人团聚，这实际上是巴特寮建政后对赫蒙族发动的大规模政治性压迫与报复。
在上述背景之下，1975年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老挝赫蒙人持续不断逃往泰国。1975年老挝赫蒙族人口大概有35—40万人，而在1975—1980年间逃离老挝的赫蒙人最终达12万之众。“截止1981年，包括赫蒙少数民族在内的20余万老挝人已经离开了老挝，而且更多人还在逃离过程中。但是湄公河已经变成了一堵新的柏林墙，它被越南人和老挝人守卫着以防止境内的人逃跑。”他们在逃亡过程中又连续遭到老挝、泰国边境巡逻队的袭扰，死伤惨重，由此揭开了极具悲剧性的赫蒙难民潮的序幕。赫蒙难民一旦到达泰国境内，会被立即送往就近的难民营。虽然有不少赫蒙人在跨向老泰边境的过程中得以幸存，但是泰国难民营中将有更多的苦难在等着他们。
结语
源自中国的老挝赫蒙人，作为当代苗族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群体，其独特经历值得深思。法国人对老挝赫蒙人的长期殖民统治及治理手段，导致了赫蒙氏族内部渐成分裂之势。而接踵而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使得两大赫蒙氏族在政治上变得极度对立。这种对立使得立场各异的赫蒙人在接下来的越南战争期间，成为域外大国各自利用的政治工具，其中相当一部分赫蒙人被美国中情局招募，成为其在反共斗争中的马前卒。可以说，自日本1940年入侵老挝起，赫蒙人日后的战时历史几乎基本贯穿了整个中南半岛的大事件脉络，这其中包括了两次印支战争和越战后的印支难民潮，尤其是赫蒙人在越战期间与美国协同作战的行为，曾给扑朔迷离的东南亚冷战形势走向带来了巨大影响。由于赫蒙人长期与老挝共产党人作战的反共军事斗争，特别是其“赫美”同盟的战时经历，不仅极大削弱了赫蒙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而且成为越战结束后赫蒙人遭受老挝当局残酷迫害的重要根源，这也预示了反共赫蒙人日后的悲惨命运，使其被迫流离失所从而远离故土家园。这些因素给赫蒙人带来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越南战争及其后果，导致了今日赫蒙人的四分五裂，他们为此迫不得已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流动，并最终造就了这个“世界性”民族。而流离在外的老挝赫蒙人则承受着异国他乡的生存压力与乡愁的痛苦，渴望再次回到故土生活，但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老挝赫蒙人的命运已被战争永久改变了。
编辑：殷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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