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赵少峰、王雅倩：南太平洋岛屿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南太平洋岛屿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摘要：明代的中文文献中已经出现了关于南太平洋岛屿的历史记录，然而直至20世纪初，这些知识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南太平洋岛屿知识最初是混杂在世界地理知识中输入中国的，随后在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期刊和中国读书人编纂的图书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随着中国驻外使节的派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认知从书籍记录迈入现实，并提出了“南太平洋岛屿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防护的第一道门户”的观点。近代国人对南太平洋岛屿知识认知的变化是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变迁的缩影。时下的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依然是大国“竞逐”的重要场所，从历史变迁中认识南太平洋岛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南太平洋岛屿    《海国图志》    近代报刊    中国与世界关系

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是指分布于澳大利亚东北方向至夏威夷群岛之间的广大区域，这里不仅有深不可测的太平洋峡谷，还有星罗棋布的岛屿，该区域在北纬15度至南纬30度、东经120度至西经150度之间。“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一词与该地区政治家(学者)和西方学者话语中常见的“太平洋岛屿”是同一概念。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有14个独立的国家，其中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中国设立了致力于该地区研究的机构，但是有关南太平洋岛屿知识在中国传播以及中国与太平洋岛屿(国家)关系的认识仍需要深化。由于南太平洋岛屿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亚欧大陆以及澳大利亚大陆，处于世界贸易中心边缘，且诸岛处于分散状态，再加之不重视历史书写，因此在目前的太平洋岛国历史文献中极少记载该地区与中国的往来情况。本文侧重从中文文献出发，揭示南太平洋岛屿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及社会反响，以此窥探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近代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一、西方传教士主导下的南太平洋岛屿知识传播

明末清初，关于南太平洋岛屿的知识开始出现在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明史·艺文志》收录了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这是中国古代官方史书中最早记载南太平洋岛屿的书籍。《职方外纪》成书于新航路开辟之后的1623年，艾儒略在“亚墨利加诸岛”中写道：“又有一岛，墨瓦兰尝过此岛，不见人物，谓之曰无福岛。又有珊瑚岛，以多生珊瑚树，故名之。有新为匿岛，甚大，其势貌似利未亚之为匿，故以为名，亦曰入匿。向未周绕此地，意其与墨瓦蜡尼相连，十余年前乃知，有海舶过其南，见为一岛。经度起赤道以南一度，至十二度止，纬度起一百六十五至一百九十止。其风土未详。”艾儒略在这里写的是1545年一支葡萄牙船队到达过新几内亚岛的北部，因见当地居民的肤色和头发与西非几内亚湾沿岸的黑人十分相似，两地气候和自然景色大致相同，故称此岛为新几内亚。中国自古以来相信“天圆地方”，尽管艾儒略带来了西方以“地圆说”为核心的地学知识，但是此知识并未引起中国人的兴趣。

19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汲取西人之地学观念下撰述的新地理书籍。徐朝俊的《高厚蒙求》刊布于1807年，“应是国人最先论述地为圆球形之作”。该书第二集《海域大观》的“五大州纪”中出现了关于南太平洋岛屿的论述。徐氏写道：“又有一岛墨瓦兰尝过此岛，不见人物，谓之曰无福岛，又有珊瑚岛，以多生珊瑚故名之。有新为匿岛甚大，亦曰入匿，其风土未详。”从内容来看，徐氏是参考了艾儒略《职方外纪》的内容而撰写的，由于没有其他相关知识的支撑，他本人也未对此多加解释。

清朝初期实行严格的“禁教”政策，并将“闭关锁国”定为基本国策。在澳门、广州等沿海地区，仍有一部分人与世界保持着同步联系。受雇于外国船舶的“水手”谢清高留下了对海外的记录：“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卤洋外大西洋，自谢清高始。”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执笔的《海录》是中国人最早有实际经历并记录南太平洋岛屿知识的私人著作。《海录》的“东洋八岛”写道：“哇夫岛、哇希岛、匪支岛、唵你岛、千你岛、蓦格是、那韦地、亚哆歪，以上八岛俱在东海”。谢清高说此地区炎热，无五谷，家畜仅见猪，用四枚铁钉即可换一头猪，当地人用鸟类羽毛或树皮做衣服。这里的“哇夫岛”即Papua(New Guinea)岛，今译新几内亚；“哇希岛”即Australia， 今译澳大利亚；“匪支岛”即Fiji，今译斐济；“唵你岛”和“千你岛”均未有定论；“蓦格是”即Marquise，今译马克萨斯群岛；“那韦地”即New Hebrides， 今译新赫布里底群岛(瓦努阿图)；“亚哆歪”未有定论。虽然《海录》仅对部分太平洋岛屿有简略记载，但它开启了中国人记录太平洋岛屿知识的历程，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参考资料。林则徐就曾向道光帝推荐《海录》一书，并说：“《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粤刊刻，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

此时的来华传教士以澳门和马六甲等地为文化传播的“跳板”，编纂印刷书籍报刊，向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一些地理类文章中记载了南太平洋岛屿。《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1838年传教士在华创立的中文报刊，对世界各地区的地理、民情、风俗有广泛的介绍。《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地理类文章对“吧布阿洲”的地理位置、民情有所记载，详见表1。

表1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关于南太平洋岛屿的记载

鸦片战争后，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重视“海防”建设，推动了重新认识世界的热潮。以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为开端，中国涌现了一批重新认识世界的官员、学者，他们的史地著作中传播了南太平洋岛屿知识。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涉及了南太平洋岛屿。《瀛寰志略》卷二论述较为集中，在“亚细亚南洋各岛”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巴布亚，谈及了岛屿形状、土著居民的样貌习性、西人到达的时间。文中写道：“摩鹿加之东南有大岛曰巴布亚又名那吉尼，形如昂首之龟，幅员亚于婆罗洲。其地自古未通别土，草木蒙翳深味不测，野番从林中跳出，黑面拳毛，见人则攫而裂之，争啖其肉。别有一种似巫来由者，稍通人性。道光十三年，荷兰人初开港道，调兵防守，商船偶有至者。物产未详。”此段记载讲述了巴布亚的对外交往以及土著人的性情、生活。在“亚细亚东南洋各岛”一节记载道：“东南洋番岛甚多，泰西人就其形似随意命名，有新危尼、新耳兰、新撒罗门希伯等名”，提到了部分南太平洋岛屿，有新危尼(即新几内亚)、新撒罗门(即所罗门群岛)、希伯(即瓦努阿图)。在“亚细亚大洋海群岛”一节，简要地介绍了“贼群岛”(即马里亚纳群岛)，“一曰贼群岛，言其非善类也。各岛多西班牙所据，西人以洋教诱劝之，土人不肯从，遂至互相攻击，交哄不已”，认为土著人好斗，与西人不睦，为西班牙占领后掀起了反抗运动。徐继畬在“按语”中还写道：“澳大利亚，即泰西人《职方外纪》所云天下第五大州。陈资斋《海国闻见录》绘四海总图，东南隅有片土，署曰人迹不到处，即此土也。”这反映出徐继畬已经关注到了此地区。

魏源的《海国图志》经过反复修订完善，是19世纪中期对南太平洋岛屿详细记录的代表。魏源关注时事，遍览有关世界各国史地知识的书籍、文章、地图册，最终编纂成《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卷十六“东南洋海岛各国”中，魏源引用了《地理备考》《万国地理全图集》《瀛寰志略》《外国史略》等书籍的记载。相比于此前的中国私人著述，《海国图志》对南太平洋岛屿的描述更加清晰，并在地图绘制上有所拓展。《瀛寰志略》中仅有巴布亚的地图，对其他南太平洋岛屿未能在地图上标识，而《海国图志》有多幅关于南太平洋岛屿的图示，如《地球正背面全图》《东南洋各岛图》《奥大利亚及各岛图》《奥大利[亚]洲专图》，对东牙群岛、马义兰群岛(亦名盗贼群岛)、安裹岛、新希伯岛、利加利多尼岛、锁罗门岛、航船群岛、加罗林群岛、会党群岛等都有详细标注。《海国图志》在文字记载上也较为翔实，如在介绍英夷所属新阿兰岛(即阿赛亚尼亚洲)的地域组成部分时，将其划分为西阿赛亚尼亚、中阿赛亚尼亚和东阿赛亚尼亚三部分。我们今日所言南太平洋岛屿主要分布在中阿赛亚尼亚和东阿赛亚尼亚两部分。魏源的《海国图志》还说明了南太平洋岛屿地理位置所在的纬度界限以及经度的东西跨度。

19世纪中后期的英文报刊，如《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中华快报》(The Shanghai Courier & China Gazette)、《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上海晚邮》(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和《北华捷报&商情报告》(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等，在报道商业贸易信息的同时，也出现了关于南太平洋岛屿的信息。如上海开埠后出现的第一份报纸，即由英国商人奚安门创办的英文周刊《北华捷报》，就曾多次出现了对南太平洋岛屿的报道，例如1857年7月刊登道：“据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占领了科科斯群岛(Cocos Islands)并将其作为一个运煤站。这一举动激起了占领爪哇的荷兰相当大的愤慨，他们认为这是英国人贪婪、肆无忌惮的行动。”同样，在1867年的一篇 关于新几内亚的报道中写道：“我们从《澳大利亚人报》上摘录了两篇有趣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向外商开放新几内亚的计划。除了土壤肥沃之外，从当地人佩戴的装饰品中可以推断，该岛有黄金和象牙。然而，人们对该岛的内陆知之甚少，敌意和与世隔绝已经将他们与外部隔离开来。”尽管英国获知从新几内亚可以获取财富，但是由于对该岛缺乏了解而不敢轻举妄动。

《格致汇编》是传教士在华创办的第一份科技期刊，“它开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新途径和新媒介”。1876年，该刊春季号上刊登的一篇《论地面形势》的报道，对南太平洋岛屿进行了介绍。文中写道：“凡洋海中之地面四周有水围之者，则谓之岛，极大者为澳大利亚，即新金山，又有婆罗岛、巴布亚岛在其北”，并介绍了当时“岛”的定义，说明了婆罗岛、巴布亚岛与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关系。随后，《格致汇编》又报道了斐济的情况，在1880年秋季号上有一篇《论所酿五穀等酒》，介绍了斐济的酒——长胡椒根酒(今译卡瓦酒)，此酒“斐济群岛内之岛王每晨必饮”，且“斐济群岛内有一岛名所达，所达其王钦啊法酒之礼极奇”，阐述了斐济群岛的所达岛之王每天早上饮此酒前的程序，还述及了土著居民所独有的口令与奇特礼数，语言通俗，让中国人对万里之外的斐济群岛物产与风俗有了了解。

1840—1898年间，中国的史地著作与报刊中出现了关于南太平洋岛屿的报道和论述。此时的传播主力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国人撰述中的南太平洋岛屿知识也多是从西人之书阅读得来的。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屿的认识经历了从模糊的地理概念到相对熟悉的历史概念的转变，但是被动认识的局面没有改变。

二、20世纪初报刊和地理教科书中的南太平洋岛屿知识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大陆报刊几乎不再涉及变法之言论。远在澳门的《知新报》基本不受此影响。维新人士对变法思想的追求，使得《知新报》与南太平洋岛屿不期而遇。《知新报》上关于南太平洋岛屿的报道转载自《温故报》与《太晤士报》，这是目前所知国人自创报刊中最早传播南太平洋岛屿知识的报刊。《知新报》在1899年里连续刊登了六篇有关“撒摩亚”(今译萨摩亚)的报道，详见表2。这些报道围绕着萨摩亚王位继承问题而展开。英德美三国为确保自身利益，插手萨摩亚国王的继承人选，三国支持三位不同的萨摩亚王子，于是在萨摩亚引发了战乱，最后以三国合治萨摩亚收场。虽然列强得到了各自利益，但是萨摩亚群岛从此走向分裂，开始了屈辱的被殖民统治的历史。《知新报》关于萨摩亚的报道是中国报刊第一次对大国争夺南太平洋岛屿的报道，也是中国报刊第一次对萨摩亚的详细报道，记录了这场“完全无视萨摩亚本地人意愿和利益的殖民分赃”。

表2  1899年《知新报》有关萨摩亚的六篇报道

清末新政时期推行的教育改革促进了南太平洋岛屿知识在中国的传播。1903 年，清政府重新规划了京师大学堂的学制，并于1904年颁布了《奏定大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较壬寅学制(即《钦定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增设了译学馆，并规定译学馆学生须学习“普通学之目九：曰人伦道德、曰中国文学、曰历史、曰地理、曰算学、曰博物、曰物理及化学、曰图画、曰体操。专门学之目三：曰交涉学、曰理财学、曰教育学”。在地理教学中，译学馆学生第一年学习中国地理，第二年学习亚洲各国及大洋洲地理，第三年学习欧洲各国地理，第四年学习非洲及美洲地理，第五年学习地文学。这表明进入20世纪后，中国已经对世界五大洲地理有了清晰的划分，即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对大洋洲地理的学习，改变了以往认为澳大利亚即是世界第五大洲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人对南太平洋岛屿的认识。

20世纪初年，中国学者编纂的新式地理教科书已经将南太平洋岛屿纳入其中，《瀛寰全志》是其中的代表。1903年10月，谢洪赉的《瀛寰全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付梓。《瀛寰全志》分上下两册，对南太平洋岛屿的介绍主要在下册中，作者将南太平洋岛屿划分为波里内西亚、密克罗内西亚和美拉尼西亚三个部分，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清晰地对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做了次区域划分。作者论述了每个区域的位置、地势、天气、物产、人民和地方志。在地方志中，作者又介绍了三个次区域的具体岛屿组成：波里内西亚的地方志中介绍了吉尔贝特群岛、斐济群岛、怯尔马得群岛、三毛亚群岛、弗林得里群岛、科克群岛、索晒伊的群岛、马贵斯群岛和澳大耳群岛；密克罗内西亚的地方志中介绍了拉登群岛(即贼群岛)、加罗林群岛、帛琉群岛(即帕劳)、麻沼耳群岛和阿歪伊群岛；美拉尼西亚的地方志中介绍了巴布亚、华斯马克群岛、撒罗蒙群岛、新希不力克斯群岛、三塔克鲁斯群岛和新喀里多呢亚岛。当时国内著述中很少提及这些岛屿，而且没有统一的名称，作者在“例言”中做了交代：“地名多宗戴氏地理略说，其未备者兼采《瀛寰志略》《地理全志》诸书，不敢杜撰，末附中西地名表，以便对勘。”以《瀛寰全志》为代表，中国的地理教科书已经形成今日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所常用的三大群岛区划分法，即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使中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不仅知道了其地理位置与岛屿组成，还认识到了其人民、天气、物产以及具体岛屿的情况。

表3  采用三大群岛区划分法的著作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1899—1913年的地理教科书的编纂和学堂教育的传播，让中国读书人对南太平洋岛屿的认知越来越清晰，而且对三大群岛次区域有了统一认识。

三、“一战”至1949年南太平洋岛屿知识的传播

处于世界边缘地区的南太平洋岛屿地区人民不仅没有因其孤立的地理位置而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的战火，而且还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有了留学经历，精通外语，通过中英文报纸上的战事动态和军事著作，加深了对这一地区的认知。

“一战”期间南太平洋岛屿知识集中于报刊传播，新闻报道的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这时传播南太平洋岛屿知识的报道多来自英文报刊，中文报刊上的报道数量不及英文报刊，报道的内容聚焦在德属太平洋殖民地和太平洋岛屿的战时交通线上。

“一战”时，日本和新西兰等国家对德属太平洋殖民地展开了进攻，报刊上及时报道了这一战况。对德国宣战后，日本不仅占领了中国山东，还对德属太平洋殖民地发动了进攻。《时报》上写道：“在南洋方面，日本海军舰队之一部，于日前占领耶勒伊德岛之后，以至十月十四之间在德国马利亚纳群岛(一名拉德伦群岛)、玛沙勒群岛东。”英联邦成员新西兰为协助英国作战，对德属西萨摩亚发动了攻势，《东方杂志》写道：“欧洲战乱小史(节译日本外交时报)(续前号)：又如八月二十九日，新西兰军一千五百名，袭击德属萨摩亚群岛之伍玻尔岛时，阿毕亚之德人，预先自毁其无线电报局，将政府及个人财产等，全部运至美属派高派高，故新西兰军得不用一兵而占领之”，文中还附有当时新西兰围攻萨摩亚阿皮亚市的战争情景照片。中国对日本、新西兰战况的关注，透露出时人对国内形势变化的关切，特别是“一战”前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分布格局是否会因日本在华势力的逐渐强大而被打破。

由于战争的发生，中国政府对战时交通线十分关注，通过《政府公报》及时跟进相关信息。由于太平洋诸岛屿地理位置分散，且各岛屿发展差异性大，需要互相配合作战，相互争竞的大国对太平洋岛屿间的海上交通线格外重视，中国政府为保障海外交通和商贸利益，报道了相关情况。“一战”时，关于战争与太平洋岛屿交通线的报道有三篇：第一则为交通部发北京等七十二局电，“北京等七十二局览小吕宋至关岛海线现已修复”；第二则为交通部通告，“据上海太平洋公司报告关岛至密都威岛海线现已修通，所有至美洲路线借此恢复原状等情”，第三则为1909年交通部通告，“据上海太平洋商务电报公司报告，小吕宋至关岛海线现已修复等语”。

“一战”后，中国报刊上关于南太平洋岛屿的报道数量有所回落，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又开始增多。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让全中国悚然于“亡国灭种”之祸，中国学者权衡中日之国力后，纷纷转向沿海问题研究。日本对太平洋诸岛的委任统治引发了世界的关注，中国学者王宗武与马存坤分别撰写了《委任统治问题》与《委任统治地问题》。这两本书对委任统治制度、委任统治地分类及日本在太平洋诸岛的委任统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们认为太平洋岛屿属于丙类委任统治地，并对日本受任统治的赤道以北太平洋群岛做了最为详细的介绍，清楚地说明了日本是如何以不当手段成为赤道以北太平洋群岛的正式受任国，还介绍了马里安群岛、加罗林群岛、麻沙尔群岛(即马绍尔群岛)的政治沿革与地形人口，以及日本在这些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设立行政司法机构、各岛分设高等学校等。另外，中国学者金仲华还将当时的远东危机及国际形势糅合进了历史与地理知识中，撰成《太平洋巡礼》一书，在“南太平洋诸群岛”篇章中分析了当时南太平洋岛屿的形势及风光，论及的岛屿主要有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

曾任教于清华大学政治系的胡道维对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有所分析，他说：“未来最有可能爆发‘二战’的两大火药库，一是中欧，另一个是远东。远东火药库一在中国东北，一在太平洋诸岛。因为日本与英美德及澳洲围绕太平洋诸岛展开的移民、军备及委任统治权之争已趋白热化。”关于为什么要关注太平洋岛屿以及“二战”策源地的问题，严鸿瑶在1934年翻译的《萨摩亚群岛：太平洋之冲突点》中说：“我国也是太平洋上的国家之一，虽一般人认为，海涯荒岛，无关痛痒，可是因为这弹丸之区所引起的太平洋风云，也许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本身，况居住该处的华侨，比较白种人的数目还要多。”这表明，中国学者此时对太平洋岛屿的关注不再是单纯地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动，而是已经将中国的命运与太平洋岛屿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分析了西方列强对华侨华人的敌视心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报刊对日本、美国、英国、新西兰在太平洋岛屿上的争夺有了详细报道，详见表4。

表4  20世纪30年代报刊对南太平洋岛屿动态的报道

除了历史、地理、国际关系书籍对此地的动态情况给予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的经济学和人类学著述中也有相关论述。比如吴觉先翻译的《经济通史》(第一卷)与吕叔湘翻译的《初民社会》。

《经济通史》(第一卷)是中国最早介绍南太平洋岛屿的经济学译著。由于南太平洋岛屿与其他大陆长时间隔离，与当时的大国相比，属于“现代的落后民族”，德国学者亨利·柯饶结合太平洋诸岛上的调研资料，将此地区的情况写进了《经济通史》第一卷中，以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社会情形之资料。此书介绍了关于南太平洋岛屿的经济知识。比如，在论述当地农业发展情况时，谈到了当地土地的耕作、作物的栽种、园艺和土地所有制；同时，论述了岛屿地区渔业的重要性、猪的饲养、狩猎活动以及商业的途径、实业经营、放贷、货币、地租等环节。除此之外，还有以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的知识，包括家族与部落、社会组织、图腾、财产所有制、遗产继承法、社会等级等，相关内容见表5。

表5  《经济通史》（第一卷）涉及南太平洋岛屿的内容目录

《初民社会》是中国最早从人类学视角介绍太平洋岛屿的译著之一。《初民社会》中主要介绍了萨摩亚群岛的宪法特点、司法机构和习惯法的特色以及所罗门群岛的酋长社会。作者认为，萨摩亚的宪法特点是“有一个名义上的全族君主——他在五个选举区获得了五个君主名义。但每个地区有很大的自主权，在互相残杀的内争之众多以及嫉妒地保证各自的疆界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来”；对萨摩亚的议会权力进行介绍，“统治萨摩亚诸屯居地的议会，除立法和行政外还执行司法的职务，但何种私人罪过由这个议会来处置，这可不甚了了”；还介绍了地方议会组织的作用，“萨摩亚的习惯法中有一特色，是地方议会之组织征讨队以对付罪人”。另外，书中还写到了所罗门群岛的布因岛有更复杂的组织，即“此地公认的三级酋长：小酋长、百夫酋长及大酋长”。《初民社会》一书从人类学研究方法入手，让中国人对太平洋诸岛的政治结构与司法运作、社会管理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国报刊对南太平洋岛屿的关注度急剧提升。继侵略中国后，日本又将侵略对象转向了南太平洋诸岛屿，“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日军成功登陆马来半岛、新加坡岛、香港岛、关岛、威克岛、吕宋岛、棉兰老岛、新不列颠岛、婆罗洲、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参与到了“二战”中，美日两国的争夺自然成为中国各种报刊争相报道的对象。

以太平洋战争为分界点，中国对太平洋诸岛屿的报道数量发生了很大变化，关注的对象集中于关岛、萨摩亚、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帕劳、新喀里多尼亚、瑙鲁。由于斐济群岛、巴布亚、波利尼亚、科科斯群岛等没有处于“二战”中的核心争夺圈，报道数量相比之下有所减少，详见表6。

表6  太平洋战争前后中国报刊关于南太平洋岛屿的新闻报道数量表

单位：篇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报刊及时报道了南太平洋岛屿侨胞为中国抗战做出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南太平洋岛屿侨胞为祖国的抗战积极捐款捐物，《大公报》就连续报道了斐济侨胞捐献战机的情况。1943 年，《大公报》撰写了《斐济侨胞捐款献机》，“此间华侨捐款五千镑，献交祖国购造战斗机，巴巴地方一李姓商人，独捐第二机款项。各团体则仍继续捐献第四机之款项。捐款现已悉交重庆外交部”；1944年，《大公报》刊发《斐济群岛侨胞续献飞机一架》，“外交界息：斐济群岛华侨第四架献机款英金五千镑，业于上月中募齐，并已于四月二十七日电汇我外交部转呈政府。斐济岛侨胞仍请政府命名第四架之献机为斐济岛华侨号”。斐济侨胞对祖国命运的牵挂与对祖国抗战的支援，使中国深化了对斐济的认识，也使得中国在战后积极关注同样受西方殖民侵害的太平洋岛屿人民的境况。

除了对战事的实时报道，“二战”时及在战后的几年里，在中国还出版了关于“二战”的历史学著作，记录了西方列强之间的争夺战以及对当地民众的影响，详见表7。

表7  1940—1949年中国记录“二战”的史著（译著）

“二战”结束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报刊上对南太平洋岛屿知识进行传播的文章数量大幅减少。随着战争的结束，有关太平洋岛屿的战事报道也趋于平静，此时报道中的太平洋岛屿知识侧重于战后太平洋岛屿的托管问题以及对经济活动的关注。

1946年，针对域外大国对南太平洋岛屿的委任统治问题，中国积极维护南太平洋岛屿人民的权利和中国华侨华人的利益。《中央日报》刊登了中国针对新几内亚托管问题提出的意见，“我出席托管委员会代表刘锴，今就澳洲对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托管协定之草案，向大会中之草拟托管协定小组委员会提出四点修正。刘氏并建议附加条款如下：管理当局对于入境、居住、旅行、身体、财政之保护，及财产之取得等，应以其本国人民所享受之同样权利给予所有联合国之会员国人民。入境人民所从事之职业，仅须遵守有关公共秩序之种种限制。中国之其他建议，在使托管当局遵从联合国宪章之文字及精神”。1946年，天津《益世报》刊登了中国在西萨摩亚托管问题上的主张。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还声援了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独立运动。关于“二战”后太平洋岛屿的经济活动，中国报刊着重报道了战后斐济的国内经济形势和制糖业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报刊还报道了南太平洋岛屿对华侨的态度转变，详见表8。

表8  1945—1949年中国报刊对南太平洋岛屿的报道

1914—1949年35年的时间，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更替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内忧外患的外部格局，民族危机愈来愈严峻，中国各阶层纷纷致力于寻求民族发展出路。在1949年前，尽管中国在新喀里多尼亚、斐济等地设立了领事馆，但是由于受交通、通讯等因素的影响，从南太平洋岛屿获得的一手知识还比较少，来自外媒的报道依然是国人了解该地区动态的主要信息渠道。

结语

在19世纪之前，中国商人已经到达南太平洋岛屿。他们乘坐大帆船到新几内亚东北部地区和俾斯麦群岛一带经商，收购海参、檀香木、极乐鸟羽毛和其他各种可以赚钱的货物。米尔恩湾萨马赖附近一处海峡的名字就叫“中国海峡”。然而，在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系列条约“支持”下，英法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不断扩大，并开始在中国招收华工，运送到南太平洋岛屿地区。1859—1860年，法国设在广州的招工公所，和1860年葡萄牙人在澳门所设巴拉坑陆续把数目不详的中国契约苦力送往大溪地岛。1864年，德国船向大溪地岛运送了中国契约苦力327人。然而，由于近代中国以救亡图存为主要任务，在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华侨华人的利益得不到祖国的外交支持和保护。随着报刊著作中对南太平洋岛屿的介绍增多，国人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不再是就事论事，对中国而言，南太平洋岛屿也不再是孤立的岛屿，在地理位置上成为中国在太平洋上抵御外国入侵的第一道“门户”。正如陈寿彭所说：“不知东南各岛之地势，其山脉起伏咸自北而南，实与中国海相接，犹我屋畔园林所列之亭台楼阁，悉可因距房间略远而弗顾耶？泰西各国自明中叶以后，舳舻衔尾，弗辞辽远，来探东南诸岛。或占为窟宅，或倚为外府，使我要冲次冲之藩篱尽失，且侵及堂奥。吾人悉付诸不闻不问之列，岂不可怪？”正是对域外形势的关注，对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了解，对太平洋岛屿人民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感同身受，使得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与 独立的太平洋岛国陆续建立了外交关系，成了好朋友、好伙伴。

|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作者赵少峰，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王雅倩，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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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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