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论坛 | 成一农 孔庆贤：“人”才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从“历史书写研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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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虽然存在多种史学流派，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但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史学大致可以被认为是以“求真”为目的的“实证主义史学”。关于近代以来以“求真”为目的的“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建立研究众多，如卓立、杨晶《从“直书”到“求真”——清季民初“新史学”知识论转型的观念史考释》。关于以“求真”为目的的“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来源，通常认为至少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受到清代乾嘉学派考据的影响，另一个则是清末以后兰克史学的传入，以及一些史学大家如傅斯年等对兰克史学的推崇。除此之外，还应当注意时代背景，即近代以来对“科学”的推崇，使得史学研究中基于对史料的严格考释、严密的逻辑推理而获得“史实”的研究路径，显得要比那些带有明显目的和主观性的“解释性”史学研究更符合“科学”。这些与文本的研究主旨关系不大，此处不再展开介绍。关于中国“实证主义史学”达成“求真”目的的途径，赵秩峰进行了归纳，即“文本未必一切尽实，但当文本是了解事实的唯一或重要信息载体的时候，历史学家必须对文本做穷尽的解读，以求析出有助于了解事实的信息，做出关于真相最大可能性的判断。在这样做的时候，除了覆盖所有相关文本和前文所说的从整体上判定文本形成与衍生的序列关系和价值之外，还要从文本内部并综合可见的各种相关文本来分析个别事实的最大可能性，其核心方法其实是形式逻辑和常理。历史学家运用形式逻辑的方式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并无二致，归纳和演绎是最基本的路径。量化统计的核心实际上是归纳法的数据化运用，假说则是演绎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正因为如此，诸多社会科学的方法、手段可以被应用到历史研究中”。虽然本人不同意其所论述的内容，这点参见后文的讨论，但其很好地归纳了我国“实证主义史学”基本的研究路径，即基于文本，当然还可以扩展到各类史料，然后通过形式逻辑和常理，来“做出关于真相最大可能性的判断”或“尽量澄清历史事实”。因此在“实证主义史学”中，以文本为代表的“史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的出发点，是形式逻辑和常理运用的对象。当然“实证主义史学”也已经意识到了史料不等于史实，尤其是所谓的“二手史料”以及那些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有意无意地篡改和修改的史料，因此在研究中为了让“史料”变得可信，需要运用考订版本、史料校勘以及辑佚等方式来对史料进行加工，这也是传统史料学涉及的内容。以文本为代表的“史料”是研究的出发点，因此“史料学”或者分析史料也就成为我国历史研究者必不可少的能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判断研究者水平或者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甚至可以不太夸张地说，史料或者史料学也就成为“实证主义史学”的核心。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在中国古代史，主要是中古史领域出现了新的分析史料的方式，即“历史书写研究”或“史料批判研究”，本文即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对一些史学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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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研究”的本质、目的以及面对的问题

历史书写研究”或称“史料批判研究”（两者以下统称为“历史书写研究”）是近年来中国中古史学界新兴起的一股史学潮流。这一史学潮流逮一兴起即受到中国中古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此还形成了专门的学术团体组织—“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时至今日，“历史书写研究”已然成为了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史学研究者参与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当中。虽然学界目前对于“历史书写研究”的命名等方面的认识还存在差异，但对其研究旨趣的认识则是基本一致的，即都“主张对关键史料的来源进行深入解读，从多个角度反思史料，考察史料文本背后的深层历史问题，进而实现史料的再阐释与历史图景的再构建”。追本溯源，“历史书写研究”应当来源于日本学界，最初始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日本学界对“历史讲述者”的关注，21世纪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学者进入史料批判研究，部分原因正是得益于日本学者的启迪，如徐冲自承受到安部聪一郎的诸多影响，而笔者（孙正军）对模式的最初关注也来自阅读榎本研究时所获得的启发。”历史书写研究”在中国中古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后，主要以个案式的研究为主，如徐冲对“中古皇帝权力起源”和“墓志中所见制度史”的研究、孙正军对“中古良吏书写模式”的研究等。当然，学界也有一些对“历史书写研究”理论方面的思考，如孙正军对日本和国内学界有关“魏晋南北朝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及其对“史料批判研究的途径和要旨”的梳理。但是，这些所谓的“反思”其实都只是基于“历史书写研究”外部框架的理论建构，或者毋宁说是对“历史书写研究”如何开展研究和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的解答，而没有对“历史书写研究”的主旨进行太多深入的讨论。如孙正军提出“史料批判研究即通过分析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成书背景、撰述意图等，考察史料的形成过程，以此为基础，探讨影响和制约这一过程的历史图景，并揭示史料形成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从这个定义来看，“历史书写研究”的核心仍在于“史料”，关键则在于对“史料”形成过程及其成书背景、撰述意图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要实现“对古人的历史书写”和“史书执笔者的主观世界”的构建和解读。由此观之，“历史书写研究”实际上还是建基于传统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即认为可以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来推测历史书写者的主观意图，且在理解了历史书写者书写历史的目的和用途之后，可以通过剥离其中的主观成分，从而复原出真实的“历史”或者说“客观历史”。这一点从那些专注于“历史书写研究”学者的言辞中即可看出，如孙正军在对“中古良吏书写模式”的研究中即言：“无论如何，古史文献中存在着大量可能出自虚构的书写模式，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那么面对夹杂着模式化书写的史传记载，研究者还能探求真实的历史么？毋庸赘言，模式渗入史籍，确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究者对具体人事的分析，不过，如果注意到某一模式的出现及流衍往往基于特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则模式未尝不是解析这些隐藏在文字背后历史的有力线索，在这个意义上，考察模式无疑也是探求真实历史的过程。要之，如果说模式构建的是一个个‘伪历史’，那么从这些‘伪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牵扯’出‘真’的历史。”再如，徐冲在论及中古时期的墓志史料时，认为“面对持续累积的中古墓志史料，在个别考释之外，笔者以为尚有两个方向值得努力……其二则是跳脱‘纪传体王朝史’所集聚的历史书写的单方面依赖，在一方方墓志的言说中寻找通往历史现场的多歧路径，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政治史的形成过程”，等等。上述这些认知在当前历史书写的研究中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间有意无意地都包含了从事“历史书写研究”的研究者对于“历史现场”和“历史真相”的关注和诉求，而“历史现场”和“历史真相”指向的无疑就是“历史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即在研究的目的方面，“历史书写研究”与传统的史料学在本质上并无多大的区别。传统史学在利用“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基于对“史料”的来源、版本、体例等方面的考察，希望通过校勘，整理出最接近于史料最初样貌的版本，其深层次的涵义就是，这一史料最初的版本，应当最为接近甚至等同于“历史真实”。“历史书写研究”与传统史料学在处理史料方面的区别可能只在于，在梳理史料何以呈现为现在样貌的过程中，“历史书写研究”更倾向于超出史料本身，从史料书写者的主观视角、历史背景等方面做出解释，并通过努力剔除掉这些影响之后，留存下或者重建“历史真实”。然而，两者本质上都认为通过史料我们可以接近，甚至达到历史真实。虽然其研究方法或者路径比较新颖，但“历史书写研究”依然面对着以“求真”为目的的“实证主义史学”所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验证通过史料批判获得的认知就是“历史真实”或者“真的历史”？以及如何验证“从这些‘伪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牵扯’出‘真’的历史”中涉及的“伪历史”就是“伪历史”，研究者“牵扯”行为和方式的“正确”，以及最终“牵扯出的‘真’历史”就是“真历史”。简言之，“历史书写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历史书写”，也必然受到运用“历史书写研究”这一方法的研究者的模式、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要么就是对“历史书写研究”的自我否定，要么就是认为研究者本身超越于“人”之上。对此，当前主流的运用“历史书写研究”的学者，有时也会强调“历史书写研究”的主旨在于指出历史的更多可能性，如“在对自我立场与现实处境的不断反思中探求‘历史’的更多可能性，本是历史学家的基本诉求”。虽然这一认知是对以往“线性历史”的超越，但由于我们无法验证“真实”，所以对于“可性能”的探求，在理论上不是“更多”，而应当是“无数多”，且由于对“可能性”的探求必然掺杂有主观性，属于历史认知，因而我们应当意识到由此形成的历史认知必然是多元的，必然是无穷无尽的。不仅如此，虽然我们可以判断无穷无尽的历史认知的高下，但这种判断并不是客观的、正确的，同样是基于当下的学术、社会条件而做出的，对此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解释得非常清楚。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针对某一史学问题不断构建出的新的认知，甚至无穷多的历史认知的意义是什么？不仅如此，进一步引申的问题就是，针对过往，也就是历史，我们也可以构建出无穷多的认知，其中既可以包括涵盖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也可以包括针对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细枝末节”的考订，那么构建这些无穷多历史认知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就进入了本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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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先回应本文开始部分引用的赵秩峰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的归纳。首先，赵秩峰《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对于以“后现代史学”为代表的强调历史研究主观性的各种史学理论或者认知有着很大的误解，即他在摘要中提到的“时下流行的多种强调历史认识主观性的言说，皆不能解构历史的可认知性”。实际上，绝大部分“强调历史认知主观性的言说”都不否认历史的可认知性，因为如果历史不可认知的话，那么历史研究也就不存在了，甚至以历史认知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也就不存在的。“强调历史认知主观性的言说”质疑的是历史认知是否可以认知到“历史真实”，即赵秩峰混淆了“可认知”与“可认知到”，前者是一种行为、态度，后者则是结果。而且，从本文开始部分所引的文字来看，赵秩峰实际上对于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缺乏深入的认知，因为他提到的作为“最基本的路径”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时至今日其有效性在哲学层面上并没有得到验证；且就现代逻辑学而言，由于并不存在单一的逻辑严谨的标准，因此多种严谨的逻辑是可以并存的，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从相同的史料，通过严谨的逻辑，我们可以推导出多种并存的“真相”。当然，如果了解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理解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范式”的话，那么就应当了解，就目前的科学哲学而言，科学并不能保证揭示“真相”。科学哲学已经如此，那么对于作为其具体应用的历史学而言，“求真”显然是天方夜谭。当然，语言本身的歧义性就已经使得通过文字表达的意义不可能被完整无缺地传达，由此也使得“求真”变得基本不可能。还可以用赵秩峰文中使用的例证来进行简单的解释，他提到“历史认识是可能的，这正如一个教师昨天上了一堂课这件事情是可以被判定的确发生了一样—这件事情会成为教师所在学校发给他工资的依据的一部分，没有什么特别深奥之处。”赵秩峰显然小看了他举出的这个例子，虽然我们可以对“一个教师昨天上了一堂课这件事情”加以认知，并且得出结论，但严谨和明确地证明“一个教师昨天上了一堂课这件事情是可以被判定的确发生了”则是不可能的事情。录音、录像可以被质疑是伪造的，学生的证词可以被认为是“串供”，因为“眼见为实”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总之，现在没有技术和逻辑可以能真正地验证一件事情的确发生过。甚至赵秩峰在文中提到的DNA技术也是如此，目前严谨的DNA鉴定书上的结论通常会说接受测试的两人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概率为0.999 999，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大家都清楚。目前所有研究能做到的就是运用现有的被广泛接受的方法来说服大多数人，相信得出的结论就是真相或者是正确的，这也是库恩“科学革命的范式”论述内容之一，“实证主义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即实证主义史学所做的就是让所针对的对象认为他们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历史真实”。当然，这也是有史以来那些希望利用“历史”来达成其目的的人，当然其中也包括历史学家所做的，只是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使用的方式存在差异而已。前文已经提到，“科学主义”是“实证主义史学”兴起的背景，在这一背景下，史料批判、严密的逻辑、采用科学的方法显然更能达成这样的目的。问题到了这里并没有结束。回到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即构建无穷多历史认知或者所谓“历史事实”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涉及历史学的目的，或者历史研究的目的。“以史为鉴”大概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但在我看来，如果历史学的目的仅仅是“以史为鉴”的话，那么这低估了历史的“威力”。要了解历史学的目的，那么首先需要考虑“历史”，也即人类头脑中“过往”的形成及其作用，对于前者我在《论历史的形成》一文中有过简单的分析。此处首先将结合我们一个不能再普通的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讨论“历史”的形成及其作用。以日常生活为例，似乎不太符合传统和当前史学的“规范”，但在我看来，如果历史学脱离了“人”和日常生活，就像以往“求真”的“实证主义史学”那样，成为了一门纯粹的不问世事的学科的话，那么这样的历史学完全可以终结了，因为确实太没用了。我想大部分人都有买菜的经历，这是居家生活的必备项目。记得我小时候跟着外婆买菜，当时住在上海的西门路附近，道路两侧都是菜摊，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菜市场。外婆是典型的家庭妇女，要负责一家十多人一天的早中晚三顿饭，买菜的经验自然非常丰富。跟着她买菜，也是学习的过程，她会和你讲，你看这根竹笋老了，那只鸡可能不太好，那条海鱼已经死了有段时间了不新鲜；这家的菜不错，但比昨天贵了；这个月米涨价了，但菜似乎便宜了一些。当然，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这些无异于天书。那么，买菜与历史研究有什么关系呢？最为明显的就是，外婆所说的这些，显然来自她在过去积累的经验，也就是她对以往历史的“研究”。不过，还需要注意的是，她所积累的经验或者进行的历史“研究”，是有目的性的，即重点关注的是我们一家人喜欢吃、经常吃以及吃得起的那些菜，比如时令蔬菜、鱼、鳝鱼等，而那些我们不爱吃的或者吃不起的菜，她则很少去关注以及积累相关的知识。此外，由于收入不高，更不可能高到不需要考虑菜价的地步，因此积累菜价的经验也是必要的。且需要说明的是，菜价的高低是与家庭收入相对的，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简言之，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一些以往看起来“贵”的菜，似乎也没那么“贵”了。对于“新鲜”的判断也是如此，是相对于收入而言的“新鲜”，以往由于“过于新鲜”而缺乏性价比的那些食材，随着收入的提高，现在看起来也是可以接受的，变得只是“新鲜”，而以往看起来“新鲜”的菜，但随着收入的提高，现在看起来也没有那么“新鲜”了。而且那个时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食品的丰富程度以及购买方式也在不断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食材种类的不断丰富以及购买方式的变化，外婆心目中构建的菜价、构成家庭食材的类型、新鲜程度的历史也是不断变化的。当然这种变化是缓慢的。而且，这些积累的经验也对未来造成了结果，最为直接的就是每日饭菜的可口和不可口；此外，对于价格的经验则导致外婆需要考虑什么时候组织家人去囤积一些价格低廉的、当时看起来在今后有用的食材，以及用相对较少的菜钱提高一家人的生活品质等，当然还有家人的健康。由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买菜，这种极为普通的行为，实际上涉及了现在、过去和未来，即基于当前的需要（包括口味、身体状况、收入、气候等因素），从记忆中提取所需的历史信息，通过研究形成与当前需要有关的历史认知，并最终通过购买的食材对虽然可能只是一两天的未来形成了影响。如果粗略思考一下就能明白，买菜这样的行为，即将现在、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的方式，也是几乎所有日常行为共同的模式，即基于现在，认知过去，从而影响未来。如果上述这个例子过于“日常”的话，我们再分析一个与历史学或者历史研究存在更为密切关系的例子。就专业的历史学家而言，评书、小说、传说中充斥着想象、编造，因此不属于“真实”的史实，甚至也不算上“好”的史料，因此不能用来研究历史，但在我看来，算不算好的史料，是在于研究的问题、视角，归根结底在于研究者。不过，这里我希望换个角度来看待评书、小说、传说。无论我们这些正统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评书、小说、传说，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民众都会将这些传说、评书和小说看成是“真实”的历史。可以说，就民众心目中的历史的塑造而言，评书、小说、传说，非常可能比正统的历史著作影响力更大。且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些评书、小说和传说所塑造的历史，影响了很多民众的行为。如对关羽“忠义”的崇拜，以往学界已经对王朝基于自身的需要塑造关羽“忠义”形象的过程进行了梳理，而王朝塑造的这一关羽的形象，经由《三国演义》等评书、小说对民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在某些救亡图存以及抵御外辱的历史事件，甚至在“打架斗殴”中，这一塑造出来的关羽形象也就影响了历史的走向。这里想说明的就是，影响未来进程的，并不是那些“客观”“真实”的史实，而是基于当时的需要，经由主观加工而成的历史认知。辛德勇的《制造汉武帝》一书就很好地展示了这样一个例子。根据辛德勇的研究，司马光为了政治的需要在《资治通鉴》中重新塑造了汉武帝的形象，这里实际上就已经涉及司马光基于他那时的需要，对历史的重新认知，且影响了未来。不仅如此，其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确实在此后的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中影响了后人对汉武帝的认识，以这一“错误的”汉武帝的“历史认识”影响了很多人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历史活动，也就是这一对汉武帝的“历史认识”影响了“历史本体”的发展。在这千年的历史中，对历史进程造成重要影响的不再是真正的汉武帝的“历史本体”，而是基于司马光根据当时的需要构建的关于汉武帝的“历史认识”，且影响了未来历史的走向。不仅司马光如此，被誉为“科学历史学之父”兰克也是如此，他建基于“实证主义”之上的史学有着强烈的现实目的性，同时通过“实证”的“求真”只是他的手段，绝不是他的目的。在我看来，他依然是基于他当时的需要，通过对以往历史的认知和构建，从而希望影响未来。通过上述这些带有一定普遍性的例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形成的过程及其作用，即“立足现在，认知过往，影响未来”，而这显然也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的功能和目的。且从“立足现在，认知过往，影响未来”引申出的一句话就是“掌握了现在，也就掌握了历史；掌握了历史，那么也就掌握了未来”，影响和掌握未来，在我看来，应当就是历史学的目的，而其“威力”显然超出了单纯的“以史为鉴”。如果接受了上述论述，那么对于“构建无穷多历史认知或者所谓‘真相’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也就很好回答了，即其中绝大多数认知都没有意义或者基本没有意义，因为只有那些对于当下以及未来有意义的所谓“真相”或者历史认知是有价值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判断对于当下以及未来有意义的所谓“真相”或者历史认知呢？由此我们也就进入本文的最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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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人”才是历史研究的核心

对于如何判断对于当下以及未来有意义的所谓“真相”或者历史认知？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并不难，毕竟所谓的当下以及未来针对的都是人，或者都与人有关，如环境史这样的研究，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这一研究领域的产生与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破坏有关，其目的则在于通过梳理历史，汲取经验教训，从而在未来能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与当前和未来没有密切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如当前“历史书写研究”主要关注的中古史领域，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研究与当前和未来并无关系，但如果仔细考虑就会发现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简言之，中古史领域可以研究的内容很多，但以往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政治领域，这应当主要是满足了长期以来学界和民间对于政治史的“兴趣”或者“偏好”，并由此或提高了国民素质，或扩大了历史学的影响力，或改变了中古史研究本身的走向，当然还可能希望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以供现在和未来参考。不过在我看来，仅以满足“爱好”，改善未来国民素质为目的的历史学，改变了中古史。研究本身的走向，实在是对不起“历史学”这一名称；而供现在和未来参考，受制于现在历史学家的能力，因此这方面的贡献实在是微不足道。不仅如此，实际上任何学科、任何人类行为的目的都属于“立足现在，认知过往，影响未来”，我们总是基于我们当下的目的、认知能力以及需要等主观性的东西，去寻找历史经验或者进行试验，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或者试验则结果影响了未来。这种目的上的相同，是由人类认知世界时赋予所有对象以时间和空间属性所决定的。由于历史学所关注的主要是这些对象的时间属性，因此其应当会被关注于各个对象的各门学科所消解，如以“经济”为对象的经济史应会被归入到经济学，以“政治”为对象的政治制度史应会被归入到政治学，等等。以对象的空间属性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在20世纪就曾经遇到过随着学科的划分日益细密，由此面临着有可能消亡的窘境，国内众多地理系纷纷改名也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当然，历史学暂时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原因在我看来可能有些讽刺，即关注于各个对象的众多学科目前关注的这些对象的“过往”通常只涉及过去短短的数十年，甚至十年、几年，更为久远的历史对于各门学科而言似乎并不那么重要，所以经济史在经济学中处于边缘的地位，政治制度史在政治学中也不是显学，由此也就为历史学的存在留下空间。当然也许未来有一天，各门学科注意到了过去数千年历史的重要性，那时历史学的存在也就成为问题了。不过，除了弘扬传统文化这类的价值之外，当前的历史学如何能说服相关学科以往数千年的历史对于当前是有价值的？“以史为鉴”，即使这是成立的，但正如上文提到的，大多数学科认为“以史为鉴”涉及的历史只需要以往短短的数十年，甚至十年、几年的历史。回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为了达到“立足现在，认知过往，影响未来”的目的，历史学家需要了解现在，需要成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律学家、社会学家等，然后不断重新认知过往，进而影响未来，简言之，即要关注“人”，当然这里提到的“人”是复数的，可以是整个人类社会，也可以是某些群体。但传统的史学，要求研究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枯坐冷板凳”，且历史学家和民众赋予历史学家的形象也是“不问世事的老学究”“喜怒不形于色的老古板”，或者好听一些的就是“不出世”，这样的学者做出的研究由于不关注“人”，因此其研究的大部分成果，或者对于“人”没有意义，或者至少研究者自己谈不出什么具体的意义，因此除了增广见闻之外，确实用处不大，虽然“增广见闻”也是一种人类的需求，但仅仅如此，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以及那些“清高”的历史学家而言，实在是一种讽刺。简言之，当前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需要告诉公众以及其他学科，为什么以往数千年的历史对于当前和未来的“人”是有价值的。如果不能回答这一问题，那么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存在价值迟早会受到质疑，尤其是随着AI和大数据的日渐普及。因此，在我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以及为了达成历史学的目的，历史学家是要“入世”的，要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关注民众、关注家人、关注个体，要富有感情，要有责任感，且不仅要关注“人”，而且在研究中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人”。这样的研究者的研究及其成果才会对社会、对国家、对民众有价值，才会真正“影响未来”，而历史学才会摆脱目前基本只能用以“增广见闻”的尴尬地位。基于此，“人”才是历史学的核心，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以及目的。我最后要强调的就是，正如前文所述，作为历史学核心的“人”是复数的“人”，因为历史学对于单数的“人”的历史是无能为力的，它无法真正理解那些对于个人有意义的人、事，更不用说感情，它所能做到的只是作为外者的解读，但这些对于个人而言可能并无意义，也不重要。所以，对于“历史”本身而言，历史学也不是万能的。当然，我们在研究中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去叙述和阐释个人的历史，但请发自内心地谦虚地对待这些个人的历史，更不要对它们妄加评议和进行道德审判，对历史要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作者成一农，孔庆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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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范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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