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与分期：世界历史教学中的方法论问题
摘要：按照“现代史”的概念划分世界历史的传统方法已经过时。比照中世纪史的划分，我们可以将近代史按时代特征划分为近代早期、近代、近代晚期三个阶段。20世纪属于近代晚期，而非之前认为的“现代史”。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属于近代晚期的现象，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终结，标志着近代晚期的结束，随后历史转为“当代史”。“当代史”则是全新的历史时代，它的内容包括：信息社会、全球化、通信革命、数字经济、加密货币、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战争等。我们应该放弃“现代史”的概念。关键词：世界历史分期 近代早期 近代晚期 “当代史” 现代史不久之前俄国十月革命的百年纪念，再次激起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考。他们不仅反思革命事件的历史意义，而且重新审视那些迄今仍在影响科学与教育领域的革命遗产。在我们看来，其中的一个“革命遗迹”，就是“现代史”(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的概念。1934年苏联历史学家最早提出了“现代史”的概念，从那时到现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史”阶段都是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术语是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的)作为开端。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编纂学中，十月革命被视为划分资本主义阶段和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边界，而社会主义的胜利则昭示着人类的前进方向。这种阐释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构成了世界历史分期的基础。时至今日，这种历史分期的方法依然出现在俄罗斯各个层面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教科书中。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形态史观的框架之下(在我们看来，它的有效性不低于文明史观)，能否提出一个单独的现代史时期，以便作为某种未曾有过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开端？而在这种体系之中，又将如何划分20—21世纪？如果说在学术研究中，历史阶段的称谓问题只具有次要意义，甚至带有经院哲学的繁琐，那么在编写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以及具体的历史教学过程中，称谓问题则不可不察，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个时代的历史内涵。从这一角度看，世界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或许有需要修正的地方。首先，我们略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中世纪不谈，因为从我们的视角看，这些历史阶段很少有能改动之处。不过我们也有必要谈一谈中世纪历史的特点。中世纪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中世纪早期和中世纪晚期两个阶段。这种方法十分合理，因为二者确实差异显著：在中世纪早期，社会中的封建关系刚刚形成，而在中世纪晚期封建关系已成明日黄花，让位于日渐兴起的资本主义。但尽管如此，中世纪早期和中世纪晚期仍然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过渡性质。我们对于中世纪晚期特别感兴趣，因为它顺连起了所谓的“近代早期”。在俄罗斯的历史文献中，关于近代早期的历史断限并没有统一的说法。通常而言，它指的是16—18世纪。这三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内容十分丰富：传统的社会关系逐渐不敌新生的社会关系，中世纪时代走向了终结；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工业生产作为近代最重要的特征取得了支配地位，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转型逐渐加速；而在精神领域，启蒙思想深入人心，促进了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近代早期的开端问题至今仍然存有争议，因为当时并不存在标志着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16世纪仍然活在中世纪的框架之中，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近代早期的起始点，不如说是新时期的重大事件。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近代早期的研究应该从17世纪初开始，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精神领域的变化开始加速，很快就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而近代早期的终结点则很明确，就是法国大革命。俄罗斯杰出的历史学家И.В.卢奇茨基(И.В.Лучицкий)、Н.И.卡列耶夫(Н.И.Кареев)、Е.В.塔尔列(Е.В.Тарле)都认为，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开启了近代史。一方面，革命给18世纪的“旧制度”敲响了丧钟，在这种背景下的拿破仑战争与维也纳会议最终导致了近代早期的终结。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开启了后续的历史时期，也即近代——这是工业社会逐步形成和自由民主原则取得胜利的时代。这两种说法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来讲，在编写各级历史教材时将法国大革命作为近代早期的终结点显得更为合理，因为这场革命不可能与旧制度割裂开来，正是在旧制度的背景下才爆发了革命，并最终推翻了它。革命的成果只有在革命震荡结束之后才凸显出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近代由此开端。而近代又是在何时结束的呢？或者说，它是否已经结束？在当代中学和 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对于这一问题有两个答案：近代结束于19—20世纪之交，或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一战”)的结束为标志。每个说法都有道理，也都预示着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如果采用第一种意见，将世纪之交作为划分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这就意味着，当近代结束时，已经形成了“煤钢工业化”，合作化的生产方式取得胜利，社会中的阶级明显分裂——其政治和思想表现就是形成了组织化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另外，社会的两极化迅速加剧，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不断取得突破，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新的力量中心，世界已经被殖民帝国瓜分完毕，同时还出现了决定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系列因素。如果采用第二种意见，将“一战”结束作为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那么其含义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统一结构”被俄国的革命事件打破，同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因素，对战后的西方社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出现了左翼和右翼的大规模激进的抗议运动，最终导致了极权主义；首度出现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调节；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全新的势力分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从方法论的视角看，近代史应该以“一战”作为终点更加合理，而不是以19—20世纪之交作为终点。但主要的问题是：是否应该这样做？
在20世纪，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获得了新的生机(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则在20世纪最后25年开始崛起)。俄国革命是推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寻找其他生存形式、方法和工具的关键原因之一，而且它也确实找到了。首先，资产阶级国家具有了全新的性质，它宣称自己具有社会责任，进而成为政治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活跃主体，并对它们起调节作用。国家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方针不仅在1929—1933年的危机年代表现出了有效性，而且在国内政局稳定和经济稳步增长的条件下依然有效，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二战”)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调节从新凯恩斯主义转向新保守主义，但这只是意味着调节的减少和调节形式的转换，而不是放弃这种调节。
其次，发达国家的“煤钢时代”结束之后，转向将碳氢化合物作为基本燃料，促进了经济的重大转型，特别是生产领域的结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为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带来重大变革，更不用说文化、个人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了。第三，20世纪是“大众时代”。早在“一战”之前，民主制度的简化与扩张就已经初露苗头，最终导致大众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主体。而在“一战”之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大众的争夺成了政治对抗的决定性形式，并且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极权体制。“二战”之后，形成了极为稳定的政党政治制度，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并未发生重要转变。第四，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而战争的结果又导致世界舞台上出现了新的力量分布。最后，在“二战”结束之后形成了两极化的国际关系格局。在此框架之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资源联合起来，并实现了事实上的合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体制是非常有活力的，确保它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长期存在。我们列举的这几个并不完整的证据证实了一种假设：作为一种生产关系 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是极为灵活且富有生命力的。它能适应新的现实环境，从内部寻求继续增长的资源。不过与之前的近代时期相比，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原则上并未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试图截断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形式，但是这种历史试验进行了70年后以失败告终，而资本主义仍然像以前那样继续存在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发问：世界历史的现代阶段与之前相比有什么全新的特点吗？难道只是试图打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然后一切又都回到“原点”？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承认，20世纪不是别的，而正是近代历史时期的自然延伸？如果以中世纪做类比，是否可以不仅单分出近代早期(这种划分几乎无人反对)，还应分出近代晚期(Позднее Новое время)，也就是20世纪？“近代晚期”一词尽管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我们认为，它比“现代史”更准确地反映这一段历史进程的实质。20世纪是转向我们今天生活的新社会的过渡时代。这种转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显现，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并非对此毫无察觉，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在友好地讨论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随着20世纪一起走入历史的，还有近代典型的阶级斗争，因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阶级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导致社会冲突出现了新的形式，而且主要是具有非阶级斗争的性质。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同样为未来的数字经济和信息社会奠定了基础，为世界知识领域的不断突破和创造新的人类生活条件积累了物质和智力资源(后者可能更为重要)。人类开始研制加工能够取代石油和天然气的全新的能源类型(含氢元素)，并出现了之前无法想象的通信工具。总之，20世纪开启了下一轮社会发展周期，也就是我们说的“当代史”。“当代史”的概念在西方的历史学和政治学中早已出现，但是对于它何时开始并无定论。最普遍的说法是，当代史开始于20世纪中期，也就是“二战”结束之时。但是我们如果从今天的高度来回望历史，那么会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过时 了，因为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活场景未必能称得上是“当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可以被视为一个分水岭，当时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现象，比如后工业化时代开始出现，国家开始采用新保守主义方式调节经济和社会关系，冷战进入缓和阶段，等等。但是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试验并未完成，而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上述全新因素也才刚刚形成。因此，当代史的上限应该推到更晚的时期，也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时间上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与资本主义内部的变化几乎同时发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新的历史时代——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当代史——的开端。首先应该指出，当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发生了变化，简而言之可称之为信息社会。“信息社会”这一术语是由日本社会学家小松左京(こまつ さきょう)和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林雄二郎(はやし ゆうじろう)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到90年代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概念。不仅如此，2006年3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宣布5月17日为“国际信息社会日”。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后工业社会在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形式。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首先使用了“后工业社会”的术语，认为“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形成，组织、处理信息和知识的革命也扩展开来，其中计算机发挥了核心作用”。当代文献对于信息社会的定义各有不同，不过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大多数学者从经济领域来界定它，强调新的经济特征，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信息经济”。首先，它指的是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工业生产的增速。信息已经成为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社会生产的性质发生了转变，越来越依靠大量的信息供给，它们成为加快创新的绝对不可或缺的资源(代表这种现象的专门术语就是“信息经济”)。第三，知识在最终产品的价值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最后，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各种形式从事信息的获取、储存、加工和传输的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些信息的最高形式是科学知识。当然在过去时代的社会中，信息流也会以某种形式存在，但是只有在20世纪，信息才在广义上变成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实质部分。要解决人类社会在20—21世纪之交的诸多问题，需要的是一系列专门的研究方法和知识，而它们又以社会意识的信息形态为基础。在当今世界，每一代新人都拥有越来越丰富的“信息思维”，它深入物质世界的深处，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开掘其中的秘密。现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探索，在几十年前，即便是科幻小说家都很难想象。在工业时代，科学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是抽象和分析，而它们的基础是牛顿关于宇宙力学同一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认识直至今日仍然意义重大，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探索到世界的深处，并逐渐揭示出世界的无限多样性时，这些认知已经明显捉襟见肘。难怪心理学家越来越坚持认为，人类正在形成所谓的“信息思维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能够迅速搜索大量不同的信息，并且迅速地整合它们。当然在可预见的未来，电脑未必能取代人的思维器官，但是它能够让人脑从旧式的劳动中摆脱出来，使其能够获取并迅速处理海量的数据库，使知识劳动的生产率直线上升。信息社会之所以出现，得益于20世纪末开启的所谓的“通讯革命”(这也是当代史的一大特征)，而通讯革命的产生则是因为电脑和软件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在以奔腾处理器为基础的第一代个人电脑问世之后，十年之内全世界使用的笔记本电脑超过了10亿台，又过了五年则超过20亿台。如果按照单位功率来计算，每一代笔记本电脑的价格降低了接近1万倍，而且其单位功率还以每年减少30%—40%的速度继续降低。在发达国家，电脑不仅已经成为各个经济领域生产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居家生活的常用物品。研究信息社会最权威的学者之一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认为，信息革命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结构重组的关键性因素，而这些都发生在20—21世纪之交。互联网的出现是社会领域结构重组的关键条件，这里集中了全球几乎三分之一人口的信息。如今海量的多样化的信息已经实现了数字化，以便于人们使用，同时还建立了强大而有效的搜索系统，不需要任何额外技能便可接入。数据库的“网络交换”，由于调制解调器的发明而成为可能；作为一种小型特殊设备，调制解调器可以将电脑的“数字语言”转换为电话的“波语言”，反之亦可。虚拟空间融入了地球上大多数人口的交流方式之中，换言之，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之间的关系是按照“全球之网”的不成文规则建立起来的。在21世纪，互联网已经成为新的极为重要的社会现实因素，而最近几年的事例表明，它也成为重要的政治现实因素(比如政治广告，在一些国家足以影响社会观念和选举结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明的移动电话的推广和使用，将人融入全球信息环境之中。导致社会关系的密集化和紧凑化。互联网的无线接口不仅让所有形式的网上服务变得唾手可得(包括加密的银行业务)，而且将智能手机的拥有者变成虚拟世界的“居民”，他们经常能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甚至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其他意图。社会网络成为各国社会政治交流与动员的有效手段，这也是当代史阶段社会的重要特点。全球化也是我们当代新的历史现象，这也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承认。当然也有人认为，全球化发端于地理大发现之后，各大殖民帝国的形成是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而现在则迎来了全球化的第三阶段。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的科技发明(三角帆、蒸汽动力、电力)在当时的意义类似于互联网对我们当代的意义。按照他们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全球化就是欧洲乃至西方在数个世纪里从总体上确立对世界的统治的进程。但是在我们看来，广泛的、公认的全球化只出现在20世纪最后25年和21世纪初，因为只有从此时才开始形成统一的、相互连接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在这一时段，整个世界出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三大全新的历史图景：共同的信息空间、统一的世界金融市场、公认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标准。全球化进程无远弗届，逐渐扩展至世界上哪怕最偏僻的角落，并且囊括了越来越丰富的全球历史进程，包括经济、金融、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等领域。因此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化的基础是劳动力、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信息和知识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普及和应用。这一进程虽然受到2019年新冠疫情的阻挡，但并未因此而中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事实上都成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并在这一体系之中逐渐确立了普遍的质量标准、公司管理原则和财务报表原则。实际上世界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在金融、原材料还是能源领域)已经制定和遵循了一套普遍要求，不同经济领域的法律也在相互协调。世界金融市场是全球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在20世纪末形成。世界金融市场的基础是外汇市场的自由化，而在取消“金本位”和引入浮动汇率后，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加速发展。当代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使得巨量的资金和证券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时流动，一旦世界哪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证券和外汇市场便能立即做出反应。如今，全球每日金融货币交易额比当日全球GDP还要高出几十倍，全球外汇市场的每日成交总额也比全球所有外贸的每日进款额和全球所有商品与服务的每日总价值高出几十倍。近期出现的虚拟货币，也即全世界都在从事挖矿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便是世界经济和金融进一步走向全球化和虚拟化的最好印证。加密货币已经被加拿大、日本、荷兰和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官方认定为一种正式的支付方式。在这些国家，加密货币的市场流通也需要向国家交税。换句话说，在20—21世纪之交，国际资本市场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按照特定规则运作的全球体系。如果再考虑到快速发展的跨国公司(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 ТНК)(根据各种统计，跨国公司贡献了全球15%—25%的GDP)和全球一体化企业(глобально-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но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ГИП)的话，很明显，“数字革命”(«циф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使21世纪全球经济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形态。数字革命的实质是信息的创建、移动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凭借数字革命的诸多成果，信息得以超越局域网络，瞬间传播至世界各地。数字革命对当代社会的作用可以与近代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如今，国家疆域和其他类型的边界对信息的限制在逐渐弱化。无论身处哪个国家，也无论肤色、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如何，终端的受众都可以无差别地享用各种信息。实际上，网络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们可以获取任何主题的信息，只要未被当地法律所禁止。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全新的信息空间，在20世纪中叶还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它已经成为当代史的关键特征之一。当今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新的社会矛盾和新型战争不断爆发。这首 先是由于国际恐怖主义，而它又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恐怖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跨越了国家的界限，向现代政治和社会制度全面宣战，并逐渐蔓延到全球范围。现代恐怖主义与以往的单个恐怖主义者相比，其活动范围更广，足迹遍布世界各大洲，在全球众多地区得到了广泛支持。除此之外，现代恐怖主义具有稳固的意识形态基础(极端伊斯兰主义)和网络化的组织基础(虽无固定结构，但可自我发展和自我再生)。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恐怖主义行为和恐吓社会来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并在伊斯兰地区确立伊斯兰教法的统治，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伊斯兰国。为此他们的策略是：首先在不同地区制造一次性的恐怖行动，杀伤数十至数千名无辜民众，之后在近东和中东各穆斯林聚居区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最终建立“伊斯兰国”(这在俄罗斯是非法组织)。为打击这种邪恶行径，各国绝不能“自扫门前雪”，而要建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政治军事联盟。在这种情况下，恐怖分子的武装袭击和各国的反恐行动也越来越多地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和国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式战争的战火已经在新式战场——网络空间之中燃起，恶意软件成为战争的主要武器。事实上，在过去的25年里，数字化深刻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和规则。“侵略者”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需凭借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瘫痪军事装备的控制系统，使其沦为一堆废铜烂铁。这意味着，单靠军事资源已不能保证军事优势。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Валерий Герасимов)表示，如今“非军事手段在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强。在许多情况下，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武力……一个繁荣的国家，在几个月甚至几天的时间内，就能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沦为外国军事干预的受害者，陷入混乱、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的深渊之中”。网络战争不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网络战争不只针对军事设施，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比如发电厂、炼油厂、气体压缩机站、铁路、港口、电子金融系统等，也会受到攻击。换句话说，数字武器可以在不直接使用常规武器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因此，一些国家正在积极尝试保卫自己的数字疆域，甚至建立新军种——“数字军队”。据分析人士称，目前美国、以色列、德国、朝鲜都拥有这支军种，俄罗斯、中国等国也可能已经拥有。美国宣称，如果国内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遭受网络攻击，将允许军队对攻击国实行军事打击；而《北大西洋条约》第五条规定，对任一成员国的攻击都被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但是，如果攻击者并非是明确具体的人，该条约将如何生效？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总之，网络战争是当代世界历史阶段的全新现象。综上可见，信息社会、全球化、“通讯革命”、社交网络、新型思维、数字经济、加密货币、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战争(还可以继续补充)——使得当代社会的面貌已经与以往有了重大区别。根据“时间压缩”理论(теория «сжатия времени»)，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呈指数级增长。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将生活在一个崭新的社会中，其面貌如何将很难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