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初庆东：莫里斯 · 多布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

莫里斯 · 多布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

摘要：莫里斯 · 多布是20世纪西方最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是享誉世界史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奠基者。他是忠诚的英国共产党党员，服膺马克思的理论，终生致力于恢复马克思在西方经济学谱系中的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与现实。他关于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研究，引发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论战，使埃里克 · 霍布斯鲍姆、克里斯托弗 · 希尔、罗德尼 · 希尔顿等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中获得学术训练和知识养分，奠定了他们的研究基础。多布对重大问题的选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对社会底层和阶级的关注，对整体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形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学术品格与话语体系。

关键词： 莫里斯 · 多布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过渡之争  经济社会史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国际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推动以“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为主要特征的新社会史成为国际史学的新潮，其影响延续至今。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 P.汤普森看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遵循着一个学术传统，“这个传统由马克思创立，经过威廉 · 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丰富，到晚近由戈登 · 柴尔德（Gordon Childe）、莫里斯 · 多布（Maurice Dobb）、道娜 · 托尔（Dona Torr）和乔治 · 汤姆森（George Thomson）等人以专业的方式对其进行扩展，为克里斯托弗 · 希尔（Christopher Hill）、罗德尼 · 希尔顿（Rodney Hilton）、埃里克 · 霍布斯鲍姆（Eric Hosbawm）、维克多 · 基尔南（Victor Kiernan）和《社会主义纪事》（Socialist Register）的编辑们（约翰 · 萨维尔［John Saville］、拉尔夫 · 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等学者所延续”。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者哈维 · J.凯伊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了一种理论传统：这种传统通过‘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观点来寻求重建历史研究与历史理论”，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汤普森所说的学术传统，还是凯伊所提的理论传统，多布都位列其中，深刻影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学术品格与话语体系。

多布是20世纪西方最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他身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大本营，却服膺马克思的理论；他虽是经济学家，但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多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成果丰硕，研究视野广阔，不仅对价值与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多有批判性思考，而且引领国际史学界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正是由于多布的“跨界”，学术界关于多布的相关研究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多布，相关研究偏重考察多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二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多布，相关研究关注多布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论述及其影响。但这些研究尚未充分关注多布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成长历程，及其对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也未将多布对资本主义史的研究置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脉络中予以考察。基于此，本文从多布的学术行止切入，聚焦多布的资本主义史研究及其对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影响，以此考察他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奠基之功，冀望更加全面地认识多布的学术贡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谱系。 

莫里斯 · 多布（Maurice Dobb）

一、 莫里斯 · 多布马克思主义学术底色的形成

1900年7月24日，多布出生在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绸缎商，他的母亲来自没落的苏格兰商人家庭，他们信奉非国教的长老会教派。多布在切特豪斯（Charterhouse）公学接受高中教育，期间表现并不出色，他的学术兴趣直到最后一年为准备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时才被激发，那时他选择了历史学。1918年12月多布从切特豪斯公学毕业，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一战”）刚刚结束，因此他免于服军役。在1919年10月到剑桥大学报到前，多布有九个多月的自由时间。在此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工人运动，了解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第一次读到马克思、萧伯纳、莫里斯等人的著作，开始产生学习经济学的渴望，尽管这一时期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少。

多布刚进剑桥就加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这个社团规模虽然很小，但网罗了一批日后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这些左翼大学生以社会主义者学会为阵地，阅读和讨论社会主义理论。多布还协助建立规模更大的剑桥大学劳工俱乐部，先后担任秘书和主席，并身体力行地参加工人运动。劳工俱乐部的成员还有莫尔顿（A. L. Morton）、艾弗 · 蒙塔古（Ivor Montagu）、J. D.贝尔纳和艾伦 · 赫特，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改变历史的有力工具，支持俄国革命和1926年英国大罢工，主张工业国有化和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这些政治经历无疑形塑了多布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在学业上，多布一入学就转专业到经济学，但他没有放弃对历史学的兴趣。20世纪20年代，以阿尔弗雷德 · 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居经济学支配地位。置身新古典经济学大本营的多布，试图将马克思与马歇尔联系起来，但不是简单地将二者拼凑在一起，而是为他们寻找各自的位置。多布也寻求将边际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机结合在一起，他让马克思取代大卫 · 李嘉图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旗手。1921年8月，多布应邀为平民联盟（Plebs League）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在报告中指出所有的经济学流派都试图去解释“社会机器”（social machine）的某一部分，特别是“财富生产、交换和分配”，而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机器”看作一个整体，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真真正正地探查社会的根本属性和运作方式”。多布认为经济在社会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可以从经济学中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但他随即指出，没有历史的经济学，只能是目光短浅地为现在唱颂歌。在报告的最后，多布谈到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划分，他认为马克思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终将到来。

1922年，多布撰文指出马克思是社会理论家，马歇尔则是经济理论家。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抓住了历史变迁的本质 —— 阶级斗争、劳动价值理论、生产方式等，马歇尔则因为用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来解释当代世界而赢得认可。多布打了一个比喻，他说马歇尔的方法可以指明街道的方向，而马克思的方法则是对地形的鸟瞰。多布虽亲炙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的教导，并且受到凯恩斯的赞赏，但他更多地受到马克思、韦伯夫妇、安东尼奥 · 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克罗齐、索布尔、罗素等人的影响。他试图重新描绘西方经济学的谱系，将马克思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并与马歇尔区分开来。这与他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他在1922年加入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此时像多布这样出身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党员并不多见。多布认为如果没有英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英国共产党在列宁的指导下，寻求与工党组建联盟，而列宁的联合阵线对多布影响终身。 

多布在剑桥大学拿到经济学一等荣誉学位后，到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以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与理论作为博士论文选题。1924年，多布获得博士学位，旋即返回剑桥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尽管多布坦承自己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剑桥大学还是给予他教职，从而使剑桥大学在不经意间成为英国第一所聘用英国共产党党员担任教师的大学。自不待言，多布重返剑桥大学，对剑桥大学的左翼学生运动影响颇大。霍布斯鲍姆在1936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学，他在回忆录中声称他所属的时代是剑桥大学有史以来最左倾、最激进的时代。

1925年，多布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发展》。该书第一部分（共11章）是经济学理论，第二部分（共10章）是经济史，第三部分（共3章）是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评估当前的经济实践。在理论部分，多布认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马歇尔的信徒，都没有抓住企业家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两者都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分析，好像市场和交换是在1800年才产生，但资本主义在此之前就已开始发展。他指出，任何没有将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考虑进去的理论都是不完善的，而没有正确的理论，经济政策就缺乏必要的指导。多布在书中首先界定企业家的目的，然后分析企业家如何通过垄断和阶级特权达到它的目的。该书的主要观点来自马克思，多布指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第一次阐述了“垄断利润”，他借用这一概念，而且尽管“阶级”的概念模糊不清，他也没有弃而不用。多布坚持认为：“因保护或反对某种形式的垄断而导致的阶级冲突，可能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忽视这一点将导致对发展过程的描述苍白无力，使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因素处于密闭的隔间中。” 多布赞同马克思的看法，即必须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对这一整体的任何令人满意的分析都不能忽视阶级。

在历史部分，多布以较大篇幅梳理了资本主义的谱系。该部分与理论部分一样，聚焦垄断和阶级。这一部分不是从经济结构着手论述，而是从一种精神的诞生开始，这种精神具体而言是从事贸易的企业家精神和货币化计算的传统。在多布看来，这种精神出现在1000年前后欧洲的城镇中，它撕裂了封建社会，孕育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秩序。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受到多布关注。多布所呈现的资本主义史虽然是一个悲剧，但也是一个必经的，有时甚至是鼓舞人心的悲剧。欧洲城镇本可以走向自由、平等的共同体，却屈服于自信、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垄断，但当股份公司出现后，垄断便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随着激进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帝国主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垄断的经济利润逐渐减少。垄断、帝国主义与工人的联合为资本主义秩序埋下了致命的危险。多布在该书第三部分列举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五种道路，共产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多布认为共产主义即使有缺陷，也没有遗祸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无政府状态” 。

Maurice Dobb, Capitalist Enterprise and Social Progress, Taylor & Francis Ltd, 2012.

《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发展》体现了多布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主要特征，他强调制度对历史环境和个人信念或动机的决定性影响，坚持在建构理论前必须对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历史分析，批判性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预设，强调垄断社会资源、社会分化与阶级优势的重要影响。书中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垄断的作用、阶级优势等内容，在他20年后完成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中得以深化和拓展。

在此期间，多布在1928和1937年先后出版《革命以来俄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两本学术专著。前者是在英苏断交的背景下完成的，成为当时英语世界最详尽的苏联经济史著作。该书主要颂扬布尔什维克的成就，特别是列宁的成就。多布在《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发展》中研究的欧洲企业家精神，此时让位于俄国的共产主义精神。《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是多布在20世纪30年代唯一的一本学术著作，因为此时他投身反法西斯的政治运动而分身乏术。他在书中将政治经济学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认为马克思接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为回应现实，多布还研究了经济危机的起源和帝国主义，他认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法西斯的威胁才能消除。尽管多布后来追忆该书写得比较仓促，很多内容比较肤浅，而且理论分析不够。但该书仍然是一本令人赞叹的著作，他的学生罗纳德 · 米克称赞该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严肃的学科在英国出现”。

二、 莫里斯 · 多布的资本主义史研究

尽管英国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尚未形成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但关于历史的新看法与新阐释在个别著作中已经出现。正是在这些著作的基础上，享誉世界史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得以破土而出。这一时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阐释最集中、成果最显著的主题是1640年英国革命。正如拉斐尔 · 萨缪尔所言，对英国内战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是这一时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引力中心”。这是因为古代与中世纪的世界太过遥远和冷僻，19世纪又过于晚近和问题重重，而18世纪还是一个不为人关注的未知领域。相较而言，17世纪是至关重要的时段，它见证了封建主义的崩溃、早期绝对主义的顿挫、资本主义在英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英国从蕞尔岛国向殖民和工业强国转变的开端。最为重要的是，17世纪是历史祛魅和政治复兴 —— 反对宪政主义和渐进主义这一任务的核心 ——的时代。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对17世纪英国历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在很大程度是反对辉格主义所标榜的宪政及其保守的政治后果。辉格史学所描绘的和平、渐进和改良的英国式道路，以自由与宪政为中心，抹杀了英国革命的价值和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则能够更好地解释17世纪英国史和当今世界局势。显而易见，左翼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17世纪英国革命不仅出于学术目的，更有政治诉求。正如研究英国革命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弗 · 希尔所言：“如果研究历史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借由理解过去来控制现在”，通过控制现在而影响未来。 

1940年，曾在苏联留学的希尔撰文声称英国内战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惊人之论开启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第一次大讨论。流亡英国的德国经济学家和共产党员于尔根 · 库辛斯基（Jürgen Kuczynski）认为早在内战之前英国就已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内战不过是资产阶级平息的一次封建的反革命。库辛斯基的解释是有马克思的著作为基础的，也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苏联历史学家们的共识。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希尔的观点开始成为莫斯科认可的解释，即生产方式的过渡是由一个先锋党通过对国家的控制完成的，这本质上是列宁式解释，是符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解释。

多布是这场争论的主要参加者，他接受了库辛斯基的主要观点，同时批评库辛斯基未能提供一种替代解释。在多布看来，希尔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他处理生产方式的变化时所使用的方法，他指出“如果将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放在工业革命，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面临以下问题：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17世纪的斗争，如何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形成，那么资产阶级如何完成革命？斯图亚特时期英国主要的生产方式到底是什么？”多布认为库辛斯基拒绝将斯图亚特时期英国主要的生产方式定义为封建生产方式是正确的，但将这一时期看作商业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则是回避问题，因为这种形式直到资本主义发展晚期才渗透到生产中。为更加清楚、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多布转向历史研究，最终成果就是194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

《资本主义发展研究》是一本影响深远的经济史著作，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多布试图通过整合《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史的零散论述和当前的学术研究成果，发展和必要地修正马克思的理论，以合乎逻辑地叙述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衰。跟他之前的著作一样，多布在书中并未进行档案研究，而主要依赖二手著作来支撑他的论点。该书位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完成的政治经济学众多杰作之列，这些著作包括约瑟夫 · 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卡尔 · 波兰尼的《大转型》、埃里克 · 威廉姆斯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和弗里德里希 ·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多布是这一群体中唯一的一位共产党员，他在书中也没有避讳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借用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的书名，还挪用了苏联历史学家使用的“富农”（kulak）等概念。他在书中引用恩格斯的著作有9次，引用马克思的著作多达37次，大概每9页就会提到马克思或恩格斯。

《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以劳动价值论为中心，追踪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目的是寻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史。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它们对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各异。在多布看来，如果没有劳动价值理论的话，这些概念就失去意义。多布将经济发展归因于劳动力（封建主义下的农民或资本主义下的工人），而不是精英的态度或交换关系的变化。

多布首先梳理了亨利 · 皮朗、维尔纳 · 桑巴特、马克斯 · 韦伯等人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界定，他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独有的经济秩序和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要想理解它，就需要认识到“迄今为止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多布强调阶级是一个社会关系类别，没有农奴就没有领主，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在他看来，忽视剩余价值生产者的分析，不仅只抓住了问题的一半，而且会歪曲所要解释的内容。因此，多布要撰写一部人民的资本主义史，将写作重心放到工人身上，而不像其他学者那样将重心放在资产阶级身上。

随后多布以时间为序，聚焦封建主义的衰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他将封建主义的衰落与城镇的成长放在一起讨论，以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如果英国封建主义在15世纪已经完全解体，而资本主义直到17世纪中叶内战时才确立，那么两个时间节点之间的社会性质如何界定？多布在《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发展》中并未遇到这个问题，只是描述城镇孕育了资本主义，从1000年开始在一个有阻碍的社会中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加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中，多布摒弃了贸易精神逐渐削弱封建主义的论断，而坚持认为制度的内部矛盾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他通过考察农奴被迫逃离封建庄园，进入不断扩张的城镇中，致使封建“制度的生命之血流干”，以此来分析封建主义的衰落。农奴逃亡的现象在整个欧洲都存在，但劳动力的多寡决定了封建领主的反应。在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地方，领主们放松了封建束缚，转而雇佣劳动力。多布虽然未将工资劳动者的增加看作早期资本主义，但他认为这种转变揭示了封建主义的缺陷，使之容易遭受攻击。

Maurice Dobb,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Ideolog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在多布看来，对封建主义的攻击来自资产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商人资本进行了历史考察，他指出：“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不论后一条途径在历史上作为过渡起过多大的作用……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把它当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 多布服膺马克思的看法，认为英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走的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但他并不打算将之归功于依靠贵族授予垄断特权存活的商人“寄生虫”，因为商人资本家完全依赖封建主义，是封建秩序的守护者。 

在商人资本家捍卫封建旧秩序之时，工业资本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多布认为17世纪一小部分手工业者摆脱生活水平下降的折磨，积累足够的资本，承担起商人的责任。他指出，生产从属于资本、资本家与生产者之间阶级关系的出现，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分水岭。工业资本家的发展需要废除各种垄断特权，包括行会成员的资格限制和为保护商人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贸易管制。行会和商业资本家转而寻求国王的支持。于是，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与商人—国王联盟的利益水火不容，内战不可避免。当战争来临时，被圈地运动激怒的佃农强烈要求反击盘剥他们的领主，他们的反抗具有一种激进精神。但资产阶级一旦取代商人后就出卖他们的农民盟友，变成保守的力量，以致最后接受国王复辟。多布从中总结出一条教训，即资产阶级革命需要激进者的推动，但资产阶级革命从来不会给予激进者真正的权力。

多布认为，精于算计的资产阶级不断攫取资本，以在社会的阶梯上加速向上攀爬。自亚当 · 斯密以来，理论家们认为资本家通过提高生产率创造财富，而马克思辩称早期资本家从“原始积累”中受益，即简单地夺取别人的财产。多布支持马克思的观点，但对马克思的论断做了修正，将占有（appropriation）与征用（expropriation）等而视之。结果是资本家作为有头脑的投资者，他们知晓封建主义的崩溃，故意将土地价格人为地压低后购入，等到社会秩序恢复、土地价格被抬高后再卖出，从而净赚高额利润，加速他们的崛起。多布所言原始积累的“两步走”，关键是需要充足的时间，即封建主义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之间可以有多个世纪的间隔，这就解决了多布此前的困惑，也弥补了希尔文章的不足。

他在对重商主义（多布认为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在青少年时期的经济信条）的讨论中，反思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使他回到劳动力供应的主题。多布指出，无产阶级的产生是资本主义最大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取之不竭的资源，但资本主义的繁荣并不仅仅依赖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还取决于开拓新市场的需求与维持垄断的限度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盛期，这种矛盾允许每一个崛起的阶级推翻之前的垄断束缚，从而加速经济增长。这种悖论在工业革命开始之际达到顶点，工业资本家利用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获得极大发展。但他认为资本家的成功是短暂的，因为这100年的好光景是技术进步、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工人死亡率降低等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他指出工厂制的胜利也促使一个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出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工人与工厂主的矛盾频发，这标志着资本主义从充满活力、繁荣和乐观主义的阶段进入混乱、踌躇的衰退阶段。

当欧洲不能为资本家提供利润时，资本家开始在世界其他地方寻找利润。随着“一战”的爆发，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多布看来，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表明旧秩序已经迈入迟暮之年。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假象，媒介和国家不过是资本的代言人，这在美国对工人运动的“恐怖统治”中得到生动体现。他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法西斯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选择的道路，但不是唯一的道路。法西斯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但战时政府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还有折中的道路。多布在全书最后给出了坚定乐观的答案，他认为符合工人利益的国家资本主义将至少会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成为最可能的结果。

多布讲述的资本主义故事发端于13—14世纪的封建主义危机，结束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他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为指导，运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与危机。多布的雄心并不限于撰写一部经济史著作，而是要打破历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壁垒，完成一部“历史经济学”的著作。尽管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考虑到在多布进行著述的20世纪40年代社会科学的特征是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就可以理解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的开创之功。 

三、 莫里斯 · 多布与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长

《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出版后深受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追捧。希尔顿在《劳工月刊》撰写书评，赞扬“多布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展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历史问题的优越性”，他在结尾处写道“这本著作也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解决历史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希尔将多布的著作放在英国历史学家关于16、17世纪资本主义兴起的学术谱系中，认为多布的著作是“目前为止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英国史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就整个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年轻知识分子而言，“这是（我们）第一次关注英国史，多布就在那里引领和指导（我们），这是我们亟需的”。

《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出版之际正是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立之时。历史学家小组是“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大本营”和“孵化器”，布赖恩 · 帕尔默就认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写作以二次大战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立为开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确立了它（马克思主义）的合法地位”。爱德华 · 汤普森通过参加历史学家小组的讨论而“成为一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认为历史学家小组“或许就是我们真正成为历史学家的地点”。多布的这本著作为历史学家小组“规划了核心议题”，是历史学家小组会议上解决争端的必备书目，相当于《资本论》的地位。在历史学家小组成立伊始讨论如何修订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时，希尔认为“十分之九的讨论内容是多余的，只需告诉他（莫尔顿）阅读和参照《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进行改写即可”。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的推动下，以庆祝英国革命300周年为契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再次围绕英国革命展开争论，而英国革命作为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关键阶段，过渡问题也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争论的焦点。

1947年7月5—6日，历史学家小组下设的16—17世纪分组召开会议讨论绝对主义。分组主席加曼（D. M. Garman）指出，多布新近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为党内关于都铎绝对主义和1640年英国革命的讨论提供了大量相关资料，可以将争论继续推进，并期望一举解决这一争论。此次争论的双方代表是希尔与基尔南，两人在都铎时期的国家、英国革命、清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众多主题上展开激烈交锋。多布在这次争论中站在希尔一边，他在会议总结中强调，需要对封建主义的不同形式进行具体分析。他在回应基尔南对他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批评时，认为“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它不同于“生产技术”。对于基尔南关于伊丽莎白时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评论，多布认为伊丽莎白时期的意识形态显然不是腐朽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不是反对国家，而是赞美国家。多布最后认为君主制在1588年之前总体上是进步的。希尔援引《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中关于商业资本的论断，重申都铎时期英国的财政系统本质上仍然是中世纪的，以此反对基尔南的论断。

布瑞安 · 皮尔斯和希尔顿积极响应多布的提议，重新思考“封建主义”的概念。皮尔斯借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论述来廓清“封建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在原始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除了奴隶制，其他任何社会形式都是封建主义的变体。在皮尔斯看来，封建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以非经济强制的方式榨取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封建社会的特征是不平等、特权和垄断。希尔顿则逐条批驳基尔南关于封建主义的相关论述，他赞同皮尔斯对封建主义的界定，不赞同基尔南认为货币地租终结农奴制的观点，也不赞同基尔南关于农民摆脱庄园束缚的看法。尽管他承认农民分化是农村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他认为这个过程发生在封建社会和封建国家之中。在希尔顿看来，15世纪封建贵族依然是统治阶级，国家机器是他们的权力工具。希尔顿指出，封建社会是由封建生产方式决定的，封建社会主要的政治特征是土地阶级垄断政治权力。

基尔南稍后又对多布等人关于“商业资本”的论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僵化地区分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是有害的，用“寄生”这一术语来描述商业资本与其他经济形式的关系也是有害的。他认为商业资本在西欧具有革命性作用，加速了封建主义的解体。多布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商业资本对生产方式的影响微不足道，只能间接发挥影响。他批评基尔南混淆了商业资本的间接影响与直接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基尔南将生产方式的转型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时间提前了。

在都铎国家的起源这一问题上，基尔南反对将都铎国家看作封建国家的“修正版”。他认为都铎国家的地理基础是进步的东南部；它的国家机器是反对封建残余，而封建残余在西北部仍顽固地存在着；都铎国家很快进行宗教改革，这受到进步阶级的欢迎和封建主义者的反对；它仰赖议会的合作，关注公共观念与舆论；它的国际联盟是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基尔南认为上述都铎国家的任一特征，都无法用封建国家的变体这一假设来解释。他又指出，这不排除后来出现的情形的可能性，即资产阶级直接控制国家，并进行彻底重组。他强调1641年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阶段，不能使我们看不到1485年是这一革命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 

希尔认为基尔南关于革命阶段性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指出1688和1832年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往前发展的说法是正确的，正如1830和1848年让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往前发展一样。但当权力真的转换时，需要有一个节点；在英国这个节点是1640年，而不是1485年。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像阶梯那样，是逐阶上升的。在任何时候，国家权力要么是资本主义的，要么是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亚洲、东南欧、西班牙和世界其他地方仍然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所以这个争论具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希尔认为基尔南的观点是危险的，因为他的观点正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下怀，他们试图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回溯到遥远的过去，以此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永恒的范畴。他批评基尔南的观点迎合了资产阶级的邪说，即英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特殊的、和平的、非革命的。

在多布和希尔等人的联合“围剿”下，基尔南的观点在历史学家小组内部遭到压制。1640—1649年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成为历史学家小组的正统解释。如果说16—17世纪分组的争论是历史学家小组内部捍卫多布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中的论断的一次争论，那么保罗 · 斯威齐（Paul M. Sweezy）则从历史学家小组外部对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进行批评，从而引发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国际大讨论。

1950年，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在《科学与社会》杂志发文评论《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同期还刊登了多布的回应文章。来自历史学家小组的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加入讨论。1952年，希尔顿在《过去与现在》创刊号发表文章，对“资本主义”的概念界定进行探讨。他呼吁改变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方法，研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变迁和社会各方面的内在联系。他最后指出，不论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能简单地视为经济史上的一个阶段，必须对社会及其变迁进行整体考察。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在日本史学家高桥幸八郎（Kohachiro Takahashi）的介入下，多布与斯威齐的争论再起。1953年，《科学与社会》春季号刊登了多布和斯威齐对高桥的回应文章。在争论中，斯威齐希望希尔顿和希尔加入讨论。《科学与社会》秋季号同时刊登了希尔顿和希尔的评论文章。希尔顿认为斯威齐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封建主义的“原动力”问题。在希尔顿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推动封建生产方式被取代的内部矛盾是什么。斯威齐给出的答案是封建主义不存在“原动力”，没有内部辩证法，希尔顿因此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希尔顿认为斯威齐处理问题的方式与皮朗类似，他指出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 领主尽其所能地夺取直接生产者生产的剩余价值。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征地租，以维护他们的地位。希尔顿由此认为，争夺地租就是封建社会的“原动力”。希尔则以斯威齐在反驳文章结尾处的问题入手，他指出斯威齐对恩格斯的论述断章取义，恩格斯认为只有两个“斗争的阶级”，而不是如斯威齐所认为的有“很多统治阶级”。他认为在革命时期可能存在两个国家权力的情况，但持续时间很短，最终必须是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希尔批评斯威齐的论断不仅是诡辩，更是有违苏联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结论。希尔顿和希尔的文章都将矛头指向斯威齐，这是斯威齐预料之外的结果。

与前述几位以《科学与社会》杂志作为讨论的阵地不同，霍布斯鲍姆在《过去与现在》杂志刊布《17世纪欧洲经济的总危机》一文，开篇指明17世纪欧洲经济的总危机是“从封建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最后阶段”。他详细考察了17世纪危机从地中海到西北欧、从西属殖民地到东欧不同地区的影响，论证了各地区社会结构决定了各自最终的发展模式。17世纪危机为英国和西北欧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条件，但在东欧等地区却强化了封建主义，从而延缓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随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愈演愈烈，斯威齐与多布的讨论被迫中断。1954年，新罕布什尔州总检察官调查斯威齐的颠覆行为，斯威齐因蔑视法庭而被判入狱。同年，多布将《科学与社会》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并在“前言”中申明这场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不仅有趣而且重要，这是世界很多地区目前的政治议题，而且对理解当前的资本主义也至关重要。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多布认为他们没有为这些问题找到最终答案，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他们至少对一些主要问题的看法更加明确。过渡之争虽未达成共识，但它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时代已经到来。多布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中将资本主义发展史大体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封建主义的危机、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资本的兴起、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工业革命，这为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研究绘制了路线图。希尔顿研究英国封建主义的危机，希尔关注17世纪英国革命，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展开了经典研究，霍布斯鲍姆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由《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引发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讨论，一度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后来成为主流学术界争论的主题。这一争论不仅受到英国和欧洲学术界的关注，而且也受到拉美等第三世界学术界的关注，甚至在北美的历史研究中也有激烈争论。就拉美研究而言，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与厄尼斯特 · 拉克劳（Ernesto Laclau）之间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威齐—多布辩论的再现；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与尤金 · 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的美国南部奴隶制理论之争可以说是斯威齐—多布辩论的扩展；佩里 · 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罗伯特 · 布伦纳（Robert Brenner）则关注过渡的政治层面

更为重要的是，多布的研究表明传统（商业化）的观点存在前后矛盾，证明了从“生产关系”的视角研究该问题的可行性。这使得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从社会底层进行历史分析，即“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重要性。在贝尔 · 施瓦茨看来，多布对历史学家的最大影响就是强调普通民众的斗争。希尔顿、霍布斯鲍姆、希尔、爱德华 · 汤普森等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多布思想的指导下，研究经济社会史，使新社会史蔚然成风，成为史学新潮流。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结　语

《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出版后，多布相继完成《1917年以来苏联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几个方面》《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计划》《资本主义、发展与计划》《福利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亚当 · 斯密以来的价值与分配理论》，这些著作奠定了多布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1971年，多布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1976年8月17日，多布在剑桥辞世。

多布终其一生，坚持认为政治与经济交织在一起，他因此常把自己的著作归类为“政治经济学”。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从斯密到马克思，但在他们之后这一传统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抛弃。在多布看来，政治经济学家将“社会的宏观问题”作为研究内容，而经济学家固守市场与交换“细微的现象”；政治经济学家从整体中寻找事实，而经济学家只能埋首误导性的碎片中。斯威齐在评论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时写道：“我们生活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一事实引导我们对更早的从一个社会制度向另一个社会制度的过渡产生兴趣。”社会制度的过渡无疑就是多布所谓的“社会的宏观问题”。他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资本主义发展史，强调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和对社会底层群体的关注，为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规划了研究课题和方法论基础，形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夏季号，作者初庆东，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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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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