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金寿福：法老的文化使者？ ——古埃及方尖碑漂洋过海记
法老的文化使者？
——古埃及方尖碑漂洋过海记
摘要：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物，古埃及方尖碑经受了数千年的风吹雨淋，那些被掳掠到埃及境外的方尖碑，不仅是法老历史的见证者，而且经历了后世的沧桑，目睹了留在埃及土地上的同伴无法看到的人世变迁。这些漂洋过海的方尖碑在历史长河中几经沉浮，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因此承载了多重甚至相互矛盾的意象。不过，尽管流落他乡并拥有了新的身份，古埃及法老最初制作时确定的意符并没有完全消逝。
关键词：古埃及 法老 罗马 教皇 帝国
古埃及人称方尖碑为“tekhen”，意即高耸。古罗马作家普林尼说，方尖碑象征太阳的光线；古埃及国王们把它作为神圣的礼物献给太阳神，并竞相制作更加高大精美的方尖碑。在古埃及的太阳神崇拜中心赫利奥波利斯，一块形状类似小型金字塔的石头被奉为神圣，称为“benben”；据称，它最早是从远古的混沌水中浮现出来，创世神就是以它为基石，创造了整个世界。根据另一个传说，一种寿命为500年且能够再生的鸟降生在这块石头上，这只鸟的名字叫“bnw”。这一称呼与那块被奉为神圣的石头源于同一词根。方尖碑的顶端为方锥形，尖端以下则呈方柱形。古埃及人认为，方尖碑尖端是早晨从东方地平线升起的太阳射出的光芒最先触及的地方，即太阳神初升以后的第一处栖息场所。在《金字塔铭文》中，方尖碑又被描绘成太阳鸟即凤凰的驻足之处。古埃及方尖碑无一例外是从位于今阿斯旺的花岗岩采石场开采并制作的，碑的四面有表现国王功绩和国王与神之间密切关系的图文。它们一般成双成对地立于神庙入口的两侧，标识人世与神界之间的过渡带，也表达了国王借助方尖碑进入神国的意愿。
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在法老文明结束之后，方尖碑这个具有埃及矿藏和宗教特质的文物为何和如何被一再利用，其功用是什么。许多方尖碑漂洋过海，成为埃及以外重要场所的地标，并被注入了新的内涵，赋予了全新的职能。不过，从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1878年的4 000多年时间里，方尖碑的核心功能并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以其顶天立地的意象显示人类追求长生和声望的意志，并借助其特殊的材质固化人的事迹。
位于埃及卢克索卡纳克神庙的方尖碑
一、 埃及国王献给众神的礼物
从古埃及流传下来的文物和文献判断，方尖碑作为太阳崇拜的一种形式，最早出现在古埃及第5王朝时期，即太阳崇拜由赫利奥波利斯向埃及其他地区传播、太阳神上升为古埃及众神殿中最为重要的神祇的时段。古王国时期的方尖碑呈短粗状，且立于一个四方台上面。第6王朝的帕庇二世（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在位）在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神庙入口处的两边各立了一块方尖碑，后来均消失。第12王朝的塞索斯特斯一世（公元前1956—前1911年在位）也在赫利奥波利斯立了两块方尖碑，高度均近20米，重量超过100吨，它们成为后来方尖碑的典范，其中一块保存在原地。这些采自阿斯旺附近采石场的方尖碑呈红色或粉红色，质地坚硬，很少出现裂痕，并且打磨之后很容易形成适合刻写象形文字的平面。
对于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法老来说，他们竖立方尖碑，一方面是为了感激太阳神保佑他们在征战西亚和努比亚的过程中获得一系列胜利，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后人纪念他们的功绩。图特摩斯一世（公元前1504—前1492年在位）是埃及武力征服西亚和努比亚的第一位君主。他在卡纳克为阿蒙神立了一对方尖碑，其中一块高度约为20米，重量可能达到143吨。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即后来的女王哈特舍普特（公元前1473—前1458年在位）自称是阿蒙—拉的女儿。她在位于卢克索西岸的祭殿用浮雕描绘了她的母亲与太阳神阿蒙 — 拉结合并生下她的神奇故事；她在卡纳克神庙综合体内建造了一座小神庙，并命名为“倾听祈祷的阿蒙”。尽管这个新建的部分位于综合体南北向的轴线上，但是它的入口却面向东方，入口两侧的塔楼模仿东方地平线上迎接太阳的两座山峰。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粉红色的方尖碑犹如沐浴在太阳光线中，用这样一种手法强调阿蒙 — 拉与女王之间的特殊关系，真可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哈特舍普特在卡纳克神庙先后立了四块方尖碑；后来，其中的两块完全消失，另一块坍塌，只有位于入口北侧的那一块仍然立在原地，它的高度达到32.15米，属于留存在埃及的方尖碑当中最高的，重量可能超过455吨。在这块方尖碑的碑面上，哈特舍普特详细讲述了她在神庙入口处竖立一对方尖碑的用意以及如何完成了这项奇迹。她宣称，两块方尖碑是她感谢阿蒙 — 拉赐予她王权的礼物，它们将永远保存她的名字并强化她与阿蒙 — 拉之间的父女关系。除了说明方尖碑的尖顶用合金包裹外，她还特别强调，每块方尖碑均由整块坚硬的花岗岩构成，没有裂痕，更没有接缝。女王祭殿的浮雕犹如现代工程示意图，展示了古埃及人如何用特制的大型木船并借助滑轮等器械把这对方尖碑运输至卡纳克，并立在指定的位置上。
关于哈特舍普特与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479—前1425年在位）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女王死后的命运，学界一直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相信，女王去世不久，图特摩斯三世便采取了措施，除掉女王的名字；另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女王的名字到了拉美西斯时期才开始受到诅咒。不管怎样，图特摩斯三世在卡纳克神庙内部增加了新的结构，而且让它恰好位于女王神庙之前，使得那座名为“倾听祈祷的阿蒙”的小神庙无法在清晨接受阳光的沐浴。不仅如此，图特摩斯三世还在这个新结构中竖立了一块比哈特舍普特的方尖碑更高的方尖碑 — 所有古埃及方尖碑中最高的一块。正如普林尼所言，古埃及君主竞相制作并竖立方尖碑，以显示君主动用人力和物力的能力，同时也是君主对神表示虔诚的证物。在其漫长的统治岁月中，图特摩斯三世在埃及各处至少立了九块方尖碑，其中七块在卡纳克，两块在赫利奥波利斯。位于卡纳克的方尖碑当中，前述最高的那块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被搬运到罗马，原来耸立在赫利奥波利斯的一对方尖碑大约在公元前12年被运往亚历山大城。19世纪，其中一块方尖碑被运往英国伦敦，另外一块则远渡重洋，迁居到美国纽约。
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79—前1213年在位）被埃及学家称为古埃及最伟大的建筑师，他在埃及各地竖立的方尖碑数量最多。这些方尖碑不仅表达了拉美西斯二世对众神特别是拉神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证明了他武力征服西亚和努比亚以及调动千军万马、移山填海的实力。在卢克索神庙入口处，拉美西斯二世立了两块方尖碑，位于西侧的方尖碑被商博良视为留存下来的方尖碑中最漂亮的样本。这块重达246吨的庞然大物于1836年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落户，成为法国在大革命之后试图重振雄威的标志物。有一块最初被立在赫利奥波利斯的方尖碑由塞提一世（公元前1294—前1279年在位）开工，至其儿子拉美西斯二世时期才完成。在这块方尖碑顶端，两位国王均被呈现为斯芬克斯形象，他们分别把象征真理、公正和秩序的玛阿特女神神像作为供品献给太阳神拉。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这块方尖碑被运至罗马，最初立在马克西姆赛马场，之后倒塌；到了16世纪末，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发现了它的价值，令人把它立在被称为“人民广场”的新址。
方尖碑是古埃及强化王权与神权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之一。当然，制作并竖立一块方尖碑，不仅需要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还要具备所需的技术。拉美西斯二世之后，随着埃及国势逐渐衰弱，鲜有大型的方尖碑。一直到被称为复兴时期的第26王朝，普萨美提克二世（公元前595—前589年在位）才在赫利奥波利斯竖立一对方尖碑，其中一块后来被搬移到罗马，现在被称为蒙特奇托里奥方尖碑。法老时期的末代君主内克塔内布二世（公元前360—前343年在位）也命人制作了一对方尖碑，它们是献给古埃及智慧神图特的礼物，因此立在赫摩波利斯的图特神庙入口处。它们不仅在形体上与之前的方尖碑无法比拟，而且材质也不如从前，为黑色片岩。后来，这两块方尖碑在人世变迁和自然的沧桑中坍塌。随从拿破仑远征军的法国学者在此处考察时，发现了方尖碑的两个碎块，决定把它们当作文物带回巴黎。不料，法国军队于1801年向英军投降，作为停战协议的一部分，两个碎块和罗塞塔石碑等由法国学者搜集的古物被英国没收。如今，它们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二、 罗马帝国“太平盛世”的立柱和标尺
大约在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下令，把矗立在赫利奥波利斯的两座曾经属于图特摩斯三世的方尖碑运到亚历山大城，立在恺撒殿前。据称，恺撒殿是由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为安东尼和恺撒建造的。看得出来，奥古斯都在恺撒与克娄巴特拉之间做了明确的区分，他战胜恺撒曾经的情人并迫使其自杀；而在恺撒殿前立方尖碑，强化了他与其养父之间的关系。大约在公元1301年，亚历山大城遭遇了灾难性的地震，许多曾经的宫殿和神庙沉入海底，图特摩斯三世的那两块方尖碑中，一块被震倒，另一块则依然挺立。这两块与克娄巴特拉并没有直接关联的方尖碑后来被称为“克娄巴特拉之针”，倒塌的那块被运到伦敦，仍然立着的那块被运往纽约。
公元前10年，也就是亚克星海战之后20年，奥古斯都令人把原来屹立在埃及赫利奥波利斯的方尖碑搬到罗马。这块方尖碑由古埃及第19王朝君主塞提一世开采；但其在位时期，只雕饰了方尖碑的三个碑面，最后一面则由他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完成。塞提一世称自己“让赫利奥波利斯方尖碑林立，以便太阳神拉的神庙充满阳光”。这块方尖碑的高度为23.7米，重量达到263吨。为了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罗马人专门建造了巨型运输船，而且还开凿了运河。奥古斯都令人把这块方尖碑立在马克西姆赛马场，在这块方尖碑的底座上刻写了言简意赅但意味深长的铭文。他称自己为罗马众神的最高祭司，把漫长而辉煌的政治生涯归纳为先后12次担任大将军，11次担任执政官，14次担任保民官。他最后特别强调，之所以将这块方尖碑献给罗马太阳神，是因为埃及终于被置于罗马人民的控制之下。
这块横渡地中海来到罗马的方尖碑，尽管在外形上保持了原样，但其内涵却发生了改变。从普林尼等人的记述中可知，罗马上层人物很清楚，古埃及方尖碑与太阳崇拜相关；把方尖碑立在赛马场的中心，绝非单纯因为那里是万众瞩目的地方。在古罗马人的想象中，战车在赛马场上围绕方尖碑疾驰，犹如以太阳为中心旋转的星球。战车的跑道象征太阳在天空的轨道，参加比赛的四驾车的四种颜色和赛车的四匹马分别代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和一年的四个季节，作为赛车出发点的12座门则代表12个月及黄道12宫，赛车完成七圈意味着包含七天的一个星期，24场比赛则代表一天中的24小时，转弯处三个顶端为球形的小塔分别代表一个月中的三旬。一句话，这个赛马场就是一个微型的宇宙，以方尖碑为核心的赛马场象征了拥有前所未有广大疆域的罗马帝国。
同样是在公元前10年，奥古斯都令人把原来由埃及第26王朝国王普萨美提克二世立在赫利奥波利斯的方尖碑运到罗马战神广场，作为巨大日晷的指示针。在这块方尖碑的基座上，奥古斯都命人刻写了与赛马场方尖碑完全一致的铭文。埃及方尖碑作为指针，标识罗马的时间变化和季节交替，这无比形象地表达了埃及业已成为罗马帝国组成部分之意。换句话说，埃及方尖碑的迁移，不仅意味着罗马对埃及的胜利，而且象征了前者对后者永远和任意的支配。根据学者们的最新研究，在奥古斯都生日 —— 秋分 ——这一天的下午，被当作指针的方尖碑会把影子投射到和平祭坛上，足见奥古斯都借助埃及方尖碑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搬到罗马的方尖碑圆满完成了埃及法老赋予它的三种职能：一，强化国王与太阳神之间的关系；二，征服埃及以外土地的见证物；三，国王战绩和功德的标志。
同样值得提及的是，在这块方尖碑旁边是大约于公元前28年落成的奥古斯都陵寝，它既是奥古斯都本人日后的长眠之地，也是用来安放奥古斯都家族成员的骨灰的地方。很明显，奥古斯都对罗马神灵的虔诚、对国家的忠诚以及为家族增添荣誉的意愿在这里完全融为一体。从这个角度考量，在奥古斯都陵寝入口立两块方尖碑也绝非偶然。这两块粉红色花岗岩方尖碑的碑面没有文字，一般认为它们最早是在图密善在位时期从埃及运来，因为普林尼和斯特拉波均未提到它们。在极具象征意义的罗马战神广场，方尖碑被纳入罗马对外扩张和征服的巨大网络之中，它的高大暗示了埃及这个行省对罗马帝国的重要性，明白无误地宣示了罗马帝国势力的不可抗拒性；同时，罗马人也用埃及花岗岩记录了奥古斯都不可磨灭的功德。
亚克星海战之后20年，奥古斯都在罗马竖立埃及方尖碑。奥古斯都果真只是为了庆祝这场胜利吗？如果我们仅把埃及方尖碑与克娄巴特拉及亚克星海战相关联，显然没有考虑到埃及真正成为罗马行省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事实。亚克星海战之后不久，位于埃及南部的古实王国的统治者也觊觎埃及的土地和资源。来自努比亚的古实人趁罗马军队忙于在阿拉伯半岛的战事，占领了尼罗河第一瀑布地带。他们把当地居民掳为奴隶，还把此前立在该地的奥古斯都铜像的头部弄断，并作为战利品带到麦罗埃，让奥古斯都身首分离。古实人在麦罗埃的神庙墙壁上刻画了古实军队镇压罗马士兵的场面。古实与罗马的交战持续了近六年，直到公元前20年，麦罗埃被迫向罗马求和，古实与罗马的边界确定在第一瀑布以南50公里处。考古人员在麦罗埃古代神庙遗址发现了被古实军队掳走的奥古斯都头像。从以上不难看出，直到公元前10年，罗马才完全控制了埃及，迫使古实统治者退回非洲内陆。奥古斯都在罗马竖立埃及方尖碑，显然具有多重意义。他战胜了克娄巴特拉，确定了帝国的疆界；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古埃及方尖碑无一例外都来自位于尼罗河第一瀑布的采石场。
方尖碑以直观的方式展现了制作和运输的难度，以及竖立它的人们的超常意愿、聪明才智和技术。按照普林尼的记述，罗马人不仅珍视古埃及方尖碑，而且还把用来装载方尖碑的运输船视为神奇的器物。他们把其中一艘船保存在港口，不料一场意外火灾把它烧毁。根据古罗马史家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奥古斯都在晚年感到很自豪，因为他让罗马这个泥砖城市充满了石头建筑和石头纪念碑，其中不仅有颇具罗马特色的白色大理石，还有古埃及红色花岗岩方尖碑。据称奥古斯都喜欢把采自被征服地的颜色显眼的石头制作成门槛，罗马人跨过这些特别的门槛，象征他们对这些土地的控制权。
奥古斯都和利维娅的别墅在帕拉蒂诺山上，别墅壁画的许多题材具有典型的埃及色彩，其中包括方尖碑、荷花、眼镜蛇和桶状容器等。奥古斯都曾经发动帝国的宣传机器，把克娄巴特拉塑造为可怕的妖女，这些埃及因素出现在这位罗马皇帝的居室，绝不可能是因为他喜欢埃及的山水风光，而是为了强调埃及业已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并享受这一不同寻常的成果。方尖碑成为罗马对埃及主宰权的永恒象征物，这个暗示男性生殖器的巨物被竖立在罗马，再清晰不过地标识埃及被彻底征服，即已经被阉割。从这个意义上说，方尖碑可以被视为罗马牢牢地控制埃及这个他者的最好图符。
位于土耳其的狄奥多西方尖碑
三、 从古埃及文物到基督教圣物
古埃及方尖碑在离开埃及远足罗马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坏；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多数方尖碑坍塌并被尘土掩埋，没有被完全尘封的方尖碑则构成了古罗马遗迹的组成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曾经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从埃及运来的方尖碑成为无人问津的怪石。从12世纪开始，专门为朝圣者编制的地图上出现古代遗迹和遗址；其中，六块远道而来的方尖碑也浮出水面，这些让人感到陌生但又似曾相识的历史遗物再一次成为罗马城的重要标识物。在谈到罗马城内基督教传统和古罗马遗址这两个核心基石的时候，格里戈利厄斯写下了如下的文字：“我向主宰整个世界的主表示了感恩，他赐予罗马城内这些奇异和美得无法形容的人造物；尽管如今的罗马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哪座完整的城市能与她媲美呢。” 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残破的方尖碑上的象形文字开始引起人文主义学者们的关注，他们试图把这些已经成为天书的文字作为探究知识和追求智慧过程中研究的对象。
1585至1590年，西克斯图斯五世担任教皇一职。这段时间很短暂，但却被学者们视为罗马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西克斯图斯五世发现了古埃及方尖碑服务于基督教的巨大潜力，他创造性地运用了方尖碑，把它们作为定位和突出基督教宗教场所的有效工具。这些方尖碑受到重用，不仅是因为它们具有悠久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有一种能够抓住人们视线的能力，即主宰其周围空间的特性。西克斯图斯五世在重要的教堂附近竖立方尖碑，一方面意欲强调，这块曾经属于异教徒的偶像随着基督教的胜出改变了性质，另一方面借助高耸入云的方尖碑让十字架显得更加高大和耀眼。西克斯图斯五世手下的建筑师丰塔纳规划了罗马街道网络，将几个历史悠久的教堂连接起来，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朝圣者，而且让这些宗教机构占据了城市的关键位置。按照以保罗起始的基督教历史线条，罗马七座山丘全部被纳入新的格局中，位于十字路口的教堂与七座山丘共同成为罗马具有象征意义的制高点，那些打上异教烙印的物品如方尖碑、图拉真纪功柱等庞然大物“基督教化”。西克斯图斯五世竖立的四块方尖碑的位置分别是圣彼得广场的中心、拉特兰大教堂北耳堂前、圣玛利亚大教堂东边和人民广场中心。
在以上四块方尖碑涉及的基督教机构当中，圣彼得大教堂无疑是罗马最重要的宗教建筑。该教堂由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于1506年奠基，位于始建于公元4世纪的一座小教堂附近。尽管新旧两座教堂在时间上相隔1 000多年，它们均把尼禄赛马场的废墟作为选址，从而成为圣彼得和早期殉教者的纪念碑，同时也是无数基督教徒缅怀圣徒和传承基督教教义的重要场所。尤利乌斯二世很清楚，梵蒂冈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均在于基督教的第一位教宗在此安眠。尼禄赛马场并非由尼禄建造，而是他的前任卡里古拉的作品。这位迷恋赛马的皇帝不仅建造了巨大的赛马场，而且专门从亚历山大城运来一块方尖碑，立在赛马场中心，还在碑顶安装了一个青铜球体。正是在这个赛马场，尼禄把圣彼得钉上十字架。之后不久，他又在此以纵火罪烧死了许多基督徒。
根据最新研究，尼禄赛马场上的方尖碑最初立在古埃及圣城赫利奥波利斯。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克娄巴特拉把它搬到亚历山大城，作为献给其情人安东尼的礼物。埃及被罗马占领之后，身为埃及总督的加卢斯把它当作恺撒广场的标识物。正因为这块方尖碑不同寻常的经历，到了中世纪，有关它的传说变得愈发神奇。有一种说法是，它原来是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的组成部分，后来由罗马诗人和通灵者维吉尔搬到罗马。根据另一种传说，碑顶的球体里存放了恺撒、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骨灰。把方尖碑迁到新址以后，工人们拆开铜球，发现里面除了一些灰尘别无他物。对于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这块罗马全城唯一没有坍塌的方尖碑之所以无与伦比，关键在于它是早期基督教徒苦难史和基督教传播史的恒久证物。
公元1586年，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把原来位于旧教堂附近的方尖碑移到位于圣彼得广场中心的新教堂前，整个工程由建筑师丰塔纳负责。丰塔纳首先把断裂的方尖碑修复，然后将其搬移约255米。西克斯图斯五世不仅命人在碑身刻写了铭文，在碑顶冠以十字架、配置教皇的纹章图案，而且在竖立方尖碑的时候还特意举行了驱魔仪式，他往碑身喷洒“圣水”，在其胸前画十字，“清洁并升华”这块“异教徒”使用过的石头。
竣工以后，丰塔纳专门出版了题为《论梵蒂冈方尖碑的运输》的著作，详细总结了他是如何完成这项堪称奇迹的工程，之后这块方尖碑被称为“梵蒂冈方尖碑”。梵蒂冈方尖碑是一个坐标，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够看见它，方便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借此定位和引导方向。不仅如此，方尖碑提升了教堂的高度，避免了人们因它背后的山头产生视觉错误。
1665年，在罗马道明会修道院的院落里，又出土了一块古埃及方尖碑。它于公元1世纪图密善统治时期被运到罗马，立在埃及女神伊西斯神庙前。伊西斯崇拜大约于公元前4世纪先是传到希腊，然后波及整个地中海地区。有的学者认为，伊西斯神庙后来被改为供奉罗马女神密涅瓦的神庙；也有的学者相信，伊西斯神庙可能一直存续到公元8世纪，由教皇扎卡里变更为基督教机构，赠给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圣巴西勒修会的修女们。从1280年开始，天主教道明会在此建造哥特式教堂，该教堂后来获得次级圣殿的地位，于1566年担任教皇一职的庇护五世即来自该教堂。
密涅瓦女神神庙遗址的三个考古层分别积淀了罗马居民三个不同阶段的宗教信仰，涉及的三位女神分别为伊西斯、密涅瓦和玛利亚，她们的共同特征是具有神圣的智慧。这个神圣的智慧没有地域界限，不受时间限制，它象征了永恒的阳光，方尖碑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个理念。正是为了传递这一信息，按照亚历山大七世的旨意，耶稣会著名学者基歇尔在方尖碑底座的东面（早晨迎接太阳的一面）刻写了如下铭文：
啊，当你们看见这座由一头大象承载着的方尖碑的时候，请你们记住，大象是动物中的最强者，象形文字则属于充满智慧的埃及人。所以说，要想拥有坚实的智慧，必须首先获得强壮的头脑。
在17世纪的罗马，随着方尖碑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加上在罗马等地出土了更多古埃及文物，基歇尔决意破译象形文字。他相信，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大洪水之前人类祖先使用的语言，它不仅是上帝的赐予，也保存了先人的智慧。赫克舍相信，把方尖碑和大象结合在一起，初看上去并不协调，但是基歇尔的用意是借此来歌颂亚历山大七世 ——一位身体虚弱但意志坚强的教皇。捍卫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布鲁诺于1576年在此修道院居住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于1600年被烧死在距离修道院不远的鲜花广场。同样是在这座道明会修道院，现代天文学之父伽利略被判异端罪，于1633年不得不在此放弃他的科学论文。
四、 罗马城古代废墟的点缀品
15世纪中叶以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把散落在罗马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的方尖碑作为研究象形文字和古埃及文明的第一手材料。他们不仅抄写上面的象形文字，而且还模仿其形状制作木雕，一股思古和怀古的风气在罗马弥漫。从德奥兰达的《罗马废墟之寓言》不难看出，古埃及方尖碑又一次成为点缀近代早期罗马城市的风景线。在许多表现罗马城的图画中，古埃及方尖碑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修饰物。当教皇们发现这些方尖碑的价值时，看重的是它们彰显和传递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正因如此，在所有相关的画面上，方尖碑都被不同程度地缩小，以便处在圣彼得大教堂等重要宗教机构旁的方尖碑不至于喧宾夺主。至17世纪，意大利知识和精英阶层不仅置身于充斥着古埃及文物 ——方尖碑、雕像、木乃伊、护身符、纸草 ——的环境中，而且大致了解它们的来历和曾经的功用。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促使更多的人设法获取古埃及文物并在此基础上对古埃及历史文化追根问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欧洲人认识古埃及的起点在罗马，这个序幕是被17世纪罗马知识阶层揭开的。这一事实也说明，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实际上有一个很悠久的学术史前史。
1786年末和1787年，德语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歌德到意大利游历。当时同样身处意大利的德国著名画家蒂施拜因趁此机会创作了题为《歌德在坎帕尼亚》的肖像画。歌德面前是促发他无限遐想的古罗马遗迹，最具寓意的细节莫过于，略显阴郁的歌德斜依在一块坍塌的古埃及方尖碑上。根据蒂施拜因写给拉瓦特尔的一封信，歌德在画中向右远眺，实际上是沉思人造物在自然界中的命运。画作表现了正处在作家生涯关键节点的歌德，面对人世的沧桑陷入沉思，思考个人在其中的价值和可能发挥的作用。从歌德在意大利游历时所作的日记可知，他当时正在用诗歌体创作《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在蒂施拜因创作的草图上，可以看到戴着宽檐帽的歌德用右手食指指向身下的古埃及方尖碑，歌德的模样并非完全像一个到历史名城游历的诗人，而是更像伯罗奔尼撒阿卡狄亚的牧人。可能正因如此，歌德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我也在阿卡狄亚”这样意味深长的话。在意大利这个令人想起欧洲历史上无数英雄人物和神话故事的地方，仅剩半截的古埃及方尖碑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协调；不过另一方面，这恰如其分地强调了人及其造物最终都逃不脱化为尘土的命运，以极其委婉的形式表达了歌德这位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不甘于墨守成规，在德语文学领域推陈出新的强烈意愿。
至于歌德对散落在罗马的古埃及方尖碑有何种认知和感受，我们可以从他1787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略知一二：“我这些天多次造访一块横躺在一处院子里的埃及方尖碑，它已经断裂并且被尘土掩埋。这块方尖碑曾经属于塞索斯特里斯，后来由奥古斯都立在战神广场，被当作巨型日晷的指针。这块曾经高大无比的纪念碑如今倒塌，碑身表面有些地方（可能是因为被火烧）损毁。尽管如此，这块方尖碑躺卧在那儿，在没有被毁的表面，字迹清晰可见，仿佛昨天才刻写上去，而且雕刻技艺极佳。我让人用石膏模仿方尖碑上斯芬克斯、人、鸟等象形符号制作了若干模型。我说什么也要拥有这些宝物，特别是因为，教皇正准备把这块方尖碑重新竖立，之后，这些象形文字就高不可及了。”歌德在日记中提到的这块方尖碑就是上文描述的蒙特奇托里奥方尖碑。不过，它最初的主人并非如歌德所说是古埃及第12王朝国王塞索斯特里斯，而是第26王朝国王普萨美提克二世。它在罗马第二次站立的时间是1792年1月。
如果说在意大利游历时，歌德对包括方尖碑在内的古埃及文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之后的年月里，他的看法却发生了剧变。这一转变与他愈发珍视和赞颂古典尤其是古希腊文化密切相关。歌德对古希腊艺术极尽赞美之辞，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温克尔曼的影响，但是他对此后德国学界极度崇尚古希腊的风气产生的影响却胜过温克尔曼。关于这个问题，英国学者巴特勒早在1935年出版了题为《希腊对德国的暴政》的经典著作。巴特勒认为，温克尔曼只是理想中的希腊的发现者，莱辛是其解释者，歌德才是真正的创造者。1805年，在一篇题为《温克尔曼及其世纪》文章里，歌德坚决否认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接受古埃及造型艺术的可能性。他认为，所谓古埃及造型艺术是没有任何精神内涵的、工匠的产品，古希腊的造型则为天工之作，因此才称得上艺术品。1823年，歌德在写给一位植物学家的信中，一方面抱怨书中表现自然的图画缺乏准确性，另一方面指责当时渐成风气的海外发现之旅，称那些花费巨资制作的古埃及以及其他文明遗址的图片无异于一种浪费，因为它们不太可能使人产生愉悦感，更不可能让人达到修身和励志的目的。让歌德最为伤心的是，上述许多图片居然还是由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完成，显然，他们把才艺浪费在了并不值得的东西上。歌德这种从实用的角度看待艺术品以及对古埃及文化甚至整个古埃及文明很不以为然的态度，最清晰地体现在一封呈给魏玛大公的信中。关于这位大公购置一尊古埃及雕像的意向，歌德说了如下的话：“这种雕像至多在历史语境中有点意思，脱离了语境，它既不能教化人，也不能让人得到愉悦，埃及木乃伊和其他众多古物都是如此。它们只能算作时髦货，所谓时髦，无非就是一些人有的，另一些人也要拥有；但是没有人会问，拥有它究竟有什么用。毫无疑问，我们从这些古物获知，埃及的祭司们手工活做得很棒，他们在死人身上花费巨大的精力，无非是为了掌控活着的人。”
饶有趣味的是，英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也曾经到意大利游历。他把半个世纪之前曾经让歌德诗兴大发的坎帕尼亚形容为“一大片平缓的丘陵，举目望去，单调和无聊让人感到沮丧”，称其为“废墟的海洋”，说它最好的用处就是作墓地。参观了地下墓穴之后，狄更斯借助月光走在罗马城的大街小巷，他走过宫殿和教堂，看到方尖碑、柱廊和神殿，发现有些建筑是由来自不同遗址的石头建造的，象形文字和拉丁文并列在一起。在狄更斯看来，古代的传说被纳入基督教信仰当中，古代的遗物成为基督教圣坛的一部分，这种混杂显得非常怪异。狄更斯穿过布满动物粪便和垃圾的小巷，来到一座教堂旁边的广场，广场中央立着刻写了象形文字的方尖碑，这块由罗马皇帝运来的石头在此地显得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在这个被称为“永恒之城”的地方，狄更斯确实看到了千百年以来的建筑遗迹和遗物是如何在工业化的轰隆声和浓烟中顽强地维系，犹如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传统沉淀后形成的令人浮想联翩的“年轮”。它们一方面显示了古代文物惊人的适应力，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人类记忆的延续性。
借助狄更斯的上述观点，我们很容易理解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在来世信仰方面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他们制作艺术品所采用的材料和遵循的准则。古希腊人最常用且最喜欢的材料是大理石。大理石质地细腻且硬度适中，所以特别适于精雕细琢，是实现古希腊人崇尚的逼真理念的最佳材料。相比之下，所谓古埃及艺术品大多来自丧葬语境，它们是为死者在来世获得再生服务的，因为这个原因，古埃及人最推崇的材料是花岗岩，它象征了坚固和恒久。拉丁语中“纪念碑”（monumentum）一词指代所有与记忆和回忆相关的实物，包括坟墓、墓碑，也指涉文字材料。古埃及纪念碑是献给死者的，它们伴随死者通向来世的旅程，古希腊和罗马纪念碑所关注的主要是生者在现实的处境和死者在后人记忆中的存留问题。
五、 彰显西方列强国力的证物
法国人德农是跟随拿破仑远赴埃及的众多学者当中最重要的成员，在亚历山大城的时候，他用素描画了图特摩斯三世的两块方尖碑 —— 一块立着，另一块已经坍塌。德农认为，这两块方尖碑应当被运到法国，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纪念碑，所以是庆祝法国征服埃及的最好标志。执政府期间，巴黎有关当局有意在协和广场竖立一座纪念碑，为此还专门举办了设计竞赛。据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常把自己比作亚历山大，他甚至于1809年表示，有意在巴黎新桥一带竖立一块方尖碑，以此纪念他在普鲁士和波兰取得的军事胜利。可惜，命运未能让他实现这一夙愿。
位于法国巴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
1814年，路易十八向埃及总督阿里索要一块方尖碑，以此庆祝王权在法国得以重新确立，阿里则希望借助法国摆脱奥斯曼土耳其的控制并在埃及实现现代化，所以把矗立在亚历山大城的那块曾经属于图特摩斯三世的方尖碑赠给法国。但是，商博良认为卢克索神庙前的方尖碑更加适合法国，尤其是位于西侧的那一块。据说，当负责运输的法国工程师勒巴向阿里表示感谢的时候，阿里的回答是：“我把古老文明的遗物赠给法国，目的是换取新的文明，法国已经在东方播下了这颗文明的种子。让这座方尖碑成为连接埃及和法国的纽带。”
为了运输这个重达250吨的庞然大物，法国人特意建造了一艘名叫“卢克索”的驳船。1831年，该船从埃及卢克索沿尼罗河北下，抵达尼罗河入海口以后，一艘名为“斯芬克斯”的蒸汽船拖着“卢克索”穿过地中海，沿着伊比利亚半岛行驶。驳船先是到达法国港口瑟堡，然后进入塞纳河。终于在1833年，方尖碑抵达巴黎。方尖碑应当立在何处，也并非那么简单，最终在1836年，协和广场被定为竖立方尖碑的新址。
这一年的10月25日，大约20万法国人从巴黎以及其他地方汇聚到协和广场和附近的街道，观看方尖碑被立起来的景象。协和广场当时为巴黎市区最大的公共广场，之前经历了太多人间悲喜剧：1762年，路易十五骑马塑像被安置于此，在大革命时期被摧毁；这座广场先后被称为“路易十五广场”“革命广场”“路易十六广场”“香榭丽舍广场”。当然，广场名字的更迭表明了与之相关的人物的沉浮，与这些人物相关物体的兴建与被摧毁。协和广场正是1793年路易十六及其王后安托内瓦特先后被绞死的地方。路易十八选择这个位置，可能是想表达战胜玛丽这个邪恶女人的意思，似乎在模仿奥古斯都用古埃及方尖碑来显示他打败克娄巴特拉的功绩，也不能排除他想借助这个充满政治和宗教意义的地方获得和解的企图。不管怎么说，从国王的雕像到处死国王的断头台，由古埃及方尖碑见证和记录这些事件，有点不可思议，但也确实意味深长。很少有人记得，为了歌颂路易十六的功绩，法国建筑师德瓦伊曾经于1780年在旺德尔港立了一块方尖碑形状的纪念碑，他称赞这位国王是“美国的解放者”，纪念法国在道义和物质方面为美国独立战争提供的援助。
雨果曾在一首诗里描写了位于协和广场的这块方尖碑的悲惨命运：一棵树借助年轮记录它经历的岁月，而这块方尖碑从埃及尼罗河畔的卢克索被运到塞纳河边，它只能靠磨损自身来展示其多舛的命运和生命的轨迹；原来成双成对的方尖碑分处两地，它们之间的距离，只能被视为文明发展出现了裂痕。早在1796年法国占领意大利期间，法国军队就大肆搜罗珍贵文物并据为己有。当时在罗马逗留的英国建筑师甘迪目睹了法国人这种强盗加窃贼的行为，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甘迪称法国人应当把矗立在罗马的古埃及方尖碑运到巴黎，因为它们象征了罗马帝国的辉煌。法国著名建筑理论学家德坎西也强烈抨击了法国军队把艺术品当作战利品的行径。在他看来，罗马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城中的每一个地名、所有的遗址，山丘、河流、采石场以及连接它们的大大小小的道路，甚至不同季节形成的特有的景色，加上罗马人特有的记忆，才构成了这座活生生的博物馆。
像甘迪和德坎西这样富有正义感的人毕竟是少数。早在1801年法国远征军投降以后，英国人就有意把位于亚历山大城的方尖碑运到伦敦这座“新罗马”。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把亚历山大城那块倒塌的方尖碑赠给英国，由于英国政府不愿支付运输费用，这份礼物一直躺在原地。水晶宫公司曾经计划，赶在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之前完成搬运方尖碑的任务，可惜未能如愿。1877年，富有的外科医生威尔逊答应提供资金， 富有经验的工程师狄克逊承担了搬运方尖碑的任务。狄克逊最初获得的资金一共只有5万美元，而最终花费的费用据估算应当超过20万美元。狄克逊特地把装载方尖碑的驳船命名为“克娄巴特拉”。在比斯开湾，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风把驳船与牵引它的蒸汽船分开。在试图把驳船与拖船重新连接的过程中，有数位水手被夺去性命。直到1878年9月13日，这块方尖碑才矗立在泰晤士河边。竖立方尖碑那一天，碑的顶端飘扬着英国和埃及国旗，英国女王和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均在场。英国人还特地制作了两座形状有点怪异的斯芬克斯，把它们置于方尖碑两侧，类似两个卫兵。伊斯梅尔意欲借方尖碑增进埃及与英国之间友谊的计划不久就泡汤了，出于控制埃及金融并独占苏伊士运河的企图，英国和法国联合，强迫伊斯梅尔退位。
按照康纳的说法，“任何一种纪念碑或一座建筑，从本质上说，不过是政治的工具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及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与西方列强试图借助古埃及文物强化自身地位并为此进行激烈竞争密切相关。英国人托马斯 · 扬与法国人商博良为了抢先破译象形文字进行了较量，两国舆论就成功解读象形文字的功劳应当归谁争论不休，大英博物馆与卢浮宫为了获得更多和更珍贵的埃及文物明争暗斗，两国政府围绕埃及文物管理权问题勾心斗角。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我们或许可以说，埃及学并非学术界的亲生儿子，而是西方大国政治较量的私生子。
拿破仑远征埃及在欧洲大陆掀起了搜集古埃及文物和破译象形文字的热潮。在美国，出现了被学者们称为“埃及复兴”的时尚，哈佛大学图书馆于1822年购得了法国学者编纂的《埃及志》的第一卷。除了不少文人参与欧洲的相关讨论和研究以外，公共空间还出现了模仿古埃及风格的建筑和纪念物，其中最显眼的是许多墓地的方尖碑。对于美国这个在向外扩张中起步很晚但不甘落后的大国来说，古埃及方尖碑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文物。能够像法国和英国一样拥有一块方尖碑，意味着美国可以与它们平起平坐，把如此巨大的石柱跨越大西洋运到新大陆，更是意义非凡。《纽约时报》编辑赫尔伯特最早于1869年倡议美国政府设法获取一块方尖碑，并于1877年以更加急迫的语气重申了之前的提议。他指出：“一个没有埃及方尖碑的城市想让其居民感到自豪和快乐简直是笑话，罗马、伊斯坦布尔、巴黎和伦敦都拥有方尖碑，纽约也缺不了这个东西。” 经过美国驻埃及总领事法纳姆长时间的说服和交涉，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终于答应，把立在亚历山大城的方尖碑赠给纽约。
与之前被运往伦敦的方尖碑一样，这块即将被运往纽约的方尖碑最早由图特摩斯三世立在赫利奥波利斯，后来被罗马人搬到亚历山大城，它重达220吨，高度近33米。富有的企业家范德比尔特愿意承担运输费用。纽约中央公园被确定为方尖碑的最终落脚点。中央公园之所以被选中，主要是为了让方尖碑靠近刚刚落成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海军工程师戈林奇特意设计了运输方尖碑的专用器械。1880年，借助多种传统和现代的运输和起重工具，戈林奇终于把这块顶端飘着美国国旗的方尖碑运抵纽约。不过，从哈德逊河港口至中央公园，他又花费了112天。1881年1月22日是竖立这块即将成为新地标的方尖碑的日子，纽约市政府专门为此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公园管理方卖出了超过平时不知多少倍的门票。尽管当天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在规定时间很久以前，热心的观众就已经冒着刺骨的寒风占据公园内便于观看的位置。国务卿埃瓦茨受邀向两万多名观众发表了主旨演讲。大功告成之后，戈林奇撰写了一部大部头著作，详细描写了他是如何完成这项大工程的。他在书中不无骄傲地说：“法国人等了大约25年才见到埃及方尖碑，英国人则几乎花费了三个25年，埃及人曾经以为，美国人可能需要一个世纪。”按照戈林奇的计算，从获得方尖碑到把它立在中央公园，前后时间加起来不足14个月。
毫无疑问，不少美国人并不觉得有必要花费巨资搬运方尖碑，著名律师和外交家沙耶 — 朗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撰写了一篇题为《归还方尖碑》的檄文。他以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亲身经历反驳了当时在美国流行的说法，即美国人把方尖碑运到纽约是因为该方尖碑在亚历山大城受到被海水淹没的危险。沙耶 — 朗指出，所谓埃及总督想借助方尖碑增进埃及与美国的友谊，说穿了就是他不愿或者不敢得罪美国这个新兴的强国，他认为这块被称为“克娄巴特拉之针”的方尖碑一直屹立在由亚历山大创建且因克娄巴特拉闻名的城市，作为这座城市仅剩的方尖碑，它构成这座城市往日辉煌的唯一证物，而它到了美国毫无意义，把它运到美国是一件极为愚蠢的事情。
早在1889年，美国潮湿的天气和空气污染导致方尖碑表面受到腐蚀，纽约市政当局不得不对方尖碑进行防水处理。朱利恩在一篇题为《一块不幸的方尖碑》的文章里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为维护这块方尖碑不断投入人力和资金，是否值得？这块方尖碑对纽约来说真的必不可少吗? 早在19世纪末，学者们就已经注意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与那些仍然立在底比斯的方尖碑相比，来自赫利奥波利斯和亚历山大城的方尖碑表面受损情况更加严重，而且出现的裂痕也更多。显然，底比斯处在雨水稀少的埃及南部，相对干燥的气候有利于保存方尖碑。即便是位于地中海北面的罗马，它的降水量大于地中海南岸的赫利奥波利斯，更不用说巴黎、伦敦和纽约，气候对方尖碑造成的损毁无法否认。
结 语
关于方尖碑究竟缘何吸引人和打动人，尼采用其典型的箴言式语言做了恰如其分的总结。他称，方尖碑既显得出奇的颀长，同时又具有无限的实在性，仿佛已经超越了历史的偶然性，所以能够唤起我们无限的好奇心并让我们惊讶不已。黑格尔认为，与方尖碑一样，吉萨的狮身人面像也给人一种持续永远的感觉，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狮身人面像原来也是像方尖碑一样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塑而成的。在黑格尔看来，方尖碑拥有纯洁、抽象和匀称的特征。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物，古埃及方尖碑经受了几千年的风吹雨淋，那些被掳掠到埃及境外的方尖碑更是经历了历史的沧桑，目睹了人世的变迁。
古埃及方尖碑到了罗马以后，被视作献给罗马诸神的供品，服务于罗马人的定时和确定方位，以极为醒目的形式展示罗马“从村庄向帝国”的过渡。多数学者认为，被奥古斯都搬到罗马的埃及方尖碑至少有四块，它们处在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位置，构成了德国著名学者灿克尔所说的奥古斯都在罗马推行的“文化复兴”计划的要素之一。这些方尖碑的重要性已经不在于它们曾经在埃及扮演了什么角色和罗马人是否了解这些，而是在于奥古斯都赋予它们全新的意义以及它们构成了罗马政治和文化地图不可或缺的标识。
古埃及方尖碑在奥古斯都及其继任们的治下完成了被赋予的使命，此后，它们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16世纪末起，教皇的权力被严重削弱，其权威受到空前的挑战，不仅世俗的权力蚕食教皇的地盘，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南部的扩张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持续几十年的宗教战争更使得罗马天主教会亟待振兴，变得破落的罗马城也急需重建。正是在这一内外交困的时候，从西克斯图斯五世开始，教皇们发现了古埃及方尖碑的利用价值，它们遂被用作宣扬基督教的工具，这些几乎完全被遗忘的方尖碑被称为接受和传播神启的利器。如果说欧洲北部哥特式大教堂的卷状尖塔给人以在空中溶解的印象，那么方尖碑则把人的眼神和心境引向无限的高度和无边的存在。在巴洛克时期的罗马，方尖碑尖顶被冠以青铜十字架，象征基督教对其他宗教的征服和其远大的目标和前景。
16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和建筑师瓦萨里称，花岗岩被开采以后，经历一种叫作表面硬化的过程，因为这个缘故，花岗岩纪念碑和建筑不仅不怕刀剑和水火，而且也不易褪色或变色。对虔诚的基督教教徒来说，刀枪不入的物体具有魔力或魔性。从这个角度说，把材质为花岗岩的古埃及方尖碑转化为基督教圣物，花费再多的时间和再大的力气也是值得的。在罗马城内，古埃及方尖碑经常矗立在喷泉上，碑身上有象形文字，基座上则书写拉丁铭文，尖顶托着十字架或圣徒的雕像，有的方尖碑更是由一头大象承载。少数有识之士对方尖碑之前的身世有一些了解，对于绝大多数基督教教徒来说，糅合了基督教因素的方尖碑只是罗马重要宗教场所的最好和最显眼的标识。
西方世界在19世纪对外扩张和建立霸权的过程中，几个列强试图以古罗马作为榜样。福柯研究了欧洲19世纪中叶的历史，提出“想象的空间”这一极富理论意义的概念。他认为，当时的人已经可以在图书馆安静的环境中，借助书本中的描写和叙述建构富有异国情调的奇妙的梦，而不是像前人只能在宁静的黑夜才可以做这样的梦。在福柯看来，这种想象的空间是典型的欧洲空间，因为它主要依据的是那些亲历异域的欧洲人的认知和观点。殖民者和探险家们的奇迹和奇遇，构成了读者搭建想象平台的文字材料。在这个通过选取、编织和构筑等手段创造想象空间的过程中，萨义德看到了作为建构者的欧洲人与那些扮演“被考察者”角色的非欧洲人之间的差别。萨义德认为，必须批判地对待上述“想象的地理”。这种想象的地理不仅在“我”与“他”之间标出界限，而且确定了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在中心、谁在边缘，以及何为正常、何为奇特。一句话，这个想象的空间和地理成形的过程伴随着一种话语体系 — 东方主义 — 的诞生，因此这个想象的空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福柯和萨义德两个人均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欧洲列强向外扩张并以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考察和对待异域之前，来自埃及及其他地区的物品已经被实实在在地纳入了欧洲的文化系统并服务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明，从而为日后的殖民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
同时需要考虑的是，古埃及方尖碑是由法老献给太阳神的礼物，上面记录了国王的功绩和他与太阳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巴塔耶说，方尖碑是万物皆重归尘土过程中最为顽强的障碍。如果按照巴塔耶的观点做进一步的推论，尽管古埃及文明早已烟消云散，但伦敦、巴黎、纽约等现代城市中心的方尖碑无疑是这个文明不灭的证物。巴塔耶认为，古埃及法老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塑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个性，而方尖碑这个蕴含丰富意象的石柱是展现个性的最佳形式。看来，古埃及法老赋予方尖碑的寓意亘古不变，此后强加在这些方尖碑上的概念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
位于葡萄牙里斯本广场的方尖碑
|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秋季号，作者金寿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张 翔
光启论坛 | 李汉松：重回政治思想史：专访剑桥大学约翰·邓恩教授
专论 | 贝承熙：秩序与历史：沃格林的历史多元论与秩序解读法
新刊首发｜《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秋季号：古典文明：接受和遗产
专论 | 尉佩云：当代德国史学理论中的历史意义：渊源、生成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