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告密文化
作者｜安立志原载｜《同舟共进》刊期｜2015年第12期图片｜由Pexels、Pixabay等提供编辑｜策山告密文化，古已有之
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据《辞源》释义，“告密”是指告发人的秘密。“告密”一词还有告发、告讦、告奸等不同说法。而告密文化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尽管曾被某些朝代所推行。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告密在我国史书的记载，至少不晚于殷商时期。大约3100年前，“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史记》）其中的“谮”字即告密，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被告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西伯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商纣王又是这样一个暴虐无道的君主，西伯只能消受铁窗风雨了。
在西伯事件中，告密者是主动的，统治者是被动的。而在另一事件中，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周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5年），“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周代才经历几代，就出现了一个无道国君——周厉王。为了封住民众的悠悠之口，他竟然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之职。只要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密报王室，立刻人头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国人只好“莫谈国事”。在这一事件中，统治者是主动的，告密者则是奉命行事。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民众忍无可忍，起而造反，厉王被迫流亡。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成语“道路以目”的出处，而且弘扬了一句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秦汉唐：
出台恶法鼓励告密
这两起事件，毋宁将其视为孤立的、偶发的事件。真正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告密作为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律义务来规范和要求民众，则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其始作俑者则是一向被称为改革家的商鞅。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变法令下，“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将法律与军事视为一体，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告密等同于杀敌，不告密视为降敌，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告密法律了。这样的法令，将告密与连坐捆绑执行，剥夺了任何人独善其身的生存空间。利用国家法律激发、调动、强迫释放人性深处邪恶、阴暗的成分，作为控制民众、服务政治的手段，可谓前无古人。通过这样的变法，秦国虽然国富民强，天下无敌，甚至在秦始皇手里，席卷六合，一统天下，然而，不仅这个政权国祚不长，二世而亡，而且此恶法的制定者——商鞅在逃亡期间，因被他人告密，最终被秦人车裂（俗谓“五马分尸”）夷族，诚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另一个出台告密恶法的非汉武帝莫属。这个秦始皇式的君主，他的“雄才大略”不过是穷兵黩武，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如何解决财政困难，也是通过告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他下达了“算缗（mín）令”，开始征收富商的财产税。然而，不仅富商偷漏虚报、隐匿财产，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人的投机钻营，比如一位叫卜式的放羊专业户，在北战匈奴时上书，愿捐出一半家产；南征时又上书“愿父子死南粤”，结果成了“爱国模范”，而且被朝廷封侯晋爵。“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汉书》）“告缗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密有功，把被告者的一半财产奖给告密者。这一举措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以至于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通过“告缗令”的实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不过，其社会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中国的商贸业终武帝一朝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沼。比这更可怕的是，告缗使民风败恶，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媮（ yú ，同“愉”）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汉武帝的政权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在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告密高峰，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为胁制君臣，威服天下，竟然动用国家机器公然鼓励告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投机分子鱼保家专门为武则天设计了方便告密的硬件设施——铜匦（guǐ ，箱子，小匣子），其功能主要用来接受告密信件。为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武则天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告密无论是否属实，均可受到朝廷高度重视，隆重接待。如此一来，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资治通鉴》）有什么样的恶法，就会滋生什么样的恶徒——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酷吏，因告密有功，被武则天重用，个个封官晋爵——索元礼擢（zhuó，提拔）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
武则天时代的告密有多可怕，以下事例可见一斑。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李显的帝位，贬为庐陵王后，十几个飞骑军士在客店饮酒。朋友聚会，酒席筵上最不该的是议论前任君主，一人发牢骚曰：“早知今日得不到奖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于是，一人乘人不备离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军破门而入，宴饮者全部被抓。经审问属实，告密者官授五品，发牢骚者被处斩，其余在场众人“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隋唐嘉话·朝野佥载》）
明清：
告密之风横行
明代是我国古代又一个恶政横行的政权。太祖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凭借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这在传统政治中可谓“名不正，言不顺”。朱棣为控制局面，稳固皇位，动用国家机器，实行特务政治，大兴告密之风。“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这个丁钰其实是踏着他人的骷髅向上爬，用他人的鲜血染红官袍。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之后，也感到过去的制度有些过分，可惜他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十个月后就龙驭宾天了。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时期之一。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特务机构都是前代所无、本朝独有的专政机器。这些特务机构经常“遣逻卒刺事四方”，鹰犬们随时可以将刺探的消息上报皇上或厂卫，人人都被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明末名臣杨涟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为正直的官员所钦佩，“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明史》）一名朝廷官员，只因在家阅读落马官员起草的文件时发出几声赞叹，竟被家奴告密，不仅抄没家产，而且脑袋搬家。
不仅官场中人如履薄冰，在民间也是防不胜防。明代也有一起著名的酒局，“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缉捕犯人的差役——作者注）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凌迟处死）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骂权贵者竟被分尸，其余三人早已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哪里还敢领取奖金！
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也是惨烈的“文字狱”的主导者。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大规模地实施“文字狱”，不仅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而且借修《四库全书》为名，大规模毁灭作为华夏文化载体的古代典籍。而“文字狱”的构筑，就是由告密开端的。成为“文字狱”的告密者，有两个前提，一是告密者拥有相应的文化素质，二是告密标的是书籍与诗文。由此可见，清代的学术环境与文化氛围之可怕。
浙江乌程（今属湖州）人庄廷鑨，因病眼盲，想学盲人史家左丘明，撰写一部史书，其岳父朱佑明则予以经济赞助。书成不久，庄廷鑨病死。在这部拟名为《明史》的书中，奉尊明朝年号，否认清朝正统。其父庄允诚将书刻成，定名为《明书辑略》。不想却被归安（今属湖州）知县吴之荣两次告发。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幼的玄烨刚刚登基，鳌拜责令刑部到湖州彻查，并严惩涉案人员。庄允诚被捕进京，不久死于狱中。庄廷鑨死后也不能幸免，竟被掘墓开棺焚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及庄廷鑨族人均被处死。告密者吴之荣却攫取了庄允诚、朱佑明两家的大量财产，并被清廷擢为右佥都御史。因损人利己的告密行径，既升了官，又发了财，为后人树立了作恶的榜样。（杨凤苞《秋室集·记庄廷鑨史案本末》）
如果说庄廷鑨案结案时，由于玄烨年仅9岁，尚未亲政，并非由其决策，那么“黄培诗案”则是由这位时值15岁的少年天子直接处理的。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曾任明末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他的《含章馆诗集》中有“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入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之句，反映出黄培的反清思想。告密者是黄家的世奴家仆黄元衡。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文字狱”案审结，黄培被判绞刑，余者被释放。
乾隆年间，曾任户、吏、兵、刑、工五部尚书的梁诗正说过：“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一切字迹最关重要……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1986年版）在其返乡奉父期间，弘历居然派遣满官富勒浑，使用“钓鱼”与告密的方式，试图获取梁诗正的悖逆证据。这已经不是下属向上司告密了，其性质是上司在官员身边布设眼线。好在梁诗正老于世故，未授话柄，不过从他的话里也可看出，时人忧谗畏讥、临深履薄的恐怖心理，恰恰说明“文字狱”造成了多么重大的灾难和恐惧。
“反告密”的历史线索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告密”特别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密，致使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堕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有识之士的谴责、反对与禁止。
《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大意是说，叶公告诉孔子：我们那里的人很直率，某人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就去告发。孔子道：在我们那里，对直率的定义与你们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体现在这里。孔子以风俗不同为由，间接谴责儿子对父亲的告密行为。而法家学派的韩非子也认为，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并主张干脆把告密者杀掉了事。他的原话是：“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集解》）甚至这一看法也为道家学派所赞同，庄子指出：“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孔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代表儒、道、法三家，但他们的观点，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学界或者知识分子的看法。直到数百年后的汉宣帝，才动用国家权力正式颁布了禁止告密的诏令。汉宣帝刘询是西汉中期比较有作为的皇帝。由于王室政争，他在襁褓中就曾体验过铁窗生涯。正因这一经历，使其执政较为谨慎与开明。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刘询颁布“亲亲相隐，均不论罪”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汉书》）。在皇权时代，这一诏令，不仅极具人性意味，也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正义——这大约是我国历史上以国家名义明令禁止告密的唯一一条诏令。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皇帝。但在如何对待告密的问题上，他也曾犯过糊涂。只是由于当时君臣关系较为和谐，才不致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侍御史权万纪与李仁发二人均以告密得到唐太宗的宠信，许多大臣因此被迁怒。魏征进谏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征的谏言可谓一针见血，他所揭示的，其实是许多权势者利用小人告密，控驭下属的共同心理与常用做法。李世民毕竟与其他皇帝不同，虽然魏征的话说得很重，他并不以为忤，唯“默然”而已，还对魏征进行赏赐。事情的结果如何呢？“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资治通鉴》）
宋高宗赵构由于杀害岳飞、对金求和，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但赵构绝不是一个昏君，在宋金对立、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能够保持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殊非易事。他在处理告密问题上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赵构在杀害岳飞14年之后，仍然是南宋政权的主要领导人，他于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恃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置于法。”（《续资治通鉴》）次日，三省枢密院就令刑部开具告密者名单，议加处罚，并指出：“倾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取书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暧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12天后，刑部开具一个九人名单。赵构对此指示道：“此等须重与惩艾”，于是“并除名勒停”。
元朝是一个外来异族政权，统治中国不到百年。元朝的历代皇帝，并非都是金戈铁马、沙场征战的马背蛮族，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作为元朝第五位皇帝，奉行“以儒治国”，在位虽仅四年，却实施了不少新政，史称“至治改革”，使元朝国势大有起色。但由于这些改革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致其本人在“南坡之变”中被刺杀。英宗在位时，就处理过一桩告密案件，他的指导思想与儒家的“亲亲相隐”一脉相承。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驸马许讷之子苏拉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他告发的是其亲生父母，所关事由大约是父亲谋反，母亲出轨之类问题。英宗斥之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英宗的斥责义正辞严——身为人子，侍奉父母，可以隐瞒，不可忤逆。父母有过，不加劝阻，岂可告密！如此逆子，不可容忍——于是下命杀掉苏拉。（《续资治通鉴》）
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为民请命、不避刀斧的骨鲠之士。乾隆初年，康熙、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余烬未熄，曾任云南道监察御史的曹一士上疏称：“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jū，审问），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返）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为此，他建议“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juān，积存），告讦之风可息矣”。（《清史稿》）曹一士的奏折极有针对性，显然是针对乾隆皇帝的祖（康熙）、父（雍正）两代纵容告密、大兴文狱而言的。这无疑触碰了清廷的禁区。虽然弘历表面上“亦如其议”，但在其当政的几十年里，在纵容告密，制造“文字狱”方面，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在我国历史上，即使是专制的独裁者，也不一定执意把告密进行到底。一旦他们认为皇图稳固，大局已定，其纵容、鼓励告密的政策也会发生变化。武则天就是一个显例。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武则天）亦厌烦”，她支持监察御史严善思一举清除“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资治通鉴》）然而，严善思却遭到告密者的诬陷，一度被流放到驩州（Huān zhōu，今越南义安省荣市——作者注）。不久，又被武则天召回任浑仪监丞。当初被重用的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流，均遭清算，个个结局悲惨。
当年五月，武则天曾下达一道禁屠令，“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右拾遗张德喜得贵子，孩子三天时，“私杀羊会同僚”，摆下一桌喜宴庆贺一下。不想补阙杜肃酒足饭饱之后，藏起一块羊肉作证据，跑到武则天那里去告密。次日，武则天对张德说：“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张德自知违反了禁屠令连忙叩头谢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意思是说，朝廷禁止屠宰，吉凶之事并不干涉。不过，爱卿今后请客，可要有所选择。武则天甚至当场公开了杜肃的告密信：“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
告密反映统治的不自信
在我国历史上，围绕告密文化这条线索，持续了几千年。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似乎有一些看不见的规律，比如告密往往是自上而下纵容与发动的结果；纵容与发动告密往往反映了统治的不自信；告密的内容虽然有人事与文字之不同，但其本质都是权力斗争等。
“告密”二字，其实值得探讨。告的既然是“密”，那就是只有你知我知、他人不知的秘密，这在现代社会应有一个隐私权的保密与保护问题。然而，告“密”并不等于告“罪”。他人的隐私与秘密并不能与罪状划等号。因告密而肇祸，因告密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并不因为所告之“密”在法律上已经符合量刑定罪的法律范畴，而是与法律毫无关系的政治迫害。所以，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才是杜绝此类冤案发生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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