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loskey书评 |《权力与进步》：技术与新利维坦
‘Power and Progress’ Review: Technology and the New Leviathan
作者 | McCloskey
翻译 | Economoloch Sysdudy
最近，Daron Acemoglu和Simon Johnson 合出了一本书，篇幅巨大。该书 论述了技术进步具有盲盒（mixed bag）的特性，认为国家的权力可以、且应该被用来从盒子里挑选出最好的。他们认为，在选择技术，以及投资落实这些技术方面，国家可以比市场做得更好。
Acemoglu先生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是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shoo-in for the Nobel Prize）；他的MIT同事Johnson先生是一位经济学家、管理学教授。在《权力与进步》中他们声称，人们每天数十亿次的决策——比如冒险尝鲜新产品、新工作或新想法——并不能 "自动"地对我们自己或社会产生最佳效果。特别是，穷人并不总是能受益于新技术。在作者看来，人类创造力的无形之手需要国家来英明地指导。
如今，有很多选民越来越认同这种观点——从伊丽莎白·沃伦到马可·卢比奥。我们都是孩子，是坏孩子（在右翼看来）或悲惨的孩子（在左翼看来）。不管是坏孩子还是悲惨的孩子，因为是孩子，就需要被大人牵着走。两位作者非常推崇19世纪末的美国进步运动，将其视为国家主义的典范：专家们牵着儿童-公民的手大步向前。
作者在书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怀疑的论断，即，今天，人们对技术普遍持一种盲目乐观主义。他们写道：“我们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论调......我们正在义无反顾地走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这要归功于技术的空前进步。” 接下来的章节内容开始在人类的大历史之间纵横捭阖——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说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再到20世纪西方战后的经济繁荣，试图以此说明，在历史的每一个转折处，创新是如何以牺牲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而赋予某些社会阶层以“权力”的。换句话说，他们关注的 “权力”是指私人权力。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到保罗·萨缪尔森再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几代经济学家一直认为（除了黑板上的证据之外），他们越来越自信地认为：
（1）私人化的安排效果不好，
（2）国家更懂，
（3）因此，我们需要国家做的更多。
Acemoglu和Johnson先生长期以来一直相信这种反自由论调。不过，国家主义往往导致一个不断膨胀的利维坦，正如Acemoglu先生在2012年与James 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里论述的那样。
本书的意思是，我们目前需要推动左派和右派共同推动立法，再次尝试进行反垄断、贸易保护、最低工资以及至关重要的、对某些好技术的补贴政策。Acemoglu和Johnson先生尤其认为，应当对AI等数字技术进行监管。他们写道：“技术应该被引导到最能利用劳动力技能的方向，”“教育应该......适应新的技能要求。” [译注：这两句见原书最后一小节Other Useful Policies] ，至于商务部经济发展管理局的官僚们怎么知道要往哪个新方向引导、需要哪种新技能，就只能是一个神圣的谜。
为一个社会及其经济选定道路并非利维坦的唯一作用；经济中的分配正义同样重要。作者宣称，“政府为开发更多对社会有益的技术提供补贴“，“这是市场经济中重新引导技术的最有力手段之一”[译注：这两句见原书第11章之Policies for Redirecting Technology]。至此，Acemoglu和Johnson先生已将私营经济视为一台制造不平等的机器。
他们写道，在以前的时代，“只有当地主和宗教精英没有足够的优势来强加他们的意志并从新技术中汲取全部盈余时才会出现共享利益”。今天，我们需要国家利用其权力“促使私营部门远离过度自动化和监视劳动，转向对工人更友好的技术”。对监视的恐惧是该书的主要议题之一；因此，“反垄断应被视为一种辅助工具，以便将技术从自动化、监控、数据收集和数字广告中引导到这一更根本的目标上来”。
《权力与进步》提出了一种新国家主义，它反对对个人发现的依赖，反对工作和市场的自由进入。那么，这些由MIT的经济学家提供的新利维坦建议有什么问题呢？
首当其冲的是，Acemoglu和Johnson先生对经济史料的利用是不加批判的。当他们想赞扬进步主义时，就无视它对种族主义、优生学、强制绝育和自然主义的迷恋，这些都在Thomas C. Leonard的《不自由的改革者》（2016）等著作中有详细论述；当他们想给资本主义涂上奴隶制的污点时，则会祭出新出现的“King Cotton ”学派，该学派的论调在“1619计划”中被广泛采纳；当他们想批评早期工厂的监视劳动时，又不承认监控的普遍性，正如经济史学家Douglas Allen在《制度革命》（2011）一书中对皇家海军的分析；当他们想对早期工业化的成果表示怀疑时，又谈到了“劳动时间长”和“拥挤的城市”，就仿佛田间劳作和工厂车间的里没有长时间劳动一样，就仿佛那些去城市里打工的人都是无脑涌入的。
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我确实感佩于他们把历史融入论述的做法。Acemoglu先生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模式。但是，选择性地使用材料对于学术来说是灾难性的。科学的进步是通过假说和辩驳来实现的，两者都重要。如果要使用历史，就必须对其进行检验。但Acemoglu和Johnson先生没有做到。
这本书更严重的问题是它对经济的认识。看看这些数字吧：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世界已从根本上变得更好了，经通胀调整后增长了3000%。即使是过去的20年里，穷人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1800年后的“大丰盛” [ 译注：指McCloskey之前在著作里提出的great enrichment概念] 及其带来的超级增长使我们摆脱了苦难。即使是那些在短期内没有受益的穷人，长期来看也得到了极大的好处。1960年，地球上的50亿人口中有40亿人每天消费2美元。现在，这个数字已下降了80%，10亿人平均每天收入50美元。如此成就并非“国家”取得的。相反，如果强推行短期平均主义，将权力交给主观经济发展的办公室官僚，这一成就将被扼杀——它往往是这样。Acemoglu和Johnson先生在绝大多数私人致富的根源中窥见到很多不完美之处。但问题是有这样的不完美，谁还需要完美？
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记住经济学101和生物学101中提炼出来的那些常识，即，逐利而动。Acemoglu和Johnson先生似乎没上过这些课程。他们所贬低的巨量财富，其经济功能恰恰是激励其他想要致富的企业家进入这些经济领域。这种竞争使商品和服务变得更便宜，而穷人的实际财力因此而有了很大提升。
举个例子，有很多财富都是发明了市中心百货商店而取得的，这一利润吸引了郊区的竞争对手，久而久之，百货商店模式走向式微。杰夫·贝佐斯又重新发明了邮购目录。但他也被模仿了，财富带来的收益于是被无数被称为消费者的劳动者享受了。
这可不是Acemoglu和Johnson先生的黑板经济学。这是自由主义经济中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且还正在发生。
* 本文原载于6月16日《华尔街日报》，翻译未经授权，仅供读者参考交流。阅读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