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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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七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9） 党的纪律
十七年来，尤其是五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有在党内，八路军与新四军内，继续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在过去，由于克服了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顺利执行。在今后，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
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那些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过去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
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分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所以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也有其必要。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
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
（10）党的民主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与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引导斗争向胜利。
所谓发挥积极性，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必须集中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与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等等上面。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
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达到发挥积极性之目的的。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由于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实在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化之不足。为此原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民主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叫做民主生活，民主制与集中制的联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了党内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自由放任主义。
在军队中的党，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更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同时，军队党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的民主，应是为着巩固军队纪律与增强战斗力的。而不是削弱纪律与战斗力。在地方党，也应是有利于巩固党的纪律与增强党的战斗力，而不是相反的。
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党与发展党的必要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有用的与重要的武器。
（11）我们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与壮大起来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思想上政治上及工作上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五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遵义会议与开除张国焘。
由于遵义会议纠正了在反五次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与红军，使得中央与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与延安会议（反张国焘路线错误是从巴西开始而在延安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处，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反五次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要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
（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能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尤其是它的广大的干部与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解放出来，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下。
（三）中央苏区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军事建设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也好，是有大的成就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与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残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当时党的干部政策与组织原则方面，是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与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李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全般正确的干部政策与组织原则之下来了。
在张国焘的组织路线方面，则是完全离开了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与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不变，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最后实行叛党，就不得不坚决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开除，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这一开除，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与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与成功，给了我们在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执行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与壮大起来了。
（12）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今后新的抗战形势中，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党的组织与民众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长期合作，发展党，与发展民众运动。但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也要注意，否则也就要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与无原则的发展了。
两条战线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实际情况，决不能抽象地看问题，一般的指出与具体的应用，是有区别的。所谓「乱戴帽子」的坏习惯，也就是说的那种抽象地应用这个方法之不对。在反倾向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实质。提高干部与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是巩固党的纪律之重要的要求。
（13）学习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该着重地研究这些东西，中央委员会与高级干部尤其应该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并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视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现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我们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而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我们努力罢，从我们这次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学习理论，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们的胜利。
因此，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缺点，是应该认真除掉的。
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最实际不过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后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
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过是一个西班牙的唐，吉诃德，再加一个中国的阿Q，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如何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唯物辩证法。向谁研究？我们的先生多得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全世界，他们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又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应该向他们或多或少的学到一点东西。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须从不自满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14）团结全党到团结全民族
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针，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有重大作用的，是最基本的条件。遵义会议与克服张国焘错误之后，我们的党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的时期了。
现在我们党内，无论在政治路线上，战略方针上，时局估计与任务提出上，中央委员会与全党，意见都是一致的。这种政治原则的一致，是团结的基本条件，党员与党员，干部与干部，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习惯上所谓人事关系，我们也学会了许多正确的恰当的方法，造成了在正确政治原则下的和衷共济的空气，有了更好的相互关系。
由于地区的广大，情况的复杂，工作部门的不同，不同的意见是难免的，应该的，党内民主的实际，就是容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提出与讨论。也正是由于民主方法保证着交换意见，并使之概括起来作出结论，形成全党一致的方针。
在这里，客观地与全面地看问题的态度，不杂主观成见与意气，不要片面的看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也逐渐的学会了，这又保证着党的团结。我们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以为是的成见与意气用事的作风，是无用的长物。
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及它的领导人员，已经有了老练的作风了。所有这些，就能保证中央以至全党的团结一致，就能在全民族中形成一个团结一致的核心与重心，推动抗战进到胜利。同志们，全党团结起来，全民族团结起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