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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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背景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

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

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

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

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它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

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

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

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

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

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

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

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

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

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

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

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

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

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

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

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

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

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

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

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

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

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它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

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

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

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