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本 | 《巨流河》：革命误我，我误卿
【半 城 大 话】一九四七那年，齐邦媛二十三岁，刚懵懂地进了台大外文系作助教，手里捏着的还是往返机票。未曾想，这一落地就是天人永隔，故国难回。被横亘的时间巨流冲散的人们汇聚成茫然大海，记忆长书轶散、消失了。时隔半个多世纪，年逾八十的齐邦媛提笔回忆，以宽怀之心将破碎的历史重新黏合，在故事的讲述中还原了这一生家国梦。
革命误我，我误卿
文 / 周丹阳
我想有些故事，我之后的人都不知道，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我不说，就没人说了。现在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期，到最后快来不及时，我真的全都做完了。
——齐邦媛
1812年卫国战争之后，俄国有了《战争与和平》，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有了《生活与命运》。犹太人有《安妮日记》和《苏菲的抉择》，法国人有《桤木王》，德国人有《铁皮鼓》，日本人也有《广岛札记》、《长崎的毁灭》等数以百计的个人叙述书籍。然而从1931到2009，八十年间，几乎没有出现一部真正杰出的，用中文写作的，记述战时国人生命的个体回忆作品。直到齐邦媛的《巨流河》面世。
个体回忆不只是对正史的补充。大陆国家的传统，集权造就一切伟大，人们向来习惯于宏大叙事，习惯于“民族共同记忆”，却又难以描述共同记忆的细节。五百万阵亡将士，还是三千万伤亡同胞？在个体面前，数字是过分轻薄的。生命消逝以前，那是三千多万条永定河、黄河、汉水、淮河、赣江、湘江、桂江、宜江，水边没有两根相同的青草或两枚同样的倒影，人类丰沛的情感和独立的生命也不该被定性为统一的符号。
柔软，因战争而生
然而《巨流河》并非为战争而生。从东北沦陷开始，齐邦媛的整个青少年都在与战争周旋的漂泊中度过，这场民族战争对她一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战争也只是一件事。这事无法被忽略，却不作主题，甚至连控诉也少见，它是人生中的一段。
倘若没有这件事，到2005年，她应当依然要花四年时间写一部回忆录，书中依然要有“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战争带来了苦难，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也彰显了人的价值，所以有“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她奔腾入海，一路上浪涛轰鸣，到海里声消音灭。《巨流河》是这大半个世纪里浪涛的汇集，在人心中激荡翻涌，奔腾不息。
这是一本私人化的书，不必把它看作严肃历史，即便每一字都带着血泪的真诚。有人说不喜欢这种“软绵绵泪汪汪的文风”，“不正是‘血泪的流亡’和‘壮烈的殉国’才需要刚毅劲健的写作吗？”
然而人心中最可贵的部分不是柔软的吗？一个人晚年回忆起往事历程、死生亲友，恐怕更多的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柔软，而非紧握不放的坚硬。文学的笔触勾勒回忆时，展现的不是温柔，是深重。
乱世里，共命运就是亲人
齐邦媛不是个“软绵绵”的人，她从出生即与死亡为伍，侥幸存活之后又经历弟妹夭折，少年时因肺病独自住在西山疗养院，有一天发现带她读书的徐姐姐人不见了，只是在她房间里“洒满了石灰”。这样的人是不会缺乏刚韧的，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能柔软的人必不能坚定。
一般而言，体弱多病的童年容易养成敏感忧愁的性格，尤其是身边缺乏强力支撑的时候。1924年，齐邦媛出生于辽宁铁岭，祖父为奉军旅长，家有四百垧地，父亲齐世英曾留学日德，回国后参加郭松龄兵谏，后来成为国民党东北党务负责人，抗战期间发起创设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父亲有改天换地的志向，自然不能同妻儿朝夕相处，留下母亲带着几个幼儿常年孤守家园，可以说他们的早期家庭生活用陈升《滚滚辽河》的歌词形容是十分贴切的——革命误我，我误卿。
幼年邦媛常常看到母亲在高高的牧草中哭泣，总是凄凄唱着《苏武牧羊》，从东北唱到了台湾。她说自己“很小就懂得忧愁”，哪怕是到了南京和父亲团聚后也是一样。歌唱向来是极为重要的情感表达，无论是母亲幽怨地唱着《苏武牧羊》，还是流亡的中山中学学生悲歌《松花江上》，他们的命运都在歌声中交汇。敏感的心灵往往对身处世界有极清晰的领悟，所以她一生明白母亲和学生们的歌声。当东北流亡学生到南京齐家吃母亲做的黄瓜大酱和酸菜铜火锅时，许多人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因为想起家来了，这些人这一生没再回去了。在母亲心中，“每个人都是她的娘家人”。在乱世里，共命运的都是亲人。
▲颠沛流离的年代，这是唯一的纪念：前排左起：母亲裴毓贞裴、父亲齐世英、小妹星媛。后排左起：大妹宁媛、哥哥振一、邦媛
最要说的话，在最后一封信里
战争有神奇的魔力，它让所有事情回到本来面目，让人有机会认真做人。人在生死间是不会有功夫作假的，所以战时的人们无论爱恨，一定是真诚的。南开的学生喊口号——跟着张伯苓校长喊“中国有我，不亡”，也是真诚的，亡不亡国大概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真的相信自己是国家的希望，要为他努力。如果有不能直抒胸臆的地方，一定有特别的担忧。如钱穆担忧国家灭亡写作《国史大纲》一样，张大飞担忧自己朝不保夕，把最要说的话留在最后一封信中。
许多话叙述是不够的，所以歌唱；许多话面谈是不能的，所以写信。他给邦媛大哥的绝笔信：“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朋辈皆成新鬼，死志萌发早不在此夜。
“……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那天看到她从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出心意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
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死了让她无依靠，活着让她担忧愁，可是真正的爱意又怎么隐藏得了呢？今日拿不起，今生放不下。
“……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如果这是小说故事，那么不过博人眼泪而已，但这是离我们并不久远的时代，在重庆，在四川，在云南，在河南发生的事情。在我印象中，只有高尔泰写给女儿的《没有地址的信》和格罗斯曼借维克托之口写给母亲的信，能让人同样失魂落魄，他们可以此悔恨并做悼念，《巨流河》的作者却已没有机会回信。
虽已没有机会回信，却仍可记录，成为人生的一部分，便成了烙印般的回应。
黑暗世界里的光
台湾版《巨流河》腰封上的有段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
▲台版封面，底图是轰炸之下的重庆
大概因为，他们不仅记录历程，还传递希望。尽管经历过战争时代的颠沛流离，建设国家的艰苦，描写的是家族从东北到台湾的变迁，反映的是两代中国人的苦难，但无论是1928到1937的黄金十年，无论是在南京招待流亡学生，在沙坪坝南开躲避炸弹，在武汉大学迎接至亲死讯，在最黑暗的时光里，悲伤和虔诚的希望始终同在。
“《巨流河》的字里行间却散发出沁人的温暖和乐观，让人可以通过文字轻易触摸到齐邦媛内心的火热。”船长已在甲板倒下，冰冷且死亡，然而港口近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
我以为，这样的书是只有女性写得出来的，与文笔的细腻无关，是她们天生的母性与包容，足以粘合起碎裂的世界，并赋予之生机。
但对生命的追寻与怀恋并非知识分子的专利。人都应当在生命结束前写一本书，无需厚重也不必出版，甚至不需要读者，只为记述——不是每个人都淌过巨流河的，但至少都有一段蹉跎坡旧事。那也是人生。
半城荐书
巨流河
齐邦媛，一九二四年生，辽宁铁岭人。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九四七年来台湾。教学、着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被学界尊称为先生。对于她来说，耗时五年完成的《巨流河》可以接触到中国大陆的读者，是代替年迈的她真正“还乡”了。
主编：陈 佳
文编：何一轲
美编：陈茜茜
半城编辑部
转载请联系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