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鸡汤 | 陈文茜：只看到自己，是大部分痛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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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城 大 话】没人想活得像狄更斯笔下的功利主义者汤玛斯·格莱恩一样，把和包括子女在内的所有人的交往都视为赤裸裸的经济行为。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拥有同理心——它使我们成为道德关怀的主体和客体。
体验生活馈赠给我们的美好，推己及人地倾听不同的声音，自觉维护共同的生存空间，与世界温柔相待。这亦是予我们子孙最好的生活环境，让他们被满满善意包裹。我不为己，谁人为我，但我只为己，那我又是谁?
只看到自己，是大部分痛苦的根源
文/陈文茜
如果你觉得人生苦，而你不是难民、乞丐、无家可归者，甚至你仍拥有家人、拥有健全的四肢，我想大胆地说：你的痛苦，可能不是来自于痛苦本身。你的痛苦与愤怒，可能一大部分来自你欠缺“同理心”。你无法换位思考，你永远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观看他人与社会，并且因而放大了自己的不幸与不平。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每个幸福的家庭，故事都是一样的；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现代人的仇恨，或者轻微一点说，彼此之间的误解与隔阂，许多正来自于欠缺同理心。我们看到一个老荣民（编者注：荣民，台湾“荣誉国民”的简称，指代退伍士兵）的背影，刻薄者称其为“中国难民”，势利者认定他们是“底层穷人”。有多少人在一个荣民擦身而过时，会想到他所属的时代悲凉，感念他们的奉献与卑屈，反省我们的残酷与冷漠。
同理心的建立如此匮乏，从家庭内部的亲情，职场彼此的互动，扩及社会不同群体。世间有这么多的兄弟阋墙、社会仇恨……因为同理心不是我们的本性，也不是我们社会教育的主题。
我们的本性是观照自己，不是理解他人；我们的本性在不知不觉中自私且无情。除非透过反省、经由学习，承认且意识此种“人性的匮乏”，我们的本性才能尽量避免“平庸之恶”。是的，平庸之恶，当我们将人性停留于直觉的平庸时，我们的本性便会有恶罪隐藏其中。我们甚至不会自觉，理所当然。
这是著名的学者、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长汉娜·阿伦特（点击进入：她们是时间的敌人 | 汉娜·阿伦特：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只爱人）对极权主义起源的精准描述。人，不用太坏，只要没有为他人设想之心，只要愚鲁且自私，便可能成为邪恶之人。
而克服这种人性之恶的方法，正是“同理心”。
十一岁之前，外婆对我疼爱照顾，无微不至，直到她突然心脏肿大，住进了台中中山医院加护病房。也正是这次经历，教会了我什么是同理心。
那是某一个傍晚，外婆突然喘不过气来，四阿姨一看不对劲，赶紧带着外婆住院。我看着救护车呼啸，笛声回鸣，好像准备穿透我的一切，永恒隔下一道分割线。
之后，我又跑又走了约莫三十分钟的路程，在那之前，我可笑地连过街都要大人牵手才敢。经过了十几个红绿灯，穿越了许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断问路边人：“请问中山医院在哪里？”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知道我往哪里来，却不知道自己的远方有多沉重。我明白一个十一岁孩子在医院里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必须抵达那里，那是我在人间唯一的依靠，她躺在隔着一个高墙厚门的病房里……她正被急救，医生说她可能度过不了。
我不是一个节俭的孩子，外婆给多少零用钱我从来只有透支，没有存余。深夜，我茫然地回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台币，饥肠辘辘，到了家门对面的面摊子，下意识走进去，点了一碗阳春面。
面摊老板是一个外省退伍老兵，煮得也擀得一手好面；外婆疼爱我，常常瞒着阿姨们带我至面摊子点卤蛋、海带芽、卤猪耳朵，加一碗阳春面。那个深夜，老板看我一个小孩走进来只点阳春面，便惯常地问：“卤蛋？”我平静回答：“不要。”
第二天，中午当然没有人帮我准备便当，正在长大的孩子，到了下课放学，已饥饿难忍。又走进面摊，问老板：“我可以只要半碗阳春面，付一半的钱吗？”我的声音平静，表情更平静；可能自小倔强，做任何事遇任何状况都不轻易流露情绪吧！老板想了一下：“好。”没有多久，他给了我一整碗阳春面，我愣了一下，我狐疑他耳朵是否听不清，而且我口袋铁定付不出一碗阳春面的钱。没敢动筷子，走到正热腾腾煮面的摊子，我拉拉他的手，“老板你搞错了……”他立即以浓重的四川乡音回答我：“你先吃，我忙，待会儿再说。”我坐下来，还没吃完半碗，老板突然扔了一个卤蛋到我碗里，转身又走了。
我静静坐在那里，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再问怎么回事。约莫黄昏五点，客人少了些，他走过来问我：“小女孩，你的外婆呢？”我据实以告。他立即说：“你以后天天来，外婆会好起来，你不要怕，她回来了，我再和她算钱。”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从台北赶回来探外婆，我赶紧告诉她我欠面摊老板钱的事，她当晚带着我向面摊老板致谢，并还了钱。隔几天面摊老伯伯告诉我，自己十六岁就在田里被抓回来当兵，一路打仗逃难，就靠许多不认识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济，才能活到今天。“你这女娃儿聪明，好好读书，孝顺外婆。”
十一岁的我没有太多同理心，受到一个中国战乱孤穷老兵的照顾。我没明白，当他说“好好读书”时，是因为他没有读书的机会；当他嘱咐“好好孝顺外婆”时，是因为他被迫和父母离散，已无孝顺的机会。那“孝顺”、“叮咛”是遗憾，是另一种想家的表达，是深沉的叹息。
四川外省面摊老板在我们这个本省家庭口中，一直以来绰号就叫“老芋仔”。芋仔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哪里就长在哪里。长相不好，烤熟吃起来却甜甜松松，削皮时手摸着，有点发麻。满山遍野，只要挖个洞，就可找到几颗松软芋仔。芋仔命贱，“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过去光顾他的面摊无数次，我们没人关心他从中国大陆哪个省份来，怎么和爸爸妈妈失散的，好似他是个石头里蹦出来的怪物。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只有阳春面特别便宜好吃、一个夜市里搭个违章建筑从早卖面到晚、白天也蜷曲摊门睡觉的孤伶摊贩。
外婆后来果然安然回家，牵着我向“老芋仔”面摊老板致谢。一年后，有天面摊门口特别热闹，原来娶亲了；姑娘从梨山山上买来，清瘦娇小的女子，没隔多久也生了小孩，小姑娘常背着小孩在摊前烫面；面摊老板难得经常带着笑意对人说话，这迟来的幸福，滋味应该特别甜。
我之后常常特别光顾面摊，标准菜色“阳春面加卤蛋”，像一种感念仪式。几次听到他在旁边教太太，面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时候，得立刻捞起来，再搁回去；千万不能一次烫太久，否则汤糊了，面也烂了。
有天面摊老板不做生意了，关了门，哭嚎的声音，穿透薄薄的夹板，凡路经夜市的人都听到。隔壁杂货店老板娘转告外婆，“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儿子也带走了，还把他长年积蓄、摆在床底下的现金全偷个精光。我望着紧闭的门，有几次冲动想敲大门，但又觉得突兀……就这样过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杀了。上吊时，绳子挂在违章建筑梁上，脸就对着后墙的蒋介石遗照。
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课，我的“同理心”导师。我不知道他识不识字，上了多少学，我甚至写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导我的“同理心”之课，我终生难忘，恩情似海。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惨的惊叹号结束，更令我难以忘却他曾在我寂寞困难时给我的温暖。
他是个小人物，而他的一生，在哭嚎中、在一切绝念中、在一切弃绝后也就结束了。最后，经过警察局、收尸者，没有送行队伍，没有人为他至少煮一碗面、丢个卤蛋送行……一个卑微“老芋仔”，一朵比云还轻的生命，走了。
他的身影，那些温暖的嘱咐，带着乡音的安慰，打破了我们家中许多长辈灌输在我脑海因“二二八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见，也使我后来在参与的政治行动中，绝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语言。当然也自然形成我曾与岛屿上熟识朋友们重大的政治隔阂。
近日因某一事件，人们又谈起了荣民，谈起了那些被时代彻底牺牲的人。我想说的是：其实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每个人不管是本省、外省，富贵贫贱，都会遇见类似的人物。他们开出租车，当大厦管理员，在河床搬石头做苦力，为了横贯公路的开通而做了冤魂……那些悲惨时代的卑微人物，一直在我们身边。
而我们对待他们的方法，大半是擦身而过，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只没有教导我们同理心，相反地，它教导每个人观看的都是自己的、家族的、同一村落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
汉娜·阿伦特论述“极权主义之恶”时，对此曾特别指出，那些信奉纳粹主义的屠杀者，只是没有深度，他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邪恶，单单只是不愿意设想他人的处境。因为所谓的人性，如果完全不设想他人的处境，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同理心，知易而行难。甚至有时候教育体系的大道理，例如民族、爱国恰巧是相反的非同理心，我们的团结来自于拒绝理解和我们处境不同的人；我们的认同，凝聚于排斥驱逐他者的行动。
同理心，不仅要舍不得别人，更要舍得自己。不去苦苦追问自己曾经的痛，而设身处地理解别人的苦。
同理心，不需要伟大的理论，它是一种学习，一种彻悟，一种跨越人性的障碍，理解和你不同的人。
这个世界、社会、哪怕一个小家庭，都是由不同的人组合而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我们在提出任何一项主张或结论时，至少要有一种警觉心，世界若由一个人、一群相同血统或语言的人作主，这个世界一定有邪恶的排它性。
同理心，不需大道理，就是暂时放下自己，换位在他人处境思考……有时候它只是一颗卤蛋、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面。
同理心，不需要语言，它就是一个使自己变得更有人性的过程。如是而已。
作者：陈文茜
台湾知名媒体人，社会评论家，全亚洲25位“创造趋势人物”之一，被李敖称为“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
文编：车俊铭 许宸铭
美编：陈茜茜 许宸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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