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名义，看中国官场女子图鉴
《人民的名义》里的女人们——中国官场中的特殊存在
文/李璐
他们从来没有，也不愿意，把女性看作是并肩战斗共同进退的合作者或是惺惺相惜的对手。
最近在追一部可以称得上是现象级反腐大戏的《人民的名义》。无论从演员的演技到情节的紧凑程度再到整个制作团队的制作态度，都十分值得称道。选题精准，反应社会现实，就这样，《人民的名义》在最恰当的时刻以最恰当的高姿态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不过任何作品都不是完美的，看到现在，私以为若说《人民的名义》存在败笔，我想就是它对于女性这个中国官场中的特殊存在的呈现方式。
我们就来从《人民的名义》里的女人们看看当代女性究竟在“人民”的眼里是何等模样。
1
我们先说虽然不在官场上，但是与官场腐败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女性群体——情妇。
相信大家对《人民的名义》里的高小琴一定有相当深刻的印象。
她的出场被演员胡静拿捏得恰到好处，身材妖娆，身着色彩明丽又颇具时尚感的服装，举手投足之间不卑不亢，恰到好处，正如侯亮平在剧中所说：“她看上去不像是个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倒像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学者。”
看过小说原著的读者们都知道，高小琴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获得她眼前的一切尊宠的。高小琴和高小凤是双胞胎姐妹花，来自偏远的渔家村，被官二代赵瑞龙的搭档杜伯仲发掘带出农村，这对天生丽质的渔家姐妹让他深感以后有大作用。
杜伯仲随后培养高小琴和高小凤，让她们在短时间从村姑逆袭成为都市丽人，气质优雅，楚楚动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她们去色诱男人以为自己的棋子。
她们确实没有辜负金主的期待，早年刚正不阿的高育良成了高小凤的裙下之臣，为她抛妻弃子，还与她在香港注册结婚；曾经出生入死的缉毒英雄祁同伟跟高小琴一见如故更是将其看作是红颜知己。至此，两姐妹均沦为情妇。
她们究竟是得到更多还是失去更多？我想还是失去更多吧。
为了取悦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色诱目标，她们要专门去学习不符合大多数年轻人审美的京剧；为了满足金主的贪欲，她们白白地耗费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不能拥有一次与她们年轻的岁月足以匹配的爱情。
她们有许多不堪回首的经历，整天周旋在赵瑞龙、杜伯仲这种人之间，就变成了他们手中的一件玩物；她们是金主手中的一粒棋子，不仅来去全不由自己，甚至面临崩盘的危急时刻还可能被他们随手丢弃。
也许一个人的生活、命运充满了荒谬，我以为这不是个人原因造成。然而在这种眼光下，荒谬感完全客观化，正常化，无可惊诧。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女人沦为权力争夺的工具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
比如三国时期的貂蝉。貂蝉从小就被王允选入府中，被教以歌舞，后来渐渐出落成为一个绝色美女。面对有着“闭月”之貌的美色，再正经的男人也不会置之不理、无动于衷的，即使是有着强烈“正义感”的王允，也不会放过她。
王允是自己的恩人，又是自己的主人，貂蝉即使不愿意也难以拒绝，只得委屈献身。貂蝉名义上是王允的“亲女”，实际上是王允的“小妾”。貂禅在“妇妾”众多的王允身边，既得不到恰当的名分，也得不到更多的爱情。
当她得知王允“欲用连环计”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系时，机灵的貂蝉马上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不仅可以摆脱王允，还可以追求幸福、实现人生理想的绝好机会便主动请缨，一下子来到了董卓这个“权力和富贵中枢”的身边。
尽管董卓相貌丑了些，年龄大了些，身体胖了些，走路慢了些，比不上吕布英俊、年少、雄壮、干练，但是董卓有权力，有地位，有能力，有野心，这些就足够了。貂蝉是个聪明人，而且是个非常现实的女人，在甩掉了王允之后，董卓、吕布二者，董卓应是貂蝉的首选，吕布充其量只能算是她梦中的白马王子了。
可见，从古至今，女性在政治上的作用似乎从来就没有去工具化。
女人从和亲到被安插为眼线，从红颜祸水到挑拨离间，女人在政治中似乎永远都是为了成全男性的目的而存在的，而更可悲的是当因为种种原因事情败露，阴谋失败之时，男性似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唯一有那么点不同的是自己手上少了一颗棋子。
更可怕的是什么？是这个社会对女性工具化的默认。
2
剧中提到过几个女性干部被戏谑地说因为跟几个上级上了床马上就能升职，那语气是那么的理所应当。这样的对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少见，一见到有女性发展得不错，事业风生水起，往往流言蜚语也能飘得满城风雨。人们不相信女人单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创出自己的一片天。而那些利用了女性的男性却从来没有，也不愿意，把女性看作是并肩战斗共同进退的合作者或是惺惺相惜的对手。
情妇，算得上是官场上的一种特殊存在。她们用感情换利益，自降身价为工具换取优越的生活甚至是美好的前途。
往往有高官落马，人们就去指责情妇，说她们是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她们并不想成为“老鼠屎”，可这个社会却没有给她们成为主料的机会，甚至有时候连做个配料都不允许，但一旦这锅汤出了问题，她们却常常被指责坏了一锅汤。
可是归根到底，贪腐的根源在于权力制衡不足姑息了人贪欲的滋长，利益的驱动使贪官扮的鬼去推了利益链的磨，最终压榨的是百姓。
难道没有情妇他们就不贪了吗？
《人民的名义》将整个贪腐链得以形成最关键的因素归为高育良和祁同伟双双被情妇俘获从而走向堕落未免也太简单粗暴了。况且量身定做的情妇能让师生同时陷入圈套也未免太理想化了，以此为逻辑即便高育良不是高育良，是李育良，张育良，那么只要还是这两个姐妹花出手，整部戏的结局似乎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对高育良、祁同伟二人的人物塑造其实是一种削弱。但是不管怎样，演员的演技相当精湛，所以有一点点不合逻辑的故事，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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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中国官场的另外一个特殊的存在，那就是官太太群体，代表人物是欧阳菁、吴惠芬和梁璐。
似乎从欧阳菁一出场就给我留下了爱抱怨、情绪化、不识大局的印象。然而这也是我觉得剧中对人物设定的一个不合逻辑的点。要知道李达康书记的妻子、京州市银行副行长，并与丁义珍、山水集团的高小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同时剧中还透露了欧阳菁在李达康挂职担任县长时期就跟随辗转各县，换了七八份工作，说明其家庭并无政治背景，甚至可以说并不宽裕。这样毫无背景的欧阳菁凭借自己的能力最终能够当上城市银行的副行长，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个女人不寻常。
然而即便如此，在剧中对欧阳菁这个女人自身能力的展现似乎为零，她自身的奋斗史被默默地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如下的展现：欧阳菁露面的场景基本都在家里，同样的还有高玉良和祁同伟的夫人，不过区别在于，高、祁两对夫妻，虽然貌合神离，不过都有共同的话题，能聊得起来，并能就其中的问题探讨、深究。
而欧阳出现在家里的场景，不是和保姆呛两句，就是和李达康吵架。似乎她的成就不值一提，而其存在的意义就是报复丈夫忙事业不顾家从而导致腐败，差点毁了丈夫的政治前途，之后李达康大义灭亲，展现达康书记的正面形象而已。然而这样的人物设定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在这部几乎个个男性角色都位高权重的政治戏里，他们的配偶被毫无例外的也匹配了相应的位置。
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妻子是汉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的妻子是汉东大学法学院党总支部副书记；最高检反贪总局处长的妻子是中纪委某室副主任；京州市委书记的妻子是城市银行副行长。
先不说这样的搭配是否是阶级固化的结果，但至少，它让我们以为男性与女性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可是虽然政治地位不相上下，可是剧中女性角色所表现出的政治觉悟、境界、事业心却与其职位完全不匹配。
剧中不管是贪官污吏还是一心为民的好官都有自己的事业，从达康书记匆匆的步履中就可见一斑。然而同样身处高位的欧阳菁做的却是约了美容，在家抱怨，或者是到王大路家去一吐不快。她只不过被描写为一个拎不清轻重的、不识大体的“妇道人家”。
就算这一切合情合理，可是创作者还是仅凭自己的刻板印象给女性贴上了爱依赖的标签。欧阳菁得不到丈夫的关爱，就去毁掉他的事业，这无异于养宠物的人没有及时给宠物喂食而被宠物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我想到一部叫《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电影。总觉得里面女人的状态与欧阳菁以及吴惠芬的生活状态有那么一丝暗合。
在这部电影里，几乎所有的意象都带有某种隐喻的色彩。灯笼象征什么呢？权力、名声……种种人们热衷的“身外之物”。三位姨太太有砝码、有野心，也许想尽一切办法能得到这些东西，但缺失的是自由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这也成了她们不能为“人”的原因。而这又恰恰是从他们来到四合院那一天就注定的。那个只闻声不见人的老爷一方面让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要着重表现的个人的命运上，同时又暗示，操纵她们命运的是个看不见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机构？是体系？还是国家机器？不一定。但是肯定不单单指男人。
这个力量喜新厌旧、贪得无厌，想起来的时候会爱抚你一下，给你一点好处，就像对待小猫小狗一样。你可以撒娇、闹脾气，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背叛。也许追忆往昔甚至向往外面的世界都是默许的，可一旦作出实质行动，等待你的就是“封灯”，就是死人屋的审判。
于是，欧阳菁，吴惠芬，她们不满，确实不满，她们不能因为自己好，不能因为自己曾经与爱人同甘共苦就得到他们永远的爱，欧阳菁比不上达康书记心里的人民，吴惠芬无法与青春貌美的高小凤抗衡。可是她们最后的选择很相似，分居也好，离婚不离家也好，其实她们凭借自己的位置都已经足以摆脱这样的生活，可是她们不去，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对丈夫带来的政治资源的依赖。政治资源带来特权，特权能够给人带来方便。
沉默片刻，侯亮平小心翼翼地问：吴老师，我能请教您一个私人问题吗？吴慧芬看了学生一眼：亮平，想说啥就说。学生说了起来：吴老师，您当年是个心气高傲的美女教授啊，怎么会接受现在这种生活呢？仅仅是为了秀秀？这说得过去吗？她沉思良久，回了一句：这是一个无奈的也许是智慧的选择吧！学生质问：高老师都和高小凤结婚了，你们还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好吗？她明白反贪局局长学生想些啥，意味深长地说：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就更不好了！实话说吧，老高需要我做幌子，我也需要老高的权力给我带来的荣耀和便利，而且我也不想让那些一直嫉妒我的人笑话我，现在的人心很可怕，有些人就怕你不倒霉！亮平，你……你可以把我看作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是小说中侯亮平与吴惠芬的对话。看到这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又好无奈。
曾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可以用富人的钱，穷人的命，知识分子的道理来解释得通。知识分子的道理永远比女人还多，比如“两个人在一起不开心还不如分开”，比如“放了我成全我”。另有一层旁人比不上的伪善。然而当伪善的面具被揭开，一切变得赤裸裸。没有什么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绊脚石，只要他们需要，他们就有足够的智慧为自己创出一套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惠芬，高育良，祁同伟都是同一类人。
只是，哪怕吴惠芬已经是著名的大学教授，欧阳菁已经是城市银行的副行长，她们个人能力已经甩掉无数男人几条街了，可是在她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对自己存在的价值真正的认同过，她们在人格上不够独立，潜意识里认同的是自己的从属地位，依附地位，从而导致了自己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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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梁璐，她完全充当的就是祁同伟在上位过程中的垫脚石。像极了古代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一曲《凤求凰》成了多少痴男怨女心里爱情的典范，琴瑟相和，心意相通，我们给爱情故事里倾注了太多的想象成分。然而历史中真正的故事却并不美好，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吸引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他只是为了通过卓文君来获得卓文君父亲卓王孙的资源而已。这跟祁同伟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相似。
于是梁璐也成了女性工具化的一个代表。最可悲的是，梁璐似乎对这一切已经麻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她能对丈夫的秘密一点都不知道吗？不可能。从梁璐、祁同伟一起到高育良家拜访，梁璐与吴惠芬话里有话的对白中就能看出。
其实她们每个人对彼此的事情都心知肚明，只是她们学会了麻痹自己而已。是非分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坏人不满足于做坏事的权利，还要获得好人的名头。
“带眼识人”，去伪存真。我想，这也是《人民的名义》这部剧对我们的警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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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剧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女性形象，比如喜欢絮絮叨叨的林华华，比如只要一出现就被逼婚的陆亦可。在剧中我们似乎在主要人物里找不到哪怕一位智商情商格局能够与之所担任的要职能够匹配的女性人物形象。
我们能看到的是歇斯底里的女性，是神经质的女性，是充当花瓶的女性，是自我价值贬损的女性。如果说《人民的名义》存在一丝瑕疵，我想便是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
或许这也是创作者的另外一番良苦用心，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给社会提供一个独有的思考的新角度，那就是，中国女性是否真的冲破了自我设限的藩篱完成了去工具化的蜕变。
美编︱肖 婷
文编︱肖 婷
音乐︱Miss 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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