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客厅丨周晓虹：中产阶级正在成为替罪羊？

【 半 城 大 话 】昨天下午，永慕庐论坛首场讲演在紫金山万顷松涛中举行。群学书院创始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携新版译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与七十余位热心读者共话美国新旧中产阶级与中国中产阶层的未来。五位积极提问的读者，还获得周教授亲笔签赠的新版《白领》。

自今年三月开始，每周六都将有知名学者在永慕庐设坛开讲。查询本月其他讲演详情，敬请点击“从今天起，每周六在紫金山万顷松涛间听讲演吧！”。

《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

文/周晓虹

二十多年前，在南开大学读社会学硕士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就是米尔斯.莱特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斗士，左派阵营中的文化牛仔的崇拜者。

而说到我自己这几年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最初的兴趣大概就来自于米尔斯的这本《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二〇〇二年，当南京大学出版社约请我翻译这本书时，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不过，当时的我恐怕再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大部分章节的翻译，是后来在几十次旅途中完成的。

▵周晓虹教授在讲演现场

在旅途中完成翻译，一者确实是因为平时俗务缠身，二者因为翻译是打发旅途寂寞的最好方式。其实，旅途本身的见闻也颇有助于我对中产阶级这一现象的理解。

在一次去印度的新航班机上，随手翻到一本新加坡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讨论的恰是印度的中产阶级，据说印度有七亿中产阶级。因为二〇〇三年去过一次印度，也知道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致状况，所以看到这样的数据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会议结束后离开孟买，我坐在Heritage Hotel附设的咖啡店里等飞机，一边喝着味道醇厚的印度红茶，一边干着手头的翻译，读着米尔斯的精彩论述，望着咖啡店经理说起“你不知道么？印度是中产阶级国家”的那份自得，再看看窗外拥挤、繁忙、沸腾的孟买，不由得想起整整一百年前刚刚大病初愈的韦伯访问芝加哥的情形。

▵讲演现场

在韦伯眼中，那个正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化而从一个原本只有几万人的木材转运站朝向上百万人的大都市急剧迈进的芝加哥，在资本主义的原始动力的激励下，“像一个没有包膜的巨大心脏在有力地跳动着”。满街的汽车、琳琅满目的商品、潮水般的人流、每天七千列火车的进出，加上将那一幢幢洋溢着殖民色彩的建筑衬托得更加辉煌的既肮脏又拥挤的贫民窟，我仿佛从孟买身上看到了一百年前的芝加哥。

离开孟买以后，将此种感受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了印度德里大学的Veena Nargal小姐，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Nargal博士回信道：“我不相信中国的城市和印度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就孟买像芝加哥，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呢？”其实，中国的城市也同样在迅猛地发展，也像一颗颗有力跳动的心脏，只是这一颗颗心脏有着厚厚的包膜——国家，或者说国家的控制，而这种强力的控制确实遮蔽了资本繁殖的原始动力和原始形态。

▵现场八岁小听众的认真“笔记”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即英文中的middle class，最早出现在近代以来的欧洲。现代意义上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工业革命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法国中产阶级的最初形态则是那个后来在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的第三等级。

与欧洲社会略有不同的是，早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就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

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之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

▵七十余位听众聚精会神

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级”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有二：

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

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英年早逝的米尔斯撰写了四本著作分别论述下层移民、劳工领袖、中产阶级和上层权力精英，这四本著作构成了这位特立独行的新左派的主要思想遗产。

以出版的先后顺序来叙述，《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1948），以个人背景和工会产生的历史环境描绘了工会领袖的特征，尤为出色的是，米尔斯将工会领袖和他们反对的资本主义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显然，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工会运动，所以工会是与私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决定了劳工领袖与共产主义的格格不入。《波多黎各人的旅途：纽约的新新移民》（1950），以传记手法，描述了移居纽约的波多黎各底层居民的日常生活。而《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则为人数愈益庞大、生活日渐丰裕但情感却不断疏离彷徨、而且多少有些弱智的中产阶级塑造了生动的群像。最后，《权力精英》（1956）则揭开了那群普通人通常难以接近、但却受到“他们的决策有力地左右”的上层大人物（great man）的面纱。他让普通人看清，原先他们一直以为生活在自由平等的美国，究其根本也不过是或受制于企业大亨、或受制于军方大佬、再或受制于政界要人的芸芸众生。

▵讲演现场

回到《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认真阅读你能够发现，在米尔斯看来，进入二十世纪，来自经济寡头化和管理科层化的巨大冲击，使得十九世纪中产阶级世界那些单枪匹马的英雄——小商人、小业主和小农场主备受冲击，而依附于更大的资本或权力的新中产阶级则急剧飙升。不过，“ 无论他们有过怎样的历史，这历史没有任何波澜起伏之处；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共同利益，这利益都未能将他们结成一个整体；无论他们有怎样的未来，这未来都不是经由他们自己之手缔造的。如果说他们渴求的终究只是一条中间道路，那么在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寻的时代，这最终也只能是一个虚构社会中的虚幻之路”。

尽管通过个人的努力，尤其是通过教育这台个人地位和声望的“提升机”，白领似乎人人都具备攀爬到社会阶层体系中更上一层的可能，但无论是经理、领班、管理者、销售员、男女文员，还是医生、律师、教授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中产阶级终生都充满了地位恐慌和挫折感。“现在人们强调的是灵活而不是能力，是和同事、上司和规则‘打交道’的能力，而不是在开放市场中‘开拓’的劲头；是你认识谁，而不是你懂什么；是自我展示的技巧和利用他人的基本窍门，而不是道德的完整性、真实的成就和个人的可靠程度；是对自己公司的忠诚甚至物我合一的精神，而不是创业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格成了服务于异己目标的常规工具。

▵讲演现场

在米尔斯的眼中，美国的新中产阶级为了掩饰不确定性和寻找安全感，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冷漠。所谓冷漠，就是与现实的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不相信现实的忠诚和未来的期望，并把那些抱有政治热诚的人一律视为“缺乏成熟”。冷漠的人认定，在一个毫无意义的政治世界里，一个人没有信仰一样能够生活，一样能够进行超然的智力活动。在美国，形成中产阶级的政治冷漠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

▵周晓虹教授为读者签赠

鉴于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我和学生自二〇〇二年起也开始着手有关中产阶级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包括全球中产阶级的比较研究和中国中产阶级的经验调查这两个部分。研究的结果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夏分别出版的互为呼应的两本著作：《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和《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在后一本书中，以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五大城市3038户家庭的电话调查为基础，我们根据经济条件、职业分类、教育层次以及自我认同等主要指标的综合考察，得出中国五大城市中，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为11.9%.

即便这个还算保守的11.9%，仍然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许多人不相信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有了11.9% 的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也有许多人不相信月收入五千元人民币以上、白领职业、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就能算中产阶级。——我在网络上读到一篇因我们的《调查》而写成的文章，这位月收入七千元的白领将自己的收支列了一张清单，除去商品房的月供、子女的教育、汽车费用、生活费用等项以外所剩不多，于是十分委屈地抱怨“我也能算是中产阶级”？

二〇〇五年，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和后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讲演里，我分析了在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全球瞩目的同时，为什么国人还是会对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我觉得中国人所以会对当今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持怀疑态度，原因之一在于对英文middle class的误读。

在广泛使用英文的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中产阶级一词直接对应于特定的人口，一般不会引起过多的歧义，因此，“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和“专业人士”（professional）两个术语的混用都很流行；但在台湾地区和韩国，middle class的中译和韩译都包括了“中等财产”的含义，因此，像米尔斯那样直接将专业人员或白领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的做法就遇到了相当的障碍。在中国大陆，因为长期以来对middle class的习惯译法都是“中产阶级”，它自然会强化人们对“财产”多寡的过度重视，而忽视现代中产阶级或者说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

▵听众认真地在做笔记

造成人们怀疑的第二个原因可能与对中产阶级的收入及其社会属性的高估有关。在收入或经济地位方面，因为毛泽东曾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所谓Petty Bourgeoisie）划为中产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产阶级的财产和地位标准。其实，即使在美国，无论是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都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所以，米尔斯会直截了当地说：“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的群体”。

至于社会属性的高估则和人们对中产阶级的社会期待过高有关。在一篇题为《中产阶层”概念被误读，高收入不等于高素质》的网络文章中，作者写道：“对个体而言，中产阶层则绝不意味着享受与奢华，而是意味着责任与付出。……中产阶层之所以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阶层，正是因为该阶层有了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 ……”面对这样的文字，再看米尔斯的这本《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细细感受在美国，老中产阶级的没落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美国人心目中特立独行的个体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你就很容易知道，有多少人误读了中产阶级。

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觉得花这么多时间去翻译米尔斯的这本著作是值得的。一方面，这本著作的出版能够为我们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和成长提供一幅生动的全景画面；另一方面，它也能够校正国人对中产阶级的种种不正确的估量，起码打消人们头脑中对中产阶级成长和作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产阶级是工业社会的产儿，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象征，它能够带来社会的富裕和稳定，但中产阶级不是罗宾汉式的英雄。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为中产阶级的成长腾出了足够的空间，但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不仅步履维艰，甚至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不均、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巨大压力，以及中产阶级及其相关研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等一系列问题的话，年轻的中国中产阶级也许还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公或社会失范的“替罪羊”。从早几年就出现的对机关公务人员的不满，到近年来越演越烈的对包括医生、法官、律师甚至教师在内的专业人士或标准的“新中产阶级”的诟病，说明我们的担忧并不是一种凭空的臆想。所以，我希望米尔斯的这本著作的出版，在促进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同时，也能为它的形象再做一次有益的校正。

▵2016年3月5日永慕庐论坛

本文系周晓虹为《白领》撰写的代译序

由作者授权半城读书官方微信发布（有删节）

本文转自「群学书院」（sacade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