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调丨“剩女恐慌”恐慌了谁？
【 半 城 大 话 】女人之于社会，本如每一个春天的清晨一般美丽芬芳。然而，从“少女时代”到“剩女时代”，社会却给年龄超过二十六七岁的女孩打上了标签，似乎一旦过了这个年龄，她们就得从公主变成了遭人诟病的老姑娘。
“剩女”是什么？就像冰箱里的隔夜饭，再好吃也没有新鲜的饭菜更诱人。来自家庭、社会这些对大龄女青年负面的词汇和力量，让本应该还在潇洒过活的她们，都背着”剩女”这个包袱去面对这个好像并不是那么友好的世界。事实上，“剩女恐慌“已不单单缘起于那些女孩子的不自信，似乎更像是一面承受着经济的无力感、一面对抗着强大的社会性别结构弱势的男人们的某种策略。
“剩女”，中国女性新“红字”
文/黄佟佟
面对毫无必要的“剩女恐慌症”，主流意识并没有着意提高中国婚恋文化中的文明程度，改善男女两性对于婚姻的认识，加强法律的健全，反而在“剩女恐慌症”上推波助澜。
——黄佟佟
有一次，我采访一位女神。该女神是中国许多大龄女性的偶像，四十多岁还没出嫁，但依然绝色，且据闻裙下之臣无数。在谈“剩女”时，连女神也无奈地吐槽了一句：“真奇怪！‘剩女’‘齐天大剩’这些词，在英语里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呀……”
女神说得固然有些道理，但面对“剩女”这一轰轰烈烈的中国特色式现象，也难怪一个西方女人会瞠目结舌。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出身的社会学研究者，美国人洪理达敏锐地把目光对准了中国“剩女”这个群体。和所有务实的美国人一样，她没有从那些虚幻的、形而上的东西入手，她把研究标准对准了让所有中国人焦虑不已的房地产。
据洪理达看到的调查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在中国，大多数房产由男士拥有。这种情况的存在，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向来有给男孩买房的习惯。但当所有报纸厉声嘲笑中国丈母娘总是要求女婿先买房的同时，洪理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在《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一书中，据洪理达的社会调查显示，有“70%以上的用贷款买的婚房，是由女方家庭出资买的”，因为“25岁以后的女性的父母都非常着急”，一着急，就没办法了，就处于下风了。
因此，对付要买房的女方，中国男人最不费力的绝招就是“拖，拖她到27岁”。当适龄女性“在婚姻里放弃了太多协商权”后，就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民用房地产财富积累之外”—一切的根源，都源于当下中国盛行的“剩女恐慌症”。
这几年，数档相亲类节目及赚得风生水起的相亲网站，都将中国越来越明显的婚恋难题凸显于公众之前。“剩女恐慌症”是此中被媒体最多提及、对普通人影响最大的社会现象。
“剩女恐慌症”之所以盛行于中国，最大的民意基础也许是因为此地女性地位确实低下—就传统而言，东亚国家女性地位本来就低。仅仅七八十年前，此地还可将女性像货物一样卖来卖去，就算到了2014年，家暴与贩卖女性之新闻仍不绝于耳，社会对女性的嘲弄与贬低亦无处不在—所有最脏的骂人词汇一般都涉及女性性器官。
早在十年前，日本社会就流行把30岁还没有嫁出去的女人统称之为“败犬”。如日本畅销书女作家酒井顺子在2003年出版的《败犬的远吠》中提出的，“美丽又能干的女人，只要过了30岁还是单身而且没有子嗣，就是一只斗争中失败，夹着尾巴逃跑的狗”。这其中虽有某种唾面自干的自嘲性，但此种带有侮辱的自喻在东亚地区竟然奇异地受到最广泛的追捧，倒也惹人发噱。台湾有过一部以此为名的电视剧，获得了极高收视率。一位做女性研究的女学者私下就跟我吐槽，“没嫁就是‘败犬’，嫁了就是‘胜犬’，问题是胜也好败也好，都是犬。女性为什么不感气愤，反而要到处宣扬呢？”
只能说，东亚女性在长达三千多年的男强女弱的文化统治下，“以弱为美”已经深深内化到了她们的心灵里。这也就可以理解，在中国，为何“剩女”这一具有绝对侮辱性质的词语的接受度如此之高。忆从前，上世纪80年代的人们只会私下里把30岁以上的女人称之为老处女，这个词英国有，美国也有，人群之中总有一些不爱结婚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媒体上多了个词叫“单身贵族”。这词不分男女，也是对越来越多单身人士的善意调侃，但到了2000年后，“单身贵族”越来越专指男性，“剩女”成为另一个代指单身女性的专有名词。2007年8月，中国教育部将此词公布为171个新造汉语之一，官方承认了此词的合法与合理性，一举将年过27岁还没结婚的女性钉到了“剩女”的耻辱柱上—嫁不出去成了中国女性身上最大的“红字”。
于是乎，许多中国女性慌慌张张赶在27岁以前把自己嫁了出去，许多父母甚至如此威逼女儿：“就算结了马上离，你也得给我结一次！”概因“剩女”已到事关荣辱面子，事关家庭门楣的地步。
贬低“剩女”是“剩女恐慌症”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从前被剩下的未婚大龄女性大多因为条件太差，而现在剩下的则往往因为条件太好。面对一大批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出众长相的女性被剩下这个现实，最主流的舆论是这么认为的。“她们太挑剔”，将嫁不出去的责任归结为女性自身问题，加剧了“剩女恐慌症”的自我内疚模式。
嫁不出去是最大耻辱，高学历和高收入成为嫁不出去的最大阻碍。在相亲市场上，女博士们被授意需要刻意将学历降低，精英女性在聊天中被授意最好装白痴，更多以“过来人”身份自居的女性前辈则教育说，如果学不会向男性装傻示弱，就无法在婚姻市场上有所斩获。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市场上，流行一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逻辑—直针对女性。
这种反智倾向在今日中国的流行映照着悚然心惊的现实：时至今日，女性最大的作用仍然是她们的生育价值。她们的智慧仅仅限定在相夫教子这唯一的幸福模式中。在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中，中国男人的婚恋观和他们赶马车的爷爷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仍旧喜爱“处女”“不要太高文凭”“不要太能干”。他们无法欣赏比自己优秀的女性，反而对这些女性有一种巨大的恐慌，因为他们“管不住”—看，在婚姻状态里，中国女性原来是需要被中国男性管理的。
毫无疑问，中国女性的进步越来越快。后工业时代，男女智力几无差别。好在，“聪明”的中国男人把愚味的婚恋文化打造成了架在中国女人脖子上的另一副锁链。“女博士是恐龙”“考了研究生难找男朋友”“女人太强没人要”……许多本应有所成的女性自觉地止步于家庭，给男性让出了道路。糟糕的是，“男人一定强于女性”的思维定势又让优秀的女性在择偶时范围明显缩小。更可怕的是，女性因此也不知道该如何欣赏男性了。无奈选择比自己经济状况差的男性，会让女性的自我评价偏低，双方都很难获得幸福感。
有意思的是，面对毫无必要的“剩女恐慌症”，主流意识并没有着意提高中国婚恋文化中的文明程度，改善男女两性对于婚姻的认识，加强法律的健全，反而在“剩女恐慌症”上推波助澜。一个主流婚恋网站可以堂而皇之地在电视上做广告，内容是老人以死相逼让女孩前去相亲。而时下最受欢迎的《舌尖上的中国》中，则深情地描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为了嫁一个好老公，宁愿放弃上好的大学与工作，去一个偏僻的地方陪着老公守仓库，并成功地为她的男人生了两个儿子，这一切，都是因为“嫁个好老公才是女人最幸福的事”。
时代在进步，中国人却在婚恋问题上陷入死结。男女两性在婚恋问题上各说各话，男人指责女人“拜金”，女人指责男性“好色、劈腿、无能、不负责任”—这比“阶级斗争”更激烈的“男女战争”在“剩女恐慌症”中愈演愈烈，社会价值的失衡与道德体系的崩溃又让这种敌意越来越严重。
洪理达在书中非常犀利地将“剩女”的盛行归之为主流意志的不作为以及别有深意：只要“剩女恐慌症”存在一天，就可以掩盖另外一些更尖锐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国当前的男女性比例是118：100，这个比率还会因为一胎政策越拉越大。如此，“剩女恐慌症”成功地将更严峻的“剩男恐慌症”掩饰了过去，而推动传播侮辱性的“剩女”话题也成功地将25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的自信打压贻尽。近十年来，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和收入状况在整个比例上都比80年代要低。所谓的女性进步又体现在何处？
一位朋友前几天替孩子报读所住小区附近的普通小学，赫然发现，二十几个人的一个班上，只有五个女生……男多女少，正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问题，中国人不但开始用“脚”投票，也开始用“性别投票”。
也许20年后，“剩女恐慌症”才可能会成为一个真的笑话，这一代的女性被时代和婚姻市场的愚味耽误了终身，而下一代的男性则将为上一代人的男性至尊主义打一辈子光棍……千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任何对于某族群的不公平和歧视，都将让实施不公平和歧视的那一方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从新浪、腾讯，到金融时报
从“凤凰卫视”到“南方都市”
她被称作“最懂女人心的专栏作家”。
2016年5月，第三届后EMBA大理深度研修班再度启程
黄佟佟老师将担任本次研修班课程导师
主讲“重塑两性关系的积极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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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TIME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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