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授予张桂梅老师“时代楷模”称号，我们找出了对张老师12年前的报道。稿子2008年4月28日发表于人民网。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女子高中，张桂梅的事迹就够伟大了，文章题目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感谢人民网的朋友，用技术手段把这篇从互联网上“消失”的报道又捞了回来，我们在此全文呈现以飨读者。时间太久了，没有配图，请见谅。
“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花落张桂梅老师，众望所归。这是一个12年前就“濒死”的人，但是为了她的教育梦，她就像一架破烂得近乎散架的马车，跑了一年又一年，一跑又跑了12年。这篇12年前的文章，用一个个细节向人们展示她的“高尚”和“纯洁”。如果之前，你对张桂梅老师还有什么质疑和不解的话，那么这篇文章也许将彻底洗涤你的双眼。这几天，还有一个网红女人，叫张家慧，人称“法官中的富婆”、“中国最富法官”，用非法手段坐拥18亿资产，打造了百亿商业帝国，当然也于最近换来了18年徒刑。张桂梅和张佳慧，一贫一富，一个是时代楷模，一个是阶下囚，她们的命运，历经跌宕起伏，在这个冬天尘埃落定。这真应了那句朴素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有故事的结局，其实在开头就已注定。今天的早点是稀饭和一个面包，大家都安静得吃。但‘小萝卜头’老是和身边的哥哥说话，还捣乱，张老师批评了他。下午孩子们围在张老师身边。‘小萝卜头’粘在‘妈妈’怀里撒娇，张老师搂着他说：‘再过一年，就抱不动你了！’”这段日记是王平写的，他是云南大学的研究生，利用假期来到丽江市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帮着张老师照看孩子。而10多年前，王平就曾是张老师的学生，他说：“在我眼里，张老师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巍巍玉龙雪山高，脉脉金沙江水长。在集边疆、少数民族和贫困山区于一体的云南红土地上，张桂梅老师谱写出“倾尽全力、奉献所有”的生命壮歌，感人肺腑，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远离家乡、中年丧夫、身患绝症，张老师却在自我超越和知恩图报中破茧成蝶、重获新生。纳西族人说的好，骏马没有垮不过的壕沟，利矛没有戳不穿的石头。1997年4月，刚调到华坪县中心中学的张桂梅老师，收到了一份诊断通知书：子宫肌瘤，马上住院治疗。晴天霹雳般，张老师一下子懵了。往事涌上心头：老天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1957年6月，张老师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母亲48岁时生下她，已经是第九个孩子了。家里打算将她送人，几个姐姐强留下来，你一口我一口把她拉扯大。少年时母亲病故，她随三姐支边到了云南，不久父亲也去世。尽管有姐姐宠着，她还是免不了“寄人篱下”的感觉。1990年从丽江教育学院毕业后，张老师随丈夫到大理州喜洲古镇一中任教，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家庭生活。丈夫董老师是一位白族青年，体贴能干；张老师年轻漂亮，能歌善舞。每逢周末，在自家临近洱海的小楼上，丈夫弹起三弦，她展开歌喉。1994年末，丈夫被诊断出胃癌晚期，顿时撕毁了眼前的一切。为了救丈夫，张老师变卖家产。之后借钱四处碰壁，尝尽冷语白眼，在闹哄哄的长途电话大厅里，没有盼头的她放声痛哭。张老师想一死了之。在昆明市的马路上，出租车师傅躲过了她，惊魂未定地冲她吼道：“我上有老下有小，你可别坑我！”是啊，自己苦够了，何苦再去拖累别人。忍不住触景生情，1996年8月，张老师从风花雪月的大理调出，“逃”到丽江市华坪县了此残生。华坪地处金沙江中段，山地面积占97%，到丽江市区要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县里人口十几万，少数民族占三成。到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才只有两千多元。让新单位治病？初来乍到的她开不了口；自暴自弃？四个毕业班的学生中考在即。思前想后，横竖都是死，别耽误了学生。她把诊断通知书锁进了抽屉——“对不起你了，张桂梅，我也没有办法救你！”张老师豁出去了，窗前的灯常常深夜1点才熄，早上6点就亮了。一盏孤灯下，她备课写教案、批阅作业试卷。上课的四个教室散布在学校前后院，200多米的距离，她只能一步步往前挪，上下坡时，前心连着后背疼，不敢大口喘气。就这样，张老师一直坚持到7月把学生送进考场，她才心有不甘的住进了医院。1997年7月24日，张老师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医生发现，她腹腔的器官已全部移了位，肠子也粘连在后壁上，切下的肿瘤足足有五斤重！等她醒来，医生语重心长地说：“张老师，事业是大家的，生命是自己的，请你多保重。”越是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就越懂得事业的宝贵。医生要求，张老师至少调养3个月才能工作。可手术后第2天，她就下床了；第6天，她出院了；第24天，她又站在了民族中学的讲台上。县民族中学校长李建国敬佩张老师的精神，点名要她来新组建的民中，任一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老师，并担任了班主任、学校妇女主任和文科教研组组长。班里的汪碧映同学近来话很少，整天愁眉苦脸，还偷偷抹眼泪。张老师怎么问她都不说，同桌憋不住了：“老师，她爸爸死了。”“爸不让我回去”，汪碧映哭着说。爸爸在病床上告诉她，山里孩子走出来不容易，初三很关键，从家里到学校来来回回影响学习。爸爸说，我这病也不治了，就在家里养着，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用回来。张老师说了声“下两节课你们玩吧”，就捂着脸出了教室。两节课后张老师回来，同学们都在不声不响的学习，脸上依稀挂着泪花。纳西族人说，骏马没有跳不过的壕沟，利矛没有戳不穿的石头。看着这些逆境中拼搏的学生们，张桂梅扪心自问：命运真的不公吗？1997年12月，张老师旧病复发，肿瘤整天在肚子里跑。疼痛难捱时，张老师就用手使劲掐。上厕所时挤压着肿瘤，疼痛排山倒海地袭来，椎心泣血，豆大的汗珠扑簌簌地掉。为了不耽误学生，张老师仍坚持站在讲台上，几次晕倒在教室。学生们哽咽着说：“老师，是我们把你累病的，你讲第一节课时那么年轻，可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张老师安慰说：“老师绝不会死，也绝不会离开你们，请相信我。”同学们哭了：“你要看着我们考上大学，看着我们研究生毕业，我们来管你！”1998年3月，38位华坪县政协委员来民中视察。听了校长的介绍，全体委员起立，向张老师三鞠躬，并当场为她捐款6230元。当年4月，在华坪县第八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全体代表和县领导主动为张老师捐款治病。200多人的会议室里，群情踊跃：这个说，你这钱不是给娃买衣服的吗？回答说：以后再买吧；那个说，你该留着车票钱，回答说，都捐了吧。一个山村妇女为了给张老师捐多5元钱，回家走了半天山路。手捧着这山乡的情义，张老师的泪水夺眶而出：人到难处最知暖，自己的命不算什么了，可这份恩情要还！面对山里孩子的渴盼，她恨不得把心掏出来；为了让学生成才，她和32个男孩子住到了一起！在大理教书，张老师的理想是把学生培养成博士、送出国。学生的生活不用张老师操心，女同学们还会拿来黄瓜为她作美容。那时的她也时常化化妆——老师的形象同样重要。来到民族中学，张老师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对傈僳族父女开学来交书费，那汉子伸出粗糙的大手，将一兜零钱倒了出来，嘿嘿着说：“就这些了啊，等有了钱，再给你送来。”张老师傻眼了，满桌子的零钱，数都数不过来。再看那位大哥，满脸皱褶，衣衫不整。穿的是一双破解放鞋，两只裤管一高一低吊着。脚边放着孩子的铺盖——一卷油乎乎的毯子和几张硬纸壳。怕花钱，爷俩舍不得坐车，凌晨两点就从山里出发，下午两点才走到学校。小女孩躲在爸爸身后不敢出来。看着孩子渴盼的眼睛，张老师心软了，她把孩子领到宿舍，再去拿自己的被褥给她。回来时，小女孩已经把旧毯子铺好了，下面垫着硬纸壳。她说，老师，我睡这个就行，您都没有铺盖了。小女孩晚上抓把背来的米放进暖水瓶，往里灌点开水，第二天就吃这个。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张老师给她钱去食堂吃饭，孩子死活都不要，还连口说现在已经很好了。张老师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那堆零钱数完，一共30多块。她把钱收起来，自己替女孩交了学费。报名表上记载着，班里大多数学生是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大多数来自边远山区。山里人明白，孩子唯一的出路是上学。有什么工作，能比改变他人的命运更有意义？对山里学生，张老师恨不得把心掏出来！一天一个男生发起高烧，正值冬季，他却只穿了件短袖衫。张老师拿来一件毛背心，含泪给他穿上。那件毛背心，是丈夫留给她的唯一一件遗物。因为小脑细胞坏死，张老师的平衡感很差，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大平地上也摔跟头。可家访也好，找回辍学学生也罢，无论山多高、路多远，她都亲自去。一次，张老师进山找学生迷了路，又累又饿，还咯了血，晕倒在路边。经热心路人打听，才被运回学校。另一次，她回来路上天黑了，在山间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亏了县里下乡的同志，把她“捡”了回来。学生里有个彝族孩子，一天突然说不想上学了。原来家里准备只供他上学，不让妹妹读了，虽然妹妹成绩很好。张老师到了彝族孩子家，一进“院”眼泪就掉下来了：家里连个围墙都没有，一间小泥屋，在地上挖个坑就是灶。女主人把张老师让进屋，却不知该往哪坐。她后悔对孩子关心不够，决定资助妹妹到高中毕业。心里石头落了地，日子却更艰难了。读高中，一开学就得交千把块。张老师咬牙坚持着，经常连三五块的零花钱都拿不出来。如今，彝族女孩已经读大学了。前不久张老师又去了他们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屋里屋外打了水泥地不说，电视机、新沙发一应俱全，连灶台都镶上了瓷砖。张老师一边阻止这家人杀猪待客，一边催着讲讲这些年的变化。男主人说，那时带着伤残退伍，干什么都没心思。你供我女儿上学后不久，政府又给我安排了工作。往后听说你也有病，资助的还不止一个孩子，我们心里难过，发誓要好好干。现在生活好了，病也不复发了。身正为师，学高为范。为了教好学生，张老师拼命学习。2001年9月，年过四十的张老师被云南大学本科函授班录取。她没把自己当病人，经常熬通宵，一门功课也没落下，毕业典礼上，还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工作中，张老师总结出“三点三路教学法”：钻研教材时抛开细枝末节，舍弃贪多求全，突出解决好课文的重点、难点和特点；编写教案、开展教学时，弄清作者的思路，设计自己的教路，指引学生的学路。张老师把情感融入课堂，每节课都有新气象。到民族中学的当年，她任班主任的班综合成绩全县第一；她教的语文、政治课，全县统考名列第四和第二；她所辅导的学生，两人获得省级竞赛一、二等奖。一位同事觉得自己比张老师年轻、身体好，曾天天盯着张老师，工作、生活上都与她暗自较劲。一个月下来，同事实在吃不消了：她那么敬业，难怪学生成绩好！2003年，张老师送走过一个特殊的班级。她初三才接任班主任，“接管”了二十多天后，就接到任务开会去了，一走就是半年。回来后最让人头疼的是，有些男同学沉迷于网络，在网吧过夜，怎么说都管不住。张老师把铺盖搬进了男生宿舍。男孩子们惊叫：你不会来睡吧，想吓唬我们？早上，张老师六点起床，叫学生做早操。晚上，她一张床一张床地查点人数，再和男生们聊聊白天的功课、谈谈心。熄灯时间到了，她一声令下，宿舍里就安静下来。晚上老师堵门，男生没法泡网吧，精神头足了成绩提高很快。中考时，22个同学考了500分以上，轰动全县。在这4个月里，她怕晚上起夜，下午不敢喝水；晚上，此起彼伏的鼾声和臭脚味常使她休息不好；第二天，还要备课、上课、改作业。疲于奔命中，张老师时常忘记了洗脸，晚上不换衣服就睡了。没做过一天妈，却胸怀最真挚的母爱，她是几十个孤儿的“妈妈”。但她告诉孩子们：“我只是个‘执行妈妈’，社会才是真正的妈妈。”山上的“巴掌田”里，豌豆花开了，红的，白的，在藤蔓上摇曳。田间坐着古丽平和古丽燕兄妹俩，哥哥9岁，妹妹7岁。这里是华坪县新庄乡边凹村石菩萨小组，离县城30公里。2002年的半年时间内，孩子的父母相继去世。俩孩子白天自己做饭，天不黑就早早躺下——天黑了就睡不着，害怕。2003年2月26日，“张妈妈”来了，先领走了妹妹——从没去过县城，哥哥有些怕。2008年1月，记者走进了“儿童之家”。早上和孩子们一起起床，晚上，古丽平吹起轻快的短笛，大家拉起手、围成圈，在院子里忘情“打跳”。孩子们吃过早饭，就在一间大房子里学习。记者溜进了男孩子的宿舍——床上是厚实的被褥，物品摆放整齐，没有一丝异味。2001年3月，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成立，资助的慈善机构希望张老师出任院长。从此，张老师搬进了借住在县社会福利院的“儿童之家”，兼职“义务家长”。成立第一天，“儿童之家”就收留了36个孤儿，最小的2岁，最大的12岁。“家”里整天哭声震天，大小便满院子都是，有的孩子头发里爬着虱子。张老师给他们洗澡，有的孩子边洗边哭，还用民族话骂她是猪！6年前，“儿童之家”收养了一个一岁多的孤儿，张老师叫他“小萝卜头”。“小萝卜头”总让她背着抱着，可一到晚上睡觉，小家伙就把脸转过去，两只小手扶着墙，背对着张老师，活像一只小壁虎。一天晚上，张老师换衣服时，“小壁虎”却飞快地爬过来，双手死死抱住张老师的胳膊，脸在上面蹭来蹭去，嘴里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没有子女的张老师猛然醒悟了——孩子们需要的，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母亲啊！平时太忙，张老师晚上都是和衣而卧，怪不得小家伙不理她。那晚“小萝卜头”依偎着她睡着了，张老师舍不得翻动一下身子。有个男孩，父亲的死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他性格偏执，眼里没好人。在“儿童之家”，他把卫生间堵死，还尿在水桶里。在学校，他拿小石子从楼上专打女生的头。班主任让同学们捡来了一大堆石块，命令他往山沟里扔。胳膊麻了，汗流浃背，男孩也不认错。无奈的班主任找到了张老师。本想痛骂他一顿，但孩子一见着自己就哭了。张老师领着孩子回了家，什么也没多说。此后，男孩乖多了。可没过多久，他宿舍里一个孩子的20元钱不见了。张老师背地里把男孩叫到自己屋里，经过教育，男孩承认了：“钱是我拿的。”张老师默默地看了他一会，从兜里掏出来二十元钱，让他还给人家，再认个错。男孩的眼泪哗哗直流，张老师抱住孩子的头，给他擦干眼泪。从此，男孩真的变了。儿童之家成立以来，花费过百万，慈善机构每年给7万元，其余的都要靠张老师自己张罗。为了不让孩子受难为，自己的事从不求人的她，开始四处募捐。假期里，她开出介绍信到了昆明。在公交车上，她从头站坐到尾站，下不来车。2000年，张老师就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她是“全国师德标兵”；2002年，她荣获中国“十大女杰”。顶着这么多光环，要低下头来送上笑脸，难啊。“女骗子！这么大年纪了还出来害人”，多难听的话她都忍了；更有人放狗出来，张老师也没罢休。她还领着孩子们卖过洋娃娃、布鞋。孩子们吆喝着：“叔叔孃孃，我们要上学，要吃饭。”社会各界伸出了援助之手。有的单位拿几千，也有人找上门来捐几百。记者采访期间，就有三张汇款单寄来。丽江市、华坪县两级党委、政府也给予了宝贵的支持。这一切，张老师都记在账上。在“儿童之家”，张老师从不让大孩子喊自己妈妈，她告诉孩子们：“我只是个‘执行妈妈’，社会才是真正的妈妈。”2005年2月，张老师应邀来到丽江市，为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十多家单位作报告。参会的党员向“儿童之家”捐了款。一位“退休的老党员”捐了1000元，他在留言中说：“这些孤儿都是党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孩子。”回到“儿童之家”，张老师让孩子们一起来清点捐款：100元的40张，50元的59张，20元的13张，10元的37张，还有老爷爷捐赠的1000元，一共是8580元。孩子们哭了，给当地报社写了封信：《党啊，亲爱的妈妈》。2007年10月，作为一名代表，张老师光荣地参加了党的十七大。去北京开会前，孩子们唱起了“献给阿妈的歌”：姐姐说：“她是把自个都舍出去了！”分清了私情和大爱、利己与利人，张老师说，我是个党员，就像一座桥，连接起山里和山外。在人民大会堂里聆听十七大报告，当听到“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时，张老师有说不出的激动。她把自己多年的梦想通过媒体说了出来：办一所免费的贫困女子高中！张老师解释，随着国家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山里孩子读完初中不太难。但到了高中，山里女孩上学就难了。而初中毕业的女孩，又大都留在了山里。低素质的母亲，养育出低素质的孩子，再也不能这样循环下去了！为了女子高中的梦想，张老师奔走呼号，还留下了永远的遗憾。2008年1月，张老师接到电话，说哥哥快不行了，盼着见她最后一面。父亲死得早，自己在哥哥背上滚大，张老师一直视兄如父。恰好，中央电视台邀请她做一台节目。编导明确告诉她：“我们也请了知名的企业家，能不能得到赞助，就看你的了。”从北京回东北老家方便，念着病危的哥哥，张老师归心似箭。可到了北京，节目却因故需要等等。张老师左右为难。结果，节目现场非常感人，一位老总答应给50-100万！与此同时，她等来了另一个消息：哥哥已经火化了。张老师动情地说，无论自己回去与否，哥哥都要走；可这笔捐款，能让多少孩子读书啊！2006年，张老师荣获云南省“兴滇人才奖”，同时获得了30万元奖金。就因为这30万元，张老师失眠了。三姐听说后劝她：知道你又要捐，这次就留点吧，眼看着快五十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总得为自己的后事考虑考虑吧。门口的一个小竹筐里，装满了平时自己大把吃的药：叫得上名的、叫不上名的；玻璃瓶的、塑料瓶的；黄粉的，白片的；中药、西药。旁边的一个破衣柜里，塞满了荣誉证书和学习资料，镜面上大红的“喜喜”字，表白着衣柜的来历。一张硬板床，一台老掉牙的电视机。这些就是全部家当。平时把收入都花在了山里人身上，如今，自己还借住在福利院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那里的孩子们，每月生活费不足30元，还自己养猪、种菜；早上吃的是“茶泡饭”，晚上睡着硬纸壳；冬天的霜像雪一样，不少孩子却穿着凉鞋。更危险的是，地处雷击区，300多个孩子却不得不在五十六年的木楼里上课！月光洒在墙壁上，清冷而干净；捐与留，张老师辗转反侧。天亮了，她的心也定了：一分不留，30万全部捐给民族小学建教学楼！张老师对记者说，下决定后，心里豁然开朗，浑身也轻松了。每天把生活费控制在3元内的她，特意下馆子，要了份炒饭奖励自己！其实，一个断了挎带的白色皮包里，装着张老师一生的账：这些年来别人给她个人的捐款和这些捐款的用途，她都一笔笔记了下来，一清二白，分文不差。在“儿童之家”，记者碰巧见到了张老师的三姐。与她谈起这个“不管不顾”的妹妹，三姐说：“我可怜她，她可怜别人。”一开始，三姐怨她：“你上辈子欠这些孩子咋的？”当看见妹妹病倒在床上，孩子们挤满了屋子，哪个都撵不走时，三姐又从心底里佩服——“哎，她是把自个都舍出去了！”如今，张老师的病还时常发作。她脸色发黑，动不动就感冒，额头上还有些不明凸起，右耳失聪，视力模糊。就在记者采访的前几天，她“差点又不行了。”很多人问张老师：“荣誉有了，名气也有了，拖着一身病，还这么拼死拼活的图什么？”聊得透了，她给记者看了一篇笔记，摘录其中几段如下：“在许多人眼里，我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孤身一人，没有财产，病痛缠身。但在华坪，我找到了真正的爱和生命的价值。回望人生，我无怨无悔。”“有人对我说，张老师，你快枯竭了，一个人爱的能量是有限的，你已经输出到了极限。说实话，光靠同情心和热情，我坚持不到今天。支撑我走下去的，是一种责任与追求。”“我是个党员，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倾尽全力，奉献所有！”张老师说，如今自己就像一座桥，这头连着山里，那头连着山外。吃过饭，张老师领着孩子去山上捡柴。我们从民中旁边走上去，这条路，她已经走了十多年。再往上走，县城的全貌逐渐呈现出来。阳光下，远处的山娇且净，像一幅水墨画。”迎着清新的风，眺望叠嶂的山峦，张老师感到无比欣慰：自己的学生汪碧映，大专毕业后做了一名志愿者，就在山里的通达乡任教。远处的丁王乡民族小学，新建了636平方米的办公楼，孩子们早已经搬进了新教室。华坪县委、县政府正在为“儿童之家”建新家，孩子们就要离开社会福利院的老人了。张桂梅老师魂牵梦绕的贫困女子高中，在云南省上上下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今年8月底即将开学……—THE END—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客户端云南频道，记者：徐元锋、宣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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