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那道无形的行政围墙拆除,一个超级城市将在大湾区降生。
经济发展必然会要求更统一的市场,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市场要素更畅通的流通。流动人口数量和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吻合度极高的共振,它充分说明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关乎城市未来,也关乎国运。在中国的南端,日均客流量超过50万人次的广佛地铁线上,那些穿梭在广州和佛山两座城市的“候鸟族”们,可能正在见证一场改写城市历史的拆墙运动。就在不久前,广佛在边界区域画了一个629平方公里的大圈,这个圈的官方名称是“广佛高质量融合发展试验区”,涉及广佛边界10个区镇,其中广州占275平方公里,佛山354平方公里。按照规划,融合发展试验区将成为广佛同城的前沿阵地,为广佛两市深度融合、破除行政壁垒发展提供经验参考。一旦那道无形的行政围墙拆除,一个超级城市将在大湾区降生。
2008年发布的珠三角发展规划,就已将广佛同城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0年内地首条跨城地铁广佛线正式通车;同一年投运的广州南站,同样位于毗邻佛山的边界地带。这对双子城,有足够的基础“合体”。历史上广佛两地就是同风同俗,共享岭南文化。曾经南海县、番禺县和顺德县,就因为地缘和文化相近而被并称为南番顺或者“三乡”,它们包含了如今广州、佛山大片区域,这种文化脐带无法割断。在上个世纪的珠三角发展史中,广州和佛山形成了典型的前店后厂模式。直到今天以商贸著称的广州,和陶瓷、家电等作为支柱产业的佛山,还有着很好的产业互补性。
而在地理上,以佛山水道为界,一边是广州荔湾,一边是佛山南海。如果以政府驻地为计算标准,广州和佛山的直线距离,也只有20公里左右,乘坐地铁只需要半小时左右,比广州很多上班族每天的通勤距离还要近。所以,今天的佛山,装下了大量被广州房价吓跑的年轻人。他们跨城上班,职住分离,像候鸟一样朝夕,穿梭在珠江新城的CBD和均价1.5万元左右的佛山小区里。当地媒体的数据显示,在南海区生活的广州人已超过100万。而且,珠三角地区很早就实现了撤县设区,广佛之间已经没有城郊地带,这次圈起来的靠近广州南站的629平方公里地带,已经是发展相对成熟的连片城区,这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水乳交融的超级城市。抱团取暖,佛山乐意广州当然也乐意。这两年时不时有广州掉出一线城市的声音,2017年GDP被兄弟城市深圳反超,相对于深莞之间100公里左右的距离来说,广佛这对大哥和小弟的组合,更具备合体的区位优势,至少让有掉队危险的广州更能打了。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广州的GDP是2.29万亿元,常住人口是1490.44万人;佛山GDP是9935.88亿元,即将迈入万亿俱乐部,常住人口是790.57万人。两地深度融合之后,将组成一个经济体量超3万亿元,人口超两千万的超级城市,直逼北京和上海。在中国的区域发展史上,它的确是一件充满想象的事情。这种想象不只局限于经济层面,对于那些家住佛山的候鸟族来说,逐渐拆掉的围墙,让他们开始畅想户籍同城、社保同城、教育招考同城,乃至煤气、电力同网同价的全新体验。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佛率先拆墙,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经济发展必然会要求更统一的市场,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市场要素更畅通的流通。
所以拆墙这件事,广佛之外,那些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早已经摩拳擦掌了。在29分钟可以从广州高铁直达的深圳,未来和惠州将有五条轨道交通相连,深莞惠三地正在打造1小时的内部通勤圈。广深这对渊源极深的兄弟城市,即便在深中通道上争得面红耳赤,也正在放下嫌隙。不久前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到,为符合条件的珠三角九市人员赴港澳开展商务、科研、专业服务等提供更加便利的签注安排。中国经济的顶级门户上海,哪怕基于疏解职能的考虑,不得不高筑落户大门,但在和周边城市的融合上,同样正在拆除围栏。2009年开通的11号线,就让上海拥有了首条跨省的地铁。这条线路从上海延伸到江苏的昆山,后者正是中国最发达的百强县,2018年GDP就达到3832.06亿元,相当于一个中小型省会,这种发展成绩,正是源于抱紧了上海的大腿。上海的野心不止于此。如今它已和距离不到百公里的苏州规划了多条跨城地铁,试图进一步将处在自己辐射下的苏州,更彻底地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样不甘落后的还有广大二线城市。比如,西安咸阳合并传言飞了几年,就算最后证伪,照样不妨碍它通过同城化组成巨无霸;另外,四川南充之前官方发文,明确融入重庆。
▲西安地铁可直达咸阳机场有意思的是,拆墙之后,水平更低的二级城市,还面临着站队的选择。就在上个月,安徽蚌埠正式加入合肥都市圈,而在此之前,它已经被列入了南京都市圈的范畴。
对中心城市来说,争相拉拢周边的卫星城,成了无可替代的选择。苏州和南通的上海第三机场之争说明,中心城市在开发到顶的前提下,只能向周边腹地要土地。推倒那面墙,才有更大的可能。这是一场相互受益的抱团取暖。那些中小城市,当然乐意站到大哥们的麾下,一方面可以惩戒外溢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比如达不到3000亿GDP、城区人口300万人的建设资格,它们也可以享受到从中心城市延伸过来的地铁。站在历史与未来的高度而言,这是一场关乎国运的拆墙运动。
往外看,当前的政经逻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与国的较量,已经变成了顶级门户城市之间的PK。大国博弈“炸”出深圳最牛街道办,提供了很好的说明。过去几年,陆续公布了九大国家中心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国家中心城市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参与国际竞争”。但即便是北上广拿到国际上进行比较,依然会落于下风。以东京为例,它以千万左右的人口,创造了万亿美元的GDP,是上海的两倍左右。堪称全世界最发达的轨道交通,还让它的周边环绕多个卫星城,构成了一座超级巨无霸。
这些年的城市化,事实上已从均衡发展中小城镇策略,转变成优先发展中心城市。《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更意味着单打独斗让位于抱团取暖。这是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然结果。往内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市的发展,建立在乡—城人口流动的城市化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拆墙——农村和城市的界限模糊,农业人口变为本地新市民,或者涌向东南沿海。但这种历史趋势正在终结。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为59.58%,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过如学者李迅雷所言,人口流动与人口年龄有关,年龄越大,流动性就越差。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都在不断增长。其中2010—2015年5年间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增加了2岁。与此同时乡——城流动人口占比则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63.2%,下降到2015年的48.9%。也就是说,未来要想通过城市化来继续做大,空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狭窄。尤其对那些周边没有郊区的大城市来说,在摧毁城——乡之墙后,只能通过城——城间的第二次拆墙,获得更大的市场,更多的资源要素。以2010年前后为界,流动人口数量和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吻合度极高的共振,它充分说明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关乎城市未来,也关乎国运。所以,在以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城市化进入尾声的节点,广大城市必须面临选择。哪怕那些大城市将承担更重的社保、医疗、教育支出,但想要做大城市平台,拆墙不可避免。
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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