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的2019年就要过去了。盘点2019，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人民网、腾讯等主流媒体给出的年度流行语是：“垃圾分类”拎得清，“减税降费”已成行，追求“车厘子自由”，上班“996”、下班“ICU”，还有就是“我太难了”！……
嗯，我觉得“我太难了”应排首位。
其实，哪年都难，去年有“共度时艰”，有“感觉身体被掏空”，前年还有“葛优瘫”呢。
一个年度汉字：肉；
两个转折：抵制996和不婚不生；
三个年度人物：王思聪，李国庆，任正非。
“你咋这么有钱！你家是开养猪场的吗？”“二师兄”的价格还能飞多久？这是2019年的天问。过去一年中，受非洲猪瘟等因素影响，肉价步入上涨的节奏。国家统计局10月份数据显示，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01.3%，影响CPI上涨约2.43个百分点，占CPI同比总涨幅的近三分之二。大妈们到菜市场买菜都纷纷选购“次一点的肉”了。因为排骨的价格从原来的每斤23元上涨到了30元，五花肉从原来的每斤12元上涨到了14元左右，前腿肉也从每斤13元上涨到了18元，上涨了三成（仅8月江西报道）。世界方便面协会数据则显示，中国方便面市场在经过3年下跌后，出现明显回升，2019年中国方便面销量有望在400亿份以上。有网民称：“每次想吃肉了就去超市卖肉的地方看看价格，然后在扭头奔方便面货架。”“二师兄”涨得太猛是导致方便面回暖部分原因。猪肉上涨带动禽类等其他肉价持续上涨。肉价还将“飞”多久？按国家发改委相关解释，预计今后一段时间生猪价格可能高位趋稳，但上涨空间有限。另据农业部监测，当前生猪产能在加快恢复，饲料成本较低，生猪疫情稳定，猪价没有进一步暴涨的动力和基础。但一些专家认为，生猪供给偏紧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其高价位很可能将一直延续到年底。
“二师兄”飞起来的原因，据媒体分析，首先是非洲猪瘟肆虐，导致猪源紧缺，其次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猪肉的关税被提高至62%，其三就是“猪周期”作祟，肉价在2019出现上涨拐点。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猪肉是多数老百姓的必需品，肉价高涨，对CPI的压力会比较大。要是再加上水果、蔬菜保持高位，相互共振，势必让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大打折扣。对此，政策上开始积极作为。据发改委发布，目前出台了财政、金融和土地等多项扶持政策，重点支持种猪场、规模养殖场恢复和扩大产能。同时积极引导肉鸡等养殖行业扩大生产，增加替代品供应。此外，为平抑“猪周期”的冲击波，中国应抓紧建立一定规模的猪肉储备，以保障重要节假日和消费高峰期的居民猪肉消费。同时加强市场监管，将严厉打击囤积居奇、串通涨价等不法行为。还有，为补偿百姓的获得感损失，为应对猪肉价格大幅波动，今年4月份以来，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启动了价补联动机制，共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俗称肉票）超过20亿元，补贴困难群众8000余万人次。按人均每天2两肉测算，精瘦肉价格上涨10%，每人每月可能增加支出10元左右。否则某些人真是“三月不知肉滋味”了。好消息是，11月28日，商务部新闻发布会表示“二师兄”价格终于回落了，11月18-24日，全国36个大中城市猪肉平均批发价格为每公斤43.66元，比月初下降了16.5%。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看来“猪飞飞”才是2019年最大的明星。今年，两个现象格外引人注目：第一是首都新机场招不到年轻的农民工，第二个就是以90后员工为主体的职场人士集体讨伐996工作制，马云说“996是福报”被痛批。996工作制何以遭遇滑铁卢？简言之，因为90后成了职场主体，他们不认可了。所谓的“996工作制”，就是指从早9点工作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新《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加班需加倍给予工资，逢节假日加班则需给予三倍工资。但这都难阻挡“996工作制”成为国内职场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一种制度和文化。而工薪群体则以“工作996，生病ICU”来冷嘲热讽，他们将华为、阿里巴巴、京东、字节跳动、58同城、拼多多等40家公司列为了“黑名单”。众所周知，这些上榜公司的薪资福利水平可是当今国内企业中的佼佼者。
中国的年轻人不愿再加班了，领导们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经济学上“刘易斯拐点”描述的是人口红利将尽、经济发展后续乏力的困境。而心理学上的“刘易斯拐点”也正在来临，即人们的期望和权利意识超出了现实的承载能力。996被批判，就是这个拐点到来的标志。
但领导们通常认为，这是年轻人的期望值远远高过其能力即所谓高不攀低不就，现在的员工越来越难管了。996工作制是奋斗还是剥削？领导该不该让你加班？这是2019年最大的共识破裂。制度还是那个制度，可员工已经不是那个员工了。第一，中国的企业仍然有竞争力，中国的员工也仍然有竞争力，相对于他们的西方同类或者是同等岗位而言，中国企业模式仍然是有竞争力的。即同样的90后员工虽然嚷嚷着“佛系”“我太难了”，虽然也抱怨996，但是他们比西方的90后要肯干能干多了，这一点不能否认。我们缺的是在新形势下、在尊重新《劳动法》的基础上，磨合出新的共识。第二，新一代员工的权利意识大大超出了老板们的预期以及企业的承受能力，怎么办？大家都没有了奋斗精神吗？不是的。假如你是谷歌，是特斯拉，是苹果，员工和老板一样会和你一起去奋斗。问题是，你得是那样的伟大企业。这也是中国企业的集体焦虑，就是怎么样升级为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打造全球品牌，让我们赚全球人的钱。企业好了，员工就好了。所以，这就倒逼中国的企业要升级，升级品牌，升级企业文化和工作方式。什么时候这样的愿景完成了，那真的是中华民族崛起了。第三，也是和上面那个问题紧密相关的，为什么我们没有百年企业、基业常青的企业愿景？要保障我们企业的私有产权，保障我们企业家的权益。这一点，在排序上要比保障员工权益更重要。没有企业，哪有员工？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当企业有长远愿景了，我们的员工才会有长远的愿景，才不会去计较一时的996，他们会为了这个长远的愿景甘愿加班的。所以，我们一边要说一声“我太难了”，一边还要砥砺前行。盘点2019年婚恋市场，“不结了”“不过了”“不生了”似乎成了主流。又一次证明，资讯越发达，感情维系越脆弱。首先，说说“不结了”。据民政部数据统计，今年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持续下降，愿意成家的也大大推迟婚龄。早在2017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34.2岁。料想今年大家这么不容易，结婚年龄还是延后。其次，看看“不过了”。2019年离婚率创新高，三季度民政局最新统计全国结婚的713万对，离婚的310万对，离婚率43.53%。这么高的离婚率，有点吓人，快到“一半婚姻都以离婚为结局”的比例了。那你说还费事拍婚纱照、婚礼还这么大阵仗干什么呢？对于娱乐圈里的明星来说，这一年也可称得上是“离婚年”：宋仲基和宋慧乔，文章和马伊琍，贾乃亮和李小璐……当然有人会说“戏子无情”，可企业家呢，今年当当两口子李国庆、俞渝的自我报料让吃瓜群众吃足了瓜。应该学学人家文章和马伊琍，不如“一别两宽，各自欢喜”。讽刺的是，李国庆两口子吵架期间，当当网的APP下载量居然猛增！第三，“不生了”。2019年出生人口继续下跌，民间有个耸人听闻的推算，2019年出生人口大约为1100万，人口断崖式下跌。要知道，“全面二胎”政策实行以来，出生人口攀升至2016年的1786万，但之后就无以为继，今年假如1100万的数据坐实就再创了1949年以来的新低。众所周知，发达国家人推迟婚龄是常态，30多岁结婚、40岁生子稀松平常，可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也急于看齐就有点无奈了。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结婚率反倒走低，这在全球都是一种趋势，但我对不婚不生原因的排序是：高房价，生活成本，职场竞争。
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携程网老板梁建章劝国人要生三四个孩子。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是强迫不了的，过去是强迫着不让你生，现在是你强迫让我生我也不生了。这恐怕就是2019年生育市场最大的拐点，也是中华民族人丁持续兴旺的拐点。有人会说中国人现在这么多，我们要多生多育干什么呢？我要告诉你的是，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13年达到了顶峰，然后就逐年的以每年减少三四百万的速度在下降。中国的人口是越来越多了，那是无用的或是不事生产的人口越来越多了，而真正的劳动力却越来越少了。你还会说未来都是机器人干活，还需要这么多劳动力吗？当然需要，你看看现在很多工厂很多服务业都招不到工，你就知道现在我们多么的缺劳动力了。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口不足将导致一个社会暮气沉沉，不思进取，没有任何变革精神。比如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一项邮政改革推了20年都动不了，这就是老儿不思进取。事实上，全球因为老龄化冲击，极易跌入低投资、低增长、低欲望的“日本困境”。可日本还是有一干高科技品牌、汽车品牌打底呀。多数国家可没这么淡定。第一，解决医疗、教育和房子这三座大山的问题。为年轻人减负，对生育家庭要精准扶贫。这一点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早就已经这样做了。除了奖励生育，更重要的是改变女性的职场权益，不要让她们担心会因为生孩子就丢了工作，停止了职场的晋升。在这一点上北欧五国做的是最好的，也因为如此北欧五国女性领导的比例占到了一半。
第三，如果又给钱又给职场地位，人们还是不愿意生怎么办？那大家就要准备好，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储足粮草，为养老做好准备了。
首先声明，人家不叫“老赖”，只是“被限制高消费”。“老赖”是差钱还跑路的主儿，人家小王不差钱也不跑路。
11月22日，北京市二中院称因王思聪未按执行通知书要求履行还款义务，查封其名下的房产、车辆、银行存款等财产，被限制高消费。其后又有一系列地方法院的查封令。据坊间称，是公司债权纠纷及欠员工的巨额工资。被限制高消费后，有媒体仍拍到小王从上海某顶级小区中外出，边走边玩手机走到一辆定制版的劳斯莱斯前面，前往某个高级餐厅。之后不久搂着一名20岁上下的美女说说笑笑……某媒体也够无聊的。不过，看这依旧豪宅豪车、美女陪伴出入高级餐厅的样子，王同学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随着今年3月份熊猫直播倒闭，王思聪欠下了1.5亿，一下子就成为了被执行人。其转折速度令人咂舌。
对于个人资产40亿的王思聪来说，1.5亿难道拿不出手吗？即便是套现有困难，不是还有他爹吗？其实，王健林这一年也不消停，也是自顾不暇。王首富在今年胡润百富榜上只屈居16位。他的滑铁卢早在2017年在马来西亚试图截胡中铁公司的项目就开始了。一次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小王用标准的伦敦腔说：在中国，你不屈服于主流（main stream）你就走不远。今年10月底，一向高调的王思聪清空了他的微博账号。其实，他并没有清空微博，而是将微博设置为自己可见。也就是说，小王隐藏了起来。
最新的消息是，上海静安法院11月21日对王思聪发布的3条限制消费令已撤销，但北京二中院的1条限制消费文件还可查询到。平安夜当天香港媒体爆料称，王思聪的母亲给了一个亿让儿子还债，不得不感慨“世上只有妈妈好”。“把你的影子，加点盐，风干，等老的时候，下酒。从此，法律的归于法律，情感的归于隐私，企业归于经营。生活归于宁静。”
这是前当当总裁李国庆致现当当总裁俞渝的一封公开信。信尾忘不了加上当当创始人的标签。当当两口子今年给吃瓜群众供足了瓜，夫妻二人为争孩子那25%的股权隔空大打出手。
互虐互撕是所有情感剧的核心。无论你一来我一往的报料还是怒而摔杯子的戏份，这个“年度秀”都做足了。讽刺的是，李国庆两口子吵架期间当当网也跟着火了。只是，吃瓜小群众们看后对婚姻的态度转绿，是否都不想结婚了呢？反正结了也是个撕，最终也是个离。有人叹：真正的勇士，是在看清婚姻的真相后仍然敢于结婚！从美国将华为列入不可靠实体名单，就预示着2019年是这家中国龙头企业的多事之秋。
但任正非却在内部提出“向美国学习”的口号：“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看到差距，坚定地向美国学习，永远不要让反美情绪主导我们的工作。在社会上不要支持民粹主义，在内部不允许出现民粹，至少不允许它有言论的机会。全体员工要有危机感，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去年公布的华为92家核心供应商名单中，包括英特尔、高通、博通等美国供应商共计33家，占总数三分之一强。客观讲，华为版全球制造有很强的美国制造的烙印，更甭提华为曾以美国企业为师了。今年，作为任正非频频接受记者采访，大家留意到均为西方一线媒体，而国内媒体包括央视等举办的评选、论坛等老任都是不去的。任正非在12月9日接受外媒采访时说：我们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华为。祸不单行，两场劳资风波引发对华为更强烈的冲击波。这次是来自国内舆论场。11月初，华为HR胡玲引发新一轮抵制加班浪潮。胡玲称，加班在华为家常便饭，员工不得不每天工作13小时以获得部门领导的认可，每个月加班不得低于80小时、100-120小时也是常态，这已严重违反了新《劳动法》。该风波最终导致胡玲离职。以一个人的力量去挑战强大的公司，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一点胜算。料想胡玲今后也难在人力资源这个岗位找到工作了。可大家却赞胡玲为“996斗士”。11月底，华为前员工李洪元因离职赔偿金问题，而被投诉敲诈勒索遭羁押251天的事件曝光后，舆情再度发酵。华为对媒体称，“支持李洪元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意思是，咱们走法律程序，不要闹到公众上。没成想，李把捅给了新媒体，让全国人民来评判。媒体批评华为“缺少温度”。比如澎湃网称拒不道歉的华为：没有同理心，让人害怕。“华为的巨轮轰隆隆碾过，却不屑向被压倒的小草说一声道歉！于是，所有小草都生气了。再大的企业，也是由一个个劳动者组成的；再大的道德光环，也不能侵蚀一个公民的尊严和人身自由。”任正非曾经概括说，华为“就是一帮小城青年走到一起，拼命想活下去罢了。”
华为的“狼性”管理借鉴了西点军校军事化模式，也以IBM为师再造了流程管理，但美国企业的同理心和有温度地处理问题却没学得到。李洪元事件发酵后，网上盘点：什么是跟公司谈条件的正确姿势？先找到公司的毛病并带上录音笔。亢龙有悔。亢：至高的；悔：灾祸。意为居高位的人要戒骄，否则会失败而后悔。后也形容倨傲者不免招祸。作为通讯设备业界第一、遭美打压后手机销量仍节节上升的华为，就应验了这四个字。 08年汶川地震，曾身陷捐款危机的王石做过无条件道歉，虽然他有关慈善腐败的论断是有依据的，他感叹：我虽然快60岁了，但对于大事情的处理，还是显得很青涩。财经作家吴晓波曾概括：在中国，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企业家是男三号。新周刊曾以《青涩的男三号》为题，盘点过中国企业家的青涩：当代企业家也如明星般收获过鲜花与掌声，一跃成为青年导师与成功榜样；但他们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烙印，行走在权力与利益交错的灰色地带，既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也承受着体制变革与市场嬗变的双重风险和阵痛。中国企业家群体，作为创富的、进取的、有社会贡献的男三号，也是尴尬的、委屈的、被喝倒彩的男三号，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依然很青涩。 还是那句话：制度还是那个制度，可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员工变了，民众变了，企业家是否也改变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