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二胎以后，出生人口反倒急剧下跌。这表明，中国人并不爱生孩子。
日本经济停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为”的错误算法。现在年轻人一踏上工作岗位，就要缴纳养老金。其实，完全可以让年轻人自主决定缴纳养老金的时间。“中国人特别爱生孩子！”
——仅仅在几年前，还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印象。如果放在十几年前，“中国人爱生孩子”简直就是流行的定论。你看，在广大的农村，人们为了避开村干部生娃，宁愿含辛茹苦当“超生游击队”，这不就是中国人爱生孩子的证据吗？甚至有些文化学者提出，整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都爱生孩子。因为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宗族、家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据推算，中国2019年的出生人口大约1100万，而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2017年是1723万。在放开二胎以后，出生人口反倒急剧下跌。这表明，中国人并不爱生孩子。东亚文化圈爱生孩子的结论也同样不成立。韩国在2018年成为首个生育率跌破1的国家。日本2018年出生的婴儿仅为92.1万，而日本的人口总数为1.27亿。1.27亿人，一年才生92万孩子，可怕！
如果这个生育率不变，韩国将在2750年因为没有人而消失，而日本将在3011年完蛋。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会有移民，生育率也会变化。科学家李政道的儿子、历史学家李中清与王丰（合著《人类的四分之一》），统计了17世纪、18世纪的生育率。得到的对比是，从20岁结婚、婚姻持续到50岁的中国妇女，很少有6个以上的孩子；而与她们同样条件的欧洲妇女平均有7.5-9个孩子，这还只是统计的婚姻中的数据。要知道，中国古人的私生子现象非常罕见，而狂放的欧洲人私生子现象要多得多。中国古代妇女显然没有比欧洲古代妇女更爱生孩子。古代这样的现象，其实很好理解。儒家文化圈固然有强调宗族传承的一面，但也有强烈的禁欲主义的一面，在缺乏避孕手段的古代，这其实是人们不自觉地在控制生育。可惜，这种无意识的深谋远虑，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现代的精英们所认识。在现代，实行计划生育之前，城市人已经自觉避孕。1950年代，人们即已经开始采用现代避孕手段。到了1960年，已经有10%以上的城市妇女使用现代避孕手段。197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确实很高。表面上看，计划经济的生产力和人口大爆炸形成了矛盾，精英层基于“中国人特别爱生孩子”的判断，做出了控制生育的决定。现在来看，即便没有控制人口，中国的生育率也会降下来。究竟是什么促使人们生孩子？传递基因的本能，还是养儿防老等经济考虑？《人类的四分之一》中说：由于中国人对传宗接代的关注，学者们经常错误地认为：在中国，婚姻的唯一目的是生育。事实上，所有参与者首先关注的是如何使配偶融入家庭，从而有助于消费和生产，而非生育。
古代即已如此，何况现代？所以，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喜欢指控中国男性把女性当成生育工具，那其实是她们的错觉。
经济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向关系。用资本养老，是对养儿防老的替代。同样的环境下，越富裕，生育率越下降。在清代，富庶的江浙地区，生育率就低于西北。在现代，1955年，富裕的上海，生育率领先于全国开始下降。
尽管长远来看，生育率的下降是趋势，但如果这是自然发生的，那就并不值得担忧。因为，生育率的自然下降和经济发展是协调的，并不会造成人们的生活困难。哪怕东亚人不如欧美人那么爱生孩子，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如果经济体系中，使用了错误的算法，那么，就会造成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剧烈矛盾，严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以日本为例。在日本，政府福利大部分偏向老年人，这很好理解，因为老年人有选票嘛。他们当然是投票给偏向老年人福利的政客。例如，2019年10月，日本为了鼓励生育，推出幼儿园补贴政策，但同时也提高消费税，提高老年人福利。总之，政客必须讨好老年人。家庭自主养老算法是一种自然算法，家庭中的长辈，自愿把资源更多地投向儿女、孙辈。因为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成长投入，才能使得家庭未来的收入得以维持和增长。但在日本，政府养老的算法里，资源分配和自然算法背道而驰，资源不再投向未来，而是投向老年人。日本年轻人一方面要缴纳高税收维持老年人的福利，负担沉重，生育意愿低；另一方面，年轻人又有一个错觉，认为自己的未来的养老会有政府负责，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自己辛苦抚育小孩呢？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如此一来，日本就进入了人为错误的死循环。年轻人负担重越来越不愿意生，这使得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大；而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大，使得福利更加向老年人倾斜，年轻人负担更加沉重，生育意愿更加低。日本经济停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一错误算法造成的。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一直关注人口问题。之前他多年呼吁放开生育，现在他提出要鼓励生育。梁建章提出的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取消生育限制、给二孩家庭每年10万元抵税额度、给家庭现金补贴、补贴幼儿教育、取消非户籍小孩入学限制、平等对待非婚生孩子等等。对于生育，限制当然不好，盲目鼓励也不好。没有人知道，合适的生育率是多少。最好的做法，是使得生育率尽可能靠近自然演化，让人口与经济自然协调。除了取消生育限制、减税，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可以使得生育率更加靠近自然演化，那就是养老金改革。现在的年轻人一踏上工作岗位，就要缴纳养老金。其实，完全可以让年轻人自主决定缴纳养老金的时间。例如，个人可以自主决定35岁、45岁甚至50多岁才开始缴纳养老金。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缴纳的养老金其实是比个人所得税更多的，因为养老金没有起征点。年轻人太早为养老金体系做贡献，显然扭曲了自然生育率。
如果年轻人可以推迟缴纳养老金，收入就可以大幅增加，也就有了更多的钱用于个人的技能培训、人脉培养、谈恋爱、抚育孩子等等，这可以提高年轻人结婚生子的意愿。另一方面，年轻人推迟缴纳养老金，缴纳的总额度也就不高。那么，未来享受的养老金也就不高，养老只能更多地依靠家庭，年轻人也就会多生孩子。
总之，养老金体系做得越小，家庭养老占的比例越大，生育率越趋向自然演化。所以，应该尽早允许年轻人自主决定缴纳养老金的时间，以鼓励生育救国。年轻人负担减轻，心情舒畅，对未来有信心，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当然，如果年轻人普遍决定推迟缴纳养老金，无疑会造成养老金体系当下的发放困难，但这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2017年国有资产总额为454.5万亿元，其中，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的资产总额为183.5万亿元，负债总额118.5万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50.3万亿元。通过划拨国有资产给社保体系，完全可以弥补发放缺口。就在1月10日晚间，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发布公告称，财政部一次性划转给社保基金会股份，三家银行合计股权划转总市值约为1344.88亿元。越早改革养老金，给年轻人更多选择权，越有利于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越晚改革难度越大。应该尽早避开日本式人口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