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可以用更少的投入，创造更多的GDP，但犯罪案件、艾滋病和流感病例也增多。
根据“邓巴数”理论，行政体系的本能反应是尽量避免事情扩大化。如果超级城市能够允许民间自助组织发育，那将大大改善超级城市的管理能力。本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事件，让人们看到了有关方面在应对城市的危险中，存在太多的不足。相信很多人已经在思考，超级城市究竟该如何管理，才能降低危险？
武汉在1949年时的人口是102万，现有常住人口约1100万，户籍人口近900万，实际管理人口（含短期流动人口）约1400万。由于有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人们对武汉规模的印象就不是那么深。但，1400万人口，这已经是典型的超级城市。
英国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圣塔菲研究所前所长杰弗里·韦斯特在他的著作《规模》中提到，他所在的研究所的一个团队，研究了美国、中国、欧洲、日本、南美等等很多城市，有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无论是什么样的城市体系，城市规模每增长一倍，物质基础设施只需要增加85%。如果这个发现是对的，那么，一座城市，其人口从100万增加到1600万，人口是原来的16倍，而其基础设施则只需要原来的11.7倍就足够使用。城市化节约的资源是惊人的。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扩大，GDP、平均工资、专业人才的数量等也规律性地、系统地按比例增长，这个比例约为1.15。（请注意，这里说的同比例增长，说的是在同个城市下比较。实际上对一个城市经济指标的影响是多因素的。例如，深圳的人口并没有比武汉多太多，但深圳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所以人均工资也就比武汉高得多。）这也就不难理解2019年各个城市的抢人大战了。一个城市如果人口能够翻倍，则GDP总量不是简单地翻倍，而是增加得比翻倍还要多。这个定量研究未必就是准确的，但是的确，城市化可以用更少的投入，创造更多的GDP，这是没问题的，经济学的定性分析也支持这一点。城市化的红利，的确是惊人的。遗憾的是，尽管好的方面会按比例增长，坏的方面也同样如此。杰弗里·韦斯特提到的研究里，研究团队也发现，城市规模越大，工资越高，GDP越高，犯罪案件越频发，艾滋病和流感病例越多。例如香港，每年都有数百例的流感死亡。城市化在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危险。假如本次新型冠状病毒不是爆发在武汉，而是爆发在人口较少的地方，那么控制的难度就会大幅降低。例如，2019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2人感染肺鼠疫，这也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锡林郭勒盟是地级行政单位，面积是武汉的20多倍，但人口只有100万出头。感染肺鼠疫的2人被送到北京确诊并治愈，所幸肺鼠疫没有在北京扩散。内蒙古自治区当时吓了一大跳，迅速“构筑进京出蒙‘防火墙’，防止鼠疫患者进入北京等人口密集中心城市”。鼠疫很快得到控制。但人们不可能因为负面因素也按比例扩大，就放弃超级城市带来的巨大红利。那么剩下的做法，就是改善城市体系，尽可能降低超级城市的危险。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去年12月30日即在同学群里警示病毒传染风险。不少医生说，看了李文亮的警示，提前准备防护，他们非常感谢李文亮。有人把李文亮的警示发到网络上，警方对李文亮进行了训诫。
李文亮在工作中感染肺炎，令人遗憾地辞别了他曾经试图拯救的世界，而善良的人们也错过了把病毒损失控制在很小范围内的机会。
英雄李文亮经历的整个过程令人感到悲痛、荒诞、愤怒。事后复盘，人们可以看到城市管理的巨大漏洞。首先是信息透明、信息流动上存在严重问题，这方面已经集中反思，本文就不多说了。社会学上有一个著名的“150定律（Rule Of 150）”，又称“邓巴数”，是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的。邓巴认为：人的大脑新皮层大小有限，其智力程度只能使一个人维持与大约150个人的稳定人际关系。150是人们稳定交际的上限平均数。可能有人会说：“我的微信朋友都加了400多人了，怎么能说我只能交往150人呢？”这其实不能推翻“邓巴数”。因为你加的人，大部分都是偶尔说几句话而已，谈不上是稳定的人际关系。微信等现代科技手段，的确可以大幅度降低人们的交流成本，但是稳定的人际关系数量主要受限于人的智力水平，而不是交流手段的效率。根据“邓巴数”理论，可以知道，行政体系中的个人能够深度影响到的人是十分有限的，但需要他们处理的事情却又很多，多数人还要把大量精力用于处理内部关系，以免影响到自己的升迁。因此，行政体系的本能反应是尽量避免事情扩大化。所以，尽管李文亮等8名医生早就意识到了新型冠状病毒问题的严重性，并向外部发出了警告，但是有关部门却不希望这个信息扩散。一方面，他们可能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大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如果信息扩散出去引发人们躁动，将大大增加行政体系工作的担子，所以整个体系怀着侥幸心理，对8名医生进行了训诫。万一没事呢，体系不就再次成功地掩盖了问题了吗？和李文亮谈话的医院领导，给李文亮出具训诫书的警察，他们都没有明确意识到各自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但他们的行动合起来，体现的是行政体系把问题封闭在一定范围内的惯性。社会学上还有一个“六度分隔理论”，又称“小世界理论”，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60年代提出的。这个理论说，在一个国家内，人们想要跟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联系上，只要通过5个人就能做到。也就是说，第六次你就可以找到他了。美国曾经有电视台做实验来验证这个理论，结果证实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根据“邓巴数”理论和“六度分隔理论”，如果超级城市能够允许民间自助组织发育，那将大大改善超级城市的管理能力。因为民间自助组织每增加一个人，都会大幅度地增加他们能够深度影响到的人数，这个增幅是行政体系增员所不能比的。在超级城市现有的基层组织中，居委会其实还是行政体系的延伸，而业主委员会一般都比较孱弱，很难发挥作用。假如武汉有比较多的民间自助组织，那么，行政体系也就没有必要训诫李文亮等8名医生。因为，民间自助组织看到传染病的信号，可以尽快行动起来，把传染问题尽早控制住、解决掉，那是帮助行政体系减轻负担的。所以，对于行政体系来说，允许民间自助组织填满城市体系的空隙，其实是双赢的。本次防疫物资的分配问题，也能够很好地说明民间自助组织的重要性。如果民间自助组织发达，根据“六度分隔理论”理论，急需防疫物资的医院，可以通过很短的链条，就能和对口的民间自助组织联系上，由民间自助组织直接捐助医院，A→B，简单高效。现实中却是，大部分捐助都要通过指定的慈善组织，尤其是武汉红十字会。即便是指定捐助，也要从红十字会走一下过场。
如此一来，本可以通过无数的A→B来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只能通过A→B→C来解决。红十字会是唯一的B，被捐助的医院从B变成了C。于是，大量防疫物资、捐助信息堆积在B，B完全处理不过来，C只能心急火燎地排队等待物资。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70万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避难。炮火封城，政府基本失灵，民间慈善面对的挑战，难度并不比今天武汉面临的挑战低。幸好当时上海民间组织的发育环境比较好，很快，上海形成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和上海国际救济会三大难民救济体系，庙宇、祠堂、会馆、教堂均纷纷出钱出力，上海并没有出现难民人道灾难，也没有出现城市瘫痪。民间组织救助弱者的效率如此之高，当时没有政府能做到，今天也没有几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做到。
超级城市的安危，牵涉到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危，是个绝大的问题。上面的分析，仅仅是城市体系层面的反思。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
现在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超级城市来说，现代治理就应该是开放式的治理。开放，本来就应该是超级城市的灵魂。开放，包括信息上对公众开放流动，管理上，则对市场开放，对民间开放。尽管负面因素随城市规模扩大而扩大，但高度开放、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体系，可以大幅降低其基数。未来中国的超级城市安危如何，就看超级城市能否树立起开放的灵魂。小师妹说
最近微信又进行了改版，为了让大家更方便地找到功夫财经，没关注加星标的好汉们，大家奔走相告置顶一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