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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业的麻烦,刚刚开始!

熊志 功夫财经 202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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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是高度分工的行业,韩国的损失,影响同样会传导到中国。

汽车产业是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产业链停转,会对经济形成连锁影响。这次疫情深刻地揭示出,有一台私家车是多么便利。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韩国汽车产业,迎来了艰难的时刻。

据报道,因来自中国的“汽车线束电路板”供应中断,加上韩国本土一家一级供应商出现确诊案例而停工,现代汽车韩国多家工厂刚刚全面复工没几天,不得不再次停产。

汽车制造是高度分工的行业,韩国的损失,影响同样会传导到中国。在经济秩序尚未完全恢复的前提下,对国内的汽车产业,无疑是雪上加霜。



韩国是著名的汽车制造大国,前些年产量一度位居全球第四,近几年有所下滑,据韩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产量约为403万辆,排在全球第六位。
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中韩之间围绕汽车产业有很严密的分工,中国有很多零部件供应厂家,同时还是韩国汽车重要的消费市场。所以这次疫情发生后,因为供应链、营销中断,韩国汽车产业的生产节奏受到严重影响。
最典型的是零部件“汽车线束电路板”,韩国几乎九成依赖中国的供货,疫情一度引发包括现代、起亚在内的多家韩国车企本土工厂的集体停工潮。
这还只是疫情在韩国尚未扩散前的影响。事实上,截止3月3日上午,韩国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已经达到4812例,成为中国之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而这些病例中,就有来自当地车企和零部件厂商的人员。比如现代汽车的一级零部件供应商西津产业公司,一名41岁男性员工在家死亡,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直接导致该公司临时停业,现代汽车的蔚山4工厂部分生产线,也不得不于2月24日起停产。
现代汽车在韩国有三大本土工厂,蔚山工厂是最大的一个。如果蔚山工厂生产中断,对现代汽车乃至整个韩国汽车产业,将会是巨大的打击。

之前北京奔驰工厂曾表示,停产一天损失4亿元。而根据业内人士分析,现代汽车停产一天的损失在7亿元人民币左右。对哪个企业来说,这都是一笔吃不消的损失。



比起韩国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受影响程度,无疑要更大。
首先,疫情期间,汽车销售市场几乎处在冰冻状态;其次,全面复工复产之前,整个汽车产业从零部件到整车生产,都无法正常展开,产能大幅下滑。
国内的汽车产量大省有不少,如江苏、广东、湖北、重庆等等,其中作为核心疫区的湖北首当其冲。
仅仅在武汉地区,就聚集了东风系列、神龙、上汽通用、比亚迪等数家车企,而武汉之外的襄阳和十堰,汽车产业同样远近闻名。比如襄阳有神龙、众泰等品牌,十堰则是东风汽车的诞生地。
根据统计年鉴,2018年湖北的汽车产量为241.9万辆,产能占据全国的近10%左右,汽车工业总资产贡献率,占全省工业总资产的15%左右。
湖北尤其武汉,不仅有整车企业,还有相当多的零部件厂商。比如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的博世。它们无法正常复工复产,别说中国,全球的汽车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
汽车产业是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作为大宗消费品,它的上下游分工链条很长,一个整车车企背后,是成百上千个零部件供应商和品牌服务企业。产业链停转,会对经济形成连锁影响。

原本在疫情冲击下,国内汽车产业受困,现在汽车制造大国韩国也未能幸免,这种产业层面的“交叉感染”,影响同样会反向输入回国内。在全球分工的前提下,韩国汽车受困,中国的相关产业同样会雪上加霜。



相较于疫情带来的短期损失,更值得担忧的是,疫情过后,会不会有车企、零部件巨头离开中国?
这当然不是杞人忧天。根据报道,在今年1月,日资汽车零部件企业伟福科技宣布,将其在武汉工厂部分产能转移至菲律宾工厂。
目前多个省份下调了应急响应等级,复工复产率远远没达到100%。无论是整车制造,还是零部件的生产,生产线想全面恢复,还有不小的困难。外资车企以及零部件厂商,因此而调整布局,将生产线从国内转移到其它地区,可能性始终存在。
更关键的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汽车产业爆发式增长,吸引了相当多的国外品牌,正是得益于庞大的增量市场——在消费地就近生产组装,可以有效降低成本。然而,眼下中国的汽车市场,已经有接近到顶的趋势了。
2018年,中国的汽车产量为2781万辆,比上一年下降了4.2%;销量为2808万辆,比上一年下降了2.8%。这是28年来产销量的首次下滑。
产销量下滑背后,市场趋于饱和,它是新能源汽车增长都无法抵消的。受此影响,一些以汽车制造为支柱产业的地区,比如“汽车城”之一的重庆,工业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即便没有疫情,随着增量市场的红利接近尾声,汽车卖不动了,产能出逃是回避不了的事情。而且,汽车产业遭遇的挤压,不仅是消费端,还有生产端,最直接的是用工成本增加。
所以不只是汽车行业,很多中国制造品牌,近两年都开始迎来产业迁移的压力,疫情是否会加速这个进程呢?

腾笼换鸟,不是坏事。在汽车制造等代表行业,中国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必须得面对低端劳动密集型工厂迁出的趋势。但是,产业升级,终归是有代价有阵痛的。



韩国的麻烦,进一步放大了中国汽车产业的难题。双重压力叠加之下,该如何应对呢?
其实在疫情之前,为了提振消费,缓解汽车行业增长到顶的冲击,国内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措施。比如去年8月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就明确提出:

实施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有条件的地方对购置新能源汽车给予积极支持。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信号: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放开汽车限购。
鼓励放开限购的文件下达之后,贵阳宣布废止《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持续8年的购车摇号政策正式取消,成为首个全面取消限购的城市。
贵阳解禁之后,继续推行汽车限购政策,还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海南等不到十个地区。它们虽然没有跟进贵阳,但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放宽。比如广州和深圳都增加了摇号的配额指标,提高中签率。
对这些地区来说,放开汽车限购,产业的利好未必能落到自己头上,相反还得面临交通拥堵和管理层面的难题,因此难免会缺少全面放开的动力。
然而,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下,接下来国家层面鼓励解除限购的态度,会进一步强化。比如在2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的重要讲话中,关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着力稳定居民消费的议题,就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细节:

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

有条件的,就解除限购;没有条件的,也得增加配额。接下来,在消费端,汽车产业的扶持政策,会带来一波比较明显的利好。对提振消费,帮助车企渡过难关,都会有巨大帮助。
换个角度看,这次疫情除了告诉大家,有一套自有而非租住的房产是多么重要外,还深刻地揭示出,有一台私家车是多么便利。在公共交通关闭的突发情况下,它可以起到应急作用。
民众消费认知的变化,自然有利于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毕竟虽然目前的产销量已经下滑,但和欧美国家私家车的千人保有量相比,中国的市场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这将是汽车产业焕发生机的一张重要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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