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大疫后，政府最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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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最近，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一招：发放消费券。然而消费从来不是经济问题的核心。

想真正改善经济，重要的是使企业恢复盈利能力。劳动者赚到钱，其消费能力自然提升，根本无须刺激。

大灾大疫后，免除税赋以休养生息，这是自古以来的常见作法。

消费出问题了？

年初以来，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消费行业带来了沉重打击。

旺季变淡季，从零售、餐饮到旅游、电影这些行业，第一季度亏损已成定局。即使疫情后有报复性消费反弹，这些行业今年的糟糕业绩，大概率难以避免。

消费不振，上游行业也会受牵连。如何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最近，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一招：发放消费券。

用刺激消费提振经济，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其理论依据是“消费乘数”：消费拉动生产，生产再拉生产，环环相扣，经济车轮自然运转起来。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国内很多城市都发放了消费券，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看起来，只要消费能刺激起来，经济自然好转——事情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消费从来不是经济问题的核心。疫情期间，全国人民的消费并没有停止，并且大部分人都是纯消费。线下消费虽说不太方便，网购却基本正常，只要想花钱，没人拦得住。

如果消费能解决经济问题，还有什么可担心？事实恰恰是，所有人还是深感忧虑。真正的问题不是消费，而是生产。生产不尽快恢复正常，消费只能是坐吃山空。

疫情期间，全社会的消费总额确实减少得厉害。出行不便固然是一个因素，更深刻的原因是：很多人的收入，因疫情造成的生产破坏（停工停产）而大幅缩水。收入减少，消费自然削减。消费乏力是生产萎缩的结果。

经济学家主张发放消费券，这种说法过于笼统。钱由谁来出，怎么发放，效果大不相同，可以分三种情况讨论。

发放消费券？政府要肯让利

第一种是政府自掏腰包，请居民消费。这种决策一般由地方性政府做出。

疫情期间，香港和澳门就这样做（香港向每位居民派发1万港币，澳门向每位居民派发3000澳门币），这些钱来自财政盈余，相当于政府分红，帮居民改善生活，确实是很好的事情。

2009年春节前后，当时正处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阴霾期，杭州市区两级政府率先向民众发放消费券。首批消费券总计1亿元，发放对象为低保和困难家庭，退休职工和学生，限定内容为生活必需品、家电、学习文具；第二批6亿元消费券是春节后发放，内容已大大扩展，一般餐饮娱乐、社会服务和商贸服务都可以使用。

杭州消费券具有浓厚的扶贫助学色彩，并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发放，当时一经发出，就广受好评。相比于发现金，消费券只能用于消费特定种类商品（食物、家电、小商品和教育），因此被认为是扶弱济贫的“穷人福利券”——当时很多人将它和美国“食物券”相提并论。

美国食物券是系统的底层福利计划，杭州消费券只是临时措施，当时主要目的还是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杭州政府部门有测算，第一期消费券拉动效应为2.06倍（指每1元消费券拉动2.06元个人消费），家电产品则为5.4倍。

不过，这些数据也隐藏着一些假象：“刺激”起来的消费，有多少是对未来的透支呢？一个人原本夏天打算买空调，因为消费券，冬天提前购买。可想见，当年夏天空调销售额必定下跌。这种提前透支的“繁荣”，价值何在呢？这是人们热烈呼吁“刺激消费”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2009年杭州发放消费券，最大的动作在旅游业。第二批消费券的6亿元，2亿元是旅游消费券；第三批1亿元消费券，全是旅游券。

杭州政府甚至主动到外地推介消费券，“副市长带队，到各个重点城市乃至入境游的重点国家开推介会，自己上门去送消费券，把消费券送到消费者手上。”（来源：经济观察报《杭州消费券往事》）。

不说这种操作效果如何，只说杭州政府自掏腰包，给消费者让利，积极帮助本地产业打广告，即便到今天，这种操作水平很多地方政府都跟不上。

消费券不是随便就能发的

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首先财政要有盈余。中国多数城市的财政状况，不能和香港、澳门和杭州相比。财政没有盈余，政府直接发钱，相当于把“请客吃饭”的钱记在债务栏，最终还是由企业和纳税人承担。

这样的“刺激消费”只得一时爽快，经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顾财政状况和长期负担，竭力呼吁“政府发红包”，其实是在鼓吹坐吃山空，败坏财政纪律。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行为。

当然，有些人会主张发放消费券的第三种形式：央行放开货币口子，直接创造“财富”，给居民发钱。听起来不可思议，实际上这种“直升机撒钱”的刺激消费模式，一直萦绕在很多经济学家脑中。

通货膨胀看起来没有成本，代价却是社会性的。消费券涌向纯消费的下游领域（比如零售、娱乐、旅游等行业），少数得到光顾的行业成了幸运儿，其他行业被挤压。

凭空制造出来的消费券，只会带来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行业艰难，不会有真正的改善。

想真正改善经济，重要的是恢复生产，减轻企业负担，使其恢复盈利能力。劳动者回到工作岗位，参与创造财富，为此赚到钱，其消费能力自然提升，根本无须刺激。

当然，消费恢复不是均匀的。一些行业恢复较慢，还有些行业爆发性反弹，这是消费者自发选择的后果。企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调整生产，效率会更高。

减轻企业负担是当务之急

政府应如何减轻企业负担呢？首先，在全面恢复生产的地区，应当解除疫情期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管制。复工复产需要批条子，这种限制要坚决铲除；各类生活和医疗卫生用品的价格管制，应当完全放开。

一些地方担心疫情复燃，大搞形式主义的“复工不复产”，也要制止。防控疫情同时，全社会要以经济生产为中心，这很考验地方政府的能力。

除此之外，帮助企业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措施，是减税免费。

疫情期间，很多人能安心宅在家里，是因为企业在发工资。企业发得起工资，则是因为有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不足的企业，第一时间就倒闭了）。无人上班的日子，企业还在承担各项成本，其中税收是大头。

政府要帮企业共渡时艰，就应当大力减税，或者免除特定行业税收。大灾大疫后，免除税赋以休养生息，这是自古以来的常见作法。

政府应当允许企业免缴员工社保和公积金。疫情造成的伤害，不应由公司单独承担，员工承担一部分，也合情合理。

疫情期间，一些企业老板说，将继续给员工全额发工资，继续缴纳社保和公积金。有员工主动提出减薪工作，也被老板拒绝。这些做法确实鼓舞人心。但请不要忘了，给员工减薪半薪，甚至裁掉部分员工的老板，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

非常时期，想尽办法让企业活下来，是企业家最大的责任。一旦企业撑不下去，员工也是受害者。在疫情期间或疫情后，最大程度地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就是在帮所有人。

有人觉得，给企业减免税费是有助于恢复生产，提振经济，但和普通人关系不大——这当然是直觉式的想当然。

企业不是空洞的组织，它的舒展向好，将使包括员工和消费者在内的所有人受益。如果觉得给企业减免税费不够直接明确，可以减免个人所得税，所有人都能看到收入的增加。

最后，从操作可行性来说，减税免费也比发放消费券简单。

像香港澳门那样全民发放消费券，基数太大，人均数额必定有限；发得多，政府负担不起，发得少，意义也不大。

因此国内城市以往发放消费券，都需要圈定人群，学生、低保、困难家庭，特定优惠群体（医护人员），选出这些人发消费券，需要很多工作量。

消费券不是钞票，政府要选特定商家接收。哪些超市和商品适用，这就涉及商业公平和防止腐败的问题。

相比而言，减免税费就简单得多，税务和相关部门就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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