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观念的崩溃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系列人为宣扬、各国政府推行反生育政策的后果。
真富人或“凡尔赛富人”中不乏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名义反生育，看似情怀满满，底色却是“胡不食肉糜”。每个人都会老去，老人是不会凭空增加的，但孩子确实是会消失的。近日，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官方的表态还是那么含蓄，站位还是那么“公共”。这样“公共”的视角服务于政策制定无可厚非，却很难引起普通人的共鸣。“我生娃就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给社会做贡献？”——大众从来都是慷他人之慨时最无私，比如说让房东牺牲房屋产权、让企业负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真到了要自己埋单时，可不是那么无私的。
经济越发展，生育率越低，已经是全球普遍现象。而普遍现象总是和“普遍规律”混为一谈，成了科学术语包装之下的现代宿命论。很多人都笃信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在中国更有了一连串不生娃的“经济学解释”：房价高导致不生娃、教育费用高导致不生娃、工资低导致不生娃……综合起来看，就是“我过得不如意就不生娃”。或许这是中国社会当下普遍存在的“受害者”情结的表达。情结可以理解，情绪化并不可取。少子化问题还需从根子上厘清。
生育观念的崩溃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系列人为宣扬、各国政府推行反生育政策的后果。“经济越发展生育率越低”解释不了二战之前的世界。欧洲工业革命爆发后，经济水平大大提高，出现了一轮人口大爆炸。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也出现了人口爆炸。至少在二战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呈反比例关系。恰恰相反，人口增长总是在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最为显著。今天陷入严重老龄化的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下滑都是始于二战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从欧洲向东方传播。这并非经济因素引起的，但也绝非巧合，而是反生育意识形态成为各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后果。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代表的反生育国际组织，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的前身是1921年创立的美国限制生育联盟，这是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优生学”推广组织，目的就是更少的‘劣等人’（unfit），更多的‘优等人’（fit）。出于这样的人种净化目的，该组织一度十分活跃，也曾进入过东亚活动。由于优生学和纳粹德国种族屠杀之间的紧密关系，在三十年代后一度沉寂。可是，五十年代左右“优生学”又改头换面，吸纳了诸如女权主义等左翼理论后还魂，成为杂糅了种族主义、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欧陆左翼反家庭反婚育思潮的大杂烩，再次成为显学。这套理论在欧洲老家很快就获得了成功，正在福利化道路上狂奔的欧洲各国政府很快就意识到“理论”的价值——如果政府福利是固定值，那么减少分母肯定是个轻松的选择。而说服欧洲大众更不成问题，充满了颓废和厌世色彩的欧洲早就为自我毁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赢下欧洲后，反生育的“显学”很快进入了联合国的政治目标。1967年秘书长设立人口活动信托基金，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同年联合国人口处也升级为人口署。此时亚洲的人口大国就成了他们的重点活动对象，中国、日本和印度都是重点活动的对象。日本虽然没有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在配合这些“人口机构”消灭本国人口增长方面不遗余力，施行了从社会保险基金中出钱派发避孕工具以及各种避孕药品，废除家庭补贴与孩子抚养补贴等等措施。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反生育政策鼓励了知识分子、文艺界的反生育倾向。日本保存完好的传统家庭观念终于在这个时期开始土崩瓦解，与之伴生的传统生育观也随之崩溃。1975年至今，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再也没有回到过2.0以上——这一时间节点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完全重合，这也是联合国人口机构的杰作。中国的基层强制力度远远大于日本，无需长时间铺垫就实现了抑制人口增长。可以作为中日的参照是印度。印度政府也曾积极推进计划生育，粗暴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当街拉育龄男女强制节育。但是，印度的政府力量很有限，不仅缺少强制能力，而且也缺乏宣传手段。而且，传统宗教反制了现代精英集团。诸多因素造成反生育政策难以为继，在民众抵制下无疾而终。由此可见，反生育政策是国际反生育组织成功推销给各国政府，执行的力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推进能力。如果一定要和经济发展挂钩的话，也只能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的干预和管制社会的能力就越强。强势政府成功推行了反生育政策，终于在两到三代人后呈现出灾难性的后果。然而，长期反生育政策造成的后果至今未被充分认识，甚至被“因果倒置”，最典型的莫过于育儿成本高。
育儿成本高是长期反生育政策的后果
“房价高导致不生娃”、“工资低导致不生娃”都是经不起推敲，人家非洲大陆的水深火热，还能生生不息，这边怎么好意思说？生育率低下的“经济决定论”中，唯有育儿成本高确实抑制了很多家庭的养娃欲望。然而追根溯源，育儿成本的急剧增加恰恰是少子化的后果。日本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多孩家庭为主的五十年代，家庭教育支出不到收入的四分之一。可是，在八十年代后少子化的一孩、二孩时代，家庭教育支出上升到40%以上，2012年已经突破50%。也就是说，孩子养少了，反而极大地增加了养育负担——最主要的是长期的教育投入。这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难以理解，可以从家庭人力投资策略和教育产业运行的角度去解释：传统家庭的生育策略和人力资源投资的理念很接近。一种是少生优育，这往往是富裕家庭的生育策略。东西方的封建贵族都是少生优育为主。富裕的条件让这些富贵之家的婴儿死亡率较低，对生育数量的追求低于较低社会阶层。同时，社会地位和声誉要求其付出较高的抚养和教育成本，还要考虑到遗产分配的因素，有控制数量的必要。因此，近代以来东西方上层富裕家庭均以三名男性子嗣为理想状态，并不追求极限的生育数量。在生育男性子嗣的过程中，女性后裔诞生也是受到欢迎的，这有助于家族联姻关系的扩展。家庭会给予这些男性子嗣经济条件允许之下的良好教育，女性待遇会差一些。总体上都属于优育范围。而在中等以下的家庭，生育频率和生育数量反而会更高。作为婴儿死亡率更高的补偿因素之外，这些家庭采取了多生择优的人力资本投资策略。这类家庭中，资质一般的子嗣作为支撑家庭经济的劳动力早早工作，教育投入很有限。集中资源投入只会用于天赋优秀的子嗣上，以期实现家庭地位、经济水平的跃迁。因此，这些家庭是根据经济条件决定生娃的数量，再从中择优培育。这种贫富家庭的不同生育策略，保证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倾向少生的富裕家庭总是人口中的少数。同时，也提供了阶层流动的空间。因为，少生优育是高风险高成本的策略，一代子嗣的数量不足或资质不佳就会失去优势，反之多生择优的策略则是低风险低成本的策略。长时间段看，最终总是多生择优者获得成功。极有传奇色彩的维利尔斯家族就是如此，崛起时不过是大佃农家庭，五个儿子不仅有充分的劳动力支撑了殷实的家道。其中最帅的乔治·维利尔斯还成为宫廷侍从——帅也是一种天赋，他不仅走上了官宦之途，最终到达了白金汉公爵的高位。但是，帅得欧洲知名、多才多艺的第二代公爵却没有子嗣，两代而绝。这一家起于微贱，成于多生择优，亡于少生优育，很自然也很合理。本来贫富家庭各有自然合理的生育策略，却因反生育政策而强行改变。普遍少子化的生育态势下，所有家庭都不得不选择优育的高风险高投入路线。这加剧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激烈的竞争又不断推高教育成本。强烈的教育焦虑成为少子化社会的普遍心态，即便孩子的天份不足，也要倾尽全力地投入。这种极不明智的非理性行为又在亲情的场域中高度升华，难以纠正。但是，优质教育资源并不会因为资源投入的增加而增加，这是教育产业的特殊性所致。教育产业最核心的“原料”是人，生源永远是教育机构质量的最大决定因素。而天分优异的生源是以概率比例出现，少子化导致的受教育人口数量大幅降低，优质生源数量下降，这决定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天花板降低。与此同时，社会和家庭对优质教育的极致追求，又让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受到普遍轻视。跌落其中的竞争者失去了和第一梯队竞争的第二次机会，更加深了所有家庭的教育焦虑和竞争意识。这是一个螺旋下沉的死亡循环。在少子化严重的日本和台湾地区，教育怪圈已经充分显示。超过100%的高校录取率并不能缓解教育竞争，单纯导致学历文凭含金量降低。生源不足的普通高校教育质量下降，少数名门高校的门槛又被抬到极高。家庭教育支出节节攀升，回报几率越来越渺茫，更进一步降低了生育欲望。因此，“先富后生”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低生育率首先伤害的是穷人，要跳出在起跑线上竞争的思维，越穷越生才是脱贫之道。
富裕家庭的生育策略无需太多关注，马斯克生六娃当然好，他要是不生其实也没什么。即便没有马斯克那么富，一般富裕家庭的生育也无关痛痒。于社会而言，富裕人群占比不高，生育率贡献本来就有限。这些有钱人占有的公私资源都很丰富，即便没有子嗣、养老金，也没有养老之虞。就算他们不重视家庭和事业的传承放弃生育，别人也无需操心。
但是，这些真富人或“凡尔赛富人”中不乏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名义反生育，看似情怀满满，底色却是“胡不食肉糜”。这些人最常挂在嘴边的是“要生就要给孩子最好的”，这是把自身阶层的少生优育观念强加于底层。富裕者不会考虑底层人民难以承受养老风险，更不会考虑增加这些家庭提升阶层的途径只有一条：家庭成员的经济贡献逐步积累，再加高生育提升“喜得贵子”的概率——这是底层人民赢得优质教育资源的现实途径，但这也需要家庭的经济支持。上世纪大学生群体中，兄弟姐妹一起供养一个名校大学生的事例比比皆是。如果没有多子女共同完成的家庭经济积累，单靠贫困父母会更多失去求学机会的贫困学生。成功的固然只有一个，但是兄弟姐妹乃至他们的后代也会获得红利，“好叔叔”固然不比“富爸爸”有用，但比孤身闯天涯要好上不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也是如此，义乌、潮汕、温州甚至莆田都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富裕地区，却保存着很好的传统家族模式和生育观。这些地区走出来的成功商人无不以家庭经济和家庭成员扶持为起步。相反的例子是东北，反生育政策最严的东北也是社会原子化最严重的地区，原子化的个体和小家庭一盘散沙，只能高度依附体制，体制一旦塌陷，则普遍陷入贫穷，再无翻身的机会。穷人确实不能给孩子“最好的”，但是可以生出“最好的”。即便没有生出“最好的”，只要是“合格的”，只要不去跟风盲目“优育”，那就是家庭经济的动力。一个勤劳的快递员可比二本毕业家里蹲要强得多，也没有多少培养成本。不要被985、211的光环迷惑，在虚荣心的竞争上，要勇于承认已经“输”了。让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忍受虎妈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折磨，去追求百里挑一的机会好吧。真正的机会却在劳动力紧缺的前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那样的环境里文凭学历会比劳动能力、技能更值钱。
曾经有很多笃信“人口出生率不会回升”者被日本的数据打脸。诚然，日本的生育率达到1.46，还没有回到健康水平，但是比起2005年的1.26已经回升了不少。而且，还在呈现小幅回升的态势。日本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意识到少子化的危险，不懈的努力正在显示出效果。但是，大量投入包括去年9月20日宣布实施的“结婚新生活支援最高6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3.9万元） ”是不是都有效，是需要认真检视的。首先，不要高估经济补助的意义。“结婚新生活支援”之类的政策出台了很多，罕有鼓励生育的正面效果。谁会为这点钱就改变人生重大决策呢？这种撒钱刺激更像是经济刺激的放水渠道，而不是生育政策的实质作用。如果不改变反生育、反家庭的社会舆论环境，经济鼓励和扶持杯水车薪。欧盟在经济扶持方面的用力也很大，但是效果甚微。问题就是不肯抛弃“政治正确”的面子。日本政府挽救生育率最成功的政策正是在这方面十分用力。教育体系、主流媒体乃至娱乐行业都是政府纠偏的对象。婚育观念的正面引导甚至已经成为进入幼教教材，曾经流行一时的反婚育、解构家庭的言论、作品减少了很多。这在日本的体制下是很不容易的。反婚育、反家庭的观念才是重建生育率最大的威胁，这些东西的广为传播和被接受是当初政府推行政策的人为干预结果，如今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以干预纠正干预，即便是引发争议也不能退缩。同样的道理，维护家庭伦理观也是政府的责任，在教育和立法上要充分保障。在此前提下，再配合鼓励生育的倾斜政策才会有效。而倾斜政策也要符合国情和国民心态，比如备受重视的优质教育资源理应向多子女家庭倾斜，其他如户籍管理、税收减免都应该大胆尝试。政策效果要到位，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想象力和洞察力。当然，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肯定是个大转弯，只是开放二胎的消极应对，显然是不够的。是三娃四娃一步步来，还是一步到位，甚至彻底纠偏，考验的是勇气。而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边。中国在2027年就会进入老龄社会，到2047年则将进入超老龄社会。2047年，被延迟退休的八零后能真的能退吗？其实，哪来什么老龄化？只有少子化。每个人都会老去，老人是不会凭空增加的，但孩子确实是会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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