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夫冈‧埃梅里希：《策兰传》导言｜「1942年1月20日」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
《策兰传》导言
文｜沃夫冈‧埃梅里希
翻译｜梁晶晶
“……以纪念他的资讯码[1]”
时间与空间——属于诗的与属于诗人的
今天，保罗‧策兰已被视为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他的《死亡赋格》是一首——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首——世纪之诗，有时，甚至有人将它和毕卡索（PabloPicasso，1881－1973）的划时代钜作“格尔尼卡”（Guernica）相提并论。1988年，当人们在联邦德国议院悼念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悼念那场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时，犹太女演员、导演伊达‧埃雷（IdaEhre）就朗诵了这首诗。[2]
许多优秀的文集版本都希望为大众真实展现策兰的全部作品，1997年后，读者还能看到一套收入诗人大量遗作的作品集。各种解读策兰的研究文字数目可观，不容小觑。1978年开始出版的《策兰年鉴》[3]则完全将这位作家的作品作为中心主题。策兰的一些书信被集结成书，大批有关他的回忆性文字也被整理出版，它们叙事准确、情感至诚，让读者和研究者在阅读时具备了多种了解和深化的可能。
同时，这位作家的许多诗作却又是如此令人迷惑，让人觉得难以参悟，甚或完全无法理解，于是常有人感叹地将此归因于策兰不详之生平。从某种程度上说，保罗‧策兰是一个隐秘的人——借用他自己的表述方式，他不是一个“内心生活公有化的朋友”。策兰在同一次交谈中如是说道：
我处在与我的读者相异的时空层面上；他们只能远远地解读我，他们无法将我把握，他们握住的只是我们之间的栅栏。[4]
而这是否能够解释他的诗歌为何如此难于理解，如此地给人谜一般的印象？这种艰涩在策兰的晚期作品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些晚期的诗作，也更让读者隐约感到它们的创作来源都是基于一段重大的经历，基于写作者本身的困扰迷惘。策兰为何只愿被“远远地”解读？他为何要在自己和读者间设下栅栏——一道“语言栅栏”（他的一部诗集即以此为题）？他是否不仅是隐秘的，同时也是精英式的？他是不是继马拉美[5]和斯特凡‧格奥尔格[6]之后，又一位纯粹的形式主义艺术家？
大概再也没有什么说法比这更荒谬了。面对如此“诋毁”，策兰也表示出最强烈的抗议。事实是全然相反的：在任何时代、任何语言的写作者中，再也无法找出第二个人能像策兰一样，让曾经的经历和笔下的文字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这些他个人生命曾有的经历，又绝不只单属其个体。策兰个人的生平历史和诗作中充满的，是二十世纪创伤的历史，这段恐怖历史在对欧洲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中达到高峰；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的人，无力、也无权阅读他的文字。
对此，在策兰接受格奥尔格‧毕希纳文学奖[7]之演讲辞——他最重要的非诗体文字——之中已有阐明。名为《子午线》（DerMeridian）的这篇讲演辞，完全可被视为策兰有关时代诗歌写作的诗学表述，“时代性”是讨论的重点所在。然而在当时，1960年10月22日的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策兰作此讲演时，听众丝毫无法意识到策兰自觉担当“书写时代诗歌”的使命感有多么强烈，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诗人的讲话是怎样地激进而满怀信仰；他们的历史知识面太狭窄，他们的思想准备太欠缺，他们的时代意识还未形成，而在那时的时代意识中当然也有一些可怖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说，策兰当时也曾这样表述道：
每首诗都应将它的“1月20日”载入其间，我们在此以最明确的方式尝试着时刻不忘这些资讯码——也许今日之诗的新特点便在于此？然而，我们每个人不都是从这些资讯码出发进行写作交流？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归于哪些资讯码？（III，196）
听到策兰有关“1月20日”的暗示，很多听众大概都知道，他希望借此让人想到毕希纳小说《伦茨》（Lenz）的开头[8]。然而与此相关，而且与此具有特别关联的另一个“1月20日”——1942年的1月20日，却大抵不会有人觉察。1942年的这一天，纳粹召开对集体屠杀犹太人行为做出周密战略规划的万湖会议[9]，由此缘故，「1942年1月20日」成为一个饱含政治色彩的资讯码。不言明其间所隐含的内容，是典型的策兰式做法，也是诗歌中的那个策兰的风格；他听凭听众或读者以兴趣作出抉择，再决定他们是否认真对待他的言说，是否能解开（按照他的说法：是否“想解开”）他设下的谜。
此外，我们再顺便提及，策兰由此资讯码还引申出了哪些出人意料的联想——如果没有特别的提示，一般读者恐怕很难有所领悟。有说法认为，策兰在另一个1月20日（1948年1月20日）和英格柏格‧巴赫曼（IngeborgBachmann）[10]结识于维也纳。两人之间萌生了持续半年的真挚爱情，并在后来的日子里长期保持着一种“相当艰难而遥远的”友谊[11]。也有人猜测，诗人也许是想到了让‧保罗（JeanPaul）[12]小说《提坦》（Titan）中的章节，一个以“1月20日”为题的章节，向我们描绘了一种特定的“叙事游戏”（Erzählungsspiel）。[13]
讲演辞《子午线》多次言及独特的个人资讯码和集体资讯码（即：在当代历史和现实中的经历），在真正“今日之诗”[14]上所打下的烙印。按照他在另一处的说法：
[……]也许，只有在那些未忘却自己言说于自身此在的倾角、只有在言说于造物倾角的诗歌中，才能找到诗的这种“仍旧-还”（Immer-noch）。（III，197）
而在这段文字前几行，慎思后的策兰特别强调说明他的创作重音何在：
它既不可能是历史的沉音符，又不可能是永恒的 [……]？长音符：我将它设为——别无选择地将它设为——尖音符。[15]（III，190）
1960年的《子午线》演讲中，策兰的整个话题都围绕着当今文学创作的时空定位。对于所有那些写于大屠杀之后、不愿脱离时代、不愿丧失责任感的文学而言，“1942年1月20日”这个以隐晦形式出现在文中的资讯码，可被视为一种信号[16]。与其他在大屠杀中因幸运或意外得以倖存、离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样，策兰也蜷身生存在特别的“存在倾角”之下；即使未被夺去性命，他依旧难以从这样的存在状态中离脱。1942到1943年的那个冬天，策兰先后得知父母在集中营里身亡，从此永远无法克服的创伤经历便写入了他的全部生命，写入他的诗作中。在这个伤痛的经历里，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相互纠缠，组成策兰生命中永恒的尖音符：从未减退的哀悼，尤其是对挚爱母亲的哀悼；无尽负罪感的自责——为什么偏偏是他活了下来；以及与世界上一切犹太人、一切业已亡去的及尚存于世的犹太人的一体感受——这感觉有时是切身的体验，在更多的时候则是文学想像。
三十多年来，伤痛的时空体验无法隐去，没有终结；然而，这些体验是如何见诸于策兰的诗作？在诗歌文本中，对这些旧日经历的记录（Einschreibung）与转写（Umschrift）如何得以实现？我们常听说，诗歌文本与传记性的真实经历相去甚远，如若果真如此，我们是否应将策兰的诗歌与生平区分对待，仅将前者作为“纯粹的艺术作品”予以阅读？反言之，策兰本身已将所经历事件的陌生化推至了相当程度，他的大多数诗歌也未进一步透露出任何能让人产生联想的生平印迹；是不是正因为此，对于策兰生平的兴趣就不具合法性，这样的作法就有违”阅读的伦理”[17]呢？
在策兰的有生之年，公众都惯于将他的诗歌指为密闭的（hermetisch）或隐秘的（kryptisch）；也就是：读不懂。于是到今天，要读懂它们似乎已成为强人所难。类似的现象在他1963年的诗集《语言栅栏》（Sprachgitter）出版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这样的偏见，策兰的反应显得颇为激动，有时甚至会怒不可遏。一次，他曾对作家朋友阿尔诺‧赖因弗兰克[18]这样说道：
大家都说，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19]是用密码书写的。请您相信我，此中的每一个字都和现实直接相关。可是，他们没有读懂。[20]
1961年，伊斯拉埃尔‧沙尔芬（IsraelChalfen，为策兰青少年时代作传的作家）[21]曾请策兰帮他解读那些难懂的诗歌，策兰对此的回答仅仅是：“读吧！不断地去读！意义自会显现。[22]”
不过，无论如何，作者的忠告还是值得听从，至今——从头到尾”通读”过策兰诗歌的应该尚无一人[23]。如果读者想使初读诗歌时所感受到的魅力变得恒久，而不使其沦为一次令人失望的”相遇”（这是策兰用来描述诗歌和读者间关系的关键字），那么，他就必须了解诗歌中的资讯码。
策兰相当频繁地（特别是在之前被援引的《子午线》一文的片断中）用到“资讯码”这个能够带给读者强烈时代气息的表达方式，而且是在相当广义的层面上。“资讯码”按字面解意为：业已存在之物（dasGegebene），可能有着多重含义；它是日历上的时间说明，在策兰的理解中也是一切可能的事实与资讯，历史、政治、文学、语言或个人经历中的所有事件与资讯。曾经在作家生命和思想中的某一刻，它们显得那样至关重要，而这也正是它们的共通之处。于是，一些重要的资讯码出现，首先是前文提到的（1942年）1月20日，从诗人的个人角度来看，它是母亲的忌日（具体时间不详）。此外，还有那个从犹太历史发端，经由死亡集中营，一直延伸到以色列的重要资讯码综合体：犹太性（Judentum）；策兰由此中来，也将自己归于此间。不过，诗人从未将此直接转变为诗歌中的文字，他从来没有如彼得‧魏斯[24]那样，以《我之乡》（MeineOrtschaft）[25]为题撰写文章；不同于魏斯在文中明确提及“奥许维兹[26]（Auschwitz）”，并通过直接的生平经历建立自己与此地的归属关系，“奥许维兹”这一关键词从未直接出现于策兰的诗歌里。
策兰诗歌还有其它一些历史、政治上的资讯码，如：西班牙内战、1934年的维也纳工人起义、1945年8月的广岛原子弹、越南战争、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所有这些资讯码都和这地球上的被贬抑和被侮辱者有关——这是“与被迫害者结成晚到的、不／沉默的、耀目的联盟”。（II，25）
不过，策兰诗中也有一些令人颇感意外的资讯码，例如不常见的植物名或是矿工间的行话，地质学和天文学中的专业术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27]、以及拉丁语词汇，还有取自中古高地德语的说法、以及一些极口语的时下俚语。此外，还有一些意味深长的资讯码，它们源于犹太教，特别是哈西德派[28]的宗教史（对于今天想“相遇”这些诗歌的读者而言，不懂这些历史，便会感到特别的障碍），它们个别的重要性，在策兰诗歌的不同阶段则表现得有所差异。
有时，也会出现常见于现代文学的互文现象。这是一场多少有些公开性的对话，对话者的一方是现代文本，而另一方则是特定的文学传统体系或者其间的某个文本，这样的做法在策兰诗作中也一向占有重要位置。当然，作家无意借此类互文性的文字彰显自己的博学（非凡的博学之于策兰是不言而喻的），与其它许多地方一样，对此，策兰也抱有和英格柏格‧巴赫曼一致的看法；于他而言，引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引语，它们更是“生活”[29]。就这点而言，这些“引语”可以在同一首诗，同一诗行的相邻之处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资讯码”相遇，甚至是与最私人化的资讯码相遇。策兰的诗歌以直接的——或更多时候以非直接的方式——提到一些人，他们和作家个人甚为亲近，都是他所深爱着的人，尤其是策兰的母亲，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艾瑞克（Eric）。一些旁侧的友人有时也会进入诗歌中，如年轻时代的朋友埃里希‧艾因霍恩（ErichEinhorn），情人英格柏格‧巴赫曼，诗人朋友、命运的同路人奈莉‧萨克斯[30]，以及许多其他人。在策兰看来，这样的做法顺理成章，因为他的诗歌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独白，与此相反，它们总希望能够触及到某个特定的、或者未进一步言明的“你”。在进入诗人虚拟对话的重要人物中，有好几个都是亡者：首先是他的母亲，父亲也出现了几次，还有出世不久旋即夭折的儿子弗朗索瓦（François），当然也有一些在存在上和他走得很近的诗人和思想家，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31]、玛丽娜‧茨维塔耶娃[32]、弗兰茨‧卡夫卡（FranzKafka）、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弗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Hölderlin）、林布兰（Rembrandt）、或梵谷（Vincent vanGogh）。他们的命运与他们的作品也是一种“业已存在之物”；一种已逝的业已存在，一种进入诗歌文本中那越来越密集的资讯码之网的业已存在。
用一个例子也许能够大略描绘出这个策兰诗歌复杂的构成过程。1967年出版的诗集《呼吸间歇》（Atemwende）中收录了下面这首诗：
COAGULA
还有你的
伤，罗莎。
你的罗马尼亚野牛的
犄角的光
替代了那星星于
沙床之上，在
兀自言说的，红色
灰烬般强悍的枪托中。（II，83）
如果有一个不熟悉策兰诗歌的读者想尝试理解这首诗，他大概会觉得完全不知所措。翻翻外来语词典，就能知道“Coagulum”的意思是（血液）凝块，是一些渗出的东西；看到“罗莎”一词，也许会联想到罗莎‧卢森堡[33]，那位在1919年1月15-16日夜里被杀害的“红色罗莎”（还有你的／伤，罗莎。）由这里开始，读者便踏上了一条能够不断深入的路。也许，“红色／灰烬般强悍的枪托”还会令人想起罗莎‧卢森堡（以及卡尔‧李普克内西）[34]遭谋杀前所受到的虐待。倘若继续挖掘下去，那么我们将会在作品的历史校勘版中看到，在写就于1962年11月的一个早期版本里，确实出现了“罗莎‧卢森堡”的全名[35]。
我们还能充分证明，策兰在1967年12月的柏林之行期间曾去过护城河（Landwehrkanal），而罗莎‧卢森堡死后正被弃尸于此。翻开卢森堡的狱中通信，便可看到一段感人的文字：1918年12月中旬，这位被监禁者从布列斯劳（Breslau）狱中写信给苏菲‧李普克内西（SophieLiebknecht）[36]，向她描述了自己先前在院中看到“战利品，……罗马尼亚”公牛时的情形；它们遭到士兵的虐待，鲜血从一头幼兽“新鲜的伤口”中流淌而出，这野兽正（望向）前方，乌黑的面庞和温柔乌黑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个哭泣的孩子……我站在它的面前，那野兽看着我。泪水从我眼中淌下——这是它的眼泪。震惊中，我因着这平静的痛而抽搐，哀悼最亲密兄弟的伤痛的抽搐也莫过于此。美丽、自由、肥美、葱郁的罗马尼亚草原已经失落，它们是那么遥远，那么难以企及。[37]
也许，阅读层面较广的读者还会想到卡夫卡小说《乡村医生》（EinLandarzt）中的那个女仆。这个成为残忍仆从牺牲品的姑娘也叫罗莎，而且这个故事是有关于一个青年人的血红的“伤口”。人们也很容易联想到策兰在1947年以前一直持有的罗马尼亚国籍，也许正是因为身世之故，“罗马尼亚的野牛”才进入了这首诗。此外，看过沙尔芬的青年策兰传记的读者也许还会记得，1945年后，策兰在布加勒斯特（Bukarest）[38]曾和一位名叫罗莎‧莱博维奇（RosaLeibovici）的姑娘关系甚密[39]。有关该诗的最明确的说法，出现在策兰写给他布加勒斯特时代挚友彼得‧所罗门（PetreSolomon）的一封信里，信件早在1970年就已被公诸于世，策兰写道：
在诗集《呼吸间歇》（Atemwende）第七十九页上，罗莎‧卢森堡透过监狱栏杆所看到的罗马尼亚水牛和卡夫卡《乡村医生》中的三个辞汇聚到一起，和罗莎这个名字汇聚到一起。我要让其凝结，我要尝试着让其凝结。[40]
就这样，历史上的，文学中的，自身经历过的来源各异之“资讯码”，被一一查找出来，成为了Anamnese[41]；在此应从Anamnese一词的双重意义加以理解，它既是灵魂（Seele）对其天赋理性（Idee，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的回想，也是患者自述的既往病史（这一医学术语后来也成为了心理学和政治学用语）。在“伤”这个符号（Zeichen）中，许多互不相干的地点、时间、和人物被结为一体[42]，在想像中被融合，继而被“凝结”成诗的文本质地（Textur）。卡夫卡笔下被虐待的女仆罗莎，犹太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和来自策兰故土罗马尼亚的被虐动物，他曾为之哭泣，像哀悼人类兄弟一样为之哭泣；也许还有布加勒斯特的情人罗莎‧莱博维奇。一道想像中的线将一切聚合起来，这是一条牺牲者的子午线，它们正是诗的祭奠所在。两种“Coagula”——真实的血凝块和文字的凝结——是同一物的两面。
策兰作品，特别是他的晚期作品就是这样进行着双重的记录；一方面，他常在一定的语境中记录下确实的生平经历，文字却又超出了单纯传记式记载，而另有一番别的样子，曾经的经历被改写为谜样的、只能被“远远”解读的文字。事实上，读者常会觉得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维度，即使许多写入和织入文本结构中的东西已被“破解”，情形还是如此。读者总是一再面临这个悖论：人总是将自己显露，同时却又将自己隐藏。同处于悖论中的还有策兰的创作过程；他在诗歌的初稿中附注日期，但却又于付梓时将写作时间隐去，他在1960年受到公开的剽窃指控后，便更是一直遵循这样的作法不悖。
和1960年代的诗作相比，他早期（直至1950年代）的作品显得好懂得多。在这些诗作中虽然出现了许多极人为化的图象语言，但还能读懂。在这一阶段，有关记录和改写的写作方式，对他来说还只是个朦胧的想法。我们将在书中的一章中具体说明，1950年代末，保罗‧策兰为何转向这一写作方式，在这里，只先为这一观点勾勒出大致的轮廓。观念的最终形成最迟应在1960至1961年间，在那场对他伤害至深的剽窃指控中。之后，他就再也不曾将它放弃。
在策兰看来，斯时斯世，欲要再以一种单纯直接的方式使用德语，已绝无可能；这是他亲爱的母语，同时却又是杀母凶手的语言。在战后第十二与第十五年的经历[43]已告诉他，尽管再三要求，对纳粹过往的“清结”[44]依然无从谈起。于是，他和他诗歌的非犹太人德语读者——他们曾经是、并且从来就是他最主要的读者群——之间，被一道深壑隔离；既然如此，这沟壑也应在语言上有所标示，对此，每首诗都有新的形式，但它们主要被表现为一种障碍，阻拦人们进行照单全收的习惯性直接理解，那样单纯的直接解读，最终甚至会令读者（他们通常是完全善意的）产生幻觉，以为一旦读懂作品，便与牺牲者达成了和解，便和他们同了呼吸。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种不屈不挠的坚持。作为策兰诗歌的读者，只有尊重诗作的陌生性，才有权阅读它们。策兰用以显示“疏离’的方法十分多面且富于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我们之前描述的方式——在语义层面，将各种不相同的资讯码加以浓缩融汇。和这些资讯码一同进入诗歌的，还有语言素材的陌生化过程。策兰曾经亲见这些语言素材，和人一样被卷入纳粹统治的杀戮磨坊；对他而言，以诗的方式来处理语言，已成为一种乌托邦，在这乌托邦里，各种臆断式的直接交流被摒弃，进而异化作非人类的发音，如咿呀、马嘶、鸡鸣、鸦啼。诗人在献给卡夫卡之诗《法兰克福，九月》中写道：“喉间爆破音／在吟唱”（II，114）。
最杰出的体验诗和即兴诗[45]诗人歌德曾有论断：“诗的内容即是自我生活的内容。”[46]听来也许出人意料，但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没有什么其它的说法，更适于用作策兰的注脚。1962年，策兰在给切尔诺维茨老友埃里希‧艾因霍恩的信中写道：“我从未写过一行与我之存在无关的文字，我是一个——你也看到了——现实主义者，我自己方式的现实主义者。”[47]只是，“自我生活的内容”在距歌德两百多年之后，产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降临于人类，特别是欧洲犹太人身上的遭遇，给人带来了怎样的创伤，具有怎样的毁灭意义！
策兰希望诗歌在阅读中被当作完全现实的、立于时代之中的文字，而非“écriturepure”[48]。若按照作者自己设定的意义，阅读文本就不可能对诗的原创者，对保罗‧策兰这一真实主体视而不见（虽然在许多诗作中，真实主体将自己弥散于各色叙事主体之间）；他甚至特别要求人们要尊重他的生命经历，那令人精神狂乱而激愤的生命历史。所以，为策兰作传是可能的，也是有据的。因为篇幅关系，绪言无法尽述策兰的一生，然而在一切必要之处，在一切依据以上思维方式看来的必要之处，他的一生留下了生的痕迹，并时时使我们看见那由个人和超越个人之物罗织而成的存在本质。至此，我们不由得忆起录于《时间农庄》（Zeitgehöft）中的一首诗，这是诗人的晚期作品。诗歌开头这样写道：
你横亘出来
于你之上，
超越于你之上
横亘着你的命运（III，73）
注释：
[1]资讯码（Daten）：策兰在阐发其文学观念时用到的一个重要概念。Daten是Datum的复数形式，在德语中既可指“日期”，又有“资料”的意思。策兰借此词代指一切对作家的存在与其作品而言至关重要的日期、事件和资讯，在此权且译为“资讯码”。具体解释见导言后正文。
[2]1988年11月10日，联邦德国议院举办了“水晶之夜”50周年的纪念仪式。伊达‧埃雷在纪念仪式上朗诵了保罗‧策兰的诗《死亡赋格》后，议长菲利浦‧延宁格（PhilippJenninger）发表了相关的纪念讲话。发言中，延宁格尝试从当时德国民众的视角出发探讨问题，但其间大量语焉不详的引语，使整篇文章有赞颂希特勒统治与贬斥犹太人之嫌，讲话刚开始几分钟便被听众的嘘声打断。整个演讲期间，数十位议员愤然离席，伊达‧埃雷泪流满面；在德国和世界各地，这件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丑闻，当事人延宁格在事发24小时后辞去了议长的职务。
[3] 《策兰年鉴》（Celan Jahrebuch）：德国海德堡C. WinterUniversitätsverlag出版社从1987年开始出版的策兰研究年刊。
[4] Huppert （1988），319页
[5] 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代表诗人和理论家，现代主义诗学理论主要奠基人之一。其诗追求语言的优美及句法上的多变性和音乐性，诗作常有多重象征含义，晦涩难懂。
[6] 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AntonGeorge，1868－1933）：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象征主义的宣导者、诗人，抱持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讲究格律辞藻和形式。
[7] 毕希纳文学奖（Georg-Büchner-Preis）：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以19世纪德国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Büchner，1813－1837）命名，每年颁发一次，获奖者皆为德语作家；而一旦入选，即意味此作家已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
[8]毕希纳未完成的小说《伦茨》，以德国狂飙运动时期（Sturm und Drang）诗人伦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Lenz，1751－1792）的身世为主题，小说开头首句为：“1月20日，伦茨在丛山间走过。”
[9]1942年1月20日，纳粹党人在柏林西南部万湖（Wannsee）的一个别墅里举行了万湖会议（Wannsee konferenz）。会上提出了“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这个会议明确了对犹太人的系统性大屠杀，被认为是第一个有关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会议。会议所有的纪录都被盟军发现并成为纽伦堡法庭上的证据。
[10] 英格柏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1926-1973）：奥地利女诗人、作家，“四七社”（Group47，二战后德国的一个重要文学团体）成员。1948年与策兰相识后，二人产生了一段对双方而言都至关重要的恋情。这段恋情虽然未能持久，但无论是在感情还是在诗学理念上，他们对对方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策兰去世以后。
[11] 参见：《子午线》、《我听见，斧子已开花》（Ich höre, die Axt hatgeblüht）（II，342页）及Lütz（1996）。
[12]让‧保罗（Jean Paul，1763-1825）：本名约翰‧保罗‧弗德里希‧里希特（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作家。其作品主要为长篇小说。在他之后，长篇小说成为德语文学家所偏爱的文学创作形式。
[13] Jean Paul：Werke 3. München 1961，875页。
[14]策兰语。正如下文中所提到的，策兰认为当代诗歌所关注的既不应为历史，也不应为美学方面的永恒之物，而应为当下这个时代，所以在此有“今日之诗”一说。
[15]“沉音符”的德语原文为“Gravis”，这是一个源于拉丁语的辞汇，意为“沉重的、严重的”，因为这样的历史渊源，“沉音符”便成为了“历史的沉音符”；“长音符”的德语原文为“Zirkumflex”，令人联想到表示“回圈、围绕”之意的首码“zirkum-”，所以被策兰定义为“永恒的……长音符”；“尖音符（Akut）”和“akut”同音同形，后者意为“紧急的、急迫的”，这样，尖音符就代表了“当下”。
[16] 又参见：《图宾根，一月》（Tübingen, Jänner；I，226页）与《写入一月》（Eingejännert；II，351页）
[17] Sigrid Weigel：Sie sagten sich Helles und Dunkles.—— IngeborgBachmanns literarischer Dialog mit Paul Celan.见：Text + Kritik. Heft6／1995，123页
[18] 阿尔诺‧赖因弗兰克（ArnoReinfrank，1934-2001）：德国作家、出版人、翻译家、海外德语作家笔会秘书长，因政治原因，1955年迁居伦敦。
[19] 即出版于1968年的《诗歌选》（Ausgewählte Gedichte）。
[20] Reinfrank（1971），73页
[21] 该传记名为《保罗‧策兰：一部少年时代的传记》（Paul Celan. Eine Biographie seinerJugend；1979）。书中描写了1948年以前策兰在切尔诺维茨和布加勒斯特的生活。
[22] Chalfen （1979），7页
[23] 这里也可理解为：策兰之所以要求读者对其诗一读再读，是因为策兰认为还没有人好好读过他的诗。
[24] 彼得‧魏斯（PeterWeiss，1916-1982）：画家、导演、小说家、剧作家，1934年随家人流亡至英国、捷克、瑞典等地，去世后被颁予1982年的毕希纳文学奖。
[25] 作为一名经历了二战的犹太人，彼得·魏斯在《我之乡》中将奥许维兹作为自己的发源地。
[26] 作为一名经历了二战的犹太人，彼得·魏斯在《我之乡》中将奥许维兹（大陆译为「奥斯维辛」）作为自己的发源地？。
[27] 意第绪语：通行于中欧和东欧各国犹太人间的一种语言，由中古高地德语、希伯来语、罗曼语和斯拉夫语混合而成。
[28]哈西德派：指西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犹太教派别，希伯来文为Hasid（חסידים），意为“虔诚者”。他们以復兴犹太国为主旨，反对希腊化，支持马加比（TheMaccabees，犹太国家自由解放运动者）领导的战争，而为法利赛人和艾赛尼派的先驱。另外，哈西德派也指18世纪中叶出现于波兰犹太人中的宗教神秘团体。19世纪中叶其教徒已占东欧犹太人的半数。该派反对《塔木德》（Talmud）教义，宣传泛神论，强调通过狂热的祈祷与神结合，认为禁欲苦修违背神意，相信弥赛亚即将来临解救其苦难。
[29] Bachmann：Wir müssen wahre Sätze finden. Gespräche und Interviews.München／Zürich1983，69页。巴赫曼在文中写道：“对我而言，这不是引语。对我而言，没有引语，只有文学中少许一些一直让我激动的地方。对我而言，它们就是生活。我援引这些话，不是因为我喜欢它们，不是因为它们动听，也不是因为它们很重要，而是因为它们真正令我激动。就像生活本身。”
[30] 奈莉‧萨克斯（NellySachs，1891-1970）：德国犹太诗人、作家，1940年逃亡瑞典，后定居于斯德哥尔摩。1966年，她与以色列作家山谬‧约瑟夫‧阿格农（ShmuelYosef Agnon）共获诺贝尔文学奖。
[31]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sipMandelstam，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天才诗人。着有诗集《石头》、《悲伤》和散文集《时代的喧嚣》、《亚美尼亚旅行记》、《第四散文》等。另有大量写于流放地沃罗涅什的诗歌在他逝世多年后出版。1933年，他因写诗讽刺斯大林，次年即遭逮捕和流放。最后，悲惨地死在远东的劳改营。其姓氏之通用拼写法为“Mandelstam”，策兰为了表示此“曼德尔施塔姆”不同于其他“曼德尔施塔姆”，坚持将其拼写为“Mandelstamm”。
[32]玛丽娜‧茨维塔耶娃（MarinaTsvetaeva，1892-1941）：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天才女诗人、小说家、剧作家。1922年移居布拉格，3年后转往巴黎，1939年回到苏联，1941年自杀身亡。
[33]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1871-1919）：德国犹太人，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仅次于李普克内西的左派领袖。
[34]卡尔‧李普克内西（KarlLiebknecht，1871-1919）。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
[35] 历史校勘版7.2，189页。在历史校勘版中可以看到策兰对其诗歌的修改过程。
[36] 卡尔‧李普克内西的第二任妻子。
[37] Luxemburg：Ges. Briefe （= Werke 5）. Berlin 1984，349页及下页
[38] 罗马尼亚首都。
[39] Chalfen，150页
[40] 参见1967年11月23日策兰书信，见：Solomon （1982），30页；Solomon见：Buhr／Reuß（1991），221页及下页，及Sparr （1989），114-117页
[41] 1967年11月23日信。“Anamnese”医学上指“既往病史”，心理学上指“记忆、回忆”。
[42] 参阅：《In eins》（文集 I，270页）
[43] 此处所指应为策兰在1957年“不莱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所遭到的剽窃质疑以及1960年克莱特·戈尔（ClaireGoll）与数家德国报纸引发的“剽窃指控”风波。具体详情请参见后文。
[44]清结（Bewältigung）：源于战后德国“清结历史”（Vergangen heitsbewältigung）的政策。该说法由历史学家赫尔曼‧海姆佩尔（Hermann Heimpel）首先提出。后来，联邦德国首任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在讲话中多次引用这一说法。与“清算历史”（Vergangen heitsaufarbeitung）的提法不同，“清结”有“战胜、了结”之意。由于这项历史政策的本意为“与历史作出了断”，因而有“忘却历史”之嫌。于是，“清结历史”的说法为人所诟病。在后文中出现的另一说法“清结文学”（Bewältigungsliteratur）也与此相关。
[45] 体验诗：指根据自身经历而作之诗歌。即兴诗：指因某事的发生而作的诗。
[46] 魏玛版。Abtlg. I. Bd. 42.2，107页
[47] 1962年6月23日信，见：Einhorn （1998），31页
[48] 法语，意为“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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