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开船之前的恐惧：关于《被禁锢的头脑》的对话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 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二战”期间在华沙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在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1950年护照被吊销，后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先在法国获得居留权。1960年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1961年起定居美国。
曾荣获波兰雅盖沃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近十座世界知名学府的荣誉博士学位及各种勋章。1978年获俗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对他的授奖词中说：“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2004年8月在波兰克拉科夫逝世，享年93岁。
开船之前的恐惧
——关于《被禁锢的头脑》的对话
本文摘自《被禁锢的头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著者：（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译者：乌兰 易丽君
伏沃基米日·波莱茨基（以下简称波莱茨基）：您写这本书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您是在什么环境下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的？
切斯瓦夫·米沃什（以下简称米沃什）：一九五一年，我离开华沙之后，住在波兰侨民耶日·盖德罗伊奇耶日·盖德罗伊奇在法国巴黎郊区的小镇梅宗拉斐特（Maisons Laffitte）开办的“文化之家”，在那里，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那时，正是波兰斯大林主义最盛行的时期。在苏联阵营，当然也包括在波兰所发生的事情，对新一代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或无法想象。
其实不仅在波兰，而且在全世界范围，人们应该记得那个历史时期。共产主义对于生活在波兰的人（当然也包括生活在西方国家的许多人）来说似乎是整个星球的未来。很多人认为，一九二九年在美国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使整个资本主义岌岌可危。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并在其他国家推展法西斯主义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论点，即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最后垂死挣扎的时期。苏联的胜利使西欧国家的居民认为，共产主义将很快实现。不足为奇，人们认为波兰永远并入了斯大林帝国，因此，对事态的这种宿命论的观点赢得了许多追随者。
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与自己的宿命论和悲观主义进行斗争的一种尝试。
波莱茨基：谁是《被禁锢的头脑》的读者呢？
米沃什：我写这本书时，想的是我在波兰的同事，当然也想到了西方国家的公众，我想使他们明了，东方意识形态进攻的严重性。实质上，这种与恐怖结合的攻势，同时也让人看到一种既借助于暴力又借助于哲学论据进行征服的经典现象。其实这本书早已写出来了，不过用的是韵文，在我写于一九四七年的《道德诗篇》中。
战前，我几乎没写过什么散文，除了几篇随笔，但是若要论及写作技巧，我觉得在华沙被占领期间我写的几篇随笔，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写作实践，但在许多年之后的一九九六年，这些随笔才以“现代童话”为题发表。
当时，这个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在彼此进行“冷战”的情境下，我撰写了这类试图分析并洞察新信仰支持者的思想方法的书。发表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对我来说是有危险的。这本书在波兰侨民中或者被认为是错误的，或干脆被认为是隐蔽着共产主义的产物，以致笔者被当作可疑的人受到一系列的告密。当时，在受亲苏情绪影响的巴黎，这本书又被评价为美国的宣传品。因此可以说，我为获得独立思想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波莱茨基：在您写《被禁锢的头脑》这本书时，您是否早已确定了题目和整本书的提纲，还是在写作过程中才慢慢分出不同章节的？
米沃什：题目很明显是早已想好的。因为我当时就想写我所熟悉的环境。首先，我想写那些我所熟悉的文学家，在描写他们的同时，我也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当然，事先并没有拟定什么提纲，是在写作过程中才逐步分出章节的。
波莱茨基：那么，本书书名是在写作之前就想好了，还是在写作过程中想出来的，抑或是后来才想出来的呢？您身为作者，给出这个标题，其“禁锢”的意义何在？
米沃什：我这个标题，首先是从英语的Capitive Mind想出来的，后来才去寻找波兰文的对应词。动词“禁锢”在波兰语中最基本的意思是“使信服，使信任”。例如，在波兰语中可以说“迷人的微笑”，也就是令人折服的微笑。还有一个较罕用的涵义“被奴役”，但今天已经很少人知道词典中所写的这个涵义了。比如《林德词典》中所写的词条例句：“从伦巴底人手中解放了被奴役的意大利土地。”因此，我想，这个形容词“被奴役的”在与头脑一词连用时，就具有两种涵义：一个是“信服的”，另一个就是“被奴役的”。
波莱茨基：那么“被禁锢的头脑”只是作为本书的标题，还是对别的现象也有所指？
米沃什：我用这个术语形容过一些不同的大众崇拜。
波莱茨基：您的书出版之后，评论界最初有什么反响？
米沃什：如果说在法国有什么反响的话，也只是否定的评价，我被扣上帝国主义奴仆的帽子。而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后，在一些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业刊物上出现了一些不错的评论文章，但根本没有给这本书招来读者。德维特•麦克唐纳德对我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这本如此重要的书没能引起更大的关注表示惊奇。这是因为麦克唐纳德自己过去曾是托洛茨基的信徒，所以是能理解这本书的为数不多的人。
波莱茨基：波兰的侨界是怎么评价您这本书的？
米沃什：波兰侨界的态度，在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笔下得到了体现，如古斯塔夫•海尔林格—格鲁津斯基的评价可以如此归结：“米沃什臆想出了知识界屈服于宣传，可当时这种事在波兰根本就不存在。整个社会都曾支持过共产主义，而那些跟他们走的人不是出于恐惧就是想升官。”
波莱茨基：您是否得到过波兰读者对《被禁锢的头脑》的反响？这本书也曾传到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读者的手中吗？
米沃什：在波兰，我是后来才了解有关这本书的反响。那时，只有很少数的人读过这本书，他们非常震惊，因为他们是在一九五六年“解冻”之前读到的。在南斯拉夫，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人们才得知这本书，当时它在那里成了畅销书。人们认为，在这本书里找得到共产主义时期南斯拉夫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子。
波莱茨基：您在美国教书时，是否谈起过，或与您的学生讨论过这本书？他们怎么看待这本书？
米沃什：从没提起过。有九年的时间，美国拒绝发给我入境签证，因为我当时被怀疑隐蔽地宣扬共产主义。一九六〇年，加州大学邀请我去讲授波兰文学。这本书非但没帮上什么忙，反而对我很不利。社会学刊物对我这本书的评论，使他们认为我的专业是社会学或是政治学。但是，我绝对不符合这种称号，且恰好相反。如今，在这本书出版几十年之后，它在美国所发挥的影响力比在波兰好多了。因为，这本书已经被列入美国大学主修二十世纪历史课程的必备读本。
波莱茨基：从您为本书写“作者序”到书的出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您写作《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时，心里非常孤独，您为自己作出的决定和思考，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支持。也就是说，您的命运，包括精神命运，与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迥然不同。那么，您是否能勾勒出作为诗人的米沃什、作为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作为《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米沃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自写作《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到写作《被禁锢的头脑》，您经历了怎样的心境变化？
米沃什：我看到延续性，虽说这完全不是一条持续发展的直线，因为其中有过中断和犹豫彷徨。但不管怎么说，从长远看，这条线能坚持下来还是不错的。一九三六年，我发表了“一封致文化捍卫者的信”来阐述我对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态度，有点接近托洛茨基的观点，即对俄罗斯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另外一点就是，我战时在华沙撰写的那些随笔。从政治上讲，可以把那个时期我的表现划入左派，但不属于共产主义派。
波莱茨基：从您为本书写的前言来看，您是想表明“在人民民主国家人是怎样思维的”。但是当您撰写《被禁锢的头脑》时，您是否阅读过斯坦尼斯瓦夫•马茨凯维奇的《被钳制的思想》呢？如果是，那么您对这本书有何评论？
米沃什：我知道马茨凯维奇写的这本书，且对苏联我从不曾有过什么幻想。可是马茨凯维奇的这本书无论对我或其他同龄人，都没什么影响。它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事，与我们没有关系。
波莱茨基：在您书中，您说在那些被征服国家中的“异端分子”成了新信仰的信徒。那么按照您的观点，在战前的波兰，谁属于“异端分子”？
另外，现今波兰最著名的新信仰的追随者中就有一个是您的朋友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而他在任何意义上，恐怕都不能算是“异端分子”吧？
米沃什：这是个误会。须知我说的是那些共产主义者把通过类似皈依基督教的方式而获得新信仰的人称为“好的异端分子”。他仍是所有那些由于自己的观点，心中还存有希望，希望自己能被马克思主义化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安德热耶夫斯基是个典型的异端分子。战争期间，他的立场突然有了一个大转变，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保持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关系。此外，他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当时都属于社会主义地下组织“自由”的成员。
波莱茨基：在您为《被禁锢的头脑》所写的前言中，引证了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的长篇小说。在“穆尔提丙”和“凯特曼”章节中都谈到了“世俗的宗教”。但在另一章中，您所描写的主人公是伽玛，您特别用了一些词，让我来引用一下：“逮捕”，“最坏的事情”，“畏惧”，人被关在装牲口的闷罐车厢里的“群众性大流放”，新的逮捕浪潮，“清洗”，等等。您是否能再现，您当时，在一九四〇年代和一九五〇年代，怎样看到这种与恐怖联系在一起的新信仰的维特凯维奇式的综合症？
米沃什：我觉得您忘了一个事实，即我不是出生在华沙。一九四〇年我从维尔诺逃出来，冒着被关进劳改营的危险，因为那一关就是八年。由于我们都是从维尔诺逃出来的人，再加上都懂俄语，因此我们掌握了更准确的消息，知道什么叫政治恐怖。现在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一九四五年后，了解这一切的波兰人，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都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波莱茨基：您书中的第一章标题是“‘穆尔提丙’药丸”，在那里您提到维特凯维奇的长篇小说《永不满足》，您描述了未来的新信仰追随者必须遵循的精神条件。那就是：空虚、荒谬、必要性和成功。在此之前您断言这些追随者都是些绝望和心灰意冷之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努力适应新制度的知识分子。完全就像维特凯维奇预料的那样。可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是说所有那些适应了新信仰的知识分子都是绝望和心灰意冷之人，还是仅指您在《被禁锢的头脑》中关注的那些人？
米沃什：您提的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一切都处于某种绝对的真空之中。不过我所说的那些人，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接受过教育的人，如今谁也不知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道德困境。维特凯维奇描写的是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从俄罗斯、波兰、法兰西等国的知识分子中吸取范例。我们这里涉及的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总体的问题，但这里不是估量他们的地方。我只是提醒注意，开船前的恐惧，在他们皈依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既涉及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涉及波兰的知识分子，驶向未来的大船开船时会丢下他们，而他们注定将同资本主义与反动派的世界一起留下。
波莱茨基：您为什么如此强调那些知识分子无力开展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性讨论”？这是维特凯维奇关于波兰知识分子不懂哲学的另一种版本吗？从另一方面看，这怎么可能，波兰知识分子精华怎么会没有智力去跟辩证法做一番讨论呢？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对它的运用会导致“十分可悲的结果”，尽管多数听众都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背景，在战前都进行过敏锐的辩论？
米沃什：如果莱舍克•科瓦科夫斯基为了跟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争论，甚至写了三卷书来证明他的观点（他在英国完成了自己的著作）。一九五〇年代初，在波兰哪里有自由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条件？何况在波兰那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些乡巴佬，而辩证法学说本身则是源于黑格尔的哲学，这完全是两码事。辩证法学说是虚伪的，但并不简单。在西方，在法国和在美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能信服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的著作对西方人的思想有多么巨大的影响。现在各种不同的主义传到了波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浪潮消退之后的剩余之物，结果是，只有作为思想大师的尼采留在了战场上。
波莱茨基：您这本书的第八章，标题为“秩序的敌人——人”，在那里，您论述了“反动分子”存在的问题，您认为，他们对源于黑格尔的哲学影响是完全具有免疫力的。
米沃什：当然他们是这样的人，而且正好都是波兰居民。有一些我完全不认识的美国人，花了很大一笔钱，以盗版的方式用印刷《圣经》的纸张出版了《被禁锢的头脑》，他们用气球将这些书飘到了波兰。好像有谁曾告诉我，哦！对了，是贡布罗维奇告诉我的。他说，那些牧人们将这些书的纸张用在人们很容易想象到的用途上了。但是，还有一些波兰人，他们完全是有意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的反抗是源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我的朋友耶日•图洛维奇和整个《普世周刊》的编辑们就是这样的人。
波莱茨基：您在本书这个章节中描述的斯大林时期东欧知识分子的画面，是我曾经接触过的最黑暗的。那个时代的西欧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新信仰追随者，他们符合您所描绘的特征吗？而那时在美国接受了新信仰的知识分子的肖像又是怎样的呢？
米沃什：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许多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头脑施加影响最积极的时期，随后那些受影响的人便开始了革命活动。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就是列宁。我们想想看，胡志明和波尔布特都曾是巴黎索邦大学的学生。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一九三〇年代初的贫困和失业，那时，纽约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在他们之间又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斯大林主义分子，另一派则是托洛茨基分子，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战后。认真阅读他们之间的辩论对我影响良多。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曾是在大学校园里造反的美国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至于法国，1950年代巴黎的知识分子则是坚信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有谁反对这一点，谁就必定会落进“历史的垃圾箱”的经典事例。其实没有人用暴力强迫他们具有这种信念，只不过是来自环境的压力。这种环境的压力迫使法国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作出选择，而让保罗•萨特向阿尔贝•加缪宣称：“因为你既不喜欢共产主义，也不喜欢资本主义，我看有一个地方适合你——那就是太平洋的科隆群岛。”而他们却以人类幸福的名义对俄罗斯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斯大林恐怖政策予以赞扬。
波莱茨基：那为什么纳粹的歌曲“明天要征服全世界”没有使东欧的知识分子受到引诱，而同样是流行歌曲的共产主义版的“明天将拥有全世界”却让他们陶醉？
米沃什：您是在问，为什么纳粹分子没有把我们拉到他们一边？那是因为纳粹认为我们是劣等人，他们在消灭犹太人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消灭我们。因此，纳粹主义没能成为一种万能的思想。
波莱茨基：您在描述新信仰概念的同时，援引了维特凯维奇的“‘穆尔提丙’药丸”，但在您书中最主要的理论概念还是“凯特曼”。然而，维特凯维奇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从未描述过类似“凯特曼”的现象。是否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在“凯特曼”这一章中决定“走出”维特凯维奇在长篇小说中展示的现实——尽管早前您曾提到过：“维特凯维奇的预言，如今在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毫厘不爽地得以实现。”
米沃什：“凯特曼”并不是一种理论概念，它只不过是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可以找到与斯大林统治的波兰的相似之处。类似的现象出现在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的长篇小说，特别是《永不满足》那本书中，书中写到在蒙古军队入侵之后，在经他们确立文化机械化部之后，那些高雅的艺术家尽管全部屈服了，但是他们的内心已很明显地四分五裂，虽然作家没有详细地描述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波莱茨基：您借用“凯特曼”描述各种不同的现象，有些现象可能还相互矛盾。在我看来，最大的矛盾在于运用“凯特曼”来形容一些大众现象（“所有人都在做戏”）。与此同时您又指出，玩这种游戏的人们具有极端精英意识，因为您写到，那些践行“凯特曼”的人“有一种高于那些不配去认识真理的人们的感觉”。“凯特曼”一方面是所有人的习惯使然，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揭示与当局进行微妙周旋的机密特点。这两种现象怎能得到互相调和？
米沃什：“凯特曼”能在多层次上进行，这取决于个人所处的位置和他的思想准备。照我的观点来看，这既是一种精英现象，也是一种大众现象。在县级的小城镇里，这种“凯特曼”的游戏可能不怎么奇巧，虽说在那里也有人喜欢玩这种游戏，即：“我心里知道，但我不说。”然而在上层，“凯特曼”已是既与别人，也跟自己玩更精微的游戏，就像我那位已故的朋友老虎即尤留什•塔杜什•科龙斯基那样。
这本书是悲观的，但是，在描述“凯特曼”时，其中也包含了希望，因为各种不同的“凯特曼”都是内心自由的示威，简言之，也就是摧毁极权主义的大厦。安哲伊•瓦里茨基教授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被禁锢的头脑》一书进行了评论，因为那时他还是华沙大学的学生。
波莱茨基：从结构上看，本书的中心有四章传记随笔，就是您所描述的四位作家的生平，而且您以希腊字母顺序作为他们的名字，即阿尔法、贝塔、伽玛和戴尔塔。但您不否认——事实上真有其人，它们只是四位作家的别名，他们的原型分别是：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1］、塔杜什•博罗夫斯基［2］、耶日•普特拉门特［3］、康斯坦丁•伊尔德封斯•加乌琴斯基［4］。在他们的性格中有一个共同点。您所描写的阿尔法高傲自负，而贝塔期待掌声，伽玛需要出人头地和获得权力，至于戴尔塔则是需要庇护人和读者的认可。事实上有某种东西把他们连在一起推向了新信仰——同时保持他们在世界观上的所有差别——有某种东西将他们领到了帝国的祭坛，是否可以说，那种东西就是普通的虚荣心？
米沃什：不是虚荣心，是野心，这是更为强烈的激情。在那种国家就是一切的地方——国家掌握着所有的机构、公司、出版社、报刊杂志、电台等等，会为那些野心勃勃的竞赛提供一个圈好的赛场。
就是说：“机会主义”，一个词能说清一切吗？我不这样认为。一方面跟那些手中有权有钱的人玩游戏，另一方面跟自己所处的环境周旋，这通常是非常复杂的事情。这种事情须得到认可，然而是谁的认可？政权、读者、自己所处的环境、子孙后代……还是历史？
波莱茨基：尽管您在前八章中写了很多，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章——“波罗的海三国”。如果没有这最后一章，我觉得这本书就不够全面。印象中，这最后一章与您关系最为密切，比您在本书前几章节中所表达的心声都更为强烈。
米沃什：一点也没错。这本书是多声部的，我是把发言权一步步交给共产主义者，让他说出自己的道理，其实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采用过的方法，他想阻止自己表达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就让无神论者提出他们的论据。因此，有人把那种弯弯绕的话当成了我自己的话，进而怀疑我在暗地里搞共产主义。实际上，我的想法常被认为是各种不同立场的声音，因为那些声音就在我的心中——故而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来说，我的这本书是有说服力的，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进行内部对话的渠道。而在最后一章，我只是表达了我自己的心声。是同情心指使我发出这个声音。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从我的县城凯伊达内（Keidann）被迁徙到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几个具体的村庄：舍泰伊涅、佩伊克斯瓦和基奈伊蒂。
波莱茨基：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现在我想对读者说几句话作为我的注释。
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出版商决定将《被禁锢的头脑》作为系列“文学读本”出版——令我高兴的是，他们也承认，该书属于文学类书籍，而不是政治学或者社会学类书籍。
数十年来，读者忽略了《被禁锢的头脑》的文学性，反而一直将其作为了解波兰斯大林意识形态的唯一一本书来看待。对《被禁锢的头脑》作如此评价的时期已经慢慢结束了。随着共产主义的迁变，我们将此书作为中学和大学人文系学生的课外读物，使学生们了解到，如今阅读这本书是在阅读一本历史读物，在书报检查对此书已经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完整的创作背景。
当然，将《被禁锢的头脑》归为文学类书籍，而不是归入其他类别，也是十分复杂的事情，因为按照米沃什的说法，本书隐藏着多种层次的声音，是一部风格多样化、多声部，也包括了各种写作手法的作品。比作家的诗，或者许多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和哲学随笔，更能再现各种人的思想意识状态。由于这一特点，米沃什在自己的书中，不仅仅只是阐述了自己“一贯”的观点，以及对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的评论，与此同时，他还为我们展示了不同人的思想意识——当然也展示了自己的思想意识。但在本书中，哪里是作家的观点，哪里是别人的观点，作家并没有非常明确地指出来，最终的结论要由读者自行作出。因此，在《被禁锢的头脑》中，米沃什的叙述闪烁不定，并含有多层意思，作家时常向我们展示别人的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也常被人们认为是此书作者本人的观点。
因此，我在关于《被禁锢的头脑》的对话中，最大限度地保留本书的内容，同时也尽量回避涉及波兰斯大林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
首先浮浅阅读时，《被禁锢的头脑》可能给人政治类书籍的印象，这种分类仍没有改变，再者，时至今日，仍有很多读者认为这是一部政治类书籍，作者对此很不满意。
现在，我们首先把本书作为文学书籍来分析。其实，该书将某些具体作家作为人物典型来描写，非常具有隐喻意义，也具高度概括性，同时，作家也将多种人物特点集中于这些人物典型身上。不难猜出，阿尔法、贝塔、伽玛和戴尔塔这些笔名都暗含着什么。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作者自己也没这样做。那些真实的作家虽然是本书的原型，但米沃什描写的并不是他的熟人圈子。不管怎么说，《被禁锢的头脑》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论文，它论述人的心理问题比政治问题更多；论述人的性格比意识形态更多。本书以更大篇幅论述了哲学和历史哲学，而不是斯大林时期的编年史。因此，像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和流亡的波兰小说家贡布罗维奇都看懂了这本书，他们在书中看到了现实表面下隐含着哲学和道德思考的倾向。因此，值得将《被禁锢的头脑》当作散文去阅读，当作寓言、当作隐喻去阅读，甚至可以当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去阅读。书中涉及的是人的灵魂、激情与野心、谎言与真实、人的残忍与历史、人类的错误喜剧。与此同时，《被禁锢的头脑》也是一部愤世嫉俗的书，不难看到作者在处置语言、概念、情感、价值乃至人的思想等诸多问题上的玩世不恭。《被禁锢的头脑》这本书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是用迷彩伪装的道德与历史哲学的论著：它向西方读者阐释了东欧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时代的思考方式，而让作者自己抛弃了存在于自身的那疯狂的教条毒素的残余。
在米沃什之前，没有任何人能这么精确地从内部揭示出存在于自由人内心、存在于那些相信共产主义思想的精英们内心的虚无主义。这一病症——米沃什反复强调维特凯维奇的论点，是人的精神顽疾。经政治流氓们相应的激化，便成为杀人的怪物。如今，所有对“欧洲及欧洲之外极权主义的产生与历史”的研究都证实了米沃什这种隐喻的诊断。今天所有的人，谁想不顾事实，嘲弄数百万被新信仰屠杀的牺牲者的记忆，谁就要倒霉！谁试图在……野蛮行径、在罪恶、在普遍腐化和人的堕落中找到普罗米修斯的火种，谁就要倒霉！在为意识形态所禁锢的仍然滚烫的灰烬中，不可能找到任何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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