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的记忆：外公家史

上海图书馆老照片  来源：网络

燃读

断代的记忆：

上海解放、厂长下岗、赚钱养家

文 | 陆文汐

一

外公很喜欢买彩票。在我对童年为数不多的记忆中，有一项便是每天跟外公去小区门口卖体育博彩的小亭子那里查号码。窗口很高，我要踮起脚才能勉强看得见坐在里面的阿姨和她面前的半个电脑屏幕。亭子旁边的地上摆着一块白板，上面写着当天的中奖号码和奖池里累计的金额。那些红色蓝色的数字，在我眼中，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排列组合。我更感兴趣的是刮刮乐。

我一直觉得刮刮乐不算彩票，因为彩票在我眼中必须要和数学搭界，里面有着我没法猜透的复杂计算。但刮刮乐就不一样了，它是给小孩的奖励。刮三张总有一张会中奖，有时5块，有时10块。小时候，5毛钱就可以买一瓶可乐糖，吃上一个星期。外公每次都会买上好几张刮刮乐，然后分我一半。

外公的大拇指留着长指甲，一划就是一张。我没有长指甲，因为幼儿园和小学每周都要检查手指甲。而且我也不想用手刮，因为刮下来的废渣卡在指甲缝里很难受。更重要的是，刮刮乐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必须要用一元硬币慢慢地从封条的一角开始刮，然后把所有灰黑色的覆盖物刮干净，这一张才算完事。

除了刮刮乐，外公还会买一种真正的彩票。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它有上下两排，好几列数字，每列要在上面一排选5个数字，下面一排选2个数字。彩票纸和答题卡很像，都是红色的，都有数字框，都要用铅笔涂黑。外公很喜欢叫我帮他涂彩票。我觉得这是外公对我的信任，我必须要好好填，每涂一个数字都会纠结好久，甚至还跑去看之前的中奖号码，想要钻研一下其中的规律。后来填得多了，我就厌烦了。因为每填一张都要费好多脑子，想好几种不同的数字组合，可到头来却一次都没中过奖。

我以为外公早就不买彩票了。直到上个寒假去他家看他，他突然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叠熟悉的纸。“汐汐，帮我填一下。”“你自己填呀。”“你帮我填呀。”“好吧好吧。”

自懂事以来，我觉得买彩票就是智商税，浪费时间又浪费钱，所以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外公这么坚持于买彩票。“就是碰碰运气。”“那你中过奖么？”“多的时候有200。”但一个月光买彩票的钱都不止200，更不要说这么多年了。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之所以无法理解外公，是因为我对他的记忆是断代的。尽管外公从小带我长大，但我记忆中的外公却只是他人生的最后20年。他之前所有的故事，我既未曾参与，又一无所知。

外公在案前研究图纸

二

1964年中学毕业后，外公被分到上海轻工机械二厂，做一个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虽然“念书不灵光”，但他操作起设备来很有天赋，上手很快，又在之后的技术考试里得了第一名。领导觉得他是个好苗子，就把他调到了技术科。先是技工，然后是车间主任，后来又成了技术科科长。

1977年，高考恢复。厂里许多人报名参加了，外公也是其中一个。一开始消息传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相信，因为之前已经传过好几次“假高考”了。但这次不是“狼来了”。

就这样，白天上工，晚上复习，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中学那会儿。那时候，他“可讨厌念书了”，每天只想着和同学溜出去玩。这是一群从小在工人新村长大的子弟，虽然同在“大上海”，但离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又很遥远。他们周末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一起“进城”见世面，在南京路上的商场里“瞎逛”。有一年太爷爷在那儿给外公买了件绿色的羊毛衫，外公把它穿到了今天。他们就像是“霓虹灯下的小哨兵”，对这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平行时空”有着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时隔十几年，外公又踏入了考场。他以前从来没有为考试烦恼过，也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地学习过。但高考是不一样的，哪怕他不爱念书，也知道这将会是一场改变许多人命运的考试，甚至在报名时就已经是了。“有很多知青，尤其是女的，怀了孕的，想参加都回不来了。”

高考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他是争气的。在厂里工作了十多年后，考上与否，其实对外公来说，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他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也没有想过考上大专后，生活会有什么变化。他目之所及的将来就是离开厂，去念几年书，然后回到厂里继续干活。

但生活当然变得不一样了。一来一回后，外公也算半个高材生了。机械专业的那些知识让外公在技术科的日子变得一帆风顺。1983年，国家要提拔新的人才，外公顺理成章地成了生产厂长。那时候实行的是“一正三副”制，一个正厂长是总负责人；下面三个分厂长，一个管生活，一个管销售，而外公负责“抓生产”。这一年，他才38岁。

对外公来说，当厂长就是“坐办公室”。当时厂里有600多个人，但都“用不着他管”。他只需要跟车间主任对接，车间里有问题来找他，他再去帮忙解决就好了。在别人看来，当厂长是件特别威风的事，应该有许多特权。可实际上，他工资也没比之前高多少，更没有人找他通关系。

“就是个分厂长。”外公说。

但即使是这样，当一个年轻的分厂长，在当时也已经是件出人头地、“不得了”的大事了。

外公在学生时代（前排右二）

三

外公叫高本沂，临沂的沂。他是山东人，不是上海人。

其实上海的大多数人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那些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农民被称为本地人，在上海的总人口中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集中在上海的郊区，说着一口与上海话截然不同的本地方言。而那些出生在上海，三代以上从外地迁移到上海的人，才被叫做上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上海开埠后从江浙一带移民过来的，比如外婆就是江苏人。而像外公这样，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上海的，只是少数。

来上海，不是外公的选择，而是太爷爷的。

外公出生在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的一个山洞里。那是在战乱时，没有谁能顾得上谁。外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幸运的那个。他挺了过来，但他的双胞胎姐姐没有。

后来，部队驻扎进外公的村子里，原本普通的村子一下子变成了根据地中心。外公的家比较宽敞，便作为指挥部和印钞地，成了中心的中心。打仗是要钱的，太爷爷的任务就是负责把印好的钱送出去。

1948年，部队准备南下解放上海。领导问太爷爷要不要作为后勤跟着一起去，太爷爷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跟着押运物资的队伍出发了，而太奶奶和三岁的外公则被暂时留在了村子里。外公的记忆里没有解放军，也没有太爷爷，只有山上捡不完的树枝和灶头里烧不尽的柴火。

1952年，外公隔壁村的叔叔从上海回山东老家结婚。受太爷爷之托，他临走时将太奶奶和外公一起捎上，带来了上海。从临沂到上海，在今天坐高铁最快只要5个小时不到。但在当时，村子里连辆自行车也没有，而最近的火车站却在一百多公里开外。走路，是那个年代人们最重要的出行方式，也是外公对童年最深的印象。

“走了整整两天”，外公说，“走到晚上就在附近找一个小旅馆，第二天起来继续走。”

他走不动了，不想走了。太奶奶是个身材瘦小的妇人，自己能走得动尚且了不得，哪能背得动他。“找爹爹去了”是太奶奶不停地对外公说的话。爹爹，是年幼的外公记忆里缺失的一角，是村子里别的小孩都有而他没有的存在。爹爹去哪儿了，爹爹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些是他小时候最想知道的答案。虽然爹爹一直没有回来，但至少现在，他终于要和娘去找爹爹了。

坐火车到了浦口，再换轮船，几经颠簸后，外公一家终于团聚了。

四

背井离乡，是老一辈人最不愿做的事。可暂时离开家，去换一个向上的机会，又是他们必须要做的牺牲。没人能笃定地说出，机会什么时候到来。当机会真正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有时还能隐约感知到，选这个和选那个之间，或许是不一样的，而有时则什么都没有。

外公最想要的是安稳。他觉得人这一辈子，就是图一个安稳。妈妈中师毕业后去小学做了英语老师，后来大专进修了外贸英语，准备跳槽到浦东的一家美企驻沪办事处去。当时正值浦东开发开放，放在今天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都已经谈好了，工资发的都是美金。”妈妈总和我说，要是当年她跳槽过去了，今天就没我了，因为在那儿认识的人档次就会不一样了，就不会认识爸爸和他结婚了。可外公极力反对，他觉得女孩子还是安稳一些好，老师是“铁饭碗”，让妈妈不要“瞎胡搞”。“瞎胡搞”是外公对一个人最严厉的批评，就像几年前我剪了短头发，外公见了我就是这么说的。

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外公是生产厂长，没有受到波及，但他每天看着一批批工人们下岗，包括关系好的老朋友们，包括外婆，又看着一日日下滑的业绩，想做什么却又无能为力。他没权决定工人去留，这归劳动工资科管，当然也没人找他闹事，那归党委管。他记不清手下有多少人走了。外公还是厂长，但工资每月只有600多，勉强能养家糊口。

2000年，厂里派外公去工厂在深圳和香港人开的合资企业里当总经理，第一个月工资就有两千多。就像当初太爷爷选择跟着部队去上海闯荡一样，外公毅然决然地去了深圳，想要赚更多钱养家。外公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段经历，我问外公当总经理是什么感受。外公说，“就是换一个地方坐办公室。”

但是深圳比上海更加开放，发展得也更快。深圳还有妈妈想要的、上海买不到的、四大天王的磁带，外公每次回家时都会带上几盘。

外公从深圳给妈妈买回的磁带

或许是在城市长大的缘故，外公没有老一辈人的乡土情怀。7岁来到上海后，他只回过山东三次，有两次还是在太爷爷去世后为他回去上坟。对他来说，有人的地方才有家。他去了深圳后，上海的家便成了他心心念念的地方。

在深圳只待了8个月，太奶奶一通电话把外公叫回了上海。那时，妈妈怀孕了，太奶奶身体也不太好了，阿姨又在上学，外婆一个人照顾不来全家。深圳很好，外公去的时候毫不犹豫；但家更好，所以他走的时候也毅然决然。他向厂里打报告解释原因，得到批准后就马上坐火车回了上海，赶在了我出生前。

回到厂里，他的工资又落回了600块。半年后，国企管理岗缩减，他成了第一批下岗的厂长。没过多久，另外两位分厂长也下岗了，而正厂长早在外公之前就去了深圳，“发大财了”。外公想着买断工龄至少还能拿一笔钱，但厂里说外公还有两三年就到退休年龄了，不让买断。

“一个月只有414块，日子怎么过？”同年，他用前些年攒下来的钱，自己开了家公司，像先前在轻工二厂一样，继续经营造纸用的机械设备和机电产品。公司一共有8个人，除了他之外，都是原先厂里的下岗工人，有外婆的小姐妹们，还有她们各自的老公。

但自我有记忆以来，我感觉厂里似乎根本没这么多人。小小的办公室里人多的时候有两三个，其中一个是从小带我去公园玩的财务阿婆，另一个我已经记不清脸了。大多数时候厂里只有外公一个人，他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候，我就坐在门口车间的板凳上，盯着生锈的机器和满地的电线发呆。外公说公司是赚钱的，虽然赚得不多，虽然每次发完工资后他自己就所剩无几了，虽然开到后来没生意了他一度要和爸爸妈妈借钱发工资。

2005年前后，苏州河边的十几家国营机械厂全都倒闭了，其中包括外公工作了几十年的轻工机械二厂。外公说，工厂污水多，不让开了，但更重要的是，国外进口的纸浆要比他们自己造的便宜得多。因此，连带着外公自己开的公司生意也越来越差了。妈妈说外公“死要面子活受罪”，明明可以早点把公司转手及时止损，却为了他的老同事们一直撑着。其实他们根本不会怨外公，因为大家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外公很固执，想着能撑一年是一年。“要为他们负责。”

五

赚钱养家是外公一生的执念。

当年，太爷爷把他和太奶奶接到上海后，一家三口先是挤在六一四厂的集体宿舍里。很快，上海在普陀建了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当时有句顺口溜叫，“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盼望着，盼望着，分房的事终于在1954年轮到了太爷爷。外公也终于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他的前半生就在这个不足16平米的小屋子里度过。

外公当上厂长后，也分到了一套小房子。这套房子同外婆的小房子一起，两套换一套，换来了一间稍大一些的房子，就在我高中的马路对面。在学校和朋友闲聊时，我经常指着窗户外面的绿色高楼，说那就是我家以前的老房子。90年代国家倡导房产私有化，外公出钱把这套房子买了下来，一家六口人便在这里扎了根。太爷爷退休后闲着没事，还应聘当了这栋楼的门卫，每天和太奶奶坐在门口晒太阳。

“当年就是太戆了。”知道我考上了老房子对面的高中，外公这么说道。

千禧年前后，到处都在开发新楼盘。在外公看来，房子就是用来住人的，一套就够了，多的留着也没用。他想少贷点款，就把老房子卖了，贴钱买了套新房。当时没有什么学区房的概念，更不会有人想到，上海的房价会在短短十年里翻了那么多倍。

我出生后，带孩子的任务落到了外公外婆身上，而他们新买的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一直空置着。2004年，外婆生了场大病。在ICU病房里，外公向外婆承诺“一定要让她住一次自己的房子”。

但外公开着他的小公司，手头紧，妈妈和阿姨便出钱想着赶紧把房子装修好。幸运的是，外婆挺过来了。紧绷的神经一放下，外公就累倒了，虽然很快病好了，但他经此一事后便焦虑起来，觉得自己不争气，挣得钱不够多，差点不能在临终的时候为外婆圆梦。似乎是从那时起，外公有了买彩票的习惯。也是在那之后不久，外公上了骗子的当，一生的积蓄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起点。

后记

外公一生都是一个保守的人，他自己放弃了升职的机会，又劝妈妈打消了跳槽的念头。外公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20年前深圳的事，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去过一样，即使这个决定使他失去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转折的机遇。

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外公没有提过一句后悔，我也不想去追问一个结果，因为我隐约已经知道了答案。我从小大想要的所有东西，外公都会买给我；我长大后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外公也都无条件支持。没能抓住的机会是外公最大的遗憾，也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执念。外公希望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抓住属于我的机会，可在时代的洪流下，它们却总在岔路的两旁。就像重来一次，外公依旧会选择陪我长大。

我打电话和外公说我要写家庭史，外公打开抽屉，拿出相册，一下就翻出了他和太爷爷太奶奶的全家福，让妈妈拍给了我。可我打开微信聊天记录，划呀划，又打开手机相册，划呀划，却怎么也找不到我和外公外婆拍的最后一张合照。这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什么也把握不住，把握不住未来，把握不住现实，甚至连过去都把握不住。

｜选自《噢，孩子们：千禧一代家庭史》，王洪喆 主编，漓江出版社 / 胭+砚（YY）PROJECT

《噢，孩子们：千禧一代家庭史》

王洪喆 主编

漓江出版社 / 胭+砚（YY）PROJECT

编辑 | 林静

图片 | 来自原书，由作者提供

■以上文章转载自公众号“胭砚计划”

▲70年代的上海工人新村：曹扬新村

▲70年代，上海黄浦江

▲70年代，上海西藏路

▲70年代，上海船厂车间的工人在工作

▲1978年的新世界百货商场

▲苏州河

▲80年代初期的上海火车站

▲90年代的新世界橱窗

▲20世纪90年代初的浦东陆家嘴金融区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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