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说陶诗（一）：陶公之“调和”
顾随（1897—1960），本名顾宝随，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河北清河县人。中国韵文、散文作家，理论批评家，美学鉴赏家，讲授艺术家，禅学家，书法家，文化学术研著专家。 顾随的学生、红学泰斗周汝昌曾这样评价他：“一位正直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
说陶诗（一）：陶公之“调和”
文｜顾随
余不敢说真正了解陶诗本体，所讲只是陶诗给余之印象。譬如人所知之粉笔，未必即为其本体，而只为吾人自视觉所得之印象。对人之认识亦然。往古来今所谓文学批评者，盖皆如此，皆是印象，而非本体。
余读陶集四十年，仍时时有新发现，自谓如盲人摸象。陶诗之不好读，即因其人之不好懂。陶之前有曹，之后有杜，对曹、杜觉得没什么难懂，而陶则不然。
一、陶公之“调和”
陶公懂人生，爱谈老子，明白主客（反客为主）。
陶公调和。什么是调和？我们觉得这世界还可以住，不是我们理想的那么好，也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坏。陶公在心理一番矛盾之后，生活一番挣扎之后，才得到调和。陶公的调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不是投降，不是妥协。鹅卵石之光圆，非天生，是在水中被水冲激又与石互相摩擦而成。现在世上之老世故、机灵鬼，皆如此，他没有个性思想了，这是可怕的，这并不是调和。老杜也曾挣扎、矛盾，而始终没得到调和，始终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所以在老杜诗中所表现的挣扎、奋斗精神比陶公还要鲜明，但他的力量比陶并不充实，并不集中。
陶渊明与老杜不同。
佛教反对“昏散”。“昏散”这两字实在可怕。“昏”，一点灵明之气也没有了；“散”，一点集中也没有了。身体劳动可治精神昏散。老杜身体也许比陶渊明还健康，但他力量绝不如陶渊明集中。如打拳之人，力量并不大，但他能集中。我们精神、力量也许不太大，但要能集中便大了。老杜即便不“昏”，也是“散”了。
“去昏散病，绝断常坑”——佛教话头。佛教所谓“话头”便是“格言”，惟句法与我们常用的不同。
去“昏”方有聪明，去“散”方能集中。
与“断”相对的是“常”，此与句中“断常”之“常”不同，乃长久之意，“断常”之“常”乃“俗”之意。世俗的情感是传统的，传统的便不是真的，自己没有真知灼见，只是人云亦云，故须“断”。自己运用自己思想，便是“非常”。故学道之人要“去昏散病，绝断常坑”。
道心、诗心、文心是一个，都不能“断”，一“断”便完了。《论语》所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造次（造次便是仓促）、颠沛必于是，岂非“常”、“长久”、“恒”，那便“非断”。
陶渊明对这八个字算做到了。[1]但佛家如此是要成佛作祖，而陶公之如此并非要成佛作祖，是想做人。其实要想做一个像样的、不含糊的人，便须如此。
现代人有健康的吗？余自以为是病态。人若常和疯人在一起便疯了，所以精神病院的看护要常换。在现在的世界、国家、社会，我们身心都有点不正常。
某人说：“没事别骂街，有什么用呢？”这话倒对。青年之慷慨激昂、标新立异是没用的，而且伤脑筋，不卫生，结果除非自杀。想找新鲜事，绝不会新鲜——晚上出太阳，不也就成白天了？太奇了，还怎么和别人一起生活？
要常常反省，自己有多少能力，尽其在我去努力。与外界摩擦渐少，心中矛盾也渐少，但不是不摩擦，也不是苟安偷生，是要集中我们的力量去向理想发展。时常与外界起冲突，那就减少自己努力的力量。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这两句讲得很多，今借以为前说之证。
世界是大的，事情是多的，我们又不是大天才，只要找点小工作尽力去做，便也对得起这世界了。担粪的人不挑水，挑水的人不担粪，专心自己工作，这便是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挑水的便好好挑水，担粪的便好好担粪，不但视为职业，而且视为天职。一件事便要做到理想地步，决不贪多再做别的。吃饭尚要一口口吃，何况别的！
中国诗一说便是病态的，写爱情简直把爱情糟蹋了。外国人写爱情写得很神圣，或很严肃，或很平常。陶公诗可以把它讲神圣了，讲严肃了，但绝非平常。余所讲，是余头脑中之印象。
陶渊明把别的都搁下了，都算了，但这正是不搁下，不算了。陶诗是健康的，陶公是正常的。而别人都不正常：标新立异，感慨牢骚。陶公不如此。无论从纵的历史还是从横的社会看，但凡痛哭流涕、感慨牢骚的人，除非不真，若真，不是自杀，便是夭亡，或是疯狂。痛苦感慨是消耗，把精力都消耗了，还能做什么？陶渊明不为此无益之事。
人生精力有限、时间不多，要腾出工夫做些有益之事。“不作无益害有益”（《尚书·旅獒》），是俗话，也是真话。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陶公实际积极进取，惟在享受上只“容膝”而已。
儒家说“天”，真好。佛家所谓“三十三天”是帝释，太平常，不及儒家所谓“天”。《孟子·万章上》云：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天（天理），或用为名词，或用为形容词，其意一也，一方面包含科学家所谓自然，一方面包含宗教所谓上帝。
中国说“乐天知命”（《易传·系辞》），这是好的，这便是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现在国家破碎，该做的太多了，但能都做吗？最好抓住一样，这就行了，便是所谓不含糊的人。陶渊明想做县官就做，不想做就去，这便是陶公之伟大处，便是他不含糊之处。
陶公，乐天知命。乐天知命固是消极，然能如此必须健康，无论心理、生理。若有一点不健康，便不能乐天知命。乐天知命不但要一点儿功夫，且要一点儿力量。what、why、how（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诗人只有前两个w，故诗人多是懦弱无能的。后一个w，如何办，是哲人的责任。第三个w，非说理不可，此最是破坏诗之美。如：
人生如归云，空行杂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见踪迹。（陈简斋《晚晴》）
此在宋诗可为代表，而已不似诗矣，此近于哲人之说理。现在我们所要的不是what、why，而是how，不必说食为民天，要的是食。
我们读《离骚》，不要只看其伤感，要看其烦懑。此即因没有办法，找不到出路——how，故强者感到烦懑，而弱者则感到颓丧。于此不得不说老杜伟大，其表现有在中国传统诗人以外的东西（某种民族差精神。诗人乃自然，不可全归罪于诗人）：
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
此与“枯木无枝不受寒”（陈简斋《十月》）不同。曹操有诗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老杜盖曾最受孟德影响，无论有意无意。“老骥伏枥”不过壮心未已而已，至“哀鸣思战斗”简直待不住了，真是发皇。而古人诗多含蓄。诗人不能想办法，诗人之不行，其命定如此，诗人是又不能、又不行。老杜“思战斗”、“哀鸣”也只是“迥立向苍苍”而已，曹孟德是有办法，如其诗中所表现的：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曹操临死还给人想办法；诸葛亮，死人替活人想办法。做领袖不难，难于得人；得人不难，难于知人；知人不难，难于任人。王敦虽奸臣，意志甚强，不论事迹，精神可佩服。特殊人有特殊办法，非吾辈凡夫所可取法。
陶渊明是有办法的。渊明是平凡的伟大，其《闲情赋》所写是陶之烦懑。其文表面似颓丧，实非颓丧，连表面也不颓丧。“采菊东篱下”（《饮酒二十首》其五），是陶之功行圆满，好而不敢举，不敢说真懂。“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一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学做人便当是此办法，有一分心，专一分心；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为全人类做事是对，而从何做起？先要自己的事尽力去做，就是替全世界做事了。此是渊明积极精神，且有确实办法。故：
曹，英雄中的诗人；
杜，诗人中的英雄；
陶，诗人中的哲人。
英雄的办法是特殊的，不可学。哲人不然，哲人所想办法，皆人人可行的办法，其中无特殊，谁都会，而不易办到。
将办法写入诗而还成为诗，即如“种豆南山下”。此因渊明天才过人，学力亦不可及。老杜学不甚深，精神可佩服，有力。陈简斋学问有，而近于佛，非儒家精神。
自《闲情赋》可看出陶用功、蜕化痕迹。
诗人夸大之妄语，乃学道所忌，佛教有“持不妄语戒”。诗人觉得不如此说不美，不鲜明。此为自来诗人之大病，即老杜亦有时未能免此，如：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陶公没有这个，他之饮酒实不得已，未见爱之深也。而且陶公做不到的不说，说的都做到了，这一点便了不得。一般人都是说了不做，陶渊明是言顾行、行顾言。陶公并非有心言行相顾，而是自然相顾。一般人是一上来先有心去做，后来便成为自然。
要好的人便时常感到自己说的办不到，因此而痛苦。
老杜其实并不倔，只是因别人太圆滑了，因此老杜成为“非常”。他感情真，感觉真，他也有他的痛苦，便是说了不能做。从他的诗中常看到他人格的分裂，不像渊明之统一。
杜诗：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绝句漫兴九首》其四）
此二句，普通看这太平常了，但我看这太不平常了。现在一般人便是想得太多，所以反而什么都做不出来了。“莫思身外无穷事”是说“人必有所不为”，“且尽生前有限杯”是说“而后可以有为”。老杜这两句有力。但如太白：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
便只是直着脖子嚷。诗人老离不开酒，尤其李白，老说酒，说得有点厌气了；陶渊明饮酒实不得已。
一个人无论怎样调和，即使是圣、是佛，也有其烦恼。佛是烦恼，耶稣是苦痛。他不烦恼、苦痛，便不慈悲了。
一个大思想家、宗教家之伟大，都有其苦痛，而与常人不同者，便是他不借外力来打破。或问赵州和尚：“佛有烦恼么？”曰：“有。”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么？”这真厉害。
平常人总想免。
人对烦恼苦痛，可分三等：
第一等人，不去苦痛，不免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维摩诘经》）。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惟佛能之。烦恼、苦痛在这种人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释迦、基督、孔子皆然。孔子说“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吾衰也久矣”（《论语·述而》），其实他不“已”、不“衰”，他不认输，临死还干呢！而孔子身上还有个“凡”与我们接近，释迦、基督太伟大，令人可怕。孔子还说“已”、说“衰”，而释迦、基督便不说。
第二等人，能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如波特莱尔（Baudelaire）有一篇散文诗《你醉吧》，不只是酒，或景致，或道德，或诗，不论什么，总之是醉。中国说“醉心”于什么，这便是波特莱尔所谓“醉”。
第三等人，终天生活于痛苦烦恼中，整个人被这种洪流所淹没。佛说“苦海”，真是苦海；说“奈何”，真是奈何。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种人真是“无明”。
诗人不是宗教家，很难不断烦恼入菩提；而又非凡人，苦恼实不可免。于是要解除，所以多逃之于酒。杜诗若按实际讲，便是他把现在所有精力一并集中。基督说，这杯虽是苦酒，但也喝下去了。
诗人、哲人是郑重生活的人，他们追求的是美，而得到的也许是丑；所追求的是完整，而得到的也许是破碎；所求是调和，所得也许是矛盾。人既非佛，如何能“二六时中杂念不生”！陶诗亦然。
余劝同学如在实际生活或思想上得不到调和，则须注意“变化”。人要对付实际生活，所说“变化”，就是要“转”它而不为所“转”，如赵州和尚所言“汝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或问曰：“我尝闻人言赵州桥，但来此只见略彴。”赵州曰：“你只认得赵州桥，不认得略彴。”问之，曰：“赵州桥度驴度马，略彴度人。”赵州和尚不但能说、能想，而且能行，此人言语犀利，见道甚明，自谓“老僧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除外更无别用心处”。
我辈生活是“被十二时辰使”，心为物使，不能使物。心杀境则圣，境杀心则凡。一个诗人该是不“被十二时辰使”，而要“使得十二时”。譬如“变化”，我们就活在“变化”中，但我们要“使”它，不可为它所“使”，不要成为“变化”的奴隶。但这只有造时势之英雄或能如此。而吾辈为庸人（常人），圣贤仙佛，非常人也。仙佛不说，要做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但世上有几个这样的人？这次大战[2]也只是几个人支持着。真是可怕，世界只掌握在圣贤、仙佛、造时势的英雄此三类人手中，吾辈既非此等人，如何能不为“变化”所使？而诗人能之。
诗人观察变化、描写变化。生活变化摧残了我们的生命，但我们仍要看你怎样把它压倒，怎样把它摧残。孔子周游列国归而作《春秋》，亦此本领。当你能看它、能写它时，就是你心作得它主时；若不能作它的主，便不能看、不能写了。故要正眼看得它，作得它主。人写兴奋感情只能写概念，便因没正眼去看，故不能描写。
吾人不能“二六时中不生杂念”，故亦不能得到调和，而且若一人先得到调和，恐怕倒可怕了。老杜也没有调和，他是变化。陶亦然。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孟郊《烈女操》）
“井水”只能是“古井”，若为河，水流，自力起波；风来，外力起波。井水，无自力、外力，但若有人打水呢？古井，没人打。“二六时中不生杂念”，这是个什么人？处的是什么境界？柳子厚游记有一篇写某小潭山川泉林之美，而结曰“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小石潭记》）。这种境界真是可怕，你待得住吗？（韩、柳无论诗文皆可抗衡，韩以奇伟胜，而精微处不及柳，韩之修养不够。柳也躁，但他倒霉，躁不起来了。）我们在事业上不是英雄，我们在社会上不能做圣贤，在某种境界不能做仙佛。我们凡人也是悲哀。
余自以为讲得不明白，但提出问题使人自己去想更好。
注释
[1]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此言有真知。”
[2]这次大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选自《顾随全集》（卷五），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