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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策兰本人历尽磨难，于1948年定居巴黎。策兰以《死亡赋格》一诗震动战后德语诗坛，之后出版多部诗集，达到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度，成为继里尔克之后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
但说无妨，
莫分臧否。[2]
——保罗·策兰
我相信保罗·策兰是自己选择了死，他的一生被诗与漂泊的矛盾所纠缠，早晚会有此一举——之所以矛盾，是因为即使最悲凉的诗也割舍不了哪怕是没有希望的辉煌，而人又总是渴望至少能有几个亲友围绕身旁——词语和原本如此之物便这样重叠了。任何诗人都能看出来，写作不可能是他最终的结局，但其实这个看法对他并不适用，真实的情形是：他的词语早已无法涵盖他的感受了。一方面，这些词语与他童年时挚爱的天空色彩、与一张张面孔和某一些声音已不再相似，总之它们已被歪曲，带上了怪诞的内涵：以至于他用以写作的语言和他据以载道的文学意外地攀附上他的身体。另一方面，从更趋内向且更直接表现残酷的角度而言，这些词语又没有能力表达出他所经历过的极限恐惧，因而他也无法罢手。虽说那些词语可信手拈来，但却不足以达意，且既封闭又内在，有可能在最审慎落笔的瞬间成为谎言，故而在保罗·策兰愈益紧绷的、省略的、短促而暴烈的笔下，它们肯定是被强行使用的，但在话语的内核里——在他那首探索式的诗《曼朵拉》[3]中，他见到一幅模糊的壁画，画中的宝座上，上帝缺席了——到场的是人本身，即所谓圣子（le Verbe），从他的内心之眼望去，无论怎么看，他的词不逮意都是明摆着的。而让这位诗人寄予厚望的写作，又让他觉得像是在倾倒着某种没头没尾的积液，积液漫漶开来，直至抹平了观念所诞生的河岸。不，还没有任何真实能够确切地对应这股源流，使其在绝对意义上拥有像词语所指对象那样的价值：确切地说，除了黑夜里在黯淡寂静中流淌的河水似乎在且聚且散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具有与如此缺席相称的唯一涵义。诗的极限，存在于被放弃的客体和散乱的思绪之外的静寂中；然而这种极限已然确立，并被认定为是反对有关放弃的一切观念的，但以今人的观点来看，这并不真实，结果，在我们作为基础的符号系统中，再没有任何词语所指的对象是无懈可击的了。即便话语能像保罗·策兰所认为的那样被解构，它也无非具有了某种幽黯而暴烈的清晰，除了空洞的回声之外，一切都被驱散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乎，对于那条河而言，只要某个像这一死亡一样的行动使它变得更加宽广，使它能聚集起一切场所内的生活尝试、一切求索中的思维、一切希望和一切回忆，作为真实的虚空的这条河便能涌动起来，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并在把最后一个词语命名为悬念时，为这种全无担保的述说带来真实。而诗则在被迫让位的同时，仍然指出了一切，甚至还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正如兰波之中止写作并非是出于气恼或漠不关心，乃是为了进一步强调他以一个符号（那个句号）便标示出他人的虚空，同时带来了延续至今的征象即粗糙的真实，同样，保罗·策兰之死亦如此，为了延续他的诗，他最终为自己找到了所有诗所渴望的东西：给冗长的句子结合一点儿本不具备的存在。相对于句子内部已终结了希望的理性而言，或许可以把这种结合理解为某种绝望。但策兰并非是毫无预期地前行，总之，在抛弃了为外物所控制的忧虑的反面意义上，他实现了自身的希望，那是真实的生命的希望。 但如前所述，从这一行为的潜在意义——死的征象——而言，仍有必要像我不断呼吁的那样，应当重新回到诗的意愿上来，并再一次在历史中——哪怕这历史行将结束——明确表明，我们称之为诗意的这种意识，的确是太过严苛且令人生厌的，这种极端的体现形式，这种针对生命和血肉的反参与，永远无法达致诗意：因为意识出于使命，要同时去寻找场所与形式，换言之，要具有某种舍我其谁的观念。当代的某些梦游甚于悲剧的行为，或许会使这个角色变得不可理喻。如今，我乐见人们出于纯真的信仰，可以轻松、理智、公正地看待感官的客观性和尼采所宣称并试图摧毁的超越自我的幻觉。但务必要当心尼采终结的那个东西，而且，现代批评与其说是经验的场所，不如说更像是向经验场所开放的一种研究方式。让我们设想一下，话语和意识可能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忽视从最幸福语言的反面去回应话语和意识的河流，实际上，这条河更宽，更深，在一个同样空洞的意识里，河水正与被剥夺了词语的人的痛苦在昏黑的河岸下汇合。的确，我们的每一个词都会有恒定的和有用的含义，每一个行为都会有虚拟的和谐，每一个对我们的诉求都会给予对方以可信的回答——这是一条仍要流经于此的河，把它带走，又把它丢弃。我们向被称为宇宙的东西上抛去的结构，只是一片乌云，真的，那便是我们的语言。生活的富足只是一个内里空虚的封套，当它被撕碎时，不幸的感觉会留驻指尖。但由这一行为本身践行的存在之物，若当它以某种开放的、专注于水面上下四面八方连绵不断的、有规律的声响的方式得以实现时，那便不再是幻觉的死路，而是时至今日无言之诗所提出的最包罗万象、进而也最为明晰的问题。对当代修辞学而言，应当借助于对虚妄上天的愤懑或敬畏的精神，将重新唤起意愿作为第一步，即唤起体验、融合、既聆听即时的欢乐又聆听时间的威胁、并以述说表明存在的意愿，这便是意愿为达于极致而进行的探索，实际上，这就是重新认知。依我说，诗的作用在于欢庆。这意味着要献身于场所，献身于瞬间，即使这些什么也不是，但极致便是一切，虽一无是处，万般皆空，但怎么说呢，它却如同音乐带来的狂热，于是被全然接受。在体验和聚集的中心，是河流，永远都是。但无论是这次还是最后，终归是一片光明，一片澄澈。为了不再一无是处，我们在世间万物中所能做的，就是展开生命之书，但一个有分量的真实仍难以寻觅，对此人们会说，那是超越空洞词语的某句话中的真实。 而且，为了如此探讨宇宙万物，是否还应当生长于斯呢？因为这里的书——众所周知，这是传统——并未被撕毁。我曾亲耳听到保罗·策兰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是一天的下午，在我家里，我们刚聊起绘画和罗马式建筑，他对我说道：“你们（他指的是我们这些法国的、西方的诗人）是在自己语言的家里，你们要参考的，都在书里，在你们喜爱的作品中。而我，我是个局外人……”——保罗·策兰，我知道，他对幸福的渴望无可非议：这种幸福并非是为了排遣受挫折的痛苦，也并非悲剧式的悬念，而是能在天际间切身感受到光明，哪怕仅仅一次。假如他置身局外并被认为是局外人，他会为此而痛苦，会比他遭遇过的多舛境遇更让他痛苦不堪，因为对于被他视为最崇高的天职而言，那无异于一种桎梏，不仅是词语误导层面上的痛苦，更是强加于他的不公平，让他痛感苦涩骚动中的晕眩。然而，无论他是否置身局外——犹太人，这个在欧洲战时（和战后）都忌讳的字眼、而且在巴黎讲德语——大家一听，就知道说的是他。有天晚上，我与他又见面了，那是我们从鲍里斯·德·施略泽[4]家里出来，我曾多次对策兰谈起过他，所以策兰很想与他结识。在谈到重组曾经存在过的文化及其难以估量的因素时，策兰似乎很放松，毕竟，那几乎就是他自己的文化——俄罗斯思想的特性，其在精神的探索方面比此地的更富有激情，也更有同情心，更乐于去接受——后来，来到街上，突然间，他发出了一声呜咽，肯定又想起了多年前沦为受害者的一次毁谤，而我还以为时光早已抚平了他的创伤。这也让我想起了自己第一次遭遇攻讦的尴尬往事，事情是怎么回事如今已无所谓。但因为这是他和我一起去拜访一位长者，而这位长者也漂泊海外，如今病魔缠身，于我而言可能此生再不相见，而对保罗，他却再未忘怀对这位老人寄予情感和关心，只为看看这种结局是否日后也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在这最初的日子里，或许只有冷漠或心不在焉才能拯救他。在漂泊中,最让他感到冷酷无情的，无疑是他的犹太人身份，即那个被他者首创的话语锁定的身份，使这个我变成了那个你，而他又只能生存在西方语言给他归类的这个无个性身份之中，这些语言只想从悖论中找到替身，而且还是借助于一本借来的书。这才是可怕而潜藏的差异呵！我们的语言，当它首先应依赖于对话的精神时，却只知道无穷尽地描绘自然万物，而保罗•策兰虽也倾向于自认为不辨方向，但他眼无遮蔽，在头巾百合和匍匐风铃草之间[5]，犹如圣经里的上帝，尽管那边满目荒漠，尽管他先为人忧，但还是没有给各物种命名。这也是他的词语被偷走的一种方式。作为交换，此我和彼你，此我和彼我，他觉得在他身上言说这些纯属荒诞不经，是饶舌，是他们的木棍敲击在石头上。不过，与人沟通仍是他的需要，那本是他的权利。在他梦想的交流中，对话双方甚至没有赤裸裸的情感爆发或预计的相互指摘。他的微笑中充满温情，尽管他常要掩饰伤痛回忆的侵扰。他的举止，特别是离开维也纳后的最初几年——那时他穷困潦倒，住在学院街的房子里，在大学食堂用餐，在希腊式神庙的廊柱下用老式打字机写作——总是漫不经心的，在夏日的傍晚，在沿街进行的热烈交谈之间，他的头总是会潇洒地向肩膀处一甩，好似想要长久地陪伴终有一别的朋友。但不久后，他的多疑症爆发了；没有人能逃得过他的疑心，不是这次就是下次；但这也只是他对信任的渴求被撕碎的另一面，证据就是在无名火爆发之后，他又重归多情的纯真。细读他的诗作，我确信在最阴暗的轮廓之下，在最突兀的断句之中，可屡屡感知到那仍是他痛恨孤独的一种热情。没有比在他洗练的作品中所看到的更令人迷惑的了，尽管其间常横亘着冷漠和嘲谑的阴影，但字里行间仍看得出他对无我之境的渴求，对简洁的热望，或因率直所致的话语的麻木。这表明，在他短促的文字存在的瞬间，当他因话语过多而透不过气的时候，当他因有话说不出而难受的时候，当互不相容的情形出现的时候——你自吹吧，没人理你[6]——而这种恼怒，归根到底，只是他渴望交流的极端形式而已。 再有就是他的苦闷，我相信这种苦闷——这一点正是进取型诗歌的成功之处，反之也是其作品走向终点的证明——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正在逐渐消散。刚到法国时，他身上某些纯真的东西曾深深打动过我，在他漫不经心的话语中，我还发现这个人或许更开放也更随和。甚至当他诉说药物治疗给他带来的痛苦时——在准备研讨会或需要全神贯注的时候，那种药物治疗让他十分难受——某种神秘的联系似乎要把他与另一个时代在街上发生过的令他恐惧的事件和天空中的色彩连到一起。我们也曾多次谈起那些逝去的岁月，第一次聊起这些的时候，我们还说过他那时还是有不少机会的，以及当时他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的一生。我们甚至打算抽时间回图尔[7]去看一看，因为1940年以前策兰曾在图尔读医科，离我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只有几步。或许我们还曾在林荫道上碰到过。往事经年，但共同的过去让我们从未停止追念转瞬即逝的面孔，对我，那更有意义，因为那是我的故乡，对他，那座城市已化为诗意，于是我从中发现，其实那座城市与我们的接近毫不相干——总之，真的，至于偶然与否和计划的取消，我实在不能再说些什么。保罗一直再没回过图尔，因此这个重游计划曾让他喜出望外。在他眼前，生命的轮回正在关闭，嬗变为宿命，我猜，那已经很清楚地昭示出，他对于自我的坚守，至少是一缕微光，一丝感觉：闪光的河水毕竟还是包容了这个外人，在河的旁边，他刚刚租下一个寓所，还没打定主意放些什么稿子和书。半个月后，即我们计划出行的前夜，大雨滂沱，我们在电话中说好下个月再去。此后，策兰最后去了一次德国，度过了一段日子，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印象中的他依旧是那种迷惑人的平和。夜半，我看着他独自离去，走向刚修好的、阴森森的林荫路一隅，没料到从此会再无下文。[1] 本文选自伊夫·博纳富瓦的论文集《红云诗论》（Le nuage rouge : Essais sur la poétique），法国：法兰西水星出版社，1977年版，第303-309页，原载《纯文学评论：保罗·策兰专号》（Paul Celan, Revue de Belles-Lettres）第1-2号，日内瓦，1972年。[2] 引自保罗·策兰诗集《无主的玫瑰》（La Rose de personne）中的一首诗《你也说吧》（Toi aussi parle）。[3] 《曼朵拉》（Mandorle）是保罗·策兰的诗集《无主的玫瑰》中的一首诗。[4] 鲍里斯·德·施略泽（Boris de Schloezer，1881-1969），法国作家、音乐学家和翻译家，原籍俄国，十月革命后移居法国，为向法国译介俄罗斯哲学和文学做出过重要贡献。[5] 头巾百合（martagon）和匍匐风铃草（campanule raiponce），是保罗·策兰于1959年8月在错失与阿多诺约定的会面后所写的一篇神秘的散文——《山中对话》（Entretien dans la montagne）中所描写的两种植物。[6] 引自保罗·策兰的诗集《无主的玫瑰》中的一首诗《你自吹吧，没人理你》（Loué sois-tu, Personne）。[7] 图尔（Tours），法国中西部的一座古城，是伊夫·博纳富瓦的故乡，保罗·策兰曾在此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