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作为视觉修辞意指实践的规约机制，语境形构了介入视觉修辞意义生产的多重参数与圈层结构。作为物化形态的互文语境在常态的视觉符号表征机制之外，铺垫了语境介入视觉修辞意指实践的现代模式与内层话语；情景语境以一种虚实相间的关联性结构架设了视觉修辞意义生产的实践场域，形构为视觉修辞语境规约的第二圈层；而文化语境则以一种前置性的观念形态隐性牵制着视觉修辞的意义生产，由此形成了语境介入修辞意指的外围框架。由互文、情景与文化组成的语境圈层不仅揭示了语境介入视觉修辞意义生产的一般结构，对语境论的现代审美实践以及语境作为一种本体论的身份认同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视觉修辞；语境参数；互文；情景；文化语境
基金项目：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当代视觉修辞的辞格谱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教授，云山杰出学者，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及文艺美学。
在人类的符号表征体系中，语境作为规约符号意义生产的重要因素在中西艺术史上一度有着共识性的价值认知。或许缘于语境本体指涉的相对宽泛，亦如皎然《诗式》中所描绘的“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抑或司空图《诗品》中裁定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较之物化可感的符号意指而言，语境因自身多重圈层的存在结构及意指实践的相对飘忽而更显复杂，故而它在圈定自身多重的形式存在以约定意义的同时也缔造了艺术史上绵延千年的“意境”论话题。不可否认，将语境纳入文本意义的生产体系一方面可能缘于对符号意义释解的最高约定，囊括语境元素的释义实践理应更为抵近符号表征的本真性意义；另一方面，对语境价值的知识学考察则又体现出释义实践过程中的反基础与反本质主义意识，它消解了对应论以及绝对偶像，剔除了释义过程中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就这一层面而言，“语境具有的本体论性的特质，使它成为判定意义的本质基元，具有更强的基础性、科学性和不可还原性。”[1]作为视觉符号的修辞实践，语境同样成为其意义生产及其释义实践不可忽视的环节。较之语言符号能指实践的相对精确，遵循能指与所指相似性原则且所指实践更具“浮动性”的视觉符号，其意指实践则更要依赖于语境的约定，“传播实践客观上要求传播者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语境之中开展信息活动”[2]（P.13）对视觉符号的表征实践而言某种程度上更具真理意义，这就意味着对视觉修辞及其审美实践的考察能也只能在一定的语境框架中方为可能，故而聚焦视觉修辞的语境参数，揭示其修辞实践中语境所承载的底色效应，这不仅赋予视觉修辞的理论考察以更为全面而整体的观照视野，对语境论的视觉实践乃至语境作为一种本体性的话语形态同样颇具启发意义。作为符号意指实践的发生环境与底色话语，语境的审美内涵无疑经历了一个由特定意指向普泛场域拓展衍化的过程。语境最初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是由德国语言学家威格纳（Wegener）于1885年提出的，在他看来，语言意义的获得是在实际使用中生成的，故而语言的意义只有通过使用的语境才能确定。对语境作出更为清晰的概念确认则归功于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基于彼时语言符号的主导性地位，马氏将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前者属于语言符号的文本范畴，故而又称“语言性语境”，后者则属于非语言文本范畴，所以又称为“非语言性语境”。马氏对语境的界定缘于为奥格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撰述的《意义的意义》一书的“补录”，出于这一范畴发生的特定视野，马氏言下的语境界定应是明确圈定于语言符号的实践体系，从概念的话语构架中也可看出明显的语言符号属性。作为表意符号的意义生成环境，广义维度的语境与文本意指的拓展呈现出同向性，如同文本最初由语言符号的专属衍化为普泛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一样，语境的跨语言衍化同样体现出这一泛化特征。实际上，泛化意义的语境意指某种意义上可从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中找寻其存在的前在依据。相对语境更为稳定的意指结构而言，意境因其实践场域的普泛性以及理论构建的复杂而相对飘忽，这自然也形成了关于“意境”的长期争议。不可否认，文学审美场域的意境由于其语言符号的主导属性可能与马里诺夫斯基言下的语境有对应之处，而随着文本意义的泛化，语境脱离语言符号的专场而成为诸多符号表征的底色语言同样在中国古代普泛的意境意指中找到注脚。古典美学话语中的意境强调的是“象”“境”以及“情”的内在关联，它在宣扬“义在言外”“境生象外”以及“情境交融”的同时体现出“境”的客观现实性。王昌龄在《诗格》中就曾提出诗有三境，分别为“物境”“情境”与“意境”，而皎然在《诗式》中明确提出了诗歌的取象、取义与取境问题，今天看来，无论是“物境”抑或取象、取义与意义生成的文本层面都有着极大的关联，前者一定程度上隐含了当代语境论的文本所指。而“情境”作为情与物象之汇通同样体现了文本生产与接受层面的主体审美能动意识，当代语境说的情景意指亦即作为文本生产与接受的审美氛围与此自然有着某种契合。然而古典美学场域的意境并非全然对应于语境也是一种事实，硬性套用古典美学的意境来理解语境并不可取，语境作为文本意义的衍化机制相对更为空灵的意境而言更具客观现实性，而意境生成体例中的情感动机又非当代语境意指的文化维度所能指代，意境中的情感动因更多体现为一种主体感知与审美体验，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则化身为一种知识学体系，以一种前置性的观念形态架设了文本意义的衍化框架。20世纪对语境的价值认知一度体现着某种争议，语境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更多时候成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辩论的对象，实在论将语境的实在性视为验证关系论以及因果关联性的基础，而反实在论则将语境视为一个形式表征系统抑或一个具有一定心理意向的解释过程。英国物理学家戴维·玻姆（David Bohm）科学实验的隐变量理论为语境论的本体化路向提供了科学依据。玻姆认为，一个可以检测的物理现象其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可以用隐变量来描述，玻姆用context或contextually来阐释这一隐变量，这一发现为从哲学层面重新审视语境提供了可能。而事实上20世纪以来哲学发展的诸多“转向”运动都与语境有着本质的关联，“语言学转向”将哲学研究导向经验层面的形式句法问题，侧重语形结构的逻辑分析；“解释学转向”强调哲学阐释过程中的语义问题，它关注的是理论表征的组成部分及其阐释方法之间可能的意义函项；而“修辞学转向”则关注语言哲学的语用学层面，它相信只有在语用的结构关联中，对象的意义及其表征系统才具有确定性，可以说无论是语形、语义抑或语用，意义的生成都与语境有着本质的关联，某种意义而言语境成为语言哲学研究的底本所在。今天看来，将语境视为一种本体形态无疑体现出一种科学性向度，基于语言哲学的语形、语义以及语用学分析可以证实，语境具有一定的实在性，无论是其内在的组成元素还是其表征形式都印证着其实在性的身份，而这恰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与之可能性的差异所在。此外，语境又是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在认可其具有一种实在性结构的基础上对其发展、衍变过程的体认。再者，语境论作为一种本体性的理论话语，它提供了审议对象世界的多重视角，在语境这一平台中无论是语形、语义还是语用研究都可纳入语境的观照体系，甚至在给定方法论边界以及认识论趋向的基础上，语境还提供了比较各门学科价值指向的评判依据。将语境论引入视觉修辞的话语体系一方面归因于语境作为一种意义生成的规约机制其意指的自我拓展。不难看出，从马里诺夫斯基“语境”概念的提出到当代语境在诸多话语场域的实践，语境的审美意指已然超脱单纯的语言符号场域，成为诸多学科甚至包括自然学科衡量研究结论的可能性对象。语境意指层面的这一泛化趋向某种意义上与文本概念的泛化有着藤牵蔓绕的关联，试想当原初作为语言符号载体的文本衍化为一切符号表征载体的文本时，基于语言文本意义生产必然机制的语境其意指内涵的拓展与泛化自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以语境来审视视觉表征与视觉修辞同样是对中国古典美学中视觉艺术意境说的某种调适与回应。作为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重要形式表征，意境的生成离不开视觉形式本身的架构，无论是“物境”抑或“取象”“取义”某种程度都隐含着当代语境论的身影，而之所以以语境论来重新审议视觉问题，一则可将传统意境那种飘忽的审美意指以一种更加物化的程式加以确认，并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主体情感对意义生成的过多干预；二则拓展了传统意境的既定视野，将主体前在性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等纳入文本意义的生成体系，从而能够更为全面地审议视觉问题。作为视觉研究的“内视”形态，视觉符号的修辞实践不仅是视觉元素对传统修辞学“劝服性”意旨的跨界检验，同时也是语境积极参与视觉表征的有效印证，可以说语境成为视觉修辞意义生产及其释义实践的重要参数，“语言环境是修辞的生命。没有语言环境，就没有修辞。一切修辞现象都只能够发生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在语言环境之外的修辞是根本不存在的，”[3]（P.309）亦如这样的判断对视觉修辞同样有效，甚至鉴于视觉符号独特的表征体例，语境对这一符号意义生产及其释义实践的影响力可能更为明确，由此聚焦视觉修辞的语境问题遂成为视觉修辞相关研究不可忽视的话题，同时也为语境论的本体考察提供了新的方向。需要指出的是，为使语境的意指内涵更为清晰、程式更为明确，自马里诺夫斯基明确“语境”概念以来，对语境的类型与结构划分一度成为语境论研究者致力的方向。英国语言学家弗斯（Firth）作为马里诺夫斯基的学生，在马氏“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分类的基础上将语境细化为社会语境、文化语境、信仰、主体身份、历史等要素，而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则将语境分为形式与内容、参与者、背景、交际工具、目的、风格、音调以及相互作用语境八个组成要素。2008年荷兰语言学家范·戴克（Van Dijk）提出了语境研究的社会认知模式，亦即影响话语的结构并非语境，而是在于主体对交际情境特征的定义。为使得语境更具可描述性，他提出了语境参数的概念，将社会语境等因素纳入基本语境参数序列进行考察，从而揭示语境参数如何从语义以及语用维度规约着人们对话语意义的阐释与理解。[4]（P.95）可以理解，语境参数是指语篇内外场域中能够规约语篇意义生成与阐释的各种因子，“参数因子则以不同方式将自己的语义特征或关系特征映射给特定的语词或概念，从而形成带有当下语境化特征的概念语义。”[5]由此，我们援引语境参数来切入视觉修辞问题，揭示修辞实践中规约其意义生成及其释义向度的参数因子，这不仅使得视觉修辞的语境考察更具可描述性，同时也强化了语境作为视觉叙事意义生成决定元素的整体认知。作为意义生成的规约机制，无论是语言符号抑或视觉符号其语境表征都体现出一定的圈层结构，而每一圈层结构对应于特定的意义生产，而圈层结构的整体机制与圈层意义的公约性建构成就了符号意义语境表征的总体集合。在语言符号的语境圈层体系中，作为符号意指上下文关系的物理语境、符号表征及其释义实践的情景语境以及作为符号表征与接受视域下的文化语境，构成了规约语言符号意义生产的语境圈层，这三种语境形态实际上同样适用于视觉符号的表征体例与意义生产，抑或说物理语境、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铺垫了基于语境视角考察视觉符号意义生产的进阶，构筑了其修辞意指释义实践的路径与框架。以物理语境来审视视觉符号的修辞实践，既要看到物理语境作为上下文关联对语言符号表意的钳制与影响，同时也要明确这一语境圈层在语言符号与视觉符号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我们知道，任何语言符号的表意实践都离不开符号存在的物理结构亦即上下文关系，脱离上下文结构的语言意指多数时候很难与篇章语义产生关联。相对语言符号而言，视觉符号的物理语境作为这一符号存在的物化结构显得更为必要。按照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是建立在“任意性”基础上，这一“任意性”赋予语言符号以充分的自由，从而使语言符号的精准意指更为可能。视觉符号则不然，视觉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正是这一相似，使得这一符号的所指呈现“浮动”状态，“任何图像都是多义性的，它潜藏于其能指下面，包含着一种‘浮动的’所指‘链条’，它的读者可以选择其中一些，而不理睬另一些。”[6]（P.27）由于所指本身的“浮动”性，使得视觉符号的释义实践必须以原型为参照且被严格控制在视觉层面，而为了视觉释义的准确性，一定的“驻足”与“回看”成为必然。正是鉴于视觉符号与语言符号表征体例的本体差异，表征实践的物理语境对视觉符号显得更具意义，脱离物理语境的视觉符号其很难承载完整的表意能力，亦如微信表情符号只有在对话者的文本框架中才具实际意义，红色如果脱离了马路交通指示牌的物理结构，其作为“禁止通行”的意义也很难为人感知。实际上，当代视觉修辞释义实践的物理语境不仅表现在作为视觉符号语境实践的一般层面，其作为特定修辞结构的互文性生产理应成为视觉符号物理语境的醒目要义。以互文来描述当代视觉修辞意指实践的物理语境，不仅意味着介入修辞生产的表征符号并非单一的图像，而是集多重符号于一体的意义生产体系，同时意味着这些表征符号的互文性构架及其意义生产体例业已成为当代视觉修辞释义实践的普泛样式。不可否认，基于能指与所指的相似性原则，视觉符号的表意实践一度存在着某种天然的缺陷，其所指的“浮动”使得图像释义离不开对能指原型的反复观照，这也意味着独立表意的视觉图像总有着背离原指意义的冲动，故而也引发了罗兰·巴特在解读图像修辞时提出的语言符号对图像意指的那种锚固效应。在巴特看来，“在任何社会中，都形成了用以固定所指之浮动链的各式各样的技术，以便与不确定符号的可怕性进行斗争：语言讯息就是一种这样的技术。”[6]（P.27）以语言讯息来锚固视觉符号浮动的所指的确是视觉意指的重要层面，但语言之于视觉意指的价值也不仅局限于这一层面，英国学者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与法国学者雷内·加尔迪（Rene Gardies）将语言符号对视觉意指的作用推演为包括锚固、替代于内的六种方式，足以说明两种符号之间复杂的绞合力。当然语言之于视觉意指的具体作用机制并非本文关注的要旨，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诸多作用形态支撑下视觉与语言符号在视觉文本中形成的物理结构。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为我们描述当代视觉文本的表征符号结构提供了模型参照，与中国古代“互文”所强调的两事各举一边时的省文相比，克氏的互文可能更为切中当代视觉叙事文本的客观事实，“任何一个词语（文本）都是一些词语（文本）的交汇，人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另外一个词语（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镶嵌而成的。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另外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化。”[7]如果说克氏互文概念中的“镶嵌”精准描述了当代视觉文本语图符号的物理结构，那么“吸收”与“转化”则更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物理结构中两种符号的互动关系。当然，当代视觉文本符号表征的互文结构并不仅限于语、图层面，作为技术媒介的文本支撑，语言符号既可化身为视觉层面的“文”，也可呈现为听觉层面的“言”，这样一来，“语-图”互文的物理结构则可细化为视觉维度的“图-文”结构与视听维度的“图-言”结构，而“文”抑或“言”作为语言符号的子属体系在实现“语-图”互文的一般表意职能的同时，又因本体表意的不同体例而存在差异。不仅如此，作为现代媒介的表意体例，经久以来一度缺场的听觉符号成为视觉文本表征体系的有效组成部分，除了作用于听觉层面的“言语”以外，作为听觉符号的音响与音乐同样成为视觉文本互文性物理结构的表意因子，如此，当代视觉文本的互文结构还应包括“图-音（音响）”互文与“图-乐”互文，作用于视觉层面的图像符号与作用于听觉层面的音响与音乐符号从视听角度完善着视觉文本的意义书写。由此一来，当代视觉文本演化为由图像符号、文字符号、言语符号、音响符号以及音乐符号构筑的共享性的文本结构，图像符号与文字、言语、音响以及音乐分别构成复杂的互文关系，每一表征符号从自身的符号属性与表意性征出发协力图像符号履行表征使命，完善图像意义的组合型生产。以互文性框架中的音乐符号为例，尽管在当代视觉文本中，作用于听觉的音乐多以一种背景化的铺垫符号来协力视觉符号的意义生产，但就直观可感的视觉符号而言，音乐在情感激发与氛围渲染上无疑有着视觉符号难以比拟的优势，“音乐的最大作用就是把我们的情感概念组织成一个感情潮动的非偶然的认识，也就是使我们透彻地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情感生命’，了解作为主观整体的经验。”[8]（P.146）不可否认，基于“劝服性”的意旨而言，音乐符号无疑最具修辞性征，且不说音乐本身的节奏与旋律能达到亚里士多德言下那种“其为悲喜都切中人心”[9]（P.505）的效力，单就音乐的唱词而言，其作为基质的语言表意同样有着直接叙事的功能，这就使得由音乐符号形构的“图-乐”互文相对单纯的视觉表征而言，无论是形式表征抑或情感激发效应都是后者所难以企及的，其作为修辞意旨的“劝服”效应自然强得多。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语言、图像、听觉符号构筑的“语-图”“图-声”互文的语境结构外，基于图像符号跨场域征用的“图-图”互文也成为了视觉修辞互文语境的表现序列。相对“语-图”“图-声”的互文生产而言，“图-图”互文某种程度上属于技术媒介衍化的产物，将他者图像符号剥离原文本而纳入新的文本表征体系并赋予特定的意义成为这一互文结构生成的要义所在。以电影《金刚川》为例，开场之后1′38″-3′19″处，电影征用了时长近两分钟的历史新闻影像作为整部电影叙事的背景铺垫，其间不仅有美军视角对中朝边境地区的轰炸影像，更有全中国人民加紧生产、支援前线的诸多场景，还有志愿军战士跨越鸭绿江赴朝作战的真实影像镜头，对应于电影文本叙事的需要，作为他者形态的新闻影像被有效“嫁接”于电影文本中，成为影片叙事的组成部分，不难看出，新闻影像的跨场域征用一方面缘于对征用影像本体意义的坚守，正是这一本体意义的存在使得对其跨场域征用成为可行；另一方面这一征用实践也并非完全恪守于影像意指的原义，其“嫁接”于新的视觉文本的审美实践无疑赋予其新的内涵意指与审美性征，并在一体化的叙事实践中承载新的叙事使命，而征用影像与视觉文本之间构建的互文关系自然成为当代视觉修辞互文性语境框架的有效部分，从而在“图-图”互文的结构体系中规约着视觉文本的意义生产与审美走向。如果说视觉修辞的互文语境主要体现为语、图、声之间复杂的符号表征关系，其存在形态多呈现为一种物化的结构框架，那么情景语境作为这一物化结构的外围形态较之互文语境自然宽泛得多，它以一种集物化结构与观念形式彼此互动的审美结合来组织并推动着视觉文本的语义生产。赵毅衡教授曾指出：“在文本的系统之外，存在许多外部因素，它们铺设了一个更大的‘语义场’。”[10]（P.182）这种“语义场”某种意义而言就包含了情景语境。在传统语言叙事的语境框架中，情景语境通常指的是使用语言符号的环境，它不同于语言符号的上下文语境之处在于，情景语境的语义生产多由文本延伸而来，它取决于文本话语的指涉主题、文本及其接受者的空间场域以及文本话语及其接受者的情感氛围等，可以想象一个远离家乡的读者对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的衍义深度及其情感体验较之没有这一经历的人而言自然要深切得多，诗作的主题与接受者的情感氛围产生某种关联，而这一关联以一种情景语境的形式拓展了诗作文本的意指，从而生发出超脱文本的衍义实践。实际上，情景语境的语言实践同样适用于视觉修辞的审美生产，视觉文本的主题指向、文本及其接受者的空间场域以及接受者的情感倾向都成为规约这一语境意义生产的审美向度，而彼此之间的关系则架设了情景语境衍义实践的圈层框架，从而使得基于语境层面的衍义生产成为可能。相对视觉修辞物化属性的互文语境而言，情景语境因其虚实相间的结构体例及其更为复杂的关系图式而呈现出有别于互文语境的独特性征，“语境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存在于文本周围的关联性实在，具有关联性、建构性和动态性”[11]对描述情景语境可能更为契合。作为一种关联性实在，情景语境既体现为一定的实体形态，更呈现为一定的关系结构。就视觉修辞而言，情景语境的意义生产离不开视觉文本的语义规约，但这一语境的意义生产又不可能拘囿单纯的文本意义层面，它更多取决于视觉文本特定的话语意指、主题取向与释义氛围。以红色这一色彩为例，单纯视觉意义上的红色无非是一种色彩意识，但将这一色彩置于不同的主题与空间场域展开释义实践，因其语境的变化可衍生出不同的意义指向。如将红色置于马路交通灯的释义空间，此时的红色自然脱离单纯生理层面的色彩意指，而在特定语境中衍生出“禁止”之意。婚礼现场的红色则又因语境的变化而呈现新的意义，红色与婚礼的氛围产生结合遂衍化为“喜庆”之意。同样作为一种仪式性事件，会议现场的红色则因情景语境的改变而发生审美意指的变化，相对婚礼现场的“喜庆”而言，此时的红色更多隐喻着一种仪式性的“庄重”之感，作为同一种色彩，其不同场合的释义变化并非由色彩本身所注定的，更多时候是由色彩与其表征的空间场域以及特定的主题指向所决定，正是在一种关系性的情景语境中，这一色彩因不同的表征实践而析取出不同的意义。实际上，修辞层面的视觉释义较之单纯的图像表征要复杂得多。诚然，视觉符号的出场、传播与接受等象征行动都要依托一定的情景，美国视觉修辞研究者劳力·格里斯（Laurie E.Gries）认为视觉修辞研究应回归图像发生的现实情景，只有在尊重图像发生的问题情境与现实实践中方能抵近这一图像意指的真正意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图像追踪法的视觉研究方法，“尝试在经验维度上测量图像是如何流动、转化和影响公共生活。”[12]这种以图像的出场情景为释义导向的研究方式在时下的视觉表征中并不鲜见。2008年南京的“天价烟”事件及其引发的舆论争议即是如此，由于图像符号在舆论场中是最具争议宣认效应的符号，故而这一新闻图片的出场自然超越了纯粹的新闻话语框架，并在话语实践层面升格为一个逼真的修辞问题，而一旦社会争议脱离图像符号的宣认意指，在情景语境的框架中接受界定与想象，其语义的裁定自然超脱符号本身的意义，而在一个更为宽泛的层面接受解读，由此形成的衍义实践成为必然。考察视觉修辞的情景语境同样还要考虑到图像符号意指实践的特殊性。如前所述，与语言符号不同，图像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这意味着图像符号的释义实践离不开相似性的情景比照，换言之，对一种图像符号的释义解读可能引发相似性的形式联想，由之形构出影响释义的情景语境，从而使得超出图像意指的衍义成为可能。2011年甘肃正宁的幼儿园校车事件即是如此，这一由新闻图片引发的舆情事件单从图像符号的形式意指而言，除了感叹交通事故的惨烈外图像符号并无过多衍义的可能，但图像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相似性原则却将这一新闻图像导向一个相似性的比照语境中，作为对相似性图像的想象性召唤直接推动了美国悍马与校车相撞这一新闻图片的出场。我们知道图像因其自身的直观可感是舆论场域中最具宣认效应的表征符号，网络上美国悍马与校车相撞这一新闻图片作为正宁校车事故图片的相似性参照，其出场无疑构成热奈特言下互文序列的“类文本”形态，从而使得对正宁校车事故图片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车祸事件，在表征层面上升格为一个视觉修辞问题。围绕两幅图片形构了一系列可具比照性的议题“交通事故”“校车”“损毁”“质量”，并在两幅图片中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解读框架，正是由美国悍马事故图片的出场及其引发的互文性参照，使得基于这一图片意指深化了对正宁校车事故图片的解读，并在引发一定舆情效应的基础上直接推动了中国《道路安全条例》的修订。需要说明的是，与视觉修辞文本层面的互文结构相比，情景语境的互文关系体现出一定的虚指性，至少由原视觉文本召唤的互文文本其最初呈现的方式是观念上的，亦如正宁校车事件的图片作为释义实践的实体存在，其最初引发的视觉互文是接受者对这一图片观念层面的相似性意象，正是在一种“似曾相识”的感知中建构了实体性图像与观念性图像的互文性参照，而随后接受者对观念性图像的存在确证则将这一互文由虚指导向现实，为图像文本的释义提供了一个更加确定的实践路径。不可否认的是，相对视觉修辞符号互文的物理结构而言，情景语境因其涉及图像符号的主题取向、释义实践的空间场域以及释义氛围的多重规约，其衍义实践更多取决于影响因子之间的关联性，其基于物化形式与观念形态的存在使得其相对物化的互文语境而略显虚浮，这就使得对其作为语境参数的把握难以精确，我们很难像对待互文语境那样以一种物化的结构认知来看待情景语境，某种意义而言，“情景语境是一种话语空间，是一种语言结构，更是一种释义法则。”[13]（P.106）正是在情景语境的参数框架内，视觉修辞的释义实践才能趋向完整与统一。张江教授在谈及阐释边界时曾说过：“有效阐释的边界，有多个元素决定。作者赋予的意图，文本的确当意义，文本的历史语境，民族的阐释传统，当下的主题倾向，如此等等，决定了阐释是否有效及有效程度的边界。”[14]如果说“作者赋予的意图”与“文本的确当意义”是由文本自身的意指及其上下文语境来确认，“当下的主题倾向”可以划归情景语境的序列，那么“文本的历史语境”与“民族的阐释传统”无疑指向阐释实践语境参数的第三圈层，亦即文化语境对释义实践的规约机制。作为现代阐释学奠基者的伽达默尔将历史引入阐释，将传统阐释学在理解过程中所要克服的偏见合法化，赋予“前理解”以一定的合理性。在他看来，阐释者对文本的阐释自然要将自身的生活阅历、审美意识、文化观念与民族心理带入阐释实践，使其成为理解文本并形成文本意义的组成部分。现在看来，伽达默尔建构现代阐释学的“前理解”实质上就是规约文本意义的文化语境，尽管这一“前理解”对阐释实践的约束力存在诸多争议，但作为规约意义生成的语境参数，其作用机制却是不容置辩的事实。相对物化的上下文语境以及集物化与观念于一体的情景语境而言，文化语境的存在结构可能呈现为一种观念意识，其对视觉符号的释义实践相对互文语境与情景语境可能更为隐晦，这就意味着基于文化语境来考察文本的意义生产很多时候因缺乏客观性而走向相对主义，西方美学史上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阐释学的批判某种程度上就是因此而展开。尽管其存在形态的相对隐性，文化语境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语境类别一直占据着醒目地位，作为语境论奠基者的马里诺夫斯基当初对语境的划分已然明确包含了文化语境的既定份额，他将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并置的二分法也揭示了文化语境对意义生成的影响力，同时也说明了文化语境之于语境论的合法身份。相对文化语境对语言文本的意义规约而言，文化语境对视觉表征包括视觉修辞的意指实践同样具有意义。陈望道先生在谈及语境之于修辞的影响时曾言：“我们知道切实的自然的积极修辞多半是对应情景的；或则对应写说者的心境并写说者和读听者的亲和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15]（P.11）这里言及的立场关系、经验关系实质上更多源于文化语境，至少文化语境架设了影响修辞实践的立场与经验的主体，陈望道先生对文化语境之于传统修辞价值的评价同样适用于视觉修辞，这在视觉修辞理论衍生的那一刻就赫然在列。作为图像修辞研究先行者的罗兰·巴特在“潘扎尼”花式面广告图像中发现的“意大利性”实际上就是文化语境所赋予的衍生意义，试想作为广告页面的视觉形式并未赋予超脱这一视觉文本更多的意义，倘若不是巴特自身作为法国人的特定身份，其对广告图像的意义解读多会依循着一般意大利人解读的常规路径，也就是说，是巴特作为法国人以及其前在的生活经历、文化体验与审美心理形构了与意大利民族身份的区隔，而这一区隔使其解读出的这一“意大利特色”源于“一种真正‘法国式的’知识”，[6]（P.24）发现为意大利人所不能发现的“意大利性”，从而基于这一文化意识完成了对广告文本背后深层涵义的解读。文化语境作为规约视觉修辞释义实践的作用机制可以从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寻找依据。皮尔斯将符号分为肖似符、指索符以及象征符三类，肖似符关注的是符号形体与表征的符号对象之间的肖似性，亦即能指与所指的相似性；指索符关注的是符号形体与表征的符号对象直接的因果或邻近的关系，符号形体能够以此指示或索引符号对象的存在；象征符的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并无相似性，也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其符号形体表征符号对象更多建立在社会约定的基础上，其释义实践取决于一定社会群体的认可机制。按照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我们大体可以推演出视觉符号及其语境规约的一般规律。相对语言符号而言，视觉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皮尔斯的肖似符成为视觉表征的基本逻辑，而物化的互文语境如“图-图”互文也多是这一逻辑的实践呈现。在情景语境中，关联性逻辑成为语境规约意义生成的基本形式，这一点与指索符的潜在意指颇为接近，至少可以说视觉符号指示性意义的生成多是在一种结构关系中被赋予的。到了文化语境中，视觉符号的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的相似性程度最低，故而倘若从相似性视角去理解文化语境与视觉表征实践的关系难能奏效，那么解读文化语境之于视觉表征的作用机制则要在一种前在的规约规则中进行，可以说文化语境的释义实践，主要是借助一种具体的图像符号来想象并替代一种抽象的观念、思想或者情感，而其蕴含的修辞逻辑就是象征。正如法国图像学者玛蒂娜·乔丽所言，作为再现事物的视觉符号，“如果这些再现事物是被制作它们的人之外的人所理解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最小的社会文化方面约定的东西……这些再现事物应该将其大部分意指归功于它们的象征符号的特征。”[16]（P.34）于此可以断言，当视觉符号的释义实践超越基本层面的相似逻辑，视觉符号的意指实践则依循于文化层面的规约逻辑，由之则上升为一个视觉修辞命题，亦即考察视觉符号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巴特当年从潘扎尼花式面广告文本中所体悟到的“意大利性”，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象征实践的产物，而中国古典美学中将梅兰菊竹的视觉意象与人的精神品质进行对应的价值图式同样也是这一象征实践的经验验证，文化作为视觉符号最为普泛形态的表征背景，其切入视觉表征以及视觉修辞的意义生产正是由此展开，“正是在文化所铺设的巨大的释义体系中，我们得以在规约而非理据的维度上接近图像的意义。”[13]（P.117）行文至此，我们大体勾勒出语境参数规约现代视觉修辞意指实践的基本框架，互文语境基于一种物化结构架设了语境规约视觉修辞意义生产的基层形式，情景语境则以一种关联性结构铺垫了视觉修辞语境规约的第二圈层，基于特定族群意识与约定性观念的文化语境构建了语境规约视觉修辞审美实践的外围形态。尽管作为视觉修辞规约机制的语境圈层呈现出由实向虚的存在结构，但其赋予修辞意指的影响力并未随着其存在形态的虚化而减弱，其隐性架设的释义网络时刻指引着视觉符号的修辞生产，同时也不断验证着“只有在一个相关的语境中，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存在”[17]这一判断的真理意义。[1]郭贵春.“语境”研究纲领与科学哲学的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6（5）.[2]Kress，G.﹠Van Leeuven T.，Reading Images：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London：Routledge，1996.[3]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4]Van Dijk，T.A.Discourse and Context：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5]曾利沙.论语篇翻译的概念语境化生成的认知机制[J].英语研究，2007（1）.[6][法]罗兰·巴特.罗兰·巴尔特文集—显义与晦义[M].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7]JuliaKriteva，Word，Dialogue and Novel，in The Kristeva Reader，Toril Moied，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6.[8][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0]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吕洁，陈开举.语境参数、文本阐释与意义确证——论语境对阐释的约束[J].哲学研究，2020（8）.[12]Laurie E.Gries，Iconographic Tracking：A Digital Research Method for Visual Rhetoric and Circulation Studies.Computers and Composition，2013（30）.[13]刘涛.视觉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14]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π到正态分布的说明[J].探索与争鸣，2019（10）.[1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6][法]玛蒂娜·乔丽.图像分析[M].怀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17]郭贵春.欧洲大陆和英美哲学传统之间的区别、关联与融合——记与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诺义萨教授的谈话[J].哲学动态，2005（1）.
责任编辑：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