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在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
[提要]两宋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不断接触交流中开启了以文化融合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民族一体化进程，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认同发展的基本模式。翻译活动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媒介，不同民族的双语人、译者在帮助本民族实现制度进步与文化自觉的同时，其翻译取向也使得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带有鲜明的指向性特征。
[关键词]翻译；两宋；少数民族；文化交融；民族融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重点项目“旧石器之艺术”（英译）（21WKGA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艳君，大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翻译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与翻译、比较文学；郑丹，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与翻译；马慧芳，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料库与翻译。
“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1]（P.2）两宋时期是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时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各个民族在文化交流中不断碰撞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根本格局。在这个过程中，翻译活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相对于两宋的翻译活动，辽朝、金朝以及西夏的翻译活动更为活跃，其成果也更为丰富。汉族的文物制度与汉文典籍通过翻译活动被大规模译介引入到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少数民族政权一方面对汉文化的渗透感到忧虑，主动创造本民族文字，推广本民族文化以期实现文化上的“分庭抗礼”；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翻译改造汉族文化，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进步。而这导致了汉族文化被动地成为了文化进步的唯一标准，各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也因此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同一化趋势。
一、二元语言环境下北方民族的文化自觉
“翻译不仅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转换形式，更是文化起源和产生新的文化空间的重要途径。”[2]（P.187）两宋时期，随着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政治经济接触往来的日渐深入，在黄河以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多个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共生的二元语言文化空间。在这些语言文化空间内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在很长时间里都承担着传播汉文化的桥梁作用。而北方民族在其文化的凝聚形成阶段，也都面临着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异质文化的“渗透”。在将汉文化内容翻译引入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汉语与汉字作为他者存在，对北方民族的文化自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两宋以前，中国北方民族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政治制度也相对原始，这就决定了其在与中原汉族的接触中，“不可避免地使其传统文化受到异质文化即中原农耕文化的挑战。中原农耕文化以先进、成熟的政治制度及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为内容表征，在整个古代社会成为各民族进步的途径与标准。”[3]（P.44）正是以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为参照，以汉族的思想文化为养分，北方少数民族才完成了政治上由原始酋邦向专制王朝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北方少数民族双语者对中原王朝政治制度的译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契丹族早在唐开元年间就已经内附。作为接受唐王朝统治的象征之一，契丹族首领必须将其子弟送入长安“充质宿卫”。这些契丹首领子弟通过在长安等地长期的学习生活已经成为可以熟练使用汉语、阅读汉字的双语者。除了“质子”归藩带回北方的“赐书”之外，包括《国书》《册文》等在内的外交文书也将大量的汉族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传入了北方。通过对中原王朝文物制度的“翻译”与模仿，契丹族建政之后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政治上的跨越式发展。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本人能说汉语，对汉族政治文化深有了解，其称帝之后建立的官僚体系与契丹族传统的“夷离堇”制度相去甚远，而是带有明显的中原专制王朝官僚体系的色彩。特别是在辽太宗耶律德光即位之后建立起的北南面官系统中，“南面官系统的中央、地方各类机构和设官，大体仿用唐制”[4]（P.191）。
在党项族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也不乏双语者对于中原王朝文物制度的译介引入。与契丹族主要模仿唐制不同，党项族在建立西夏国时，主要参考了宋代的官制法令。西夏国主李元昊年轻时“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5]（P.13993），对当时宋朝的典章，特别是军事制度颇为了解。在他正式建立西夏国，自称夏国主之前就已经在其统治区域内模仿宋代官制，“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5]（P.13992）。
“译介与内化外来文化是翻译的功用之一。”[6]（P.154）契丹与党项贵族对于汉语的掌握以及对于汉族文化的熟稔是辽与西夏建政之初得以较为顺利地移植中原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双语者而言，语际迁移是一个完全内在的过程，只有当其需要承担语际中介的职能之时，已经完成内化的异质文化才需要借由外化的译文完成转换的过程。尽管辽与西夏的职官体制设置更多地是由归附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知识分子完成的，但是辽与西夏的官职几乎完全采用中原王朝的官职名称，这一方面能够说明辽与西夏统治者长期沉浸在汉语（源语）文化之中，对于汉族政治文化基本要素的接纳并无障碍；但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一个问题，即契丹语（目标语）与党项语（目标语）词汇匮乏与文字阙如的现实已经极大地影响了辽与西夏对中原王朝文化的译介与内化。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翻译”中原王朝政治制度，引入汉族思想文化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契丹文化传统的解体。耶律阿保机“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7]（P.1006）的文化自省意识，“反映出了北方民族在接受汉文化时表现出来的矛盾心态和选择痛苦”[8]（P.72）。而这种矛盾心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契丹族与党项族建政之后立即着手创造本民族文字的动因。
根据《五代史》的记载，契丹文字的创制是“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7]（P.1005）而《辽史》则称，契丹文“大字”是耶律阿保机在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的帮助下创制的。西夏文的创制过程按照《辽史》与《宋史》的记载亦有不同。[9]（P.261-273）《辽史》载李元昊之父李德明“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箓”[10]（P.1523），而《宋史》则称，“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5]（P.13995）。契丹文、西夏文与汉字结构类似，书写方式也近乎相同，但契丹语、党项语与汉语在发音方式以及语法结构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以汉字为模本创造文字，对于记录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而言显然是多有不便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所以以汉字为模本创立本民族文字，“是民族强大后民族意识的驱动，可视为一种自觉的行为，而创字时受汉字深刻影响是客观环境所致，可视为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这就是西夏字（契丹字）既仿汉字但又处处不与汉字相同的根本原因”[11]（P.82）。耶律阿保机、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以及李德明、李元昊、野利仁荣等人都是通晓本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双语者，尽管在设计创制本民族文字时不得不借鉴成熟的汉字形式，但是，就其目的而言，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胡礼蕃书抗衡中国”[12]（P.152）。这与两宋王朝在翻译活动中尽可能矮化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一样，是“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13]（P.5）的重要表征。
二、两宋与北方民族族际交往中的翻译者与翻译机构
契丹、党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在两宋时期纷纷建立政权，打破了唐代以前汉族有关中国与四夷的想象。相对于北方少数民族区域的二元甚至多元语境，两宋地区语言环境相对单一，双语者数量也相对更少。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向南扩张的过程中与两宋王朝的官方接触，无论是数量还是层次，都远远高于唐代，这就对两宋王朝的翻译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宋的官方翻译活动的主管机构主要是国信所。国信所刚成立时仅有通事12人，译语殿侍20人。“通事是普通译员，而译语殿侍大约是最高级别的通事。”[14]（P.296）除了负责接待辽、金派遣而来的使节完成翻译工作之外，国信所的通事还要担任两宋派往辽、金的使团的翻译工作。
与两宋一样，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有通事承担对外交往中的翻译工作。契丹族建立辽朝初期，通事的地位是较为特殊的。“第一，他们均以武人的身份兼职从事翻译工作……第二，他们均直接听命于最高统治者本人……一般情况下，随侍于契丹主身边。”[15]（P.73）之所以通事在辽朝建立之初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这主要是因为语言文字在古代跨文化交际地区往往是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辽朝的契丹族或汉族通事“熟练掌握族际自然人文、历史文化及语言文字，形成具有排他性但又被中外上下认同接受的中介话语，能在语言翻译、文书译写中，传达国家意志、中央政令和地方权益诉求”[16]（P.199）。因通晓汉语，熟悉汉族文化，通事也“顺理成章”地担负着辽朝内部汉族事务管理者的工作，其政治地位是两宋通事不可比拟的。随着契丹族统治层汉语水平的提高，通事的地位也从君主近臣下降为普通译者。自辽景宗时起，通事隶属于枢密院管辖，高级通事称“契丹令史”。金朝的翻译管理体系受辽朝的翻译管理体系影响很大。据《金史·百官志》的记录，金朝尚书省有“女直（女真）令史三十五人……汉令史三十五人……省译史十四人……女直（女真）译史同……通事八人……高丽、夏国、回纥译史四人……诸部通事六人”[17]（P.1254），仅尚书一省就有翻译人员过百人，而在整个金朝中央机构中，令史、译史及通事的额定人数高达500余人[18]（P.26）。这一数字远远超过同时期宋朝国信所的通事数量。除了中央各职能部门均有令史、译史、通事之外，在地方各总管府、各散府亦配备了大量翻译吏员。金朝的官方翻译人员的工作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用女真文字翻译书籍，尤其是翻译儒家经典……另一类是随官员出使或在金代统治区域内各地方部门的做口头翻译工作”[19]（P.63）。金朝令史选任和训练极为严格，“省令史选取之门有四，曰文资、曰女真进士、曰右职、曰宰执子”[17]（P.1168）。“文资”与“女真进士”是金朝各省部令史的主要来源。所谓“文资”主要是指通过科举考试授文散官之后，由左司官推举进入各省的汉族吏员，“女真进士”则主要是通过女真科举获得进士身份的女真人。
三、两宋时期诸王朝的翻译取向与汉文化的一体认同
两宋译者与北方民族政权译者地位与职能上的区别，反映了翻译活动在不同政权中迥异的价值取向。两宋的翻译主要是政治外交活动中的口译与文书翻译，而北方民族政权的翻译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外交领域，更是对大量汉族典籍、规章、制度的全面翻译引进。
在辽朝建立之初，契丹族文化仍然带有明显的萨满教及摩尼教因素。但是，随着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视以及对汉族经典文献的翻译引入，契丹文化越来越多地打上了儒学的印记。为了增强自身统治权威的合法性，耶律阿保机提出“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公德者，朕欲祀之”[10]（P.13）的打算。对此，皇太子耶律倍称，孔子为大圣贤，受万世敬仰，应首先祭祀孔子。“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召皇太子春秋释奠。”[19]（P.1334）耶律倍之所以能提出建孔庙祭祀的建议，主要是因为其对于汉文化浸淫已久。耶律倍不但能用汉语交流阅读，更是从中原“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19]（P.1335）。通过对大量汉文典籍阅读，耶律倍颇工“辽汉文章”，并且有能力将汉文《阴符经》翻译为契丹文。两宋时期，辽朝对汉族典籍的搜集获取更为全面细致。苏辙使辽后发现，辽朝国内汉文典籍的流布极为广泛，已经到了“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20]（P.358）的境地，甚至于当知制诰聂冠卿以生辰使的身份使辽时，辽兴宗已经对他的诗文作品极为熟悉，当面夸奖他的作品集《蕲春集》“词极华丽”[21]（P.125）。汉文典籍文集传入辽朝速度快，要归功于当时印刷技术的发达以及宋辽和平时期边境贸易的繁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辽朝可以阅读汉文的双语者群体规模之大。随着契丹族文字的创立、推广，将汉文典籍翻译为契丹文逐渐成为契丹族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之一，辽圣宗耶律隆绪曾“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22]（P.80）。辽兴宗耶律直曾任用当时辽朝著名儒学家萧韩家奴为翰林，记录起居注，兼修国史，又诏令其“译诸书”，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19]（P.1450）。
如前文所述，契丹族建政之初，一方面不得不模仿汉族先进的政治制度，完成制度转型；另一方面文化自觉与自省意识又令契丹统治者对于汉族文化的“势能”优势极为警惕。而随着大量汉文典籍的引入和翻译，汉族文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契丹族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建政之初的蕃汉之别在辽圣宗统治时期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到辽道宗时期，有汉族学者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时“疾读不敢讲”，道宗谓之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22]（P.106）。辽道宗对于文化身份的认同不但不再视己为夷狄，更是以“不异中华”自居，这不能不说是契丹建政以来持续对汉文典籍翻译引入之功。
党项族吸纳汉族文化的态度也同样积极。李元昊之祖李继迁割据夏州，攻克灵州后，党项族与汉族的接触空前紧密。李继迁曾感慨，“（灵州）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进取之资，以成霸王之业”[12]（P.85）。李德明继承父业后，更是进一步模仿汉族礼乐制度，“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5]（P.14028）。到李元昊建立西夏国之后，党项族对于汉族文化的接受程度已经到了足以和党项族传统文化分庭抗礼的地步。李元昊不得不“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11]（P.118），建立“蕃学”及“汉学”两套教育选拔制度来培养官员，并有意将汉学置于较为次要的地位。尽管李元昊主持创制西夏文字的工作是出于民族文化自觉与自省的意识，但他也不可能忽视汉文化深厚的底蕴对于刚刚建政的西夏国的重要意义。在野利仁荣助其创制文字之后，便立刻着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5]（P.14045）。除此之外，在西夏文字逐渐推广以后，“西夏人用蕃字大量翻译汉文古籍，例：《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六韬》《类林》《黄石公三略》《孙子传》《十二国》《德行集》《慈孝集》等”[23]（P.6）。大量汉文经史典籍翻译为西夏文，为党项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全面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元昊之子李谅祚进一步“去蕃礼，从汉仪”“每得汉人归附，辄共起居，时制中国物，娱其意，故近边蕃汉乐归之”[12]（P.243）。到了西夏崇宗李乾顺继位后，西夏对于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推崇达到一个高峰。李乾顺在西夏翰林院“蕃学院”“汉学院”并重的基础上，采纳汉族御史薛元礼的建议，建立专门传授汉文儒学经典的“国学”。“蕃学院”也逐渐演变为“以西夏文字写作和翻译有关文书的机关”，而此时的西夏“蕃学”的基本任务，也转变为“以西夏文翻译汉文儒家经典，来教育官僚子弟”[24]（P.26）。
虽然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西夏文译本《诗经》等西夏翻译的儒学典籍义训正误的详细考察，发现西夏翻译的典籍中有不少对原文的误解，甚至是重大失误，由此认为“西夏知识分子对于《诗经》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熟悉，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古典文学没能成为党项文人文学的滋养”[25]（P.17）。但当时的西夏有能力将北宋荆公学派著名学者陈详道的《论语全解》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而不是采用中原传统的何晏注本《论语》，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西夏政府为了彰显自己的本国特色而有意进行的标新立异”[26]（P.82），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西夏对于汉族儒学发展的掌握与了解是实时的，通过对汉文儒学经典的翻译引进，西夏已经达到了和北宋文化发展与时俱进的程度。
与女真族、党项族一样，女真族在建政之后，很快也模仿中原王朝建立起选官任用的科举制度。尽管在金世宗“面对女真人汉化倾向的日益明显，为了保持女真民族传统文化，提高女真民族文化素质和自我意识，掀起了发展女真文化教育的运动”[27]（P.100），但是，据《金史·选举制》记载，“女直（女真）学，自（金世宗）大定四年，以女直（女真）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17]（P.1161）。由此可见，虽然金世宗提倡女真学，但“女真官学使用的教材是用女真文字翻译过来的经书”[18]（P.64），而翻译儒学经书的大多是金朝译经所的女真令史及译史。从这一点来说，金世宗时期排拒汉族文化的努力，因其又必须借助翻译成女真文字的汉族典籍完成对女真贵族子弟的教化培养而必然归于失败。女真族的汉化和契丹族、党项族的汉化一样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趋势。当时金朝译经所翻译的汉文书籍，从《易》《书》《论语》《孟子》等儒学经书到《新唐书》《唐史》等历史典籍无所不包。①除了译经所之外，金朝的国史院与翰林院也承担了一部分翻译工作。在金世宗时期，契丹大小字仍然流行，国史院书写丞耶律履因“善契丹大小字，译经润文旨辞达而理得”被“锐意经籍”的金世宗诏令“以（契丹）小字译《唐史》。成，则别以女真字传之，以便观览……书上，大蒙赏异，擢国史院编修官兼笔砚直长，改置经书所，径以女真字译汉文”[28]（P.1555）。由耶律履的境遇可知，虽然“契丹文明曾高于女真文明，所以女真人对契丹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继承和吸收”[29]（P.49），但是所谓契丹文明是建立在对汉文化吸收容纳的基础上的，而当女真文字进步到可以直译汉文的程度，女真族也开始转而直接从汉文化中吸收养分。随着女真族对汉族文化的熟习，契丹文字也正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金章宗明昌年间，金朝正式废止了通行多年的契丹字，转而完全以女真文字翻译汉文。
相对于各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翻译引入的积极态度，两宋对于翻译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成果的态度则相对保守。终辽一代，传入中原地区的契丹典籍仅有《龙龛手鉴》等工具书及部分佛经。②辽亡之后，一些官方文书，如《契丹实录》《契丹会要》等，才为宋人所得。宋仁宗与宋神宗都曾颁布书禁，严禁民间私印图书贩与“化外之人”③。当时华夷意识之严重，甚至到了宋朝使节会因为曾用契丹语作诗而致祸遭贬的地步。④两宋时期，“华夷之防”之所以远胜前代，是因为两宋面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政治与外交的挑战不断遭受挫折之故。这导致了“国人（宋人）仇视外族及其文化的态度日益坚决，相反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热爱，逐渐建立了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30]（P.33）。尽管在政治外交上不断失败，领土也逐步丧失，但是两宋的文化仍然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文化位势。“较高的文化更容易流向较低的文化。”[31（P.74）这也是北方少数民族译者地位相对更高，翻译成果也相对更丰富的根本原因。这也使得两宋时期的民族文化融合有着非常明确的指向性，北方各民族通过对翻译成果的学习接纳，形成了对汉文化单向度的一体认同。
四、两宋时期翻译活动在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翻译史有过三次高潮，分别是东汉至唐代对佛经的翻译；明末清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翻译；“五四”时期对西方近现代思想的翻译。如果将视角局限于“中国对外国文化的引入”，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特殊的民族“共同体”，其形成与融合“应有重要的媒介起着连接两个甚至多个民族的作用”[32]（P.168）。而在两宋时期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中，各个民族政权的翻译群体及其翻译活动正是在文化上连接“两个甚至多个”民族的重要媒介。在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王朝互学互鉴，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共同缔造中华文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33]（P.1）。汉民族悠久且丰富的文明成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翻译为多种文字，跨越政治隔阂，突破文化藩篱，为各民族所熟悉了解，并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同步共生、互为因果的，只有在中华大地特有的以文化划分人群的传统话语体系下审视，才能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一个客观、完整的诠释。”[34]（P.1）党的十九大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即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共同的社会心理与民族心态，就是要为中国各民族构筑“共有的精神家园”。⑤中国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从未间断的文化交流融合中逐渐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发展的过程。在文化思想与政治构造两个领域内实现中国认同，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精神家园”的先决条件。而两宋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先后崛起，在打破唐代以前中国“天下”传统国家观念的同时，也第一次让中国人产生了“中国”的空间意识与文化意识。⑥在“中国”的空间疆界与文化疆界之内，各民族政权就文化的继承与“道统”的合法展开了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使得不同民族语言承载的民族文化融汇为中国的文化，不同民族的王朝疆域缔造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疆域。各民族政权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为元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民族间的互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5]（P.76）。民族间的互动，无论是经济互动、政治互动，还是文化互动，都离不开翻译这一最基本的工具。翻译“引进知识，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在特殊时期甚至能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与变革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36]（P.3）而两宋时期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中国各个民族完成了“中国”这一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中国”意识也成为了各个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意识。从这一点来说，翻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两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翻译史上也因此应当有更为准确的定位。
注释：
①《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②《龙龛手鉴》为辽朝释行均所做的字书，原名《龙龛手镜》，宋本为避宋翼祖赵敬之讳，刻印时改为《龙龛手鉴》。
③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九。
④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
⑤参见龙金菊，高鹏怀《民族心态秩序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路径》，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2期。李大龙《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与建设途径探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⑥参见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载《文史哲》，200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Wolf·Michiaela.Culture as Translation and BeyondEthongraphic Models of Representaioni in TranslationStudies[C]//In Hermans，Theo（ed）.Crosscul-Trual Transgressions：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Theo（ed）.Crosscultrual Transgressions：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Ⅱ.Manche-ster：St.Jerome，2002.
[3]佟建荣.论辽夏金文化中的两种传统[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4]何天明.辽代南面官探讨[J].内蒙古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2）.
[5]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吴书芳.从中国近代翻译史看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内化与规约[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7]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宗喀·漾正冈布，刘铁程.契丹文化变迁与早期政治[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9]聂鸿音.西夏《文海》和中原韵书[M].王启涛.中国语言学研究（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10]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于宝林.西夏、契丹文字的比较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1996（3）.
[12]吴广成.西夏书事[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13]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J].文史哲，2004（1）.
[14]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G]//张希清.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5]徐世康.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8.
[16]彭福荣.话语即权力：通事何能参与中国土司政治[J].青海民族研究，2021（4）.
[17]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王雷.金代吏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0.
[19]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0]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之一“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G]//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2059第9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2]叶隆礼.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3]米晨榕.西夏教育刍议[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
[24]张迎胜.儒学与西夏文化刍议[J].宁夏大学学报，1995（2）.
[25]聂鸿音.西夏译《诗》考[J].文学遗产，2003（4）.
[26]聂鸿音.西夏刻字司与西夏官刻本[J].民族研究，1997（5）.
[27]兰婷.金代教育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
[28]元好问.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G]//张金吾，金文最.北京：中华书局，1990.
[29]夏宇旭.略论金代女真人对契丹文化的承袭[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30]傅乐成.汉唐史论集[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31]马瑞江.文化交融、变迁与多民族一体化的历史进程[J].宁夏社会科学，1997（1）.
[32]王善军，王道鹏.从族际交往到一体认同——20世纪以来的宋代民族融合研究[J].安徽史学，2015（1）.
[33]史金波.深入推进宋辽夏金史研究的思考[J].河北学刊，2020（5）.
[34]李大龙.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与建设途径探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
[35]袁琮蕊，于涌泉.论辽宋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36]许钧.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J].当代外语研究，2017（3）.
责任编辑：王启涛